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70年

作者：赵长才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7-15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七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主任赵长才研究员。

　　　　第七章 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引言

　　中国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秦汉时期出现的以《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等为代表的字书、词书是最早的词语训释著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历代以解经为目的对先秦儒家经典及其他古籍进行注疏的著作不断产生，形成了汉语传统语文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为核心的小学。至清代，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在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以训解词义为主的训诂学研究更是成果斐然。进入民国以后，训诂学又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章黄学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训诂学在继承清代朴学和“章黄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陆宗达、殷焕先、殷孟伦、王宁等著名学者在训诂学的理论建设和训诂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传统训诂学发展至今，训诂学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理论，注意吸纳新理论新方法，使训诂学具有了新的活力。
　　传统训诂学虽然注重词语的考释、关注词义的演变，但从所研究的对象、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旨趣等方面来看，还不能算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和词汇学研究。
　　汉语历史词汇学主要包括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古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同义词的研究，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近代汉语俗词语的研究，音义关系的研究，词汇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参见蒋绍愚《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创建和研究的展开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其产生的标志是王力先生于1947年发表的《新训诂学》（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73—188页），在这篇文章中，王力先生站在现代语言学的立场指出了传统训诂学和汉语历史词汇学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和缺点，指明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方向。该文“可以把它看做新的汉语历史词汇学创建的宣言”（蒋绍愚：《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25页），王力先生是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不断推进，中间虽然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研究停滞，但改革开放后40年间发展迅猛，在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节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基于对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词汇面貌和使用情况的考察，从“史”的角度对词汇演变的历史所进行的描写和梳理。本节着重从汉语词汇通史的概览性研究、专书专题词汇研究与断代词汇史研究等方面，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一 汉语词汇通史的概览性研究
　　20世纪50年代，王力《汉语史稿》出版，其中的下册专讲汉语词汇的发展史，对整个汉语词汇史做了初步的勾勒。20世纪80年代初，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增写了第二章同源字和第三章滋生词，将原来的“汉语悠久光荣的历史”扩展为“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三章，其他章节也有不少充实和修改。该书用更为丰富系统的材料探讨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重要方面，运用新的语言学观点深刻分析说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各方面现象，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汉语历史词汇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中编）、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等著作也从历时角度研究词汇发展，或分析词义演变，或考释断代词语，或梳理各时期词汇发展面貌，各有特色。不过，要完成一部体系完备、材料丰富，能够全面宏观地反映汉语历史词汇演变的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词汇通史的目标，目前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还需要从多方面做更多扎实的基础研究。
　　二 专书专题词汇研究和断代词汇史的研究
　　专书专题词汇研究和断代词汇史的研究是建立完整的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基础和前提。王力、周祖谟、殷孟伦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深入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首先需要进行专书专题词汇和断代词汇研究的重要性 [ 王力：《诗经词典•序》，见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祖谟：《吕氏春秋词典•序》，见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殷孟伦：《谈谈汉语词汇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2期）] 。他们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确定了正确的方法。
　　通过对重要古籍进行专书词汇的深入细致研究，可以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进行断代词汇的研究，可以搞清楚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建立系统完整的汉语词汇发展史。专书专题词汇研究和断代词汇史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紧密，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容易截然分开，因此我们放在一起介绍。
　　（一）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为核心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上古汉语词汇是汉语词汇研究的源头，既是汉语词汇史的起点，也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殷商时期甲骨文词汇是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最早的上古汉语词汇，已经具有比较完整的词汇系统。以先秦西汉为主体的上古汉语时期既有丰富的传世典籍，又有大量的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材料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最重要的语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上古时期的汉语词汇，无论在专书专题词汇研究还是在断代词汇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搞清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
　　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载程相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对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畜牧、农业生产、宫室、舟车、服饰、器物、社会关系、亲属称谓等）在甲骨词汇中的反映做了初步的分析，并探讨了甲骨词汇对殷商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映，还就甲骨词汇的词义发展和一词多义现象等做了考察。
　　陈年福《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一书根据语义将甲骨文动词分为行为动词、生活动词、生产动词、军事（包括刑法）动词、休咎动词、天象动词、祭祀动词、贞卜动词等8个主题类，然后又将前4种动词分别细分为若干细类，对各义类的动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其他有关甲骨文词汇研究的重要论著还有陈伟湛的《甲骨文同义词研究》、陈年福的《甲骨文词义论稿》等。
