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编温儒敏谈“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新思路

管季超0712

总主编温儒敏谈“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新思路

温儒敏

　　“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10年前，北大教授温儒敏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这一简洁凝炼的获奖感言，是他几十年教育生涯的总结，他享受这追求与奉献的过程。
　　温儒敏曾历任许多学术要职：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兼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除了专业研究，温儒敏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语文教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从大学语文到中小学语文教育，编教材、开讲座包括身体力行讲课，他从多方面着手，希望带动大家回到语文教育的本质，“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担任“部编本”教材总主编，是温儒敏将理想变为现实之一种途径和呈现。2012年，教育部聘任温儒敏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以人教社编辑为主，从全国调集数十位专家和特级教师，历时5年，编撰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这套中央直接过问的“部编本”教材已部分在全国投入使用，今后数年将成为全国统编的语文教材。9月16日，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

    希望能“治一治”语文教学不读书、读书少的通病

   中华读书报：近五年做“部编本”教材，是否需要对中小语文教育多做一些调研？
　　温儒敏：1999年我担任中文系主任，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会议。2004年北京大学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没有编制，但做了很多事情，带动了全国七所语文教育研究所（中心）成立，关注语文基础教育。北大中文系关注语文教育是有原因的。当时师范大学重点学科的设置和论文发表都向综合大学看齐，认为师范是小儿科，都希望升格，不太愿意在师范上下功夫。我说过一句话，师范大学本来就是语文教育的主力军，北大不过是“敲边鼓”，什么时候他们回头重视语文教育了，那么北大语文所就可以收兵了。我们希望北大能够影响大家关注基础教育；当然，北大有关注语文教育的传统，京师大学堂“统管”过中小学教育，老北大很多教授都是教过中学的。
　　2002年，我曾邀集16位北大教授，包括陈平原、曹文轩、何怀宏等著名学者，跟人教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反映很好，现在仍然有60%的中学在用这套教材，这也是奠基工作。我们实心实意想为国家做点事，帮一帮语文基础教育。
    中华读书报：在从事这些“奠基”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中国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温儒敏：最主要的问题是学语文不读书，读书少。语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读写能力，最基本的是培养读书的习惯。
　　读书少是因为缺少氛围，社会心理焦虑，家长和师生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极大。某个省市也曾试验减轻学业负担，让学生自主学习，往素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中考主要看平时表现，但是马上引起家长们的反对。为什么应试教育走不出来，不能怪教育本身，这和社会的紧张程度和焦虑感有关。大家总在说优质教育资源太少，实际上是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少数。竞争如此激烈，家长如此紧张，应试教育很难抑制。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方法上做点改进，希望能有些平衡。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把脑子搞死，那才叫水平。
　　中华读书报：是怎样改进的？“部编本”的课文有哪些变化？
　　温儒敏：课文数量减少了。拿一年级上册来说，原来人教版共有41课，包括汉语拼音13课，识字8课，另有课文20篇；“部编本”减少到32课，其中汉语拼音减少为8课，识字则增加到10课，另有课文14篇。一年级下册原人教版有39课，包括识字34课，课文5课。“部编本”减少为29课，包括识字8课，课文21课。初中原来人教版的七年级上册和下册都是30篇课文，“部编本”减为24篇。
