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特质

管季超0712

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特质

郭齐勇

　　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资源，而且包含丰富的制度和法制思想，是涵养制度意识、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本期学术版围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这一主题，就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思想养分、理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当代价值、读懂礼的精神与价值等话题，约请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交流。

　　——编  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典章制度，涉及社会规范、文化制度、刑罚政令、行为方式等方面，蕴含着许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优秀传统制度文化，今天仍然具有调治人心、惩恶扬善、保护生态等价值。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特质，从中汲取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丰富养分，有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具有因革损益、与时偕行的特质。社会的合理构成和有序运转，离不开健康的社会关系作为纽带，而健康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系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建构的制度依据是礼法，在中华传统制度文化演进中礼法也在不断变革与发展。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先民就提出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创新精神，集中反映在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关于礼法的不断认识上。广义上讲，礼法是礼乐刑政的统称，具有整饬社会秩序、维护长幼之序、节制骄奢淫逸等作用。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关于礼法的认识不尽相同。周公因应当时社会需要，增删和厘定夏、商两代的典章制度制礼作乐。孔子不固执于过时的礼，主张因革损益，力图拯救礼乐中所包含的道德精神，强调仁德是礼乐制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孔子并不排斥礼的规范意义，同时反对拘守礼文仪节。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大意是说，义在内，礼在外；仁义是内容，礼文是形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主要思想是“仁义”和“仁政”学说。
　　在儒家看来，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应当得到满足，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物质财富是有限的，这就需要礼制来调节社会秩序，维系社会正常运转。荀子认为，人们的物质欲求需要社会规范加以调节、疏导、约束，才不至于造成纷争混乱，而礼制的目的在于安定人心，实现社会的秩序化。他强调，制度建设同其他许多事务一样，需要根据时代和实际的发展变化而改革创新。他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这不仅讲明了体常与尽变的联系，而且揭示了守正与创新的关联。
　　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是如此。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以历史上选拔人才的制度变迁史为例。孔子的“有教无类”“举贤才”理念，集中表达了民间从教育开放到政治开放的心声。汉代选拔人才，以荐举制取代世袭制，以察举、征辟诠选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但荐举制也有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愈到后期愈加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改为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把选才权收归朝廷，把人才分为九等，选才标准规范、缜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东晋之后，这一制度弊病日深，门阀世族把持、垄断选举，庶族寒门子弟无缘仕途，使得此制度逐渐走向反面。到隋唐时代推行科举制，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考生自由报名，布衣之士有了为官的机会。从隋代到清代的1300多年间，科举制选拔出大量文武官员与后备人员，给社会与国家治理队伍注入活力。但自明代后期至清代，科举制运作逐渐僵化，于清代末期被废除。
　　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具有礼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质。礼治主要是道德规范，法治主要指刑罚。在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礼治重在防患于未然，法治则重在事后惩戒，即“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礼治与法治相统一，主要体现在“以礼入法”上。我国古人之所以强调礼治与法治相统一，是基于重道德教化、重调治人心的考虑。礼中蕴含和谐、亲民、仁爱、慈惠的精神，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我国历史上成文法的公布，一般以春秋时期郑国的“铸刑书”和晋国的“铸刑鼎”为标志，而其滥觞可溯源至《周礼》中记载的“悬法象魏”之制。传统礼法中，有礼典、律典、习惯法之分。《尚书》与《周礼》主要是礼典而非律典，前者大致相当于礼，后者相当于法。习惯法活跃于民间，以乡规民约、家礼家法等形式规范社会公众的日用常行，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无法之法”。
　　我国古代法律系统相对独立，秦、汉以后，法典大多出于儒者手笔。法律的系统化自曹魏时期始，当时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原则，与法理几乎无异。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魏以八议入律，晋创依服制定罪，《唐律疏议》中充溢着礼的精神，后世有唐律“一准乎礼”的说法。儒家强调对人尤其是人民的尊重，其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民贵君轻、兼善天下等思想理念，都渗透到古代社会治理各种制度中，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