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作者：杜翔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0-22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二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杜翔研究员。

第二章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深受同时代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汉语研究进入了语言学时代。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汉语词汇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语法问题的分析表现出来。汉语词汇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第一节　汉语词汇学的创立和发展

　　20世纪初，在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下，研究汉语的学者引入了词的概念。汉语词的观念的确立，是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前提，也是现代语法学的基础，在语文教学、词典编纂中也有重要影响。

　　一　汉语词汇学创立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汉语研究工作。1949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又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这三项任务都与汉语词汇研究有着密切关系。1950年6月，根据当时政务院的指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将“基本词汇与基本语法结构的调查”作为1951年的重点工作。1951年下半年开始，《语文学习》《语文知识》《中国语文》等一批重要的语文刊物陆续创刊并组织了各种学术探讨活动。

　　词汇规范化是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将现代汉语规范工作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在“汉语规范应该包括词汇规范”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所做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从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讲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任务。在词汇方面列举了方言差别、同义词繁多、抽象意义的词用法不确定等问题。这些工作催生了汉语词汇学的创立。

　　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五四以后的30年时间，许多学者借鉴国外语言研究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词汇问题，取得很大成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关于基本词汇及词汇与社会变化密切联系等的学说，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指导。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不少内容论述词汇问题，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组成以及开展词汇研究的必要性，为汉语词汇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由林焘主讲的“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课。另外，参照苏联语文教育的做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实施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也推动了汉语及其词汇研究。

　　二　汉语词汇学创立的标志

　　汉语词汇学的创立，是以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年第4期至1957年第10期连载；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汉语词汇》是孙常叙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申报的研究课题。该书从语言、逻辑、心理学多个角度探讨了词的性质，提出“词”“词素”“词根”“派生词”等概念，指出“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认为“词”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小单位”，“词素”是“词的结构单位”。该书首次全面细致地描写了汉语的造词法，首次完整地呈现出汉语词汇研究的总体框架，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专著。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词在语言中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语音形式，它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第1页）该书提出“词素”的概念并用它分析词的结构，首次提出词汇是成体系的，认为：“词汇的体系性主要体现在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在构词和语义之间的联系。”（第10页）该书提出的“同义词具有同一的或相近的概念”“在句子当中能够互相替代的词不一定就是同义词”等观点，成为后人研究同义词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还有张世禄《词汇讲话》（《语文知识》1956年第1期至第6期连载）以及为了配合初中《汉语》教材而编写的《汉语知识讲话》丛书（词汇部分）（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三　确定词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语法研究和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推动，词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陆志韦为解决拼音连写问题，在如何确定词的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一书中陆志韦试用过“同形替代法”，其做法是用已知的框架中的某个单音词去替换另外的单音节单位，能够替换的是单音词。在《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中，陆志韦采用在结构的松散处插入某些成分的“扩展法”区分词与词组，归纳出汉语构词法的9种基本结构类型。“同形替代法”和“扩展法”给词的确定以形式化的标准，摆脱了传统上以词义、概念为确定词的尺度的束缚，但也有局限性。陆志韦曾在《对于单音词的一种错误见解》（《中国语文》1955年4月号）一文中自我批评，认为用同形替代法分析出的一部分单音词只是常用的词素；扩展法虽然解决了词和词组区分的典型的一面，但用扩展法得出的有些结果却违背了常识，如认为“驼肉”是词，而“羊肉”是词组。

　　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在词、短语、句子中提出“词汇词”（不太长，有统一的意义）、“语法词”（不能拆开，不能扩展）、“短语词”（介于词和短语的中间物）等术语，提出从“两头”给词划界，提出区别“词汇的词”和“语法的词”，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词的确定的认识。1982年，刘叔新的《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语言研究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中提出：“确定词的单位，理应首先从词汇的角度入手，观察和分析作为语言一种特定材料单位的词所应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义内容和语音形式。”此后，有人还坚持从语法的角度来界定词，但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新的阐述，没有太大影响。

　　四　词汇学及相关研讨会

　　1993年5月29—31日，由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南开大学中文系及天津市语言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50余人参会，吕叔湘为会议写了贺信，倡议大家好好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总结其规律性。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汉语词汇学从此有了自己的专业组织。会后结集出版了《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最近召开的是2018年第十二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从第三届开始，会议论文集命名为《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固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出版的是2018年出版的汇集第十一届研讨会会议论文的《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九）。

　　这次会议之前，非全国性的词汇学研讨会也曾召开过。1987年12月24—26日，汉语词汇学学术交流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1991年6月27日，山东省汉语词汇专题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这些会议为全国性词汇学研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与词汇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还有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和汉语词汇语义学国际研讨会等。前者由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首届会议于1996年召开，2019年10月召开第12届；后者是计算机与语言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会议，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这些学术活动为词汇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阵地。

　　五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词本位教学法把词当作汉语中的基本单位学会用词组句，是对外汉语通行的教学法。有些学者把字或语素作为教学层级，提出语素教学法（赵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语素法”适用性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2期）、“字本位”教学法（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3期；杨烁《白乐桑与“法式字本位”教学法》，黑龙江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词·语素·汉字”教学法（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等，也有学者基于汉语词汇的词形结构网络性和词义联想网络性，提出了按照词语的网络系统进行教学的思路（常敬宇：《汉语词汇的网络性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针对各种教学本位观，施春宏《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3期）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本位的层次性，提出语言教学过程中需要建立分层次的综合本位观，并讨论了元语言意识与教学本位之间的关系。张博《提高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效率的两个前提》（《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一文提出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应以“时间—效益原则”为基本原则，为实现提高词汇教学效率这一目标，需要基于汉语词汇的主要特征、遵循二语词汇习得规律两个前提，两者共同制约着词汇教学，该文观点对评判各种词汇教学方法的价值有指导作用。

第二节　词的意义与结构

　　一　词义的性质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把“词义”作为第二节内容：“所谓词的意义，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词的）含义，也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联系着现实中某种事物现象或关系所共同了解的词的内容。”（第18页）

　　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讨论过词义和概念的关系问题。岑麒祥《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中国语文》1961年第5期）一文认为“词义和概念直接发生联系，而不是和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或现象直接发生联系”。石安石《关于词义与概念》（《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一文不赞成这一看法，认为没有理由“来证明词义不能直接反映事物或现象”，词义和概念既有差异性又有相同性。这些探索有助于正确认识汉语词义。

　　1980年代以后，学界对词义的探讨更为深入。朱星《汉语词义简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词义原理”中介绍了词和义的关系、词义系统、词义的组织和词义研究的对象。在“词义分析”中全面论述了词义的类型、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表现和词义的分析方法。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具有普通词汇学著作的性质，有较完整的理论构架，就“词的意义”从6个方面作了介绍。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词的形式和词的概念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词的各种附属义（包括形象色彩、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该书指出：“词的概念内容叫词的概念义，词一般都具有概念义。”（第19页）“词的概念义可以分析为表示对象特征（或事物或行为或形状特征）和表示适用对象两个方面。”（第22页）