　　对西周时期词汇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研究这一时期的语料除金文外还有少量传世文献和周原甲骨文，应该结合起来研究，而结合的基础是要先对西周金文的词汇进行系统的考察。杨怀源的《西周金文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是首部对西周金文词汇进行共时断代描写的专著。作者上与甲骨文比较，追其前源，下与东周语言比较，寻其后宿，使我们对西周金文词汇系统的整体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武振玉的《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按照义类分别对“动作行为类”“社会生活类”“日常生活类”等两周金文中的动词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这一时期动词的单义性和多义性、本义和引申义、同义动词和反义动词等有细致的分析。其他如廖序东的《金文中的同义并列复音词》、赵诚的《金文词义探索（一）》、周宝宏的《西周金文词义研究（六则）》、朱歧祥的《论殷周金文的词汇》也从不同角度对金文的词汇词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徐朝华的《上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是一部较全面系统地以上古时期为研究对象的断代词汇史专著，作者以历时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整个上古时期内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重视揭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该书分为六章，除绪论外，分阶段讨论了“殷商到春秋中期”“春秋后期到战国末期”“秦汉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此外还就“上古汉语词义的发展变化”“上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变化”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总结了上古汉语各时期词汇发展的特点，对词汇、词义发展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词汇、词义发展变化的语言内部的原因及词汇发展的规律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较早对上古专书词汇进行全面描写的著作，对《吕氏春秋》的词汇面貌、词的结构、意义系统做了深入探讨。全书对《吕氏春秋》的单音词、复音词进行了穷尽的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从《吕氏春秋》的基本词汇、词的多义性、同义词、反义词、复音词、同源词等多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全景式的描写分析。该书对先秦词汇研究、对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叶正渤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宋永培的《〈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刘兴均的《〈周礼〉名物词研究》等专著也都特色鲜明。这些研究大多能够借鉴现代词汇学、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表现出共时研究与历时比较相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客观描写与理论总结相结合的特点。
　　上古汉语复音词研究一直是这一时期专题词汇研究尤其是构词法研究的热点，有关论著达数十种。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对上古汉语复音词的基本面貌特点、判断标准、产生过程及形成机制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向熹的《〈诗经〉里的复音词》（《语言学论丛》第6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是较早对上古汉语构词法进行专书断代研究的文章，作者对《诗经》里的复音词进行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提出从意义和结构两方面来判别复音词。马真的《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1981年第1期）对上古汉语复音词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判断标准方面，她认为，划分先秦的复音词，主要应从词汇意义的角度来考虑，即考察复音组合的结合程度是否紧密，它们是否已经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文章考察了先秦复音词的构成方式和先秦词汇复音化的原因及途径，指出先秦汉语词的复音化主要有音变造词和结构造词两条途径。程湘清的《先秦双音词研究》（载《先秦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语法结构、词汇意义、修辞特点、出现频率等多个方面对如何判断双音词做了详细阐述，文章还对《尚书》《诗经》《韩非子》等先秦文献的双音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考察。
　　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著还有祝敏彻的《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汉语构词法发展史探索之一》、伍宗文的《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唐钰明的《金文复音词简论——兼论汉语复音化的起源》、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复音词简论》、朱广祈的《〈 诗经〉双音词论稿》、郭锡良的《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黄志强的《西周春秋时期汉语构词法概况》等。
　　（二）以本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文献为核心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1. 以本土文献为核心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在词语考释方面，徐震堮《〈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期）对《世说新语》中许多“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作了解释，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古汉语词汇领域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为研究对象，对反映这一特定时期特定文体类型的词汇系统进行了综合研究，学术价值很高。吕叔湘先生评价：“我觉得她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言》，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郭在贻评述该书具有求证、祛惑、通文三方面的长处。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词语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中古时期语词500余条，语料取材范围十分广博，不仅有本土各类文献，也兼有部分佛经文献。侧重于解释这一时期产生、流行的新词新义，尤其是口语词和口语词义。蒋礼鸿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认为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阐发的方面比较独特……二是取材的浩博。”
　　其他如蔡镜浩的《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方一新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冯春田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王云路的《六朝诗歌语词研究》《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周日健、王晓莘的《〈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胡敕瑞的《〈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周俊勋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汪维辉的《〈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汉语词汇史新探》《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周生亚的《〈搜神记〉语言研究》等论著都是中古词语考释和专书词汇系统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有关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成果丰富，程湘清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一书收入了《〈论衡〉复音词研究》《〈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变文复音词研究》等三篇有关中古汉语复音词的重要论文。其他值得重视的成果还有周生亚的《〈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问题》、唐子恒的《〈三国志〉双音词研究》、万久富的《〈宋书〉复音词研究》、刘志生的《东汉碑刻复音词研究》等。
　　2. 以汉译佛经为中心的中古词汇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对中古译经词汇的研究逐渐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人才队伍不断扩大，成果越来越丰富，人们对译经词汇的面貌和特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词语考释方面，李维琦《佛经释词》（岳麓书社1993年版)、《佛经续释词》（岳麓书社1999年版）二书专门对中古译经的一些疑难词语或口语词进行考释，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材料、方法及语义训释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拓展。佛经词语考释的单篇论文成果近年来更是呈逐年上升趋势。
　　一批对中古翻译佛经词汇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论著相继出版，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从音译词、合璧词、意译词、佛化汉词和佛教成语等方面分析了佛教词语的类型及其构造方式，论述了佛教词语的创造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颜洽茂的《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中古译经词汇的构成、译经复音词结构模式及语义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的词汇特点与演变进程。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从共时与历时、微观与宏观的不同视角，对中古译经词汇的构词特点、词义演变方式、佛典翻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等做了深入考察。俞理明、顾满林的《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通过对东汉时期佛经和道经词汇比照的方式，从宏观上描写和讨论了两类文献在这一时期的词汇新质。
