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文的价值理性

管季超0712

美国语文的价值理性

                                                    □狄  马

        语文，即语言和文学的统一。其中语言要培养的是一国国民，尤其是中小学生，对母语的认同感和使用能力；文学则兼具思想和审美的功能。前者强调的是它的工具性，后者强调的是它的人文性。好的语文课本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坏的语文课本则是二者只得其一，或貌合神离。

       思想当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悬空了谈的，悬空了谈的思想是没有力量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作家也都知道，文学不是手艺，但有手艺的性质。这个“手艺”就指的是运用语言的能力和技巧。实际上，一国的文学水平代表了这个国家运用国语的最高水平；反过来讲，一个国家运用国语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因此，不管哪国的语文课本都十分重视对本国语言的汰洗和训练。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语文课本《美国语文》（马浩岚编译，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7月版）体现出很强的母语意识。除了教材首章，因为编选的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新大陆上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美语外，从第二章起，每章开头都介绍该时期的美语发展状况，比如诺亚•韦伯斯特和马克•吐温对美语的贡献，“OK”一词的来源，以及被抛弃的俚语、英语的全球化等等。加上课后的习题训练，《美国语文》可以说，基本上廓清了美语的发生、发展历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美语中所蕴含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基因。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仓颉造字的说法虽无法证实，但从出土的甲骨文推断，汉字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汉语经历了一次次淬火熬炼，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审美规范和使用特点。比如“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的美学风格，讲求“意境”、“韵味”的抒情范式……都几乎成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1987年汪曾祺在哈佛有一次演讲，题目叫《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宽广。

        ……

       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但看一个字一个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汉语文学的语言特点：含蓄、空灵、讲求“言外之意”、“境外之象”。它的好处明显——简短、有力、能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但坏处是太模糊了，和英语的科学、准确、逻辑谨严没法比。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材在讲解汉语的特点时，过分注重字词句的拆解训练，什么字音字形、字词搭配、病句辨析等，而忽视了汉语作为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种之一，它在整体上有些什么特点？经历了哪些演变的历程？和别的语种相比，它有哪些优长，又有哪些不足？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芝麻，丢了西瓜。多数学生往往中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说了十几年的汉语、写了十几年的汉字，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更不用说培养他的母语认同感了。

       究其因在于，我们的课本是为应付考试的，美国的课本是为培养“公民人格”的。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说，我们追求的是“工具理性”，美国追求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当然离不开工具理性，但仅有工具理性，人就会被工具所奴役。落实到语文教材上，就是一本好的语文教材仅仅强调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语言，说到底，不过是思想的剪影。语言之美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呈现；否则，就成了一堆僵死的符号。

美国语文与中国语文最大的不同，不在语言方面，而在价值方面。

       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理性动物，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可以是庸俗的，也可以是高尚的。一般来说，你的思想越是超越当下，越是超越及时的物质享受，价值等级就越高；反之就越低。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理性人”，这个“理性”主要指“工具理性”，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利益”也主要指“物质利益”；但实际上人除了物质利益，还有精神利益，除了“工具理性”，还有“价值理性”。考量一个人和种族是否优秀，是否卓越，主要看他为自己预设的价值理性是否高远，是否符合永恒的正义法则；而不是看他用多少阴谋诡计为自己带来了多大的物质享乐。

       我们的语文课本恰好在这一点上，输给了美国。

       我们的那些字词训练、病句辨析都是为考试的，我们为每篇课文总结出的那些“中心思想”我们自己也不相信，但为了考试我们不得不那样说。因为我们有“同一片天空，同一个梦想”，那就是“考试”。至于考试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吃好的，穿好的；再有志气点，也不过是为买豪车，住别墅。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假装快乐，假装相信“我们是XX事业的接班人”，甚至可以在作文中假装父母双亡，然后化悲痛为力量，日日上山砍柴，夜夜挑灯夜读，终于考上了重点中学。

       美国的语文课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SA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只是俗称的美国高考，其实不是全国性的考试，而是由第三方组织的评估活动),教育部也没有权力过问各州的升学考试。他们当然也有考试，但那些考试由各学校自己出题，自己招生，自己决定考试的时间、地点以及应试方式。教材的优胜劣汰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权力干预和垄断经营的结果。一套教材要想在出版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能依靠诚实的信誉和专业的水准。这个专业水准当然包括装帧设计、印刷质量、课文选择、习题编排等“工具理性”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编辑思想、教育理念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大多数人的预期是什么？公平、正义、自治、合作、开放、多元、自由与爱。

       在这种价值理性的引领下，美国语文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从《一个美国农民的信》到《葛底斯堡演讲》，从《公民不服从》到《一次经历种族歧视的记录》，从《对<解放黑奴宣言>的反应》到《葛底斯堡战役邦联方的叙述》，从《一个士兵的回忆》到《我将永不再战》，从南北战争时南军首领罗伯特•李将军《给儿子的信》到亚伯拉罕•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美国语文展示的是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它把所有的困惑、矛盾甚至对立双方的说辞都搬到讲台上来，让学生自己去判断、分析与思考。

       在这种价值理性的引领下，人，那个在宇宙中被造的、活生生的、有尊严的生命，才是一切手段的目的，而不是相反。这种价值理性并不讳言功利，但并不以功利为最高旨归；它并不反对满足当下的需要，但并不以当下的需要为满足。一切训练都是为了提升人，而不是降低人；为了完善人，而不是割裂人。简言之，这种价值理性是以人为主体的目标理性，它是批判的，也是建构的。它要批判的是一个冷酷的、专断的、充满歧视与不平等的世界，它要建构的是一个人文的、自由的、充满关爱与道义感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大写的、有灵性的生命，而不是一架架冰冷的考试机器。

       中国人没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样的划分，但中国人有两组近似的概念：“道”和“术”，“道”和“器”。大致而言，中国人讲的“道”相当于西方人讲的“价值理性”，“术”和“器”相当于西方人讲的“工具理性”。孙子云：“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这就是说，“道”和“术”是相辅相成的。又见《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可见，道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但道器不可分离，道在器中。庄子认为，上古之人心地醇正，道术齐备，后来天下大乱，圣贤不明，学者多以一孔之见自炫炫人，“道术将为天下裂”。

      我们的语文教材大概就是“道术将裂”的产物。时代发展到今天，固守了半个多世纪的“道”越来越拿不出手了，讲得也越来越没有底气了，于是就只能在“术”上下功夫；但离开了“道”的“术”犹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可言长久。莫若引得活水，培根固土，始可言复兴。但我们的教材恰好在这一点上陷入了一种价值迷乱：一方面，我们无法真正做到对西方的文学名著视而不见；一方面，又不愿承认名著中隐含的悲悯、同情与生命至上观念；那么，就只能在解释上下功夫。我们知道，作品若无解释者指陈其意义，它自己是不会站出来说话的。于是，我们把《我的叔叔于勒》解释成“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纯粹的金钱关系”；《羊脂球》则“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和无耻”……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还不如不解释，或者干脆像《美国语文》一样，不选一篇外国文学，方显得“道路自信”。

       初看《美国语文》，我对其中不设外国文学章节也感到纳闷，但慢慢就有了“同情之理解”。你让他们选什么，选谁的呢？如果他们在诗歌部分里，选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散文部分里选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小说部分里选了萨达姆的《滚开吧，恶魔！》，这套教材在美国就卖不了，在朝鲜会销路不错。这正应了周有光老先生的一句话：“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