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复兴工匠精神才能成为创新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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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复兴工匠精神才能成为创新大国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不从经济角度、技术角度讲“工匠精神”，主要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一下“工匠精神”。

山寨大国源于传统工匠精神的丧失

李克强总理把“工匠精神”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最近对“工匠精神”有一些讨论，但是“工匠精神”不能仅仅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只与技术有关、和经济有关。实际上既然谈到了“精神”，它就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一定是文化。所以我今天重点要从文化的角度谈一谈何为“工匠精神”，怎么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意味着什么。

中国在全世界已经崛起，在GDP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成为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既是世界工厂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说中国是“山寨大国”。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模仿能力也很强，但是现在中国现在有多少自身的创新？有多少工艺？这个恐怕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因为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形象，就像几十年前的台湾货一样，价廉未必物美，用了几年东西就坏了。

我们怎么能像德国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工艺的大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国？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转型。在这个大的转型里面，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工匠精神”恰恰是要实现转型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元素。首先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意识到“工匠精神”，这不是一个解决技术的低层次问题，这是一个有很高层次的重要问题。

讲到“工匠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有四大阶级“士、农、工、商”，“士”是士大夫特权阶级，“农、工、商”阶级里面“工”竟然在古代中国排在商人前面，仅次于“农”。那个时候的“工”是手工业者，古代中国的这些手工业者是有他们的精神的，这就是“工匠精神”。中华五千年文明非常灿烂，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非常灿烂的物质文明，而这个物质文明里面有很多都是世界瑰宝。

雕琢出这样的精品是今天人做不到的，那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一定有市场需求，这个需求和当时的贵族有关。当时的士大夫、贵族大商人他们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需要养一批工匠，来能够打磨出来今天成为文物的这样一些瑰宝，这是一个需求。第二个需求就是宫廷，宫廷也要养一些手工业者，然后能够生产出一些顶尖的玉器、陶器、金器等，以显示皇家的气派。

所以在传统中国你们可以看到，工匠精神是存在的，一个手工业者、一个匠人，他自身最大的尊严是他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最后被宫廷或者是哪个贵族所收藏，这是他一个很高的成就。

“工匠精神”追求的是自身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市场的价值。到了今天这种追求已经失传了。特别到了20世纪以后，这追求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首先1911年推翻了清朝，没有宫廷了。然后又杀了贵族，各种各样的贵族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了，高端工艺品的需求减少了。

特别是1949年以后，由于我们闭关锁国，限于长期物质的匮乏，普遍的生活贫困，重要的问题变成一个叫“急剧增长的人民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矛盾”，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要生产出那些在技术上、专业上精益求精的产品，而是为人民大众他们的一般生活需求的产品。在这种背景里面可以看到，“工匠精神”已经开始慢慢地丧失了。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剧变，市场经济以后，整个氛围追求GDP量的增长。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家追求赚快钱，他们注重的不是产品的价值本身，而是它的市场价值。怎么多快好省地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品的市场价值远远压过了产品本身的价值，这就刺激了许多假货、伪劣产品，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山寨大国”观感。

不是中国文明里面没有这种精神，而是这种精神被压抑了，今天怎么把他重新召唤回来。

什么是“工匠精神”，它如何改变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工匠精神”呢？怎么理解呢？当然从技术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主要想从文化角度来谈一谈“工匠精神”何为。

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专业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做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分析，他发现现代商业文化管理制度不是发源于地中海和威尼斯而是发源于荷兰和英国，这和宗教有关。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的宗教伦理当中，人是有罪的，在现实世界是一个黑暗之城，上帝之城才是光明之城。所以人活在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赎罪，最后进入天堂。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成就越高，你们越说明你是罪人。“富人要进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这种背景里面谁愿意去赚钱？

但是17世纪新教出现以后把这些都改了，因为在荷兰和英国的新教看来一个人谁能进天堂这是命定的，命定以后你怎么来显示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呢？就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成就，成就越高越能证明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你有可能进天堂。所以新教国家的人开始改变了，为了进天堂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