　　3.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的构建
　　中古汉语、近代汉语是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兴起的学科，相对于上古汉语而言，中古、近代汉语在词汇研究方面相对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不少专家学者努力耕耘于此，在中古和近代汉语的断代词汇研究以及古白话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关于中古和近代汉语系统性理论方面的总结与研究稍嫌不足，尤其是缺乏通论性的著作。直到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明显改变。2010年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词汇史》系统地揭示总结了中古时期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该书体系完备，内容详实，涵盖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从整体上勾画出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概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尤为重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中古复音词的判定、复音词构成的规律、复音词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等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作者对中古词汇系统研究方法的总结归纳，也很富有创见。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则是一部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做出全面评述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全面概述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情况，与中古近代汉语词汇有关的基本问题皆有论述与分析，准确而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该书侧重于词汇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探索，尤其注重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内容详实，引征语料丰富，揭示词汇构成方式和词义考释方法，并介绍语料类型和鉴别语料的方法。不仅汇集释义，而且阐发新词新义，并补充辨析其他学者的论述。这部著作对促进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以口语词汇研究为核心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在20世纪以前，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主要限于汉代以前的文献语言。汉代以后的词汇，尤其是唐宋以后各个时代的口语词语（即所谓“俗语词”）是很少研究的。虽然清代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汉代以后的口语词语，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郝懿行的《证俗文》，翟灏的《通俗编》等，但都只是记录了一些口语词语，作了简单的释义，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对近代汉语口语词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单篇词语考释论文成果丰富，尤以蒋礼鸿、郭在贻、许政扬、刘坚、陈治文、蒋绍愚、项楚、江蓝生、方一新、汪维辉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成就显著。除此之外，在专书专题词汇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
　　20世纪50年代，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和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相继出版，二书都是考释金元戏曲词语的专著。
　　真正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特定时期特定文献词汇进行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首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初版。1954、1955年相继出版第二版、第三版）。该书汇集唐宋元明时期流行于诗词剧曲中的600余条特色语辞，详引例证，极大地拓展了语词研究的范围，研究方法科学，治学态度严谨。在具体词目的考释中能够做到或追溯源流，或联系活的方言，把词语考释真正纳入到了现代词汇学的研究范畴。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蒋礼鸿则开辟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新领域——敦煌语言文字之学，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 中华书局1953年初版，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六版（新三版，增补定本）] 是继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之后，在近代汉语研究领域竖起的又一座丰碑，影响深远。蒋礼鸿从理论上提出重视唐宋以后俗文学作品的主张，系统提出了研究断代汉语史的见解。《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收词以敦煌变文为主，兼及唐五代诗词及笔记小说，偶用汉魏六朝及宋元以后材料，全书释词按义类编排。对具体词目不仅解释精到，旁征博引，而且能够对所释词语进行历时考察，以揭示词义演变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后，近代汉语口语词汇的研究延续老一辈的传统，在对一些在近代汉语史上有价值的口语语料进行梳理，考察其词汇面貌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
　　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1986年增订版。2005年第二次增订版）受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的影响很大，在很多方面如收词范围、词义考释等有进一步的创新，所采用的方法也更具现代语言学的观念。该书于1986年、2005年续有增订版出版，内容更加充实。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顾学颉的《元曲释词》、王锳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等在专题词汇和断代词汇研究中也都各具特色。
　　在敦煌俗文献词语考释方面，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郭在贻、张涌泉、黄征的《敦煌变文集校议》，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江蓝生的《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蒋冀骋的《敦煌文书校读研究》等都是严谨扎实、卓有建树的重要学术成果。
　　对禅宗语录、宋儒语录词汇的考释在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这两类古白话俗语词考释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研究成果斐然。近几十年来，这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项楚、蒋绍愚、袁宾、董志翘、徐时仪、雷汉卿、张美兰、詹绪左等。袁宾的《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唐宋时期禅宗著作里的词语共300余条，以口语词为主，也包括部分常见的带有口语色彩的行业语。雷汉卿的《近代方俗词丛考》《禅籍方俗词研究》《禅宗文献语言论考》几部专著集中对以禅宗语录为主要语料的近代俗语词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禅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禅宗语言辞典的编纂大有裨益。詹绪左的《禅宗词语研究——以〈祖堂集〉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祖堂集》的词语从校释、探源和考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考订精审，释义允当。作者将词语释义与禅理剖析相结合，为禅宗词语研究探索出一条新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徐时仪的《〈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采用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朱子语类》文献语料进行鉴别、校勘，弄清传承渊源和各本异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朱子语类》的词汇概貌、构成、同义词和反义词、专类词语、方俗口语、常用词和词义系统等一一进行考察，创获甚多。该书不仅是关于《朱子语类》词汇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最详备的朱子语言研究专著，对汉语词汇史特别是近代汉语的探究有重要贡献。
　　其他如蒋绍愚的《〈祖堂集〉词语试释》、董志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五灯会元〉词语考释》、袁宾的《〈五灯会元〉口语词探义》、姚振武的《〈朱子语类〉语词札记》等论著在对禅宗文献、宋儒语录口语词的考释方面也多有创见。
　　近年来对专书词汇进行研究的著作，大都能够将所研究的专书置于汉语史的研究视野中，将共时比较和历时考察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将是今后同类研究的共同取向。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江蓝生先生的指教，江先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初稿完成后又蒙刘丹青先生多所是正。中国社科院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生张学彩协助搜研究文献。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第三节 汉语史常用词、核心词演变的研究

