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与中国高等书法教育

管季超0712

胡小石与中国高等书法教育

　　

　　郑志刚

　　内容摘要：胡小石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书法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也是“金石书派”的代表性书家和识见高卓的书法史论家。本文对其书法教育经历、书学理论体系、书法艺术实践以及书法教育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爬栉与剖陈，并同时指出其因过度扬碑抑帖所带来的局限性。

　　关键词：高等书法教育；胡小石；书学史；金石书派；理论与实践

   转自《中国美术》2017年第1期

　　一、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拓荒者：从李瑞清到胡小石

　　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事业，萌芽于20世纪初期，肇基于1906年创立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至2017年的今天，已走过整整111年的发展里程。应当说，“李瑞清——胡小石”这一师生递进式组合模式，扮演了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角色。

　　1902年，清季推行新式教育之后规模最大的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肇造于南京。彼时，笃好书法且造诣俱各不俗的数位名流，对学堂的创建卓有贡献。他们是刘坤一（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张之洞（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两江总督）、魏光焘（魏源族侄孙、晚清重臣、两江总督）、张謇（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缪荃孙（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书法家）和罗振玉（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等。

　　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由徐乃昌（字积余，晚清民国时期藏书家、出版家、诗人、词人）、李瑞清先后出任监督（即校长），其中后者影响尤甚。李瑞清（1867-1920）是享有盛名的金石书法家、清末民初“金石书派”的代表人物，字仲麟，号梅庵、清道人，其主持“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校务凡七年，崇本务实、厥功至伟。一个必须强调指出的事实是，李氏于1906年起，在两江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工科”，并亲自执教书法，从而完成了自己“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先驱者”的身份构建。

　　在“图画手工科”的创辟过程中，李瑞清广泛征求了两江师范学堂中各国教授的意见，并适度借鉴了日本等国家师范艺术教育的情况。该科设立之后，对中国传统书法教育的“师徒授受”模式，有着强劲的冲击力与瓦解力，新式书法教育体制得以逐步确立。与此同时，在该科引燃的“星星之火”催发之下，书法艺术才有了自立门户、摆脱在传统汉语言学术体系中的附属地位的动力与机会。

　　由上可知，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肇端之地是南京，首倡者与领跑者是李瑞清。李氏不仅率先创置了“图画手工科”，还培养出了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丰子恺、姜丹书等首批现代美术师资与艺术人才。其中，胡小石以其高才卓识，踵武李瑞清，开辟了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的现代书法艺术教育。

　　二、胡小石的高等书法教育经历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之省），晚年别号子夏、沙公等，江苏南京人，原籍浙江嘉兴。1906年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预科，1910年毕业于该校农博科，后执教席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另任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文联委员、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主席、南京博物院顾问等。

　　可以说，在胡小石长达四十年（1921年至1962年）的教育生涯中，“书法”占有显见的比例。爬梳胡氏与“书法”有关的执教经历，或可勾画出我国新式高校书法艺术教育的一条重要发轫曲线：1921年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时，即应学生请求，每周讲一次小范围的书法课；1924年6月，胡小石从西北大学省亲南京，9月份，恰值金陵大学改组国文系，便留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古诗词及古文字等课程；1931年，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兼金陵大学教职，讲授甲骨文、金文，涉及古文字书法风格分析等；1934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成立“国学研究班”，开设了专门的书法课程，由时年46岁的胡小石主讲书学史、金石学及考古学。此班之肇定，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掀开了新篇章；1939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继续讲授古文字课程；1942年，为重庆中央大学本课生讲授《书学史》；1943年，沈子善、潘伯鹰、沈尹默发起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书学》，首期即登载了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一文，对文字的发展、书体的变迁及书法创作技巧等皆有精辟论述。同年8月份，胡氏应邀在西南联合大学做题为《八分书在中国书学史上的地位》的学术讲座；新中国成立后，身兼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曾昭燏，邀请恩师到南京博物院举办书法讲座，胡小石遂于1953年1月16日、2月16日，分别讲了《中国文字与书法》和《隶书与八分书》；1960年，应邀在江苏省文联做讲座《书艺要略》；1961--1962年，任南京大学教授，应江苏省委宣传部之建议，由学生侯镜昶（1934-1986，江苏无锡人。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被胡小石选为研究生，攻读古汉语及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课务之暇研究书法艺术、书法理论及书法史，著有《书学论集》上、下册）为助手，开始撰写《中国书学史》一书。书稿未竟而胡氏病故，留下一份长久的遗憾。

