因为金宇澄的《繁花》，评论家吴亮动笔写出小说《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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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金宇澄的《繁花》，评论家吴亮动笔写出小说《朝霞》 徐明徽

在1980年代曾以犀利敏锐著称的文学评论家吴亮，在年过花甲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朝霞》——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隐秘的上海，一群无处藏身的人，被称为是一部“敏感与自觉心灵的精神史”。

这是一部难以分类的城市小说：邦斯舅舅千辛万苦从青海劳改农场回上海见朱莉，马立克逃出新疆，“牛皮筋”似乎哪儿都去不了，沈灏沿着长江深入测绘的同时逐步深入自己内心，面对因母亲和同学父亲私通而产生自卑感，马馘伦、何乃谦和浦卓运三位老知识分子私下又究竟在讨论着什么……

6月11日，吴亮与刊载该篇小说的《收获》杂志编辑走走做客思南读书会，围绕这部新长篇，与读者交流了看法。

几经修改的作品名

促使吴亮下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茅盾文学奖得主、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

“我们是同时在一座楼里待了30年，他总说我肚子里有很多东西，盯着我写下来”，但吴亮却仍有一点纠结，“据我们业内人士说，评论家写小说一般是失败的，这是很大的风险，而我很要面子。”

吴亮笑称，为了保护面子，遂决定也在弄堂网注册一个笔名开始写作。除了版主，没有人知道这个贴主就是评论家吴亮。《朝霞》的第一个名字，是《昨日不再来》。写了几章后，友人觉得这名字太俗气。

“恰好写到马立克、邦斯舅舅这些身份可疑生活奇怪的人都回来了，于是我就想到‘无处藏身’这个名字，也会有一些悬念感。”吴亮说。

但最后为何定名《朝霞》？吴亮说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小说结尾主人公阿诺脑海中响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这首歌是我、我们这一代人进小学后都要唱的，由马思聪作曲，郭沫若作词。‘文革’开始以后，少年先锋队就没有了。我想我的小说结尾应该在黎明或者是早晨，1976年‘文革’结束，是一个新的黎明的到来。”

另一个原因是，吴亮非常喜欢的一句印度古诗，也曾被尼采引用在他的哲学论集《朝霞》的扉页：“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天空。”

在开放过程中写作

由于小说一开始是匿名写作，吴亮说自己写得很放肆。写到十万字左右，有点像样子了，吴亮就给《收获》的编辑走走看了，走走希望吴亮慢慢写完，并答应做小说的编辑。所以在之后的写作中，写多少吴亮都会给走走看。

“可以说这个小说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写的，不是关起门来的。刚刚过世的陈忠实老师写《白鹿原》，就是在闭关的状态下写成的，写完拿出来一下子就轰动了。而我不是这样，我生活在上海，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内心活动与日常生活会混杂在一起。”吴亮说自己写的时候经历了5个月的分裂状态，“写到一半后，这些虚构的人彷佛每天都跟着我，我必须记住他们前面做了些什么，今天又要做什么。”

写作中，也曾发生过写了一半甚至写了大半的文字突然消失的恶梦，比如网络突然中断，还有节假日在办公室写作，天黑了，值班人员不知道吴亮还在办公室写作，把电闸拉了。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段写阿诺与马立克在197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于上海图书馆阅览室邂逅，他们后来成为忘年交。那个渐渐暗下来的阅览窒里只剩他们两个人……这一幕我无法再描绘出来了，《朝霞》中没有这个场景，因为我把它给丢失了！丢失的这一节对我打击很大，沮丧了好几天，那段文字不是很长，但印象中非常美，一种空寂的美，二层楼的阅览室天花板很高，很空旷，六点关门，五点三刻开始关灯了，惨淡的日光灯一排一排一盏一盏关闭，他们才同时发现了对方。”吴亮后来再找不到那个语感，决定留下空白。

小说走向尾声阶段时，吴亮说自己完全沉浸在一种着魔状态，那几个角色似乎自己在讲话，而他不过是在记录他们的即兴对白，“我好像根本没有动脑子，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事后我回忆那个过程觉得十分神秘，谈不上是灵感，就像是一种我在1980年代读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感觉），但是意识流小说通常是纷乱跳跃的，我的那些类似舞台对白的写作却非常合乎人物的性格逻辑，完全不是那种紊乱的自动写作，这真让我吃惊。”

