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新疆捎话人

管季超0712

刘亮程：新疆捎话人 刘亮程：新疆捎话人 作为新疆人，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之中，刘亮程很想弄清楚新疆的多元文化是怎样形成的。他携全家从乌鲁木齐搬到菜籽沟村，想在村里做一个新疆的国学书院。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8 　　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冬夜，父亲拉着母亲从甘肃逃往新疆。摸着黑，拼着命，随着人群，一路向西，“那里有粮食”。这场逃荒，带来了刘亮程在新疆的出生，决定了他“新疆人”的长相。然而，刘亮程的汉语写作超越了民族、宗教和地域，也拒绝成语和流行语，而散发着别具一格的哲学韵味。 　　如果说上世纪末《一个人的村庄》的出版奠定了刘亮程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有《在新疆》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小说《虚土》《凿空》的写作，那么他再一次吸引人们关注，是因为他离开乌鲁木齐，在一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建了一个书院。他认为，与社会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条出路。接下来，他会投入精力梳理新疆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 　　对他来说，这场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让自己的精神更好地活下去。他认为自己是那个扛着铁锹抬头看天的闲人。每个人都匆匆往前赶，只有那个闲人抬起了头，并认为太阳升起、落下是一天中最重要、最美丽的时刻。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最理想的生活是“坐在一棵树下，老去”。 　　很多人 　　菜籽沟村，位于乌鲁木齐300公里外，原本是天山余脉的一条鸟不拉屎的山沟，据说当年逃难的人们躲到此地，定居生息，种了漫山遍野的油菜，由此得名“菜籽沟”。在到访过此的评论家李敬泽看来，“菜籽沟”如“芥子”之微，但又包罗世间万象。 　　新疆众多景色中，它不够美，交通偏远，隶属于昌吉州木垒县英格堡乡。在多民族混居的新疆，这个村里都是汉族人，且完整留存了汉族农耕文化。“这样的传统村落在新疆很少见”，因此在刘亮程眼中“别有况味”。 　　据刘亮程的考证，清末、民国初期，汉族人一家一户从陕西、甘肃等地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在荒野上建房子、讨生活，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冬天。刘亮程工作室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给地方做旅游文化推广，当时他受邀到木垒县。沿着天山边走，“走着走着一拐弯就到了菜籽沟”。 　　刘亮程当时的感觉很奇妙，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安安静静停在那里，好像在等人。“好多村庄跟着时代在跑，让自己跑得没了样子，到处都是新建筑，到处都是笔直的道路，甚至是柏油马路。”但是眼前的这个村庄恰好没被改造过，它保持着半个世纪以前，甚至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样貌。村庄的建筑也延续了从清代、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建筑风格。 　　“人在自然的一个小小角落，炊烟缓缓上升，从地通到天。”刘亮程有点心动。 　　他找人了解村庄的情况。村里共400多个农家院落，只有100多户人家还在村中生活。大多数人家搬走以后，剩下的都是空房子。曾有村民将空房子当作烂木头来卖，一处空房子卖几千块钱。村里都是老人，年轻人在外面忙着生活，没有人回村，更没有人把孩子生在村里，老人也不时逝去，“这是一个只有出、没有进的村庄”。 　　村庄呈现的这种衰败走向，让刘亮程有了想法。他与当地政府沟通，希望能把村庄交给他们去经营、打理。“由我们来收购民宅，当时的初衷是交给艺术家。” 　　刘亮程申购了几十户民宅，很短时间内，30多位艺术家响应，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就这样做了起来。 　　刚开始收购时，一户民宅不到一万元的收购成本，时间久了，再没有村民愿意以这样的价格成交。几乎10倍的价格增长，让刘亮程申购民宅的工作暂时停止。但是艺术村落聚集了几十位艺术家，20年前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了“很多人的村庄”。 　　他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人的村庄》里的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年匆忙过活，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重新搭起了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他又听到了风声、鸡叫、犬吠，看到了苍蝇洗完脸后天使一般洁静地飞走，吃到了他一直就喜欢吃的土豆。