现在的人赚钱是为了享受，为了积累财富，甚至非理性地积累财富。刚刚揭示出来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贪污了2.5亿，这个2.5亿他子子孙孙像愚公移山一样吃不完用不完，贪腐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了，但是最早在清教徒看来，赚钱仅仅是为了进天堂，所以韦伯用了一句话“入世禁欲”，他们积极地工作，但是竟然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对于自己的欲望极其克制的人。美国最早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老福特，那个时候已经是亿万富翁，还是穿了一双破皮鞋，一身旧西装，每天早上喝清咖啡、吃黑面包，这是他清教徒一生的生活，他赚钱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是上帝最好的选民”。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有点像19世纪的英国，就是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增长，用今天的话叫做“野蛮生长”。但是与“野蛮生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很像，虽然都有一点野蛮生长，那个资本原始积累，羊吃人也是很可怕的，当时马克思极力批评了当时资本主义早期的黑暗和野蛮生长。

但是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是很保守的，他还有一套宗教观念，可以称为《有信仰的资本》，这是英国的一本书，介绍了19世纪英国十几个著名的企业，比如说今天很熟悉的联合利华。这些企业拼命地赚钱，赚了这么多钱又不消费，就做公益慈善。因为公益慈善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要求做。所以这是“有信仰的资本”。

我们今天说的这套现代企业制度，那种拼命地赚钱，但是早期有一个宗教伦理在制约着他，这和后面不一样，后面当然今天西方也和中国差不多，“入世纵欲”了，宗教已经退潮了，更多的人进入消费主义，特别是1929年资本主义之后消费主义成为主流，如果消费疲乏，经济就要出问题。

到了后面慢慢的整个社会开始世俗化了，很多人不信教，不可能都是为上帝工作，很多人不再有宗教信仰了。支撑你拼命地工作这种精神哪里来呢？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饭碗，这是一个职业”，这是大部分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但是工匠精神的背后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另外的东西叫做vacation“志业”。与你内心的志向有关，志业可以说是天职的世俗版本，你不是为了混口饭，为稻粮谋从事自己的工作，你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一种召唤在从事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就叫做志业，工匠精神就和志业有关。

什么叫志业，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他有本名著《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彩观点，他说虽然人都追求利益，但是有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叫外在利益。外在利益是对权力、财富、知识的追求，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身外之物”，外在利益的特点是可以替换的，比如教书的下海经商。

但是麦金太尔讲，他说还有一种利益叫做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就是“金不换”，就是你所追求的那个利益其实也是不可替代的，“非此不可”，是你内心渴望的，他不是为了换取一些很具体的身外之物，是为了满足内心他觉得一种好的生活，我觉得只有从事这个，我觉得才是我内心的渴望，这就叫作内在利益。

志业vacation是什么，vacation就是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在利益的那个职业。聪明人通常能够从事好多工作、好多行业，干什么都灵，但是往往有一些人觉得他有自己内心独特的追求，觉得只有干这个他才过瘾，这就是他的志业。“工匠精神”恰恰他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种志业，这种志业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专业精神。钱不是主要的，我愿意不计功利地投入把它做到完美，因为这是我的内在利益，这就叫做专业精神。

今天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中国今天到处崇拜的是财富，而不是有特殊技艺的工匠。 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都是财富的排行榜，好像谁拥有最多的财富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种普遍的工匠精神，我们今天缺的是专业技术的排行榜。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人”，各行各业的竞争背后谁能笑到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具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财富、金钱，而是最后能够看重在自己行业里面能够领先的人。华为不上市我觉得是对的，一上市就要受到股东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利润报表，就受到了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不上市，压力会小得多，会专心致志地来追求自己的行业和专业技术那个内在的价值。

第二，工匠精神是一种信仰。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在我看来工匠精神还是一种信仰。我前面讲现在的企业这套制度竟然是从新教伦理里面脱胎而出的，他就和宗教有关，宗教是一种信仰。这里我要引用20世纪大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学之于我，不仅是兴趣，而且是信仰。”这句话我看到以后，有一种触电一样的感觉，要支撑你从事一个专业，乐此不疲地受到各种挫折还愿意钻研下去，与它终身为伴。有时候仅仅靠兴趣你是撑不住的，兴趣是可以发生转移的，但是一旦兴趣成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换了。“工匠精神”对于工匠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信仰。