　　二　同义词反义词

　　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提出了词汇规范问题，认为语言中存在的大量同义词是词汇规范的主要内容，此后同义词研究成为热点。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把同义词分为完全同义的词、意义稍有差别的词两类。孙常叙《汉语词汇》提出“判别同义词，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对象”。他还区分了近义词和同义词，认为两者区别“在于它们是不是能够在同一原句里替换之后还可以表达同一事物”。1963年，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语言学论丛》第5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一文提出确定同义词所需要的意义和形式的双重标准，认为“词之间含义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1965年，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吉林师大学报》1965年第1期）一文指出“同义词的替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能互相代替”的“在根本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正是同义词的主体，也是同义词的精华”。

　　同义词词典编纂在普通语文词典释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比同求异，将词义差异予以描绘呈现。1980年，张志毅发表了《同义词词典的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为同义词的辨析作了条分缕析的说明；次年，他编写的《简明同义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7年，刘叔新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严格按照其同义词理论编纂的词典，词义辨析细致。2005年，张志毅《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同义词词典编纂的代表性成果。

　　反义词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关注。1956年，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提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1957年，何霭人《普通话词义》（新知识出版社）一书指出“两个词的词义形成矛盾或对立关系的是反义词”，并把反义词区分为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同年，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认为词的否定形式“好—不好”“干净—不干净”不是反义词，“一组反义词，必须是词性相同的”。1992年，刘叔新、周荐《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商务印书馆）指出，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不但并不相反对立，而且彼此密切关联，这种关联现象“表现在彼此往往互相牵连、纠缠在一起”，把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

　　在反义词词典的编纂上，1986年，张志毅、张庆云出版《汉语反义词词典》（齐鲁书社）。此后连续发表《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辞书研究》1988年第3期）、《反义词词典的释义和举例》（《辞书研究》1988年第3期）、《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对反义词词典的编纂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2003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汉语反义词大词典》，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成为反义词词典编纂的代表性成果。

　　别义词的研究可以看作词义类型研究的深化。晁继周注意到《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区别于××”这一释义括注形式，发表《说别义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在学术界已有的反义词和对义词之外提出了“别义词”的概念，丰富了语义关系与释义标注体系。分类词典按词的意义来分类编排，能够细致反映词语的同义、近义、反义关系。我国现代汉语的首部分类词典是《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部词典的基础上，苏新春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共收词条8.3万多个，按5级语义层的分类体系编排，上层分类反映了整个社会生活与汉语词汇的宏阔概貌，底层分类将同义、近义、反义词语汇聚在一起，为语义研究和词义分析提供了便利。

　　三　多义词同音词同形词

　　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几个联系密切的意义。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一词多义是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义，这几个不同的意义又互相有联系。”（第24页）同音词是语音形式相同。武占坤《关于多义词的几个问题》（《语文学习》1957年第5期）探讨了多义词和同音词的界限问题以及多义词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问题。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指出词具有概括性，但具有概括性的词在运用中可反映特殊的、个别的事物。该书从共时角度出发，把多义词的义项分为词义和词素义两种。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提到多义词被具体运用时，表现为单义性，“多义词的单义性是由使用时的具体语言环境所决定的”。（第121页）同形词指书写形式相同的词。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都相同的词是同音同形词，如“花费”的“花”和“花草”的“花”，“机器仪表”的“仪表”和“仪表堂堂”的“仪表”。1985年，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提出：“同义词是一个语音形式联系多个从现实看不出联系的义项，因而被看作是各个声音相同，意义不同的词。”（第51页）不少人讨论了多义词和同形同音词的认定问题。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从词源和现时感觉两个角度把词义的联系归纳为4类，把第一类“词源上有联系，现时感觉意义有联系”视为多义词，其他3类视为同形同音词。张博《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认同符淮青的认定方法，进一步提出了区分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可以采取义素分析法、词源考索法、引申义列梳理法、相关比较法等4种方法。针对以意义有无联系来认定词的同一性的观点，杜翔《整体同源——复合词同一性的认定基点》（《语文辞书论集》第9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为例，认为来源不同是同形同音复合词认定的首要条件，认定复合词的同一性必须整体同源。

　　四　词的结构形式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把双音词分为联合式、主从式、动宾式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问世，比之前各家的分类，更加充分和完备，特别是把词素划分为实词素和虚词素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本语料，详尽分析了汉语构词格式。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关于现代汉语合成词构词类型的归纳，成为以后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讲授构词法的基本内容。孙常叙《汉语词汇》把汉语构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和结构造词3类，并列出“汉语造词方法系统表”。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汉语构词法重新兴起。1979年，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论述了语素和词的性质及其关系等问题，为深入研究构词法指示了途径。90年代初，徐枢《语素》（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对由语素组合成词的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区分了“语素”和“词素”，指出“比较起来，使用‘语素’的名称较好，它能概括更多的语法现象，并较为适合汉语的特点”（第21—22页）。1981年同时出版了研究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两部书，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湖北人民出版社）。前者细致描写了汉语词语的结构，归纳了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语音学、综合式等汉语造词法，启示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者集中体现了作者几十年来关于构词法的思想，注意把构词法和构形法区别开来，强调构词法应该“按词中包含的意义成分和结构来给词分类”，而不是按照构词成分的语法关系分类。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阐述了造词与造词法：“因为造词是指创制新词的问题，所以造词法指的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也就是给客观事物命名从而产生新词的方法。”（第47页）造词法包括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减缩法等8种。该书指出：“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也就是词素结合的方式和方法。”（第65页）构词法可以从词的语音形式、词素的多少、词素的性质和组合等方面进行分析。

　　1975年，李行健、刘叔新合作出版《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修订后更名为《词语的知识和运用》于1979年出版，表述深入浅出，曾多次印刷，在学界和语文学界影响深远。1990年，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考察了词的内部结构，详细描写了汉语的构词法（书中称“词式”）和造词法，构词法分基本词式和特殊词式，造词法分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下面分别再具体细分。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穷尽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词汇单位，分析出了各类汉语词汇在结构上和构成上的特点和规律。该书在词汇研究中高度重视字的作用，提出：“合成词毕竟是字构成的，从这一点上看，单字具有着无与伦比的构词功能。”（第22页）“词汇的最低一个层级是字。”（第47页）这些观点显示了作者从汉语实际出发，对词汇学研究的一些反思。