木垒县的土豆在新疆的名声，就像新疆的哈密瓜在全国的名声一样。 　　2017年7月的菜籽沟村，不时有重型拉土机、挖掘机往来于乡间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有负责这一片的建筑工人告诉记者：用不了多久，这里会有美术馆，会有一系列与艺术有关的建筑群树立起来。 　　村民见到刘亮程会叫他“刘主席”，让他过来“喧谎（荒）”、喝酒，但也会一脸嫌弃地说，他酒量不行。 　　见到不熟悉的外来人，村民会问，你们是来画画的吗？艺术家村落聚集的多是画家。也有村民家里经营了“乡愁客栈”，将写有“出售土牛奶、土鸡蛋”的牌子，挂在自家门前的树干上。牛奶不能带走，只能在房间里喝，村民们对于商业经营还没有很熟稔。 　　这种艺术进村的文化现象，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多见。很多村庄被打造成知名景点，也诞生了广为人知的案例，比如说北京的宋庄。 　　相比文字，新疆土壤上更容易滋生画作。刘亮程经常带着不同的画家进村，去看随风起伏的麦田。身处大自然中，美让他们抑郁、焦虑、遗憾，不停地抽烟，“因为太美了，画不出来”。 　　新疆名村名镇保护建设也是国内一道风景线，名声在外的有吐峪沟麻扎村、博斯坦村、禾木村、白哈巴村、喀什高台民居等，都为少数民族村镇。“汉文化的村庄建设与保护在新疆还属空白，关注度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落要么自然损毁，要么被人为拆建而破坏。对历史来说，是一个缺憾。”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村庄？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刘亮程。 　　“那个沙漠边的村庄什么都没有”，它跟很多村庄一样，“跑”得连刘亮程都不认识了。 　　很早以前，刘亮程就有回到村庄生活的想法。原有的村庄回不去，怎么办？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为自己造梦：“就找一个村庄，悄悄做一个当地人。”刘亮程多次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往事，就是写梦。一个人的村庄，是他多年以后的一场梦，也是他造给别人的梦，孤悬着。 　　他是在离开“黄沙梁”到乌鲁木齐工作后，才把放置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黄沙梁”写出来，他形容那段经历是“稀里糊涂”。他稀里糊涂地写了本好书，稀里糊涂地考了个中专。“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这一辈子就没上过小学、大学。” 　　刘亮程喜吃肉，有人曾劝他尝试少吃肉或“过午不食”，刘亮程拒绝，他说小时候晚上没东西吃，睡觉时就饿得在梦里找吃的。有生存能力以后，刘亮程白天去玛纳斯河捕鱼，晚上打猎，“再没那么轻易被饿着。” 　　在刘亮程眼中，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与自己早年生活过的村庄有着相似的历史，在一个特殊的背景里，人们背井离乡，一家一户来到这里，即使生活再艰难，也不将就，庭院的建设依然保有汉文化的传承。“那么远了，文化还在管理着这个家、这个村庄。” 　　刘亮程在这里开疆辟土，用另一种形式安置人生，不同于半个多世纪前，他的生父带着他的母亲从甘肃迁到新疆。 　　生父是甘肃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团委书记，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1961年的冬天，为了充饥，生父带着母亲偷偷从甘肃迁往新疆。从甘肃走的时候，生父穿着一双黑皮鞋，到了新疆拉石头，很快那双鞋就变形了，但是生活依然难以为继。这时姨妈寄信过来说：她所在的村里能吃上大米。父母就带着他，赶往沙湾县沙漠边缘的村庄。村里除了一户哈萨克族、一户维吾尔族，其他都是汉族人，“这样的配置是新疆特有的现象，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层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刘亮程说，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条路跑得太远了，从甘肃城区到新疆农村，从原来吃商品粮，到在沙漠边缘的村庄立足。现在，他又携一家老小回到了村庄。 　　生父去世得早，继父是“老新疆”。那时所谓的“老新疆”，是从清代就到村子里定居的家族。值得庆幸的是，继父还会说评书，经常说给刘亮程听。听着听着他发现，继父说出来的《三国演义》每次都不一样，就问继父为什么，继父就把《三国演义》改成了《杨家将》。“村子里还有会乐曲的人，用简单的乐器就有动听的乐曲出来。” 　　就是因为那些评书、乐曲的滋养，刘亮程说，“这些汉族人再怎么活也活不偏了”。 　　“一群汉族人在大荒野中落脚，一部《三国演义》就完成了文化教育。一处民宅建筑就保有了原来的文化传承。