　　若论胡小石书法教育生涯之高潮，允推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班”时期。在此包括《书学史》课业在内的“国学研究班”中，胡氏培养出了游寿（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金石书派”的重要继承人）、曾昭燏（曾国藩大弟曾国潢之长曾孙女，杰出的女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复（语言文字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锦江等优秀人才。据胡另一位学生、曾任教于金陵大学的吴白匋回忆：“金陵大学成立研究班（即‘国学研究班’），师始创课，亲授一次，此后即未重开。1943年在昆明，应西南联大之请，专讲《书学史》‘汉碑流派’一章。”[1]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胡小石的高等书法教育经历并不平坦，而是呈散点碎置状态，由时序间隔较大且不规则的零星“事件”穿连、组构而成。但尽管如此，就横向比较而言，胡氏仍然堪称躬行不辍、成果丰硕的高等书法教育拓疆者。

　　三、胡小石的书学理论

　　胡小石是一位具有榜样价值的学者型书法家，其学术、艺术骈善，均有深湛造诣。著名学者柳诒徵长孙、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曾符认为，“从前书法家多学者，且大多在高校，如沈尹默、胡小石、劬堂先生（案即柳诒徵）等，以及稍后的朱东润、钱玄同、柴德赓、王蘧常等，而现在因钢笔的使用导致学者和书家产生分离的现象，大教授不再是书家。”[2]兹般今不如昔的现象是令人慨叹的。

　　尽管在学术领域博涉多方，但对胡小石而言，主要兴趣和精力，当集中于书学理论及书史研究方面。囿于诸般现实因由，胡小石生前未能将《中国书学史》一书撰竣并出版，仅公开发表了《中国书学史绪论》、《书艺略论》等文章。其中，《中国书学史绪论》尤具份量，该文1938年首刊于宗白华（著名美学家、哲学家）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又于1943年发表在沈子善主编的《书学》杂志上，半个多世纪后，该文再次被收录于《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一书之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58页)。此文不足2万字，却精研覃思、鞭辟入里。当年刊登时，宗白华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的评介文章。文中谈到：“中国人写艺术史没有建筑的凭借，大可以拿书法风格史的变迁来做主体形象，然而一部中国书学史还没有人写过，这是研究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一个缺憾。近得胡小石中国书学史讲稿，欣喜过望”、“这篇绪论分三段，第一段论书法的艺术地位，第二段论书法与时代的关联，第三段论书法及书之三法：用笔、结构、布白。以后各章分述各时代的书法。”[3]

　　自胡小石发表的书学论文以及文言序跋散章之中，或可觕窥其对书法的一系列理论见解。譬如，论及用笔方法，胡氏认为应当首辨方圆、次辨轻重，“方圆之分，形貌外须注意其使转之迹。方者多折，断而后起，昔人譬之为‘折钗股’。圆者多转换而不断，昔人譬之为‘屋漏痕’”，并提出了“三分笔法”的概念：“书之使笔，率不令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至轻者用端部之一分，其书纤劲，所谓蹲锋；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书丰腴，所谓铺毫。界乎腰端之间者为二分。”[4]

　　“首辨纵横，次说偏旁，复言欹正”是胡氏“结体法”之窍要，他说：“书之结体，一如人体，手足同式而举止殊容。言结体者，首辨纵横。纵势上耸，增字之长；横势旁骛，增字之阔”、“偏旁有左右上下之分，变化亦无定格。夫结体整齐，此仅后来所尚。古今人结字之差，常因部位之变换而定”、“后世结体尚平正，至清代之殿体书而极。然是书之厄运，今谈者犹病之。盖结体以得重心为最要。论书者所举横平竖直者，平不必如水之平，虽斜亦平；直不必如绳之直，虽曲亦直。唐太宗赞王羲之书所云‘似欹反正’者，即得重心之谓也。”[5]