　　五　词汇体系

　　1961年，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一文提出“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并认为词汇体系是“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地建立起来的”。该文提出词汇体系由一系列“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构成，在词汇即“词的总汇”的认识上有了深化，但是把词汇体系的建立归结于语法范畴，则进入了误区。针对这一观点，刘叔新发表了《论词汇体系问题——与黄景欣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一文，指出词汇不成体系，原因就是还看不出“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词汇如果存在着体系，它也只能建立在词汇本身的组织特点上”，明确了词汇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词汇能否成体系，只能看词汇的构成单位相互间的关系本身，而不能以语法的关系或逻辑的关系代替。

　　由于词汇现象的复杂性，多数学者同意词汇的系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层次的研究。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词的核心是词义，词汇系统的研究应该着重研究词义系统。朱星《汉语词义简析》提出：“词汇的系统主要是建立在词义上。至于词音、词形的系统不是主要的。”（第3页）“词义系统主要有事类系统（类义词），把词汇分别组成许多词义群。又有基本词、常用词、专业词系统。”（第3页）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鉴于发掘了一些新的词语结构组织，尤其是“单向依赖组”，证明了词汇是有体系的，改变了原先认识：“现代汉语词的体系性，主要就体现在全部词语按照相互的意义关系而确定地置于十一种互有关联的结构组织之中。”（第382页）刘叔新反对用逻辑的、语法的、词语历史渊源的组织关系作为标准认识词汇的体系性。徐国庆《关于汉语词汇层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提出：“词汇系统的内部结构形式，应该是‘系统化、层次化’的却不是也不应是‘网络化’的。”他将词汇系统层级化，在最高层次上分为“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分别下分几个层级。

　　六　词汇计量研究

　　大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给汉语词汇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词汇应用研究出现了明显的与数据库、语料库、知识库等信息化处理技术相结合的趋势。不少学者利用计算机的语料数据库在短时间内掌握丰富的材料，开展各种目的的调查研究。如苏新春《词汇计量及实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介绍了词汇计量研究的语言观和词汇计量功能实现的手段与工具等内容，以及词表研制的方法。通过汉语词汇计量研究，苏新春等曾研究旧词语、同形词、异形词、方言词、口语词、新词语等。苏新春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义务教育常用词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收词发布了中小学阶段应掌握的15114个常用词语，并提供了这些词语的语义分类。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以统计材料分析合成词的结构，分析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乃至更多个字的组合单位。这些调查研究如果不借助计算机做统计分析是无法想象的。第三节　熟语研究

　　一　综论性研究

　　熟语一般指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语言单位。20世纪50年代，已有一定数量的熟语研究论文发表。1980年前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熟语丛书，包括马国凡、高歌东、武占坤等的《成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4种。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知识丛书中的词汇部分4种，包括郭良夫《词汇》、温端政《歇后语》《谚语》、刘洁修《成语》，后3种为介绍熟语问题的。1989年，刘广和《熟语浅说》（中国物资出版社）和孙维张《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把熟语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建立汉语熟语学。

　　由于人们对熟语的性质和范围有不同认识，有不同的分类系统。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把熟语分为“言语的”和“语言的”两类，前者包括谚语、名言（含格言、警语）、套语、成句子的俚语，后者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词、准固定语。周荐《熟语分类论》（见《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把熟语分为“雅言”和“俗语”两类，前者包括成语、专名语、专门用语，后者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2005年，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建议用“语汇”来代替“熟语”这一术语，按照形式上的特点，先分出歇后语，剩下的按照内容上有没有知识性分为表述语和描述语，接着按照形式上是否“二二相承”进行划分：非“二二相承”的表述语为谚语，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为惯用语，“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为成语。温端政把自己的语汇学观点运用于《新华语典》（商务印书馆2014年）及相关词典的编纂实践中。

　　熟语是否包括在词汇范围之内，学界看法不一致。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认为熟语是词的等价物，是结构上大于词的整体性的造句部件，不能排斥在词汇体系之外。刘叔新《固定语及其类别》（《语言研究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指出：所谓“固定语”，指的是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词汇性单位，而谚语、名言、成句的俚语等则是常语，属于非词汇性单位。2002年，温端政《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和“词”分别从“词汇”和“语汇”中分立出来。2010年，温端政《再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提出在“语词分立”的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的主张，认为语和词、语汇和词汇，是汉语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单位。2019年，温端政《语词学基础》（商务印书馆）一书初步构建了汉语语词学的理论体系。

　　二　成语

　　马国凡《成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1978年）一书把成语的性质概括为定型性、习用性、历史性和民族性4点，并分析了成语与一般词组和固定词组中其他单位的区别。刘叔新《固定语及其类别》一文把表意的双层性作为成语有别于其他固定语的重要特征，但以此为标准来划定成语似乎过于宽泛，如“穿小鞋、解剖麻雀、碰一鼻子灰”被看作成语，很难被大家接受。周荐《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语文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根据经典性的有无，提出成语和其他熟语相区别的一系列特征。刘洁修《成语》一书论述了成语的源流问题，结合丰富的例证论述了从语言的意义的角度溯源、从字面角度溯源、尽量避免以流为源等问题。刘洁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成语源流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年）等在成语考源上狠下功夫，很有价值。

　　三　惯用语

　　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惯用语是一种定型化的词组，它的结构是词组，意义是整体化了的”，“与一般词组不同，惯用语的字面意义是虚指，一般词组是实指”。惯用语的核心部分是三音节动宾关系的固定词组，如“唱双簧、戴高帽、敲竹杠、抱粗腿、随大流儿”，也有如“鬼画符、空架子”等少数非动宾结构的。《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从三个方面区分了惯用语和成语：在构成形式上，成语一般是四字格，惯用语多数由3个字组成；在结构定型上，成语一般不能拆开，惯用语一般可以拆开；在使用特色上，成语的书面语性质较强，惯用语的口语性质较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惯用语结构及使用上的特点。

　　四　谚语

　　1961年，杨欣安《成语和谚语的区别》一文谈了四个方面的区别：（1）谚语是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语言，而成语多用在书面语言上；（2）成语表示一般的概念，一种客观的现象，人或事物的特点状态等；谚语表示判断和推理，概括地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或总结斗争的经验；（3）成语在句子中当作词来运用，谚语一般是个独立的句子；（4）成语有些只凭字面不能了解它的意义，而谚语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是现代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谚语的专著多起来，主要有武占坤、马国凡《谚语》，王勤《谚语、歇后语概说》，温端政《谚语》，都从内容、结构、语体、功用等方面论及谚语和成语的区别，表述不尽相同，实际差异不大。