而有这些文化就不得了，那些汉族人西出阳关，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保住了自己精神深处的那一撮粮食。” 　　评书、乐曲、建筑，带着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汉族人一代一代生活下来。这个历史瞬间，也给刘亮程带来了启迪。 　　末 梢 　　申购的民宅交给了艺术家。刘亮程自己则申购了村里的学校，打算成立以县命名的“木垒书院”，最初的规划是做培训，以讲课为主。多年的同事，也即后来的木垒书院副院长刘予儿听到这个想法时，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她认为刘亮程的写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上，如果做了书院，写字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流出去”。 　　这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与刘亮程的年龄相仿，占地大概70亩，曾经有小学，也有中学。学生到乡上去读书后，学校就空置了下来，曾经承包给村民，他们用来养羊。刘亮程花一年多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出来，“基本上没改变学校的原貌，为了让来寻找记忆的人有个念想。只是在房间旁边增加了一些建筑，比如玻璃房，让它具备了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的设施和供给”。 　　大多数人，对于玻璃房的建筑是排斥的。在乡间的山沟里，玻璃房顶总要落上腐叶、尘土，那么意义何在？刘亮程认为它们才是这里的自然，是这里最应该存在的，玻璃和人才是闯入者。 　　原来养羊的地方，刘亮程种上了花和菜，有草莓、南瓜、百合、薄荷、西红柿，还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几乎每个来找刘亮程的人，都被他直接带到了地头，边掐菜递给他们，边说，“到处都是吃的，蹲下来吃吧，吃饱了再走”。 　　刘亮程把家人都带到了这里，母亲、爱人、弟弟等。母亲的腿曾经受伤，走不了路。刘亮程把书院里的路修好，给母亲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再请一位当地的村民辅助种菜。母亲在这处疆土中就有了一种自由感，她每天关心菜的长势，和种菜的村民磨牙，启动电动轮椅巡视，“时间长了，她的腿也能走路了”。 　　有时候刘亮程就想，他是在把没有逃离之前的生活还给母亲。她在甘肃是一名教师，如果没有饥饿这个“媒人”，她现在应该也是生活在甘肃的一个学校里。 　　在全国上下“保护传统村落”再造村庄的浪潮中，刘予儿对刘亮程的评价是，“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敏锐的”，但对于很多村庄来说，保护与建设意味着“资本下乡”，而刘亮程与菜籽沟之间的关系，刘予儿用的评语是“乡贤回乡”。 　　刘亮程说，他也希望以书院的形式在这个新时代里“西出阳关”；很多道理、困惑，“讲着讲着也就讲明白了。王阳明当年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上，如清代收复新疆后，官员和商人在战后的瞬息，生活稍有停顿时，会有自己传播思想的平台。“在这个汉文化的末梢地带，各种文化、文明杂居的地方，幸好有书院，才可以让汉文化真正到达。” 　　新时代的书院在以自己的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和目光，比如举办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就将贾平凹、李敬泽带到了这里。 　　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赶到乌鲁木齐，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木垒书院，李敬泽感慨这个村庄的纯净、古朴，也在感慨：在古时，一个村庄就是一盏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外界、和中原、和帝都存在有效的文化交换，一个读书人，从这个村里走出去，走得天远地远，但最终，他会回来，他会携带一份增值的文化资本回到家乡。这曾经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循环，就像叶落归根。但现代以来，这个循环被切断了，远处的巨灯召唤着，游子一去不复返，村庄承受单向的、无休止的流失，村庄成为出发之地，而非安居之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命题，我们以为是无解的难题。菜籽沟是不是一种解法？我不知道。但是中国有无数的菜籽沟，却没有无数的刘亮程。” 　　捎个话 　　现实生活中，刘亮程对于读者来说，有时也是一盏灯。 　　46岁的刘文军，在寻找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剃度人的修行方式。按照他的理解，要有书读，要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要有精神上能产生共鸣和震颤的人，要安静。 　　