　　在谈到书法作品的“布白”，亦即“章法”问题时，胡小石将之拆分为三种情况：“一为纵横行皆不分者，二为有纵行无横行者，三为纵横行俱分者”。他指出：“结众字为一体，而布白之说生。一纸之上，每字皆有其领域。著字处为墨，无字处为白。墨为字，白亦为字。书者须知有字之字固要，而无字之字尤要”、“布白之妙，变化万端，运用之际，口说难详。譬诸人面，虽五官同俱，位置略异，人我便殊。又如星斗悬天，疏密错综，自然成文，久观益美。明乎此，可以言布白矣。”[6]

　　习惯于站在“整体、全局”的高度，将书法现象纳入“史”的大链条中作查探考量，是胡小石之卓荦处。拿“继承与创新”这个老生常谈而又夹缠不清的话题来说，胡氏的意见是：“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若拘守一隅，惟旧辙是循，如邯郸之学步，此等粥饭汉，倘使参访大德，定须吃棒遭喝，匍匐而归。至于狂禅呵骂，自诩天才，奋笔伸纸，便夸独创，则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尝见昔人赞美文艺或学术成就之高者，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语割断历史前后关系，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当批判也。今易其语曰：‘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不识贤者以为何如？愿承教焉。”[7]

　　在《跋临川夫子手临毛公鼎》一文中，胡小石云：“临川夫子起而振之，求隶于石，求篆于金，而大篆复明。”[8]此“临川夫子”即李瑞清。客观而言，胡氏对恩师书艺之评介辄有“过誉”之嫌，缺乏书法史论家的冷静与公允，尽管此种“揄扬”或许出自真诚。撇开这层意思不论，李瑞清“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的书学理念，倒确实为胡小石素所秉持。

　　“线条质量”是决定书法作品高下的关键因素，对此，胡小石有着形象而又深刻的精辟表述：“凡用笔作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9]如是观点，直指挥毫运斤之要害，允称的见。

　　四、胡小石的书法创作实践

　　

　　“金石书派”是20世纪中国书坛的一个显赫存在。该派倡扬研习以金、石为载体的篆、隶及北朝楷书，偏爱雄强朴茂、重拙健拔一路书风。创派者当推李瑞清，继之者有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李健、游寿、侯镜昶、吴白俗等。个中，由师生关系所联接的李瑞清、胡小石、游寿三人最具代表性。

　　在书法上，胡小石食性颇杂，受李瑞清深入魂髓的影响，复请益于沈曾植、吴昌硕、曾熙诸家，寝馈殷周至六朝之间书，“于大小篆、隶、分、六朝今隶、草隶无不学”（曾农髯言）。具体说来，胡氏从“学篆得涩笔、方笔之法”、“以八分为书艺之关键，分东汉碑铭为十四派，首列《张迁》，自此入手，兼学《礼器》、《乙瑛》”；又学北碑《郑文公碑》与《张黑女墓志》，“于郑取其坚实严密，于张取其空灵秀美”；楷书则兼临钟繇与二王，“于大王书，则推崇其《乐毅论》与《东方朔画赞》；于小王书，则推崇十三行”。1914年，胡小石初见《流沙坠简》影印本，即“揣摩对临，终身未已”；晚岁爱大令行草。[10]

