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神话

管季超0712

肺结核神话

张天佑《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1月23日   13 版）

　　肺结核古已有之，但只是到了浪漫主义时代，人们才发现或者说创造了肺结核的神话品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象，‘耗人’的热情的意象——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该意象被倒转过来了，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也就是说，结核病的病理学变成了一种爱情的心理学，乃至一种身体的时尚美学。

　　苍白、甚至是透明的脸，映衬出玫瑰香腮的高贵；血红的、干裂的嘴唇，叙说着隐秘的欲望。在恐惧、热情、希望等一系列助燃剂的推动下，这些女性的身体变幻着闪烁的光芒，就像死亡一样捉摸不定。这就是爱伦·坡的丽姬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尼娅、波德莱尔的女尸、小仲马的茶花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肺结核与欲望的关联也得到了一定的证实：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分别是第一部暴露男性、女性青年性心理的小说，而小说的主人公们均是肺结核患者。

　　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由浪漫主义发现和形塑，现代主义继承并扭曲的肺结核神话。肺结核神话是建立在对其病理学基础上的，建立在作家自身体验、观察基础上的想象性阐释。在肺结核中，他们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载体，将其修改为符合并足以呈现其文化想象的平台：杂乱无章地横呈着爱情与死亡，精神与身体，色情与道德，激情与艺术，而其中最为醒目的是患肺结核的仙女和多情的艺术家的欲望幻象，他们的结合是贵妇人和骑士、才子和佳人模式的变体。这一变体因为预设了死亡，因为其隐秘的毁灭性欲望，而呈现为卡夫卡的笼中之鸟，在五颜六色的羽毛下掩盖着腐烂、空洞和虚无。

　　大众对整齐划一的规范性的日常生活烦不可耐，他们的生活缺少爱情，缺少浪漫，也缺少金钱，他们更愿意在他人私密的生活中寻找安慰，而文人的浪漫风流、波西米亚式的放荡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这应该是肺结核神话的制造动力之一。于是，对于俗人和暴发户来说，结核病逐渐成为一种高雅、纤细、感情丰富的标志，是一种贵族的影像。就像患有结核病的雪莱对同样染有此病的济慈写道：“这个肺病是更喜欢像你这样写一手好诗的人。”不仅是结核病者的面孔成为贵族面容的新模型，结核病还与贵族地位所连带的那种所谓浪漫感产生密切的勾连，从而形成了健康是粗野、病态即文雅的文学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肺结核影响到了当时的审美风气，一种对病态身体的膜拜成为崭新的时代美学。肺结核导致的死亡因此成为闪烁着光辉的、饱含抒情意味的死亡，它消解了我们粗野的肉身，它是“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彩，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和恐怖”。

　　如果说浪漫派们把肺结核作为优雅、浪漫审美的隐喻，那么现代主义者则在肺结核中看到了来自自我、社会与人生的荒诞。天生瘦弱的卡夫卡在口吐鲜血之后，想不明白他连晚上睡觉都开着窗户怎么会得这样一种疾病？其实是布拉格工业化的污染（雾霾）使空气成了致病的缘由之一。他想不明白的还有，在疗养时，女厨师吃着他们这些肺结核病人吃剩的饭菜，但为何没有被传染？实际原因是天性敏感、精神焦虑的人更容易与肺结核结缘。但是，从此肺结核却给了他任性于文学的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解除婚约，不再负担家庭中长子的责任。在对肺结核的体验中，卡夫卡通过对伤口、裂缝、疼痛的叙述，表达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弱者的恐惧。肺结核因此在他的笔下代表了社会的伤口，“使受难者在某一块慈母般的土地上立足”，卡夫卡本人成为恐惧的化身。

　　中学时代的加缪，因为感染肺结核告别了他酷爱的足球，但也恰恰是肺结核成就了他。“这场疾病终究使我获得了这种内心的自由，得以对人类的私利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我免遭怨恨。”人因为疾病而死亡，生命通过疾病而得到确证,疾病是生存与死亡的交界点。这个交界点的意义就是福柯所说的“人们在疾病中辨认生命，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正是建立在生命的法则之上”。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病故我在，或者说我在故我病。

　　可见，作为一种生理疾病，肺结核严重摧蚀着人的身心，它有可能导致人的形貌改变、思想转变乃至生命终结。但是，肺结核不只是产生了一些无意义的呻吟与抱怨，在某些时刻反而会作为一种正能量而存在，对人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将肺结核浪漫化的浪漫派，对因肺结核而致死的生命终结赋以道德色彩，这样的死亡使人格变得空灵而唯美，是对死亡与亡者的双重美化。而疾病激发的身体病变和深刻思想则使肺结核患者由此确立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使他们能比普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死亡，并通过疾病重新认识时代与社会。这正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对肺结核所作的最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