我们都非常喜欢苹果手机，乔布斯把苹果的产品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做到了极致。这个产品不仅在技术上是极致，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品，从技术和艺术来说都是完美的。有一个词叫做“技艺”，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既是技术又是艺术。他在技艺的层面上做到了完美和极致。

一个产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阶段之后，每提高1%，他的投入可能就不是1%，而是10%，甚至更多，是以几何基数增长。一般人如果只追求市场的价值，会觉得得不偿失，但是乔布斯的逻辑不是商业逻辑，他就是一种工匠的逻辑，他的动力就是对内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产品从技术和艺术都做到完美和极致，所以今天才有一个无人可挑战的苹果，那个永远都让人怀念的乔布斯。

大家都说年轻人要有理想，世俗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什么？我们不必提得太高，一讲到理想主义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圣人、有家国天下情怀，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从你脚下这块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理想主义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种专业精神、志业精神。

要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你要对自己的领域、对工艺的敬畏感，当然要有竞争，但是仅仅有竞争是不行的，我们以前很相信市场，觉得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自然的只要是市场的自由竞争，自然而会产生优质的产品。但是如果缺乏一种工匠精神的话，在野蛮生长的市场早期阶段，胜出的可能往往不是那些工艺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滥造的，“劣币淘汰良币”。

韦伯就讲，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的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只生产，不问最后生产出来，比如原子技术，最后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现代人普遍的行动方式都是工具理性，当然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财富、今天的技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爆发性地增长。

似乎追求财富、追求所谓欲望的满足成为我们唯一的生活目的，随着人类财富的增长，我们拥有物质的增加，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价值理性会问的问题，而工具理性不会问这个终极的目的为何。

涉及到各个行业的生产开发，当我们仅仅是为了盈利、为了赚快钱，为了市场的需求，这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但是，我们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终极性的目标今天却被淡化了。一旦每一个行业他自身的行业内在的价值被淡化以后，这种工匠精神因此就衰落了。

电影《百鸟朝凤》里老唢呐匠说：吹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那是吹给自己听的。《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国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导演吴天明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工匠精神的匮乏。

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创业，你仅仅有工具理性可以创业，但是创不了大业。创不了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种真正的大业。为什么？创大业的人是要有梦想的，马云有一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这句话是对年轻人讲的。

前不久发生了一个大事，阿尔发狗打败了人类，在人与机器的围棋大战里面，这个事情轰动了全世界。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了，谷歌是一家什么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的人负责赚钱，90%的人负责胡思乱想和科技创新”的公司。谷歌是这样一家公司，他不是赚快钱，他不是把所有的主要精力都是用于赚钱，他造就的梦想，这就是人类的梦想，开发出以前人类都难以想象的，连科幻作品只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梦想，他要努力地实现它。大部分可能都失败了，但是实现的那部分震撼了整个世界，可能将会改变人类这就是一个有梦想的公司，有梦想的人，最后是创了大业。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创业需要什么样的禀赋呢？韦伯曾经讨论过政治家，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禀赋：

第一，价值理性。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就是一个大政治家必须要有信仰、有梦想，这种梦想是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的。像奥巴马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间他要推行全民医疗改革，这个差点让他下台了。

第二，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并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责任伦理。一个政治家不是教徒，他还要有现实感。当我在实践我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你要对你的结果负责，一旦你会发现这个结果伤害到了你的信仰，我就要因此承担责任。

第三，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

在我看来一个有工匠精神的创业者，不仅仅靠一种献身精神、责任伦理，而且需要第三条，那种冷静的判断和洞察能力。这三种禀赋和气质，才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创业能力。

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专家，做研究、著书只是为了稻粮谋，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为了换来职称、收益、课题。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把专业的事情当业余做，就没有上班下班了，因为这就是你喜欢做的事。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标准不是外在的、市场的、世俗的标准，多少财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个自在的、自我的标准，“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今天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工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马成功。比如我们接课题要求三年，最多五年必须完成。谁都不是傻子，我当然不会报一个风险大的项目，就弄一个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好像有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不失败的平庸项目。