木垒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招聘会计的公告，刘文军留言问，“打杂是否可以”。得到“可以试试”的回复后，他从乌鲁木齐赶到了菜籽沟村。一路上，两旁的风景告诉他，他在向一个水量充沛的地方行进，植物的颜色渐深，好像是生命的痕迹。 　　按照刘文军的说法，这次与刘亮程的面谈，是他窥视了后者18年的一个结果。他可以说出刘亮程不同时间段的不同观点，偶有相差，刘亮程随即说出自己的原话，比如会纠正说“不是否定新农村建设”而是“新农村建设不应是推倒了重建”等等。他的藏书里，有刘亮程每部代表作品的首版，始于1999年。他的言谈中多涉及佛教、宇宙、星球等，刘亮程让他做书院的图书馆馆长，对他说，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图书馆的书很多。 　　书院于刘亮程，如同道士要有道台，和尚要有庙宇一样，他认为，中国传统文人也要有一个道场。刘亮程在书院讲过“睡着与醒来”的课，他说：“这个村庄的文化睡着了，通过艺术让它醒来。” 　　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传统村落保护涉及很多利益相关方，而各方对有价值的东西在价值的判断上存在分歧，而且房子的申购意向来自与村委会的合同，合同是30年，那么30年以后呢？刘亮程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它迎来了我们，我们努力地想把老宅子留下来，我们老了以后，农民也有自己的想象力，一切的变迁都是村庄的命运，谁也改变不了”。 　　刚到村庄时，理想很大，但初衷也开始对接现实。“原来人在世间的问题，一亩地上都可以解决。但是现在厚土不厚，土地已没有能力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乡村文化体系保护遇到了问题，所有的乡村问题最后都变成了政府问题。” 　　刘亮程现在更多想把木垒书院做成一个国学书院。办在新疆的国学书院，主要是理清楚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同时去传承这些文化。“内地的儒学研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搞清楚这两千多年来，儒学文化在边疆，在西域沉淀下来多少，起了什么的作用；儒学文化和中央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作为一个新疆人，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之中，刘亮程说他很想弄清楚新疆的多元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在书院里，刘亮程重新读了《弟子规》《三字经》《堂吉诃德》等。“再读时，发现那么多的智慧都在里面了。”他也耳闻《弟子规》等近些年在内地的“走火入魔”，“有时候想想，它们已经冷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可以热一下呢？” 　　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近期结集出版的散文集《一片叶子下生活》，刘亮程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捎话》。历史背景是公元10世纪、11世纪交替之际，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和信仰佛教的于阗王朝之间，存在长达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宗教战争。战争中有一个群体很重要：捎话人。“就是传话人。不能写在纸上，只能在话里。这些话可能会遗忘，可能会丢三落四，而且一句话又做不了买卖，要有几十种语言，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两年看历史书最多，就想探求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对人类心灵的改变更感兴趣。（想了解）一个人群的悲欢、生老、改宗教之痛。” 　　刘亮程说他有一个长项：能听懂风声。“能言不可言之言，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能力。历史是永远过不去的花，是一棵长青不老树，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结果中。今天新疆人的生活就是1000多年历史的结果。所有历史事件的滋味，我们都正在品尝。” 　　刘亮程 　　1962年出生于新疆沙湾县，被认为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当代作品最经典、最常销的乡土文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及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内地和香港小学、中学、大学教材。现为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 对话刘亮程 新疆需要采风式的报道，更需要我这样的作家 　　《南风窗》：除了已出版的《在新疆》、待出版的《捎话》有地域性以外，你的其他作品没有民族、地域的标签。