　　五　歇后语

　　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一场关于歇后语性质的讨论。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歇后语不过是语言游戏，并不是文学语言”，《中国语文》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不应该把歇后语一概摒弃于文学语言之外，而降低到“语言游戏”的地位。茅盾回应赞同歇后语经过加工可以作为文学语言，但认为歇后语在本质上和起源上仍是语言游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歇后语的研究逐步深入。温端政《歇后语》一书认为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是引子和注释的关系，歇后语意义的重点在后一部分，表示整个歇后语的基本意义；歇后语是介于固定结构和自由结构之间的一种特殊结构。

　　王晓娜《歇后语和汉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把歇后语分为藏词式和说明式两类，前者如“燕尔（新婚）”“牛头马（面）”，后者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扁担吹火——一窍不通”，指出两者都源于古代隐语，具有文化传统的共同渊源，“都有一个从修辞格变成熟语的过程……当它们具有了定型性时，便转成了熟语”（第16页）。以前人们对歇后语的研究主要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而该书关注歇后语的前半部分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对学界研究歇后语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四节　语义分析与释义

　　语言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联系最为紧密。词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语文辞书编纂的实践中提出的，并能在辞书编纂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一　词义与义项

　　1981年，符淮青《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辞书研究》第1期）揭示了词义与语素义关系的类型。1982年，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提出“原则上应当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以“打”字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立了24个实词义项，《新华字典》只列3个实词义项，其中“表示各种动作”的义项下列出16个变义作为子义项。刘半农称它为“意义含混的‘混蛋字’”，胡明扬把“打”的动词义分析为四大类98义，符淮青归为29义，俞敏析为七大类32义（陈望道：《关于刘半农先生的所谓混蛋字》，《太白》1935年第1卷第9期；符淮青：《“打”义分析》，见《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胡明扬：《说“打”》，见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俞敏：《“打”雅》，《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等）。曹先擢《“打”字的语义分析——为庆贺〈辞书研究〉百期作》（《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重点考察了“打＋×”和“×＋打”两种复合词类型，把“打”的实词语义概括为本义、变义、泛指义／使动义／发生义3个方面，是语义分析的经典之作。陶原柯《词位与释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全面比照《现代汉语词典》与《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的基础上归纳出释义关系类型，探索了汉语词位的衍生方式。近年来，随着语法学、词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语义与语法、词的意义与功能很难截然分开。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词的结构功能与语文辞书释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研究了词义与释义、词（语素）义与结构义、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词的功能义等内容。谭景春《关于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问题》（《辞书研究》2001年第1期）、《名名偏正结构的语义关系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作用》（《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等论文综合语义和语法因素讨论词典释义问题。

　　二　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

　　随着更多语言学理论的提出，语义场理论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理论的结合问题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语义场理论分析词汇的方法是义素分析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素分析法被应用到汉语词义的分析和描写中来。1982年，刘叔新《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把义素进行细致分类，并运用于当时他正在主持编写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中。1986年和1992年，贾彦德在《语义学导论》和《汉语语义学》（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结合汉语实际，介绍了义素分析法。符淮青运用义素分析法分析汉语词义，写了多篇论文。1996年，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一书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词汇场、语义场研究的概况，并以汉语为例探讨了词群的各种类型。2001年，张志毅《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多角度分析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在义位微观结构中，列出公式：义位＝义值＋义域，义值＝基义＋陪义，基义又分出5层义素。张斌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该书“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园地中新的硕果”。

　　1999年，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一文提出“两次分类”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概念场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通过“投”的词义和“打击”义动词的研究（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在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概念场研究语义的范例。

　　三　亲属词颜色词的语义分析

　　亲属词研究是语义成分分析法的重要应用领域。石安石的《亲属词的语义成分分析》（《语言学论丛》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分别分析了英语、汉语和黎语的亲属词系统，通过图示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词义的区别性特征。刘丹青《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语文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用语义和语法、交际功能结合，语言内部结构和社会特点结合的方法，对亲属关系名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分析。贾彦德《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一文利用现代语义学手段，通过与印欧语系几种有代表性的现代语言比较，找出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

　　1969年，美国的伯林和凯通过对近百种语言的颜色词的比较研究，提出任何语言的基本颜色词都不出11个词的范围，为语言普遍主义提供了有力论据，而当时的一些学者正在以颜色词和亲属词为证据强调语言相对主义。刘丹青《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从词性、语义、派生义项、词形等不同角度逐一分析了确立基本颜色词的方法，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为白、黑、红、黄、绿、蓝、灰、紫8种，验证了伯林和凯关于基本颜色的经典理论。李红印《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通过大量例句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分析了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和规则，认为汉民族的色彩认知图式经历了“辨色”“指色”“描色”3种色彩认知过程。颜色词的研究专著有叶军《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利用实验数据探讨汉语亲属词和颜色词在人们认知结构中的分类情况，如：张积家等《语言和颜色文化对蒙、汉大学生颜色认知的影响》，王丹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以上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谢书书等《颜色类别知觉效应的机制：语言的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6期）。

　　四　释义元语言

　　释义元语言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时所使用的用词用语系统。“元语言”最早由哲学界提出，后来成为很多人文科学所接受的一个底层理论的概念术语。2002年，李葆嘉《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提出元语言系统研究是“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在完成了这一工程后建立语义结构网络，才有可能实现“自然语言能力模拟工程”。2005年，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年出版，它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释义语言为研究对象，提取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词汇集，展示了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面貌。2009年，安华林等《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林出版社）侧重研究汉语语文辞书的编写实践，为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直接参考。

　　与内向型语文词典相比，外向型学习词典更有必要研究释义元语言，把释义用词限定在学习者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如何把元语言理论很好地运用于汉语辞书编纂目前仍在探索中。　第五节　词汇面貌与规范性字词典

　　一　基本词汇问题1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提出基本词汇问题，围绕斯大林的论述，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基本词汇问题的讨论。李荣《汉语的基本字汇》（《科学通报》第3卷第7期）是最早运用斯大林基本词汇学说研究汉语问题的，他考虑到“汉字是构成新词的基础”，把汉语的基本词汇称为“基本字汇”。李向真《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针对“基本字汇”的命名提出“我们必须以词作本位而不能以字作本位来研究汉语”。针对上述观点，曹伯韩《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一文认为，“造成李荣先生改译基本词汇为基本字汇的根本原因当然是他没有分清汉语中字和词的界限”。

　　学界通常把全民常用性、稳固性、构词能力强作为确定基本词汇的3条标准。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逐一运用3条标准，考察分析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构成情况。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采用全民常用性、稳固性两条标准，放弃构词能力强这一条，认为“有无能产性，不应看成区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依据”。关于基本语素、基本固定短语是否归入基本词汇，学界也有争议。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主张包括基本固定短语，与他对“词汇”的定义“一种语言全部词语的总和”相一致。石安石《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文认为，作为术语，汉语中的“词汇”大致与英语lexicon相当，lexicon把“词和语素”都包括在内。既然词汇是词和语素的总汇，那么，基本词汇则是基本词和基本语素的总汇。回顾李荣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的基本字汇观点，考虑到汉字与语素的基本对应关系，李荣不拘成说，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基本字汇的概念是很有眼光的。