　　和旧教材比，“部编本”的教学类型增加了。一年级原来就是拼音、识字课文和一般课文这3种类型，还有一个供梳理知识、复习巩固用的“语文园地”，新教材则在原有3种类型基础上，增加“口语交际”“和大人一起读”以及“读书吧”等新的栏目。新教材课文数量减少，但课型和结构调整，更加重视口语、读书等方面的内容了，也更有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
    中华读书报：保留或增删的标准是什么？
　　温儒敏：“部编本”课文的选篇强调4个标准：一是经典性，二是文质兼美，三是适宜教学，四是适当兼顾时代性。
　　在调整中，有些老课文回来了，有些受欢迎的课文又删掉了。增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者因为考虑是否适合某个环节的教学，或者是对于课文内容与价值导向有不同意见。有些课文删掉了，我也觉得挺可惜的。但教材编写不同于个人著作，这是社会公共知识产品，需要寻求较多的共识。
    中华读书报：“部编本”注重学习和继承以往教材编写好的经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使教材编写更有科学性，符合语文教育规律。哪些是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
　　温儒敏：比如教材中有些思考题注重情景化的学习，就比较多地吸收了国外教材的经验；有些习题的设置不是让学生记住某个标准答案，而是开放式地引导学生去提出问题，自己通过读书或者其他语文实践活动去解决问题。
　　但也要防止教学中过多“活动”，把读书当作活动的“支架材料”，最重要的还是读经典。读基本的书。
   中华读书报：“部编本”的科学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温儒敏：新教材有很多改动，都要有调查研究和论证，讲学理根据。比如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先让刚上学的一年级学生接触一些汉字，念念童谣，听听故事，然后学拼音，而且降低拼音学习的难度。其可行性是预先做过专题的调查论证的。又如一年级最先学习300字，这些字的选定，要考虑字理、字结构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帮助孩子认字，还要考虑儿童字频。这方面也采纳了北师大关于儿童字频研究的成果。教材编写的很多细节也都要考虑教学效果。比如入学教育之后的第一篇识字课文，就是“天地人，你我他”——扑面而来6个楷体大字。这会给刚上学的孩子“第一印象”，甚至是一辈子的印象。接着是“金水火土木”，还有“云对雨，雪对风”的《对韵歌》，很传统，很中国，也很有趣，意在激发孩子对母语的特别感觉。“第一印象”不是字母abc，而是汉字“天地人”，这个顺序的改变是有意的：把汉语汉字摆到第一位，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具。
　　这个改变体现一种更切实的教学理念。其实，传统语文学习都是在没有注音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的。旧时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就是让孩子在反复诵读中认字。“部编本”多少有些“回归传统”。先认字后学拼音，也是为了幼小衔接，放缓坡度。对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来说，这样安排难度小一点，减少畏难情绪，激发对语文的兴趣。
    中华读书报：5年的教材编写，实际上也是与原有的教学观念、教材编写甚至出版市场的一种博弈。您觉得呢？语文教育既要面对应试教育，又要在家长、学校和学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是否也感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力？
　　温儒敏：要应对很多不同的声音。教材教辅图书码洋占出版社的比例很大，所以“部编本”教材的统一，会给某些出版社带来很多困难。中央主管部门大概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解决。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发表大量文章探讨语文教学的趋向与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比如《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忽视课外阅读，语文课就只是半截子的》《语文教科书编写（修订）的十二个问题》《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老师对您的很多观点都非常认同，为什么您对中国语文教育了解这么透彻？
　　温儒敏：我没有教过小学，也没有教过中学，照理说是门外汉。但我也有“成就感”。我去中小学给老师们上课，讲完后老师们围过来说：温教授，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会有点满足，又有点悲哀。我其实也并不了解很多实际情况，可是我经常都是按常理推断，回到常识，实事求是。比如我讲，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就是培养读书兴趣，这还不是常识？我在大学教学生，也是这么教的。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通过教材改革逐渐达到怎样的目标？