　　 常用词是词汇系统中最稳定的部分，反映了人们交际中最常用的基本概念，它们大多属于基本词汇，是词汇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其演变发展决定了整个词汇史的发展方向。词汇中的多义词一般都是常用词，研究词义的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常用词词义的发展变化。词汇中最具有构词能力的也是常用词，研究构词法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常用词。按主题分类的类义词或采用语义场的理论对词义进行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常用词。可以说，词汇史所要研究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常用词有关，因此，常用词的研究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对汉语史常用词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第一次把“常用词”列为古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收录解释的古汉语常用词只有数百个，而且主要是为服务古汉语教学需要，但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20世纪70年代，由王力、岑麒祥、林焘等编著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初版，2005年第五版由蒋绍愚先生主持修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和辞书学观点、方法编写的古汉语字典，2005年第5版由蒋绍愚主持修订。该字典（第5版）收古汉语常用字4317个（不含异体字），兼收古汉语常用复音词及词组近10000个，极具典型性和实用性，大大推动了汉语史常用词研究的进展。

　　 20世纪80—90年代，对常用词演变的个案分析和理论探讨逐渐深入。蒋绍愚《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通过“丢、扔/抛”“木/树”“视/看”“道/路”“言/语/说”等几组词的演变与更替，揭示了常用词演变与替换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讨论了8组常用词在中古时期演变更替的情况，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进一步提倡加强常用词演变研究的重要性。