　　二　一般词汇问题

　　（一）方言词

　　方言词汇指方言系统中的词汇，当把方言词汇放在与基本词汇相对待的一般词汇中考察时，指来源于方言、成为共同语词汇单位的词。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称之为“方源词”。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论述了共同语的历史形成以及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等普通话规范的重要问题。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中说：“普通话的一般词汇虽然以基础方言北方话所有的具有全民性的词汇为主，但还吸收了一些个别的方言词。”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一文论述了方言词规范中的吸收和排斥两方面的原则。詹伯慧《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语文建设》1997年第4期）从语言渊源、语言的性质和内涵、语言社会功能、语言社会地位、语言发展前景等5个不同的角度考察和剖析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认清方言和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2018年6月下旬，有人发现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打碗碗花》一文中的“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改动理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外婆”标注为方言词，而“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引发了社会对方言词汇的认定及其词典标注的热议，如：杜翔《“姥姥”和“外婆”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2018年6月25日）；杨早、徐鹏飞《留住语言多样之美》（《人民日报》2018年6月30日）；王大可《外婆、姥姥，哪个词规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等）。专家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语言规范应以实际语言生活为依据，辞书也应随着语言生活的变化及时修正。

　　（二）行业词语

　　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称行业词语为“同行语”，分为阶级的和行帮的两种，前者指“同行话”，后者指“黑话”。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区分了术语和行业语，认为：“术语虽然属于专门知识的范围，但随着科学的普及，术语就变成全民语言内的东西了。”而“行业语是社会中某一行业应用的词汇”。并在术语和行业语之上设“专门用语”的大类。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论述了行业词语和普通话词语的关系，认为“行业语词能够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进而被普通话词汇吸收”，“社会上各个行业的行业语词都有被吸收为普通话语词的可能”。这一观点为大家普遍接受。

　　民间隐语行话、反切秘密语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到它们的濒危保护问题，如：曲彦斌《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于琴《当代语言生活中的反切秘密语现状及其研究综述》（《文化学刊》2014年第2期等）。

　　（三）文言词

　　张世禄在《现代语里的古语词》（《语文知识》1956年第10期）一文以及此后的论著中提出古语词也叫文言词，并把它们排除在现代普通话之外。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中把文言词语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现代死掉的（后来学界称历史词语），一类是仍在现代有交际作用的（后来学界称古词语），后一类“是现代词汇中的组成部分”，指出了这类词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一般词汇。不久，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明确提出文言词语“大致包括古语词、历史语词两部分”。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针对吸收古代词语方面存在的不规范现象，指出应该根据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修辞作用来处理，对于古代词语中那些还有生气的东西，在规范性词典里必须注明它们的用法和使用范围。

　　（四）新词语

　　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语言学界两次出现研究新词新语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初，张志公《关于新词新义》（《语文学习》1952年第1期）一文提出构成新词的4种方式：（1）以旧词作基础，滋生出来新词；（2）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用法；（3）以自己的语言规律为基础，借用别种语言的词；（4）以旧词为基础，另造新词。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一书胪列了近400个新词，说明了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

　　1984年，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提出加强对新词新义的研究，以及语文词典应该更积极地收录新词新义。此后，学界发表了多篇研究新词新义的论文，如沈孟璎《新词语构成特点纵览》（《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周洪波《新词语的预测》（《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等。

　　研究新词新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规范问题。晁继周《略论规范性词典的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一文就如何规范新词语提出了4项原则：普遍性原则、生命力原则、必要性和明确性原则、构词法原则，还阐述了汉语规范性词典如何吸纳港台词语的问题。另外还有于根元《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3期）、周一民《新词新义的收录与规范》（《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4期）等。

　　新词新义的监测与整理工作同时开展。1987年，沈孟璎的《新词·新语·新义》（福建教育出版社）和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等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1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室成立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从1991年开始，每年编写并出版《汉语新词语》，出版数年后中断。2005年下半年，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启动“新词语编年本”课题，由周荐、侯敏等人主持编写。2006年开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举办了年度“汉语盘点”活动，由网友推荐、专家组评议推选年度字词。2009年，亢世勇、刘海润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6年第二版出版，收录1990年以来的新词语约10000条。

　　（五）网络词语2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词语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网络语言指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或者说是出现在网络交际中的人的自然语言。”（吕明臣：《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网络交际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复合式交际方式。李宇明（《关注网络原住民》，《人民日报》2016年9月15日）一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原住民的占比越来越大，网络语言使用人群将遍及全体社会，网络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崭新的交际平台，无时无刻不在酝酿新的流行语，进而影响人们的现实语言。汪磊《网络语言研究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的研究表明，国内网络语言研究密切关注并追踪网络语言发生、发展轨迹，探究网络语言现象的传播机制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网络语言研究正走向理性与成熟。

　　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15年8月，中宣部等单位举办了专题座谈会（《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人民日报》2015年8月15日），号召新闻媒体和网站负起主体责任，净化语言传播环境。从网络语言特点和使用者实际看，雅语和低俗语必定是极少数，必须区分俗语和低俗语，引导使用好网络俗语，抵制网络低俗语言。

　　（六）外来词

　　外来词在汉语中早就存在。清末西风东渐，书刊中各种译名骤增，外来词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20世纪50年代，外来词研究更为深入。孙常叙、张世禄、周祖谟等人的词汇学专著中都列出章节讨论。如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把外来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两类，把译词分为全译、半译和附注3类。1958年，高名凯等《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书从语音、词汇、语法3个方面对外来词的构造方式进行了细致研究，提出了“一词一音一字”的外来词规范的“三一原则”。1984年，二人与麦永乾、史有为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0年，岑麒祥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现象。2019年，史有为编纂的《新华外来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凝聚了作者外来词研究几十年的心血。