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

《朝霞》字里行间弥漫着对上海的地域情感，但其实这里几乎没有一条弄堂是真实的，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被读者猜测是谁或是谁的影子。漂浮的人们，断裂的秩序，恰如《朝霞》穿插跳跃的碎片式结构。吴亮笔下的人和地点，游走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勾勒着上海1970年代的特殊回忆。

“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读者能够想起那个年代，想起自己身边的朋友，你们分享过哪些书、讲过哪些话、偷偷爱过哪个邻家女孩？在那个年代，你们胆小如鼠，有时候却讲出危险的话。”

吴亮说，他在记录一个历史的变动，一种巨大的震荡：“不管每个人对现在的社会、现实、生活持有什么看法，那个时间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必须写下来的原因。”

吴亮说在《朝霞》中虚构出的几个知识分子人物，他们的讨论争执、观点思想，在高压时代下对国家的忧虑，与我们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不会刻意去提‘文革’，因为政治总要过去的。从文学角度来看，比如法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小说，现在读者不会说它是巴黎公社的作品。”

吴亮很喜欢“对话”这种形式，在小说中少有直接的心理活动描写，仅仅通过一些信件和日记留下人物的内心痕迹。但在《朝霞》中他会把人物的对话像剧本一样呈现出来，而不是糅杂到故事情节中。

“小说中我用了大量的对话，对话有两种。一种是众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不用引号断开，全是逗号，是非常零碎的日常对话。另一种是带有戏剧性的，我把几个人的名字都放在前面，众声讨论问题，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个时刻他们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吴亮说他想通过主要人物的谈论，去表明不同的姿态，甚至会产生相反思想，而这是必须的，因为世界很大，每个人都不一样。

据说，吴亮“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构造了一个大世界”。走走提到编辑两个例子：一只猫的主人被批斗后自杀而亡，这只猫像狗一样忠诚地围着主人的老房子转。吴亮通过几句简单的描述，就让读者感受到了主人的人生轨迹。再有，主人公阿诺回到家发现窗台有信，他很奇怪，而且隔了一天，第二封信就来了。阿诺在想，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心事要讲？但阿诺并不知道寄信人在七年前“文革”刚开始时就已自杀。

走走向吴亮发问：“这个小说用了大量琐碎的、充满人间温度的生活细节，用一种微观的方式还原了一个年代宏观的温度。你没有用任何残酷的事情，而是用这两个细节去回忆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处理？”

吴亮倒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会问生活的来龙去脉吗？小说里出现猫的地方很多，我家的二楼就有人养猫，记忆中那时候上海人养的大多是野猫。我小时候很怕猫，顽皮时也踢过猫，有时候到同学家玩，门口有猫我就不敢进去，写作中可能是有意识带出来的。小时候的老房子没有信箱，信则是从窗外扔进来的，当时经常有一封陌生人名字的信投递到我家，我对陌生人的信产生了好奇，这其中是不是有秘密？当然我没有拆过人家的信。所以在小说中，我也有用意在其中，不过我没有想太多，小说里邦斯舅舅给阿诺寄了两封信，第二封信后来就没交代，一封信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个情况生活中也常常发生。”

走走提问：“你如何概括那时候的上海，你觉得上海的精气神和北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上海会有《繁花》、《朝霞》这样的小说，上海是怎样的城市？”吴亮回答：“如果我不写《朝霞》，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评论家。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小说家了，一般小说家比较感性，他沉浸在人物中，我现在还沉浸在人物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中，现在理性思考能力明显下降了。他们在批评我、提意见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来消化他们的东西，假如说我马上要反弹，我没有能量了。”

“我只是写出了一部小说，也许有些人喜欢，也许有些人喜欢其中一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这样一个会见结束后，就要翻过去。你们的生活就像我的生活，不管写不写，在你心里的东西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假如说有机会把它写出来，那是一种幸运，有读者则更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