　　 世纪之交，李宗江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初版，2016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二版）、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修订本）两部专著的相继出版，开启了汉语史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新篇章。从内容上看，涉及范围逐渐加大。从理论上看，不仅引入西方现代语言学相关理论，还力图总结出汉语史特有的词汇理论和研究方法。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第2版）将词汇演变分为衍生性演变（源词变出新词）和交替性演变（新增旧减、新旧交替）两种。衍生性演变分为七种关系：词义引申、实词虚化、重新分析、聚合类推、组合同化、语音变化、派生与复合。交替性演变分为三种类型：旧范畴的消失、新范畴的产生、同范畴内成员的变化。作者详细分析了影响演变的八个因素：语音、语义、语法、语境、词汇系统、外语、认知、社会因素。该书对于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丰富汉语历时词汇学理论、历史性语文辞书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是从历史词汇学角度研究汉语常用词演变的一部力作。全书详细描写了41组常用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在东汉—隋时期的新旧更替过程。对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对常用词演变的规律做了初步概括。该书“既提供了进行这一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的范例，又清晰地呈现出东汉至隋阶段常用词演变的基本面貌，为‘中古汉语’这一汉语史分期主张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见王云路，方一新《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常用词的演变和更替研究成了汉语词汇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成果越来越丰富。不少研究都是针对常用词历史替换与词义演变展开的，有些著述对其演变规律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如徐时仪《玄应〈众经音义〉所释常用词考》（《语言研究》2004年第4期）就其中的“打”“欱”“枪”“着”这四个常用词的衍变递嬗做了探讨，指出词义的变化往往首先是从方言口语中开始的。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探讨了中古时期常用并列双音词成词的途径、演变的机制和规律。

　　 古汉语常用词历时演变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汪维辉指出常见的问题有“语料选择不当；统计数据一锅煮，不做具体分析；例句有问题；描写粗略；语言事实认定失当”等（参见汪维辉《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真大成也从语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词义的准确性和成因、词的书写形式、词的溯源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常用词演变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真大成《谈当前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四个问题》，《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就目前成果来看，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待今后在研究中继续完善。

　　 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是一部有关汉语核心词和词语演变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分为上、下编，上编对核心词的定义、词汇替换的原因等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下编则在斯瓦迪士“100词表”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充分利用汉语史材料和方言材料，以汉语中的100核心词为研究对象，探索各组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总结汉语核心词的类型和演变规律。作者对每组核心词都按照“音”“形”“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历时演变”“方言差异”等几部分进行深入详尽的描写和分析。该书材料宏富，剖析缜密，对汉语词汇史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王云路、王诚的《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古汉语词汇核心义为研究对象，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充分借鉴传统的语言学成果，旨在探讨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制约机制和词语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初步建构了核心义研究模式，为词义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四节 从单篇的词语考释到系统的词典编纂

　　 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历来有重视词语考释的传统，一方面因为古今悬隔，语言面貌迥异，疑难词语较多，在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是因为词语考释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准确掌握词语是理解文本和研究文本语言的第一步，如果不能正确解读词语，对文本和语言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继承传统，对上古疑难词语、特殊词语的考释探源继续给予关注外，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以汉译佛经、敦煌遗书、禅儒语录、笔记、诗词曲、戏剧、小说等古白话文献为研究对象,开辟了非雅诂旧义所能赅的古白话俗语词、常用词研究新领域，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需要及时系统地总结汉语词汇考释已取得的成果，因此，相关词典的编纂工作也适时开展起来，涌现出了一批能够反映时代学术发展水平、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反映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成果的词典编纂成果。

　　 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张万起编纂《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是有关中古名著《世说新语》的专书语言词典。这两部词典的相继出版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集中展示了《世说新语》词汇研究的成果，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世说新语》的最高水准，受到广泛好评。张永言荣誉主编、蒋宗许等编纂的《〈世说新语〉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是在原《世说新语辞典》基础上重新编纂的一部词典。该词典认真总结了前两部词典存在的不足，在继承优点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在编纂体例和收词的数量及释义的准确性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改进，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后出转精之作，对中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蒋礼鸿主编，黄征、张涌泉、俞忠鑫、方一新、颜洽茂编撰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迄今为止收词最多的关于敦煌文献的专门语言词典。该词典的收词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敦煌文献，包括文学、史学、宗教、经济、法律等，也兼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收词全面，释义准确，有很多新的发明创新。