今天中国对于科研的投资，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但收获甚少。最近大红大紫冒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河北科技大学，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副教授韩春雨，他带领自己小小的团队发明了一种第四代的基因编辑技术，发表在世界顶级的《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据说很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韩春雨只有50万科研经费，实验室也很简陋，团队更是很寒酸。如今媒体蜂拥采访他，追问他成功之道，韩春雨说，我十年没发表论文，河北科技大学也没有把我除名，给了我宽松的、自由的研究环境，养着他。

韩春雨本人也非常淡泊，认准一个方向，在实验室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证明，玩出大东西的都是“傻子”，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国的“傻子”太稀罕了，“聪明人”太多了！

第四，工匠精神追求的是卓越。

工匠精神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品味，你要做出优质的产品，首先你要知道何为卓越，何为平庸，要有专业的品味。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只讲多快好省，是不讲品味的，只讲市场价值，不讲专业的品味。比如在大学里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师和学生发表、发表、发表，但很多学者连基本的专业品味都不具备，你还指望他能够出什么卓越的成果？还能带出优秀的学生？在我看来，这种以发表为核心的培养工程应该降降温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多地应该放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品味上。

品味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不在格局，而在细节。中国人格局很大，但细节粗制滥造。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在细节上下功夫。

无论是卓越的产品还是创新的产品，最后都离不开工匠，需要有一批在专业行业里面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独特性的工匠来努力，而这种努力需要很多改变，首先要从教育开始着手。

中国需要振兴职业教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过时了

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一条羊肠小道高考，但是你在德国、日本这些工艺大国教育是双轨制，你读书读得好可以高考，但是如果你不是读书的料，喜欢当工匠，没关系，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乃至于高等职业教育，让你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在欧洲，德语国家也非常尊敬匠人，所以德国的工艺世界第一，瑞士的钟表至今无人匹敌。这些国家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世界上还有一个竞赛一般人很少了解，叫做“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德国在世界技能大赛里面囊括过所有的金牌，遥遥领先。这个技能大赛到去年已经43届了，这几届中国选手也拿了几块奖牌，但中国的媒体很少报道，可能觉得“这玩艺儿，蓝领的活嘛。”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坐办公室的，或者在实验室的，在商务大楼里面的。在现场的电焊工，再怎么伟大，也没有人看得起。

前不久山东的蓝翔高级技工学校一下爆得大名，因为他们的校长对学生说：“你们要有出息，如果你们不好好学本事，我们就和北大清华没什么区别了。”虽然蓝翔培养的开挖掘机的毕业生收入未必比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低，但依然赢来社会一片嘲笑，蓝翔出名，似乎是一个笑话，但是，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像蓝翔这样的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高级蓝领的市场需求缺口很大，而一般白领严重过剩，但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要考大学，不愿进入职校。这里面有一个“丈母娘价值”：宁愿将女儿嫁给穷白领，而不嫁给富蓝领。为什么？因为从孔夫子开始，就把人分成两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怕再穷，白领也是“治人”者，是管理者；而再富的蓝领，也是“治于人”，是被管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文凭社会，有大学和研究生文凭的白领以后有希望升迁，而没有大学文凭的蓝领永远是打工的。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形成了中国人非常顽固的价值。

价值观的改变，要从改变制度开始，特别从教育制度开始。要尊重工匠，尊重手艺人，尊重工人阶级。首先要给他们的劳动以合理的、体面的报酬，尊重他们对社会的独特贡献。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举一个例子，苏州的双面刺绣很出名，但前几年找不到好的绣娘，因为绣娘都面向市场，拼命提高产量赚快钱。现在有一些收藏家，就将苏州最好的绣娘养起来，不给她定指标，每年给她固定的收入，让她按照专业的内在标准，不惜工本绣出最好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令人可喜的变化正在形成新的趋势，注重专业、注重内在品质的工匠精神正在市场的夹缝里面慢慢生长出来，有了工匠精神的复苏，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山寨大国慢慢转型为一个工艺大国和创新大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要有耐心，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从制度变革开始，形成尊重工艺、尊重工匠、追求专业品味的好风气。

（本文由凤凰网大学问根据许纪霖老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演讲整理发布，感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