你会特意为地域写作吗？ 　　刘亮程： 作家就是完成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走到他能走到的地方。我不会有意地去写新疆，我只会写我自己。其实，再大的圈也是一个羊圈，我只想做一个把头伸进风里的人。 　　现在一些作家、艺术家到新疆来，只是在猎奇新疆。新疆是我的家乡，我感受到的新疆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园。新疆需要采风式的报道，更需要像我这样的作家，把一个地方的安静生活告诉大家。我所有的文字都在告诉大家，新疆安静而温暖，生活的力量就在这里，这里有更大的世界，更大的生活。 　　《南风窗》：提到猎奇新疆，你怎么看现在内地看新疆的方式？ 　　刘亮程： 新疆这块地方可能始终被两种目光关注：一种是中原目光，一种是边疆眼光。大规模的旅游会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机会—站在新疆，回望自己的家园。 　　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到了新疆，你就站在了国家的西北角朝东看你的祖国、山河、民族历史。这样一看，中国就大了，历史也就不一样了。 　　当你站在阿尔泰山、天山回望内地时，你眼中不仅有长江黄河，还会看到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玛纳斯河；不仅有黄山、庐山，还会有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不仅有唐宋诗词，还会知道中国另外两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还有维吾尔族悠久的木卡姆诗歌、《突厥语大辞典》，以及哈萨克、蒙古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等等。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精英会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是没有新疆，没有西藏，没有边疆民族。回望唐代时期，从上而下，从文人阶层到官僚阶层，再到国家上层，他们胸怀国家，奔赴西域参战，留下那么多辉煌诗篇，内心深处有边疆，所以，唐代才会有那么大的西域版图。 　　《南风窗》：你曾经倡议汉语读者要多关注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现实中有什么样的举措和进展？ 　　刘亮程：新疆地区几年前有了双翻工程，翻译的局面正在慢慢打开。但是也有把好的作品给翻译坏了的现象。不能为了赶时间，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物质工程。文学是情感艺术，是最中性的，即使在其他方面有分歧，在文学艺术欣赏上都没有分歧。就像中国人可能会烧日本人的车，但是不会去撕日本作家的书。 　　我倡议读者不要把眼睛只盯上欧美、拉美那些国家的文学，其实在新疆有同样有价值的文学，它们被翻译成了汉语，是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文学，是另一种语言的另一种思维。当我用我的一本书呈现出我的新疆生活以及新疆事件时，我非常想知道用维吾尔语怎么呈现；当我写到了有关新疆的一个事件、一段生活时，我想知道哈萨克语是怎样表达的。我们需要相互倾听，相互看见。这几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每一种语言都在表述同一个地方，但是表述得肯定千差万别。 　　我生活在新疆，用汉语写作，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作家，他们用维吾尔语、用哈语、用蒙语在写作。我曾经说过，假如汉语和维吾尔语都不相互阅读了，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 　　文学是人类的最后一个沟通后门。当我们用其他形式不能保持正常沟通，讲政治讲不通，讲国家法制讲不通，讲民族民间团体约定讲不通时，我们就坐到一个毯子上讲感情，这就是文学。大家都回到人的层面，把民族放下，把宗教放下，把文化放下，把政治观念放下，坐到一块儿讲人的感情，最后是可以讲通的。这就是文学的功能。 　　《南风窗》：在新疆进行汉语写作，汲取营养的同时，有没有认为因为地域的特殊性，而失了自由？ 　　刘亮程：我在新疆写作，从未感觉到不自由。假如一个作家不具备面对一个复杂题材的能力，那么你最好别写作了。作家总是有办法动用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各种结构方式，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我们面对那样的一个题材感觉无话可说、无言以对，那么你就不要成为一个作家。作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时代、复杂社会、复杂人性，想方设法言不可言之事，呈现不可呈现的事物，包括禁忌。在新疆写作，我从来都是站在人的立场去写作，而不是仅仅作为汉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