　　温儒敏：从小学抓起吧，寄希望于小学和初中。在小学初中阶段养成读书的爱好与习惯，那么也就可能打好一生发展的底子。所以新编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是很注重激发阅读兴趣和拓展课外阅读的。要想办法让学生不要过早陷于流俗文化，微信、电视、漫画、网络文学……非常容易吸引中小学生，但有很多都是流俗、时髦，甚至垃圾，孩子自制力差，进去就难于自拔，那么还怎么要求他们读书。新教材在小学一年级安排了“和大人一起读”，也希望通过亲子阅读，多少能净化一下读书的空气。如果我们的社会有20%的家庭有些读书的氛围，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可能会大大好转。
    中华读书报：这个目标看上去并不高。
　　温儒敏：很难。如今中国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但大家都觉得社会风气比较粗俗，精神生活匮乏。国民不是不阅读，但读得最多的就是微信，里边当然也有好东西，但大部分都是垃圾。养生呀、股票呀、八卦呀为主，大都是流俗的东西。新教材不可能扭转社会风气，但在这方面也用了心。我们希望从孩子抓起，激发读书兴趣，在观念上也做点改进，比如我提出要让孩子们“连滚带爬”地读，主张“海量阅读”，可以读一些“闲书”，不能都是为了写作或考试而读书，那样不会有长久的读书兴趣。
　　比起其他版本，“部编本”语文教材更加重视多种阅读方法的教学，比如默读、浏览、跳读、猜读、比较阅读、读整本的书等。过去所有课都是精读，细嚼慢咽，现在允许一部分读得快一点、粗一点，往课外阅读延伸，课堂上精读精讲的份量少一些，让学生有一些自主阅读，先培养兴趣。对高中教材也贯穿这样一个理念，同时要读得深一点，多读跳一跳才够得着的书。现在到处看见“悦读”这个词，就是痛快读书。但这只是阅读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应当是要深一点、难一点的——慢慢来，一些观念中小学老师要改。
　　比如有个老观念：好读书不求甚解。要求学生读书别马虎，要认真，是必须的。但在阅读兴趣培养上，有时也应该允许读得快点，挑有兴趣的读，可以“不求甚解”；还有个观念：不动笔墨不看书，要求孩子凡是读书就写笔记，要学怎么写作，这也是煞风景的。孩子也应当有他们的自由阅读。
    中华读书报：课外阅读的确重要，培养读书兴趣必须拓展课外阅读。
　　温儒敏：没有课外阅读，那语文教学就只是“半截子”的。新编语文教材主张读书为主，读书为要。抓住这条，就可能化繁为简。语文江湖很大，有各种流派，你提出某种观点，挑刺都会很多。但还是要抓住读书这个本质。我是提倡语文教学采取“1加X”的办法的，就是拓展阅读。比如教一篇古文，连带让学生读四五篇古文。增加的“X”部分，不一定读那么精，泛读也可以的。有足够的阅读量，语感才能出来。有些老师反映说由于条件限制，难于选择课外阅读的材料。人教社近期出版的《语文素养读本》，是我们带了二十多位年轻老师，花了三年时间编写的，从小学到高中，每学年两册，和教材有所呼应，其中很多选篇比较经典，也比较深，是“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书，希望能引导一部分对读书感兴趣的学生，刺激他们读书的欲望。
　　要让学生对读书对语文课有兴趣，前提就是语文老师是“读书种子”。可惜现在许多老师都不怎么读书。即使读一点，那也是教辅、文摘、微信一类，是所谓“悦读”，或者只是很功利的职业性阅读。老师不读书，怎么指望学生喜欢读书？我主张语文老师要当“读书种子”，要有属于自己的自由而个性化的阅读空间。很多老师会说，如今工作繁重，生活压力大，没有时间读。但老师应该把读书看作“充电”，再忙也不能不读书，每天少看点微信、电视，用这部分时间来读书，积少成多，就会很可观。当读书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的气质风范也会改变，这对老师来说很要紧。做教师，不一定要求知识非常广博高深，但气质风范必定是倾向博雅的，这会让教师在孩子们眼中成为值得崇尚的人，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引导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升学考试是否也会有相应的要求和变化？高考仍是检验语文教育的一个标准。您认为实行“部编本”教材，将会对高考语文改革有怎样的影响？
　　温儒敏：肯定会带动考试，比如要考阅读面、阅读速度。“部编本”教材回归到语文的本质，抓住了读书这个“牛鼻子”。我想中考高考也会重视读书的测评的。近几年高考语文命题，阅读题就很注重考阅读面、阅读量和阅读速度。
　　关于写作教学，新教材也有改进。主要是强调读写结合，特别重视写作背后的思维训练。从小学到公务员都要考写作，为什么？是需要写作的人才吗？不是，其实是通过写作考察思维能力。我曾经写文章用过一个标题：读书养性，写作练脑。这是为了强调写作对于思维训练的重要性。写作教学不能停留于教给一些技巧方法，还要教“用脑”。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社会各界对“部编本”教材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温儒敏：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不可能完美。语文教材编写有其科学性要求，还要受到很多因素制约，社会上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去批评，但是不要炒作，不要动不动弄到网上，甚至上纲上线，乱扣帽子，那样无形中会造成对语文老师和教材编者的过分压力，破坏学术生态。