　　 刘坚、江蓝生主编的“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下分《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宋语言词典》（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澂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元语言词典》（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三本断代语言词典收词时不仅贯彻词汇史的观点，同时也力求贯彻语法史的观点。收词覆盖面广、释义完整准确，在广泛吸收前人已有的词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很多新的创新。这套断代语言词典为系统研究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做了非常有益的基础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白维国主编的《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是一部专门的古白话小说语言词典，收词以古代白话小说中出现的近代口语词汇为主，直接从四十余种主要白话小说中勾乙资料，收录条目5.6万余条，释义准确精炼，引例丰富，引书达240余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白维国主编，江蓝生、汪维辉任副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共4卷，900余万字，全书收词51000余条，其中约1/5为以往各种辞书所未收。这部词典是国家“十二五”“十三五”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具有汉语词汇史性质”为目标进行编纂的历时辞书。该词典以呈现从唐五代至清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汉语词汇演变轨迹为目标，收词完备，系统性强。在收词和义项处理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明确的汉语词汇史观，即收词以近代汉语中新出现的口语词和常用词为重点和主体，体现汉语词汇的历史系统性；释义更精准，符合词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义项排列体现词义演变的历史轨迹。该词典不仅对人们解读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具有实用价值，更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汉语词汇研究史上一块新的里程碑。

　　 其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的专书或断代语言词典，主要还有：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胡竹安的《水浒词典》，李法白、刘镜芙的《水浒语词词典》，白维国的《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周定一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周汝昌主编、晁继周任副主编的《红楼梦辞典》，周汝昌、晁继周主编的《新编红楼梦辞典》等。　　第五节 词源、语源研究