　　（七）字母词3

　　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一文指出，字母词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字母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现和使用，影响了现代汉语书面使用系统，引发了争议。有人提出了“汉语危机论”（傅振国：《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2012年6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正文部分收录了239个字母词，百余位学者联名举报，声言收录字母词违法，字母词危及汉语的纯洁和安全，号召人们起来打一场“汉字保卫战”。《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年第2期集中刊发了专家观点（王宁：《选择一部分字母词进词典是合理的》；苏培成：《以开放心态看待〈现汉〉收录字母词》；厉兵、周洪波：《记录字母词是词典自身功能的要求》；孙茂松：《对字母词问题的几点认识》；郭熙：《字母词的使用是语言接触中的自然现象》；汪惠迪：《字母词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等等），其中江蓝生《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一文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科学地引导字母词有序、规范地使用。刘丹青《描写、记录、规范——谈〈现汉〉收字母词》一文指出，《现代汉语词典》要满足描写、记录和规范的功能，收录字母词并非引导大家滥用字母词。回应这一事件的论文还有邹玉华《〈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违法与否的法律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这些文章澄清了社会对字母词的误解，对正确认识语言文字规范很有益处。邹玉华《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语文出版社2012年）一书基于国家语委历时平衡语料库，对学界字母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侯敏、滕永林《字母词使用六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调查了1955—2015年的《人民日报》中字母词的使用状况，在归纳字母词使用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三　新中国文化建设与《新华字典》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80％是文盲，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高得惊人。为编纂一本普及性字典，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的组织策划下，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1日成立，魏建功担任社长。1953年12月，《新华字典》面世，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7月，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出新1版。此后多次修订，最新版是2011年出版的第11版。2017年8月，语言研究所设立《新华字典》编辑室，对外恢复“新华辞书社”名称。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魏建功指出：“它是以‘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为总体例的，这个总体例是解放初期语文工作者根据对汉语特征的理解，将旧有字汇字典从根本上予以改革的体现。旧字汇字典辗转传抄，不合时代要求，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的做法，从此断绝。”（《对1976年修订〈新华字典〉方案（草案）的意见》，《魏建功文集》第一卷第6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新华字典》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该书的编纂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新华字典》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7月，它在全球发行量高达5.67亿本，创下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吉尼斯纪录。2012年10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文，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要求为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配齐《新华字典》（次年发布的文件修订为“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编学生字典》等也列入各地采购目录），成为文化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辞书专业机构，由黎锦熙创建，编写《国语辞典》。新中国成立之初编纂处继续工作，在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中，编写了高质量的《学文化字典》，稍后又编写了《同音字典》，还曾精选《国语辞典》条目，出版了《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956年7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与新华辞书社一同并入语言研究所。

　　四　词汇规范化与《现代汉语词典》

　　研究词汇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理解词语、运用词语，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最好的办法是使词汇研究的成果体现到词典编纂中去。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指出：“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把词典列为7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普通话语音研究、语法研究、修辞学和逻辑、词典、方言调查、汉语史研究、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之一，指出“我们还没有一部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情况的词典”。这次会议召开以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计划委员会，拟订了在1956年完成正音字汇、词汇，1958年或1959年完成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等计划。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其中第9条是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完成这一任务，同年7月，经上级批准，由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任主任并任主编。郑奠、孙德宣等撰写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中国语文》1956年第7—9期）一文奠定了词典编纂的理论基础。吕叔湘曾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1958），是《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体例的纲领性文件。1958年初《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编写，1959年底完成初稿。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1年丁声树接任主任和主编。对吕叔湘主编的试印本进行修订，曾制定《〈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的改订部分》(《辞书研究》2019年第3期），改订了不少体例，词典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试用本”内部发行。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用例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此后多次修订，最新版是2016年出版的第7版。

　　编写一部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要求。1960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吕叔湘《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报告就曾提出这项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05年，语言研究所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由江蓝生主持编写，收词量和篇幅分别为《现代汉语词典》的2倍和3倍，目前已向商务印书馆陆续交稿发排。

　　五　异形词

　　异形词指不同书写形式的词，也叫异体词。1987年，朱炳昌编著的《异形词汇编》（语文出版社）一书汇编603组“异形词”，但该书把异形词界定为“异形词可以说是同义词中的等义词”，不同于后来学界的通常认识。侯敏《异体词的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2年第3期）规定了异形词规范“从俗”“从简”“义明”“音准”4个原则。周荐《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南开学报》1993年第5期）不认同把“意义相同”作为异形词的标准，指出“所谓异形词，是一个词位在书面上有若干不同写法的一种用词现象”。胡大柳《〈现代汉语词典〉异形词分析及处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阐述现代汉语异形词的概貌、特点以及在词典中的表现方式，从而探求处理现代汉语异形词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探讨在词典这一特殊载体内处理异形词的体例及系统性的问题。2001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根据通用性原则、理据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选取了普通话书面语中经常使用、公众的取舍倾向比较明显的338组异形词，给出了每组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2004年1月，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制定了《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作为行业规范，在各自系统内试用。

第六节　辞书理论与学术活动4

　　一　学会、期刊及其活动

　　（一）中国辞书学会

　　1992年10月成立于北京，这是继上海、陕西、福建、安徽等地相继成立辞书学会后出现的一个全国性的辞书研究组织。历任会长为曹先擢、江蓝生、曹广顺，现任会长为李宇明，副会长为于殿利、章宜华、刘青、魏向清、杨斌、秦志华、谷新矿、刘国辉、谭景春、徐建中、周荐，秘书长为周洪波。学会下设学术、辞书编辑出版、语文词典、百科全书、双语词典、专科词典、辞典编纂现代化、辞典理论与辞书史等专业委员会。学会成立之后，学会和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在理论研讨、学术交流、辞书评奖、打假批劣、培训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组织建设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辞书研究》

　　1979年5月创刊，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现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刊。它是我国第一份专门以研究辞书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旨的学术刊物，为辞书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讨论的阵地。《辞书研究》组织开展了辞书理论的研究探讨，提高了我国辞书理论的水平，为形成我国辞书学理论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创办《词典研究丛刊》。中国辞书学会于2015年创办了《中国辞书学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些专业委员会也定期编纂了一些论文集，如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的《语文辞书论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自2017年第10辑起）。

　　（三）辞书培训班5

　　2006年7—8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联合承办第一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此后，每年举办一期，至2019年，已举办14期，每期学员近百人，已累计培训1200余人。另外，针对已培训的学员举办提高班，已举办3期；2019年还针对商务印书馆开办了专题培训班，培训120人。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是培养编辑出版专业队伍的有效途径，经验和做法得到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表扬。

　　（四）辞书编纂标准

　　1986年4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辞书编纂的标准化工作启动。此后，曾在《辞书研究》1987年第4期上推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研究专辑”。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研讨并制定了一些重要的辞书国家标准，如GBT11617—2000《辞书编纂符号》、CB/T15238—2000《辞书编纂基本术语》和CB/T19103—2003《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2008年还积极参与了“ISO11763辞书国际标准制定”项目工作。近年来，中国辞书学会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安排，制定了《辞书出版标准体系表》，并于2019年6月获得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为C/T175—2019），该体系表所列的各项标准已在部署制定中。