    学者不能死读书

　　中华读书报：当年您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曾遭遇北大出版社退稿。愿意谈谈吗？
　　温儒敏：当时黄子平是北大出版社的编辑。我去找他，对他说我们三个人的书要在北大出版社出，他说没问题。半个月后黄子平告诉我说：领导说你们还只是讲师，写教材没有资格。吴福辉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就拿到他们那里出版了，后来加印了很多次。1997年，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抓教材出版，就把这本书的版权从上海要回来，在北大出版，这是重新修改，框架都变了，改动很大。最近又改了一次，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变动也不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30年了，已48次印刷，印数130多万册，其影响之大也是我们未曾料及的。
    中华读书报：您发表过一些作品细读的论文，比如《〈围城〉的三层意蕴》《〈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著作。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现代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对当代文学批评都不甚满意，您做了那么多研究，可否谈谈您对批评的看法？
　　温儒敏：在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兼批评家，非常有个性。很多不是批评家，但是我最早提出来，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给他们很高的位置。比如沈从文，他的批评写得非常漂亮；比如李长之，他是传记作家。比如李健吾、钱锺书——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家了，既能把感性的东西提炼成理性的思考，又很重视读书的印象。
　　现在批评的问题，一是和作家走得太近。我的老师王瑶先生告诉我，你研究沈从文，不要和沈从文走得近——批评家不要和作家整天在一起开会吃饭；二是批评家不要受制于出版社和媒体，要有些独立性，少写一些命题作文，少写一些应酬之作，要自己来决定该评论什么和怎么去评论，别太看他人的眼色；三是批评家要读书，要有思想交锋，别轻车熟路，从理论上到理论。好的批评家总是有些自己的眼光，能发现作家的特异性，发现他们在文学发展链条中独一份的东西，也敢于提出批评。
　　现在的批评文章很多，发表了大家彼此不怎么看，批评泡沫化，没有良性生态。
　　中华读书报：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您又是如何做评论文章的？
　　温儒敏：前两年我写过一篇莫言的《蛙》的评论文章，讲它艺术上的不完整。但是没有讨论，没有交锋。文学界太浮躁了。当代文学搞那么多理论没有必要。做评论还是要看作品。看作家在艺术上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东西，比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他们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是别人不可替代的。郁达夫可以复制吗？不可以复制。郁达夫文字粗糙，但很真，别人模仿不了；郭沫若不可复制，他的《女神》只有在那个年代，只有他的性情才写得出来。张爱玲多少可以复制，但也很难。
　　当代作家中那种“不可复制”的标志性的东西相对较少。《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主要是靠气度。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我曾向日本人推荐翻译，陈忠实的历史观可能陈旧，但写历史的循环往复是真实的。莫言的作品算有独特性的，他的作品很传奇，好翻译；贾平凹的独特性，一是语言，二是写地方民俗，给人印象很深。贾平凹很土，又很传统，他的味道和独特性存在于语言的表述，很难翻译。阎连科的作品怎么评价，也可以说人性挖掘很深，但是这样的作品很多。
    中华读书报：您是一位比较“务实”的学者。从教材改编的主张中能够看出，从您平时教书育人的主张中也能够看出——感觉您是一位扎扎实实为社会做事的学者，是真正能够将学问贡献到社会中的。这种“实”来自什么？
　　温儒敏：实事求是，回到常识。你说我比较“务实”，也可能因为我来自基层，小时候接触基层生活较多，大学毕业后也曾到基层工作，知道在中国做成一件实事不容易，要比写一篇痛快文章难得多。有些学者满足于批判性，这当然是知识分子的本分，但也还要讲点可行性和建设性，多考虑国情与现实。有些改革不是光靠批评就能奏效的，还是要想办法寻找可行性的空间，一点一点地推进。
    中华读书报：回望来路，您认为成就今天的温儒敏，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温儒敏：没有什么，我总结不出来。一是我不爱交往。学术界有很多圈子，我没有圈子，不爱应酬，这不一定是优点，也许还是个缺点。但好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太受外界干扰。二是我生活较简单，不爱玩，一天到晚就是工作。出去开会很少参加旅游，总觉得还不如回来看两本书。这未免太单调，不一定好，但我愿意专注地做一件事，极力做完，有始有终。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学术之旅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温儒敏：《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什么做“批评史”，下的功夫也比较大，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中文系有不期然的分工，周围的人都在做学问，有的做小说，有的做戏剧，从来没有人做批评史，那我就来做吧。《现代文学批评史》不能采取古代文论那种考评梳理，我就采取最笨的方法，选择十五六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从头做起，把每一位批评家的作品、评论看一遍。比如我研究成仿吾，先把成仿吾的年谱和书目做出来。后来我教学生也这样，研究什么必须穷尽他的材料，先粗过一遍，寻找问题，再找重点，再形成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带着框架丰富你的观点，回到靠材料来说话。成稿以后，还要在比较中调整你的观点，形成文章再去润色。要带着问题找理论。比如李健吾，我考察得差不多了，再找他和古代文论、和西方印象派有没有关系，不是以论带史。我采取的方法基本是史学的方法。文学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史带有很强的理论性，也要往外跨一跨。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学术的生命力和增长点在哪里？
　　温儒敏：各个学科的情况不太一样。从人文学科来说，还是要做基本的。不要太取巧，不要寻求填补空白。有时候很小的问题可能牵动很大。所以题目的选取非常重要，搞人文学科选题很重要，不能按项目的选题，要按学科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择题目。历史、哲学也是这样，空泛的课题做出来没有价值。山东大学文学院组织的“文学生活调查”不是题目，是个范围，是希望引发一些题目。我特别想引发的是关注古代文学生活，宋代的人是怎么读诗的，诗歌是怎么流传的，百姓有没有接触诗歌，文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如果搞清楚这些，会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很有意思的增长点。（本报记者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