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的胡适与寂寞的吴宓

鲁林涛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　　1922年1月，留学哈佛时就立志要与胡适的“白话文学”作战的吴宓为了成就一番“人文主义”国学教育事业，在东南大学通过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学衡》杂志创刊号。
　　“学衡派”也因此正式诞生，但真正愿意与吴宓携手作战、为《学衡》杂志出力最多的却不是《学衡》发起人、吴宓留学时的好友梅光迪，而是“南高学派”领袖柳诒徵。尤其是从1925年10月开始，柳诒徵连续四年在《学衡》连载《中国文化史》，更是《学衡》11年办刊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直试图引领学术走向的胡适在1923年也曾在《国学季刊》上公开提出，要“对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进行系统研究（胡适《发刊宣言》，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可之后的两年里，胡适却和他的“朋友们”卷入了各种旨在实验“好人政治”的活动，并因此将“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领先位置让给了柳诒徵。
　　胡适一贯擅长“开风气”，柳诒徵这样的学者虽然早在1923年以前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史”，却不曾对外发表任何宣言，只知埋头苦干。在静心治学这一点上，胡适自然比不过柳诒徵。柳诒徵率先出版《中国文化史》后，胡适曾写书评“与柳诒徵问难”。颇为有趣的是，胡适“对柳氏此书的完成历程甚不理解”，而更可能是将自己对《学衡》的一贯否定态度移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尽管他“不得不肯定柳诒徵的‘开山之功’”（王信凯《〈学衡〉中的柳诒徵》，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辑刊》[台湾]）。
　　除此之外，试图与王国维在国学领域一较高低，也是刺激胡适的因素之一。总之，在吴宓与柳诒徵远走东北的那段日子里，胡适曾有心要在国学上赢得与其学术“地位”相称的名声。但事实上，之后的胡适除了在《水经注》研究上断断续续努力了近二十年，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外，便几乎拿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依旧还是只能将更多的心思与精力放在巩固、扩大自己的学术权力及社会影响上。
　　难怪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对于自己的学术教育事业，胡适的“定论”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可谓如实道出了这位昔日在以活动能力见长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群体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学者最擅长表现的“英雄本色”。彼时学术界的无限风光属于这样的英雄。
　　吴宓最风光的职位似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主任），一个胡适或许根本瞧不上眼的职位。即便如此，吴宓也只坐了一年，便坐不下去了，改任简单的清华教授。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吴宓曾想在《学衡》杂志上将“主编”二字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也要遭梅光迪的强烈反对。他埋头做事，但由于不具备胡适的活动能力，《学衡》也好，人文主义国学教育也好，影响基本上都难以超越东南大学校园。
　　而在外界，似乎只有钱穆这样的同样略显寂寞的学人，才会对之报以一丝理解与同情（钱穆《国学概论》）。
　　因此无需多言，和风光无限的胡适相比，寂寞异常的吴宓注定顶多只能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无法像胡适那样在民国时期有如“大鹏”一般始终占据着学术界的至高位置，振臂一呼即可响彻云霄，然后被一群人视为“开风气”的导师。
　　他的知己、“全中国最博学的”（吴宓语）陈寅恪更是一位简单的大学教授——不要任何学位与头衔，也不愿到外面去发起或参与什么“运动”，始终都是吴宓当初所说的“学问渊博”、“识力独到”、“志行高洁”，其一生因此更是寂寞。直到1996年，陆健东先生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才让后人纷纷注意起这位最该被记住的大学教授。然后，吴宓的名字也被好友的光芒照亮了。
　　总之，从名利、权力及影响等世俗的角度看，吴宓以及柳诒徵显然都输给了胡适。以世俗的眼光看，吴宓是失败了，但这种意义上的失败却与吴宓的生命毫无关联。就像20世纪20年代以来外界给他的“复古”、“保守主义”等评价一样，都不足以也不适合用来理解吴宓所做的一切。吴宓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由其内在的生命本质所致。
　　他是一个执拗追求“真情”、“至理”——人文世界最美好的存在---的现代学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这样的生命本质超越了“得失成败”，也超越了“中西古今”。
　　毋宁说，吴宓一路艰难地走下来，倒是极其成功地展现了其内在的生命本质。吃名利亏也好，被人骂为“复古派”也好，甚至孤立无援、物质匮乏也好，都无法阻止其前进的脚步。相反，倒是使得他疯狂追逐“真情”、“至理”的一生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他在万难中维系《学衡》、精心教学，他在“名利场”中与陈寅恪、柳诒徵的友情，甚至他的爱情（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2－57页），也因此更可以让人们津津乐道、百感交集。尽管这类谈论和感动兴许无法消除吴宓的寂寞，哪怕谈论者真的有吴宓那样的“精神”。
　　其实，早在回国前，吴宓就已意识到他的生命注定要陷入寂寞。
　　如其所言（《吴宓日记》）：高明之人，每患孤独。此非谓形体之隔阂，乃精神之离异，殆情势之不可逃者。十九世纪之诗文，每见此种孤独之境，所谓Spritualisolation，而以MatthewArnold（即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人文主义大师阿诺德）为最著。杜诗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然而，孤独也是一种存在。正如阿诺德、杜甫等孤独的人都曾在“高明”的人文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精神及文化遗产，寂寞异常的吴宓在任教东南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同样以自己的思考与行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主义国学教育遗产。
　　最后要说的是，想来想去，似乎还是苏轼《念奴娇·中秋》中的那句虽有些落寞却不失壮美的词句最适合用来概括吴宓的人文主义国学教育行踪：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