　　二　学科地位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辞书研究》曾组织讨论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杨祖希：《中国式专科辞典的释义》1982年第6期；杨祖希：《对我国辞书编纂中国化的浅见》1983年第2期；池哲：《首先要确定概念》1983年第4期；严庆龙：《重视辞书编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1983年第5期；卢润祥：《辞书选题与中国化的实践》1983年第6期；本刊编辑部：《关于辞书编纂中国化的问题讨论》1984年第4期等），持续一年多时间，提高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初，《辞书研究》曾组织讨论“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苏宝荣：《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1990年第4期；陈楚祥：《词典学———语言学与辞书学的分支》1990年第4期；曹聪孙：《词典学是一门交叉科学》1990年第4期；郑述谱：《对辞书学学科地位问题的几点认识》1990年第4期；徐时仪：《辞书学学科地位考探》1990年第5期；王德春：《词典学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科》1991年第1期；徐庆凯：《辞书学不再从属于语言学》1991年第1期；林玉山：《语言学与词典学、辞典学、辞书学》1991年第1期；汪耀楠：《词典的依附性和词典学的独立性》1991年第2期；徐祖友：《辞书学的今天和明天》1991年第2期；陆嘉琦：《从辞书学的研究内容看它的学科地位》1991年第3期；陆锡兴：《也谈辞书学的独立》1991年第3期；陈炳迢：《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辞书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1991年第4期；卢润祥：《试谈辞书学的独立与建设》1991年第5期；唐超群：《辞书学是多科交叉的横向性边缘学科——三论“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1991年第6期；魏世弟：《中国现代辞书学学派的生长》1992年第4期等），大家认为，随着辞书和辞书学的迅猛发展，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等已进入辞书学的研究范围。辞书学在其发展中缔造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物质基础、理论体系和方法系统。2006年，张春新的《新时期词典学的学科地位》（《辞书研究》第2期）综合学界观点后指出：（词典学）“正是在同时汲取相关学科的资料、成果、原理和先进手段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

　　三　综论性研究

　　1979年，《辞书研究》创刊号上刊出杨祖希的《词典学试论》，阐述了词典学的定义、辞书的性质和类型、辞书的选词原则和辞书的释义原则。1982年，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学理论专著，以中外多种词典为剖析对象，对辞书学理论、辞书编纂工艺学和辞书史作了全面探索，提出了词典的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3个根本要求。1985年，陈炳迢的《辞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又提出辞书的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实用性4条一般准则。1983—1985年，黄建华的《词典论》曾在《辞书研究》上连载，198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结集出版，论及各类辞书的各种问题，在辞书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一部指导词典编纂的理论佳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邹酆在辞书原理、辞书学史、辞书编纂法、辞书评论等诸多领域进行研究，后结集为《辞书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辞书学丛稿》（崇文书局2004年版），并著有《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凝聚了作者在辞书学研究上的诸多开拓性丰硕成果（周志锋：《辞书学之圭臬辞书史之样板——读〈辞书学探索〉》，《辞书研究》2004年第2期；徐时仪：《辞书学研究的开拓性丰硕成果——读邹酆〈辞书学探索〉和〈辞书学丛稿〉》，《辞书研究》2005年第2期）。

　　2002年，李尔钢的《现代辞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就学界的系列热点问题，如辞典特性与功能、逻辑定义与辞典释义、义项概括、辞典的结构与类型、词的分类与标注、语言规范与辞典规范、语文辞典与专科辞典等，展开重点突出而又自成系统的理论探讨。2007年，章宜华、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介绍了当代词典学最新研究现状，为从事词典学研究和对西方词典学相关研究文献知之不多的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2013年，王东海、王丽英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商务印书馆）从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关注现实3个维度，抓住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中的分期、类型学、意义观、释义、当前热点五大核心问题进行研究。2015年，张志毅、张庆云的《理论词典学》（商务印书馆）是作者从事语言学教学、语言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的一次总结性研究成果，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指导作用。

　　四　专题性研究

　　（一）语文辞书编纂研究

　　2001年，赵振铎的《字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继承与发扬历代字典编纂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型汉语字典编纂体制的现代模式。2008年，刘庆隆的《辞书编纂工艺导论》（崇文书局）以自己多年从事《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经验为例，阐述了语文辞书的编纂内容和流程，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012年，杨金华的《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系统地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语文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研究。

　　（二）专科辞书、百科全书编纂研究

　　1985年，金常政的《百科全书编纂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中国百科全书编纂学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2011年，徐庆凯的《专科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全面阐述了专科词典的特征、类型、编纂理念，内容本体的选词、释义、编排等内容。2015年，郑述谱、叶其松的《术语编纂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汲取国外术语学研究发达国家的最新理论建树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国内术语编纂的经验及不足，开术语编纂之先河。

　　（三）双语辞书外语辞书编纂研究6

　　1997年，黄建华、陈楚祥的《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全方位、多系统、立体式地阐述了双语词典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2005年，魏向清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对双语词典中的翻译特殊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同时对双语词典的译义批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2006年，王仁强的《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对汉英词典中的词类识别差异作了细致的研究，并阐述了词类标注对汉英词典准确译义的作用。2008年，曾东京的《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上海大学出版社）审视了国内外10部有代表性的学习词典，总结出了英汉学习词典应有的语法信息及其标注。2009年，田兵、陈国华的《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科学出版社）阐述了英语学习词典设计以及词典中多义词义项处理问题。2015年，章宜华的《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理想设计特征以及新的释义原则和释义方法，建立了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2016年，蔡永强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学林出版社）围绕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内涵特质界定、外部及内部结构剖析、评价与批评体系构建、未来发展与趋势预测等方面阐述了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架构。

　　（四）数字化辞书与计算机技术运用

　　章宜华的《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和《计算词典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调查和梳理现代技术在词典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状况，建立起计算词典学的理论框架。苏新春的《词典与词汇的计量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用计量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词典学与词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五　新的研究动向

　　20世纪80年代，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引进国内。进入21世纪以后，词典学研究领域的“认知转向”推动了认知词典学的诞生。赵彦春的《认知词典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从认知的角度对词典学问题进行研究，帮助辞书工作者加深有关语言认知规律的了解。王馥芳的《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阐述了语言学与词典编纂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当代语言学与辞书学研究的新成果。章宜华的《语义·认知·释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书从认知的角度阐述语义学、哲学、认知语法、词典语义网络、词典释义等的联系，提出了语义驱动的多维释义观点，突破了传统释义的理论局限。

　　20世纪末，国外品牌英语学习词典逐渐引进国内，先进的积极型词典的编纂理念吸引着国内编者思考汉语辞书的发展走向。同时，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在全世界的兴盛，学习词典成为推广汉语的有效工具，促使汉语辞书编纂由意义重心向用法重心转型（王东海：《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研究》，《辞书研究》2013年第3期）。