　　 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是汉语历史词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已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词源研究成果。上古汉语词汇的同源现象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清代的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都有相关论述，民国时期章太炎在《文始》一书中对同源词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都注意到了从语音的联系去看词义的联系，即所谓“因声求义”，这本来是正确的分析方向，但由于过于依赖声转关系来确定同源词，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不免粗疏。
　　 新中国成立后，在同源词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影响最大的是王力先生，他在《汉语史稿》（下册）“词汇的发展”部分以及《汉语词汇史》中，都有专节论述同源词问题。王力的《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是一部专门研究同源词的专著，不过他采用“同源字”的叫法。该字典前有一篇《同源字论》，对同源字做了明确的界定：“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这些字都有同一来源。……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同上，第3页）作者反对把同源关系铺得过于宽泛，从音、义两方面提出了同源字系联标准，对同源字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有力地矫正了传统同源词系联中那种滥用声训、汗漫无边的牵合附会之弊。该书体制宏伟，以韵为经，以声为纬，共收同源字3164个，分为1033组，每一组同源字都表明古声韵通转情况，详列古代训诂材料及语词的文献用例，释义翔实。该书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同源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是对词的音义与源流求索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汉语同源词研究的划时代之作。
　　 严学宭的《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张世禄的《汉语同源词的孳乳》、王宁的《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刘又辛的《谈谈汉语词源研究》、郭锡良的《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齐冲天的《论语源研究》、殷寄明的《我对词源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任继昉的《汉语语源研究的方式、方法、阶段论》、黄易青的《同源词意义关系比较互证法》、李玉的《同源词词群考》等对汉语词源研究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其他有关词源、语源研究比较重要的概述性、通论性或专题论著还有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殷寄明的《语源学概论》、孟蓬生的《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等。曾昭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则系统梳理了魏晋至唐五代词源研究的历史，并对汉语词源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建议。
　　 1999年8月在长春举办了首届汉语词源学研讨会，此后定期召开。目前汉语词源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人才队伍愈加壮大，方法日趋精密。一些学者尝试从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对汉语词源进行探讨，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有更大的探索空间。今后通过多学科融合对汉语词源深入探讨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六节 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的建构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的探讨和总结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的探讨着重在词汇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包括词义演变规律和构词规律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前者着重探求某一类词语的词义演变规律，后者侧重从构词方式上讨论语言规律。
　　 洪成玉的《古汉语词义分析》以分析词义为中心，联系字形、语音、语法，对古汉语词义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探讨。赵克勤的《古汉语词汇概要》及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古代汉语词汇学》较全面地讨论了古汉语词汇各方面的问题。苏宝荣、宋永培的《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则反映了古汉语词汇研究在继承训诂学成果基础上取得的新进展。该书论述了古汉语词义研究与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就词义与音、词义的系统性、词义的两重性、词义演变的规律性、词义与词的结构形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做了阐述。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纲要》、周光庆的《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张联荣的《古汉语词义论》、徐时仪的《近代汉语词汇学》都对古汉语词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些专著在构建汉语历史词汇学框架体系和理论建设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
　　 20世纪80—90年代一组集中讨论词义发展变化的理论文章颇具新意，值得重视。许嘉璐的《论同步引申》（《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较早注意到词义演变过程中“词义具有同步引申的规律”，并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蒋绍愚的《论词的“相因生义”》（《庆祝王力先生80寿辰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系统阐述了词义相关变化的问题，作者认为词义的相关变化除了聚合因素起作用外，组合因素也很重要，是词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江蓝生的《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载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讨论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语词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此前已有的许嘉璐“同步引申”说、蒋绍愚“相因生义”说的进一步阐发，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见解。比如文章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有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意义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类同引申有时不是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词义的类同引申不同于词义的沾染；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而且还能互相通借；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江蓝生的另一篇《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语言学论丛》第20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是作者多年从事词语考释的方法总结。文章指出以往传统上考释词义，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归纳法，但归纳法也存在局限性。因此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也就是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从合成词中联合结构的同义复词居多、类化构词现象、相关词义的类同引申、词义的通借现象等四个方面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演绎法来考释近代汉语的词语。演绎法的使用是以我们对汉语发展史中许多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掌握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丰富，运用演绎法的余地也就越广阔。
　　 进入21世纪以来，词汇学理论探讨的风气更加浓厚。随着结构主义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历史语用学、语言类型学、语义地图等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文献词语的考释和词义演变方式的静态描写，而是致力于词义系统演变的考察和词义演变规律的探索，涌现出了一批重大成果，大大加深了我们去汉语语义演变的认知和了解。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通过对“投”个案的研究，利用概念要素分析法对“投”的义位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探讨了“投”的词义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概念场出发，对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归纳了研究词义系统、词汇系统以及其历史演变的方法。如胡敕瑞的《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一文，揭示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隐含到呈现”，上古汉语存在概念融合（隐含）的三类词语（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动作与对象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到中古时期这三类“隐含”纷纷“呈现”：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文章从汉语的形、音、义及汉语的自组织原则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从隐含到呈现”的具体原因。贝罗贝、李明《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载沈阳、冯胜利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从汉语的实例出发，讨论了语义演变与句法演变的关系。文章强调语义演变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这种有一定方向性的语义演变大多源于语用推理，跟主观化有关。对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关系，作者指出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语义演变驱动句法演变，重新分析不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另一种可能是，句法演变驱动语义演变，重新分析通常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其他如吴福祥《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义演变》，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王云路、张凡的《释“踊跃”及其他——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间题》，黄树先《词义发展论说》，董志翘的《是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等论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词义演变的理论问题。李明的《从言语到言语行为——试谈一类词义演变》讨论了“从言语到言语行为”的词义演变，揭示了这类演变的促动因素。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重要理论成果是蒋绍愚的《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这本书定名为《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但主要不是侧重于汉语词汇史的构建和探讨，而是侧重于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讨论。此书的内容、观点、研究方法和《古汉语词汇纲要》有较大的不同，较多地吸取了现代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和汉语历史词汇的实际紧密结合，用以分析和解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前言》第3页）全书以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为主，分为八章，毎章讨论一个问题，涉及“字和词”“构词法、造词法和词汇化”“词义和词义的分析”“词义的发展和演变”“同义词和反义词”“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关系”“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词汇与文化”等汉语历史词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作者视野开阔，在很多问题的探讨中阐发了自己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深刻独到的思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第七节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语料的拓展、研究内容的分类、研究的思路方法、词典编纂、理论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学科的建立，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来，使汉语历史词汇学领域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中古汉译佛经、近代各类白话文献语料的不断发掘，形成了许多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热点。
　　 总体来看，汉语历史词汇学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1）重视发掘新材料，语料的空白点越来越少。（2）重视个案的深入研究，力图从微观语言现象的开掘反映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本质内涵。（3）重视不同文献类型的对比和结合，如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结合、中古译经文献与本土文献的对比结合等。（4）理论探讨的风气越来越浓厚。更加重视借鉴吸收现当代普通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中来。更为可喜的是，已经开始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词汇学描写体系和理论架构。
　　 在人才队伍的培养方面，目前许多大学中文系都开设有专门的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课程，特别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上，成绩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学者投身到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领域中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今后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开掘各类语料，加强理论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探讨古汉语词汇发展线索，总结演变规律，力争在不远的将来贡献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贯通性的汉语词汇发展史。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历史词汇学在新时代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必将取得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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