　　与李瑞清并称“北李南曾”的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早在胡小石31岁时（1919年），曾撰《胡小石先生鬻书直例》云：“小石书有万马突阵之势，犹能据辔从容，盖六朝之宋董也。”[11]可谓青眼有加。我们从《胡小石书法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11月）、《二十世纪书法经典•胡小石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等图籍中，不难发现胡氏书法继承、创新之大体脉络。要而言之：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胡小石遵师命，由研揣颜真卿转入碑学，李瑞清标志性的“战颤”用笔，在其作品中留有明显痕迹；二十世纪40年代之前，深入周金汉石，兼习汉晋简牍，楷书学钟王及北朝碑版，行书取法二王、黄、米诸家；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摄融碑帖、化裁南北，不再刻意涩笔颤行；二十世纪60年代初，方圆兼施、苍瘦浑穆、冷隽逋峭、沉静涩辣，较之乃师终生“战颤”习气不脱，境界自是不同。

　　以这件名为《李白<上清宝鼎诗>截录》的行书轴为例，字态瘦高、碑体结势、裹锋蹲行、有行无列，用笔提按顿挫一任自然，点画沉实而不失洒脱，整体气格清挺傲峭，硕学宿儒之风规，缓缓流溢于字里行间。据“庚子冬至前七日”的落款，可推知兹轴书于1960年，胡小石时年72岁，正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之际，堪称其书法艺术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见图：胡小石《李白<上清宝鼎诗>截录》行书轴。图版出处：吴为山主编《当代书画鉴藏（第一卷）•如日方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019页）

　　五、胡小石对高等书法教育的贡献

　　

　　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至60年代初，胡小石尽倾40载心血，为滥觞期的中国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1934年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面授《书学史》这一标志性事件，更是有着拓土辟疆般的重大意义。据曾昭燏云：“（胡小石）尝讲授《中国书学史》（即《书学史》），于文字之初起，古文、大篆、籀书之分，篆、隶、八分之别，下至汉魏碑刻以及二王以降，迄于近代之书家，其干源枝派、风格造诣，咸为剖析，探其幽奥。历来论书法，未有如此详备而湛深者也。”[12]

　　一个事实是，在胡小石讲授《书学史》近三十年之后的1962-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才开始招收首届书法本科生，课程中才设有书法史、篆刻及印学史等。从这个角度看，胡氏在高等书法教育的学科构建及科目设置方面，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触可感的启迪与借鉴。

　　其实，早在1921年执教北京女高师时，胡小石就开始指导爱好书法的学生。有回忆文章云：胡老师说“习字首先须端正执笔，指实掌虚。其次用笔，最好用笔的端锋，如果用笔的全锋写，则成墨猪，显得笨拙丑陋。第三，字的结构以上大下小、左小右大为宜，但必须有一笔‘出气’。最后要注意的，则为‘幅气’，即行与行之间，疏密有致，相映成趣。晋王羲之、宋米芾的草书，均能表现这种精神。初学者最好先从魏碑及楷书入手，然后习行、草。”我们一直遵循他的指导学习。[13]

　　在高等书法教学方面，胡小石向来是理论剖析与技法锤炼并重，从不偏执一端。曾昭燏曾忆及1931年自己受游寿鼓动，由外文系转至中文系学习书法的经历：“师（胡小石）所居在城北将军巷，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童蒙。”[14]

　　由“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的教学理念可知，胡小石一直是“金石书派”执艺轨则的坚定践行者。客观而论，对“甜熟圆滑”倾向的过分抵制，也使胡门弟子在汲纳以二王法书为核心的丰富的帖学养分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敏感度不足、领悟力不够及主动性不强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牵掣胡小石书法终未能如于右任般臻于大化之境的主要原因所在。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怎么看，胡小石都不失为一位迥迈俗流的书法家、书法史论家和书法教育家。

　

　　参考文献：

　　[1]吴白匋《胡小石先生传》，《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增刊，1999年，第147页

　　[2]柳曾符《曝背庸言——书法文化的作用与要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编《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2页

　　[3]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4][5][6][7]胡小石《书艺略论》，《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

　　[8]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74-277页

　　[9]《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增刊，1999年，第23页

　　[10]吴白匋《胡小石书法选集•前言》，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11月

　　[11]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33页

　　[12]曾昭燏《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增刊，1999年，第149页

　　[13]程俊英《胡小石师在女高师》，《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增刊，1999年，第102页

　　[14]曾昭燏《忆胡小石师》，《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增刊，1999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