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从“边缘革命”到国家财富

管季超0712

民办教育：从“边缘革命”到国家财富时间:2013-09-2   来源:广东民办教育协会                                                                                           张铁明

         我国开放改革之初五大“革命性”改革，除了恢复高考制度是党和政府倡导并为“主角”的以外，其它的四个领域的革命“主角”则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如，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悲催而勇敢按下手指模时，就悄悄地开启了我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当城市的千百万“待业”的游民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就有了充满屈辱的“个体户”撞开了一条城市改革新路；当成千上万的为改变生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偷渡到香港时，也才有了“经济特区”这一丰碑的竖起；当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农民眼光转向更高收入的非农业生产时，也就在国营企业“霸主”的不经意瞬间，诞生了无数的“洗脚上田”的人举办的乡镇企业，拓开了中国工商业崛起宽广路径。这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所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是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民间“草根性”改革，却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满活力和原动力的一种坚韧市场力量。
       中国民办教育起始于1979年前后对回城知青的业余培训与补习。1984年农民万元户申浩举办的广东云浮“私立申浩小学”、民进广州市委举办的“民进培才高中”和公办教师汤有祥“下海”举办的浙江“安吉上墅私立高中”等，开启了我国民办学历教育之先。其实，中国的民办教育崛起也是自下而上的一次非政府自觉主导的“边缘革命”。它的最初产生是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的一种无奈选择---即由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实际需求促成或产生的革命性行动的非组织现象；如果没有政府后来的“觉悟”，它完全可能是自生自灭或被体制性歧视摧毁掉的的阶段性、个别性、区域性的脆弱骚动。
       民办教育发展与经济领域的四次革命一样，这些“边缘性”主角一开始或多或少都被政府所忽视，但逐渐多的“边缘革命”肇起的影响则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均出现过由政府或意识形态从打击或阻碍、限制、歧视，到默许、引导、促进和扶持成势，并逐步规范的一个艰难成长过程。
       三十而立。经过30多年泪与火的淬炼，在纪念《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十周年的今天，中国的民办教育不能再被“边缘化”。我们不能因为她属于社会 “草根性” 的需求自觉而给予歧视。如果我们还是象以前对待分田到户的农民、城市个体户、乡镇企业和逃港者那样的鄙视、抛弃或阻碍、打击的态度来对待民办教育，那么民办教育不但没有今天，更不可能有什么明天，自然也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矗立在共和国土地上的全国14万所民办学校，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国有”学校，是国家的巨大公益性财富，即政府虽不拥有它，但国家拥有了它。中国民办教育已经到了谁也伤不起的时候了。全国民办学校已积累的学校固定资产达4000亿元（单广东就超过300亿），每一年3900万民办学校学生为政府节省出的财政性教育经常费至少近2000亿元。但就有的政府部门愿意对办学者的回报一一抠算细帐，以一叶障目。
       政府不能只是“公办”的政府，教育局、财政局不能仅仅是“公办”的教育局、财政局！各级政府首先要带头解放思想，一定要学会算政府财政在教育投入上的大帐，要“坦然地”去落实民办教育的“国民待遇”，并能以公共资源扶持政策为杠杆，去促进民办教育的改革和健康发展，以建立起了公、民办教育平等共进的国民教育体系为目标。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仍再一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也是民办教育发展政策制定的一个不可忘弃的最基本立足点。当绝大多数人都还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政策目的就不能要求民办教育举办者和民办教师都是无条件的教育奉献者或义务劳动者。
       回望30多年民办教育的历史，可以看到，今后的新政策应有着新的考量标准就是1、是否能促进整个民办教育做大、做强、做优；2、是否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3、是否能让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稳定、有尊严、活得安心；4、是否能让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及其子女愿意选择民办学校就读；5、是否有利于整个国民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
       近几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多次提升发展民办教育的机遇。可以肯定地说，能撬动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的关键，就是用制度来让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树立利义协调的全新教育价值观导向。党和政府是领导者，关键是“领”之、“导” 之、用之，而不是妒之、困之、夺之。撬动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的“杠杆”一定是符合“初级阶段” 的利义最佳契合度，“支点”就是可前后移动的政策智慧，“手”就是市场。市场是一个利益机制，也是一个集体学习机制，它为参与的所有角色提供了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利益平台。当然这种学习机制的前置条件是，在保障与平衡民办教育法规各个主体利益的同时，无论学校选择“事业单位”（非营利性）或“企业”（营利性）转制分类时，要能保证举办者的长期治权，而且学校的现存所有资产都能继续为教育可持续发展所用。
       我们一定不能一边提”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同时又制定出促退民办教育的歧视政策! 只要是在学校里读书的，都是共和国的孩子。你可以不喜欢资本主义、不喜欢资本家、不喜欢资本；但是你不能“高尚”到不喜欢用这“资本”建立起来的学校以及在学校里读书的“共和国”的孩子们！爱孩子们就要爱他们的老师。
       政府年度教育经费增量，要统筹考虑公办和民办教育发展需要。要设立民办教育专项资金，把财政支持列入政府年度预算。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将是新一阶段、新目标的突破性革命。它将是今后几十年里的民办教育充满活力的最关键一个政策要素。
       当然，董事长一定要“懂事”，要做一个懂得教育的举办者，并向“教育家”方向靠拢。要争得“主流教育”地位及其“国民待遇”，民办学校就必须更多地凸现教育的社会公益性本质，稳定地特色发展。董事长也一定要学会算“大帐”，要善待教师与学生，办让政府放心、人民满意的教育；懂得义利相衡，思利见人，见利思义。千万不要做“害群之马”。只有这样，由政府自觉引导、促进和扶持成势的政策，才能最大发挥出巨大“正能量”。
  
（作者：张铁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民办教育）项目评审专家、广东省教育法律与政策咨询专家，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