　　注：

　　1.马宏基：《基本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于鹏亮：《中国网络流行语二十年流变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3.李雪：《字母词研究综述》，《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年第3期
　　4.章宜华：《〈辞书研究〉与新时期词典学理论和编纂方法的创新》，《辞书研究》2000年第1期
　　5.李志江：《培养辞书编辑出版专业队伍的有效途径》，《辞书研究》2012年第5期

　　6.卜爱萍：《中国三十年双语词典学著作述评》，《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3期　第七节　辞书规划与辞书发展状况1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就某种意义而言，一种语言拥有的词汇量，代表着这一语言及其所负载文化的发达程度。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有一个“语言故事”“文化故事”，辞书编纂梳理和诠释着语言中的这些故事，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构建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　辞书出版规划2

　　辞书历来被视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手段，由政府出面制定规划，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辞书，并运用政府行为保障规划的实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版部门制定了3次辞书出版规划，对我国的辞书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一）第一次辞书出版规划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讨论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计划出版中外语文辞书160部，其中汉语辞书有31部，外语辞书129部（外语辞书基础薄弱，规划数量为汉语辞书的4倍多）。这次全国辞书规划重点考虑中外语文类辞书（主要为中小型辞书，专科辞书并未列入规划），奠定了新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搭建了中外语文辞书体系发展的基本架构，初步满足了社会各界对通用语文辞书的使用需求。

　　（二）第二次辞书出版规划

　　1988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于在成都召开第二次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讨论制定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1990年4月17日，新闻出版署颁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年）的报告》，共列入辞书169部，其中汉语辞书有100部（包括汉语专科辞书50部），外语类辞书66部，少数民族语言类辞书3部。这次规划进一步优化了语文类辞书的系统结构，大中小型辞书系列的配套，同时还拓展了其他类型辞书的发展规划，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第三次辞书出版规划

　　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通知》，颁布第三次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并付诸实施。这次规划共列入189部，其中汉语类辞书规划123部（新编106部，修订17部），外语类辞书规划50部（英语类22部，非通用种类17部，多语种6部，系列辞书5种），少数民族语言辞书规划16部。这次规划在兼顾语文类和专项类等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基础类别外，更加重视专科类、百科类及百科全书类的辞书规划，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类辞书的规划。在辞书载体类别的规划上增加了电子类辞书的规划项目，呈现出辞书全媒体规划的创新面貌。

　　二　汉语辞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和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规划领导下，专门的辞书编纂机构得以组建，《新华字典》很快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组织编写（《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情况详见本章第五节）。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结束了我国没有历时性详解汉语大型语文辞书与现代百科全书的历史；《辞海》《辞源》修订，让原有品牌辞书适应了新社会的读者需求。

　　（一）《汉语大字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录汉字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四川、湖北两省专家编写，1975年开编，1987—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分册出版，收字5.4万个。2010年第2版出版，收字60370个。2018年第2版缩印本出版，校正了一些差错，将原版9册，缩印成2册。

　　（二）《汉语大词典》

　　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的我国大型汉语词典。华东五省一市专家编写，1975年开编，1986—1993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分册出版。集古今汉语词汇之大成，收词37万条。1998年，光盘版问世。2012年，第2版编纂启动，计划分25册出版，新增20％内容，更为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汉语词汇史的面貌，2023年完成；《汉语大词典》第1版网络版于2019年正式上线（《〈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新增20％内容，吸收学界研究新成果》，新华网2019年3月27日）。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

　　编纂自己国家的现代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197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批准关于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报告，随后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和姜椿芳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开编，1993年出齐，共74卷8万个条目，按照学科和知识领域编排。1995年第二版正式立项，2009年出版，改为按音序排列。2011年，国务院批准编纂出版第3版，将出版网络版，采用在线百科的形式上线，实现纸网联动。

　　（四）《辞海》（修订版）

　　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58年中华书局设立辞海编辑所，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分册，进一步修订后，《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内部发行，1979年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最新版第7版于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数字版与纸质版同步推出，并尝试一般内容公益性阅读使用的做法，让尽可能多的读者使用。

《大辞海》以《辞海》为基础，继承其优点并加以拓展，按照学科分类编排，是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共38卷42册。1999年获批立项，2003—201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出齐。

　　（五）《辞源》（修订版）

　　专收古代汉语，兼及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词语的语文辞书。1958年启动修订工作，因“文革”中断，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齐。2007年，《辞源》再次修订工作启动，2015年第3版纸质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

　　三　民族语文辞书3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取得了很大成绩，几乎所有教学中的民族语言都有其规模不等的民族语文词典。就辞书的语种而言，单语辞书、双语辞书、多语辞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单语辞书如《新编藏文字典》《蒙文分类辞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等。双语辞书如《汉维词典》《彝汉大词典》《汉朝字典》等。多语辞书如《维汉俄辞典》《英语—日语—纳西语象形文字小辞典》等。大量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充分反映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语文及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9年8月，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民族辞书编辑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民族辞书事业有待规范》，《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11日），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专门就民族辞书进行学术研讨，对整合编辑力量、提高民族辞书的编辑水平很有帮助。

　　代表性民族语辞书如：《维汉俄词典》（包尔汉编著，民族出版社1953年）、《新编藏文字典》（青海民族出版社1979年）、《藏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汉蒙词典》（达·巴特尔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朝大词典》（崔奉焕编著，民族出版社2009年）。

　　四　外语辞书4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对外语辞书产生了巨大需求。不少大型外语辞书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并顺利出版，同时，一些以外语辞书编纂与出版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也得以设立。但毋庸讳言，基于国外品牌辞书研发的双语辞书对我国原创辞书的编纂与出版造成很大冲击，今后应特别重视并努力提高原创辞书特别是中小型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增强品牌竞争力。

　　代表性外语双语辞书如：《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卷1987年、下卷1989年）、《汉俄大词典》（顾柏林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汉法大词典》（黄建华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五　专科辞书5

　　1978年至2008年，我国汉语专科辞书出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30年间汉语专科辞书共出版了2755部，占30年汉语辞书出版总量(7466部/卷)的36.90％，高居各类汉语辞书之首。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各学科都有了自己的专科辞书。专科辞书中，学科词典数量最多（共1066部），最少的是术语词典（200部），两者分别约占专科辞书出版总量（2755部）的38.69％以及7.26％。术语词典比重过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术语研究水平及专科辞书编纂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前，各主要学科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专科工具书，市场需求相对饱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汉语单语专科辞书已渐渐难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如何更好地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词典研编者通力合作，借鉴术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改变专科辞书“词汇对照表”式的设计理念，应是未来专科辞书编纂与出版努力的方向。

　　代表性专科辞书如：《中药大辞典》（吴贻谷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7年）、《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魏天定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郑天挺、吴泽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毛泽东著作辞典》（李捷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六　数字化辞书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社会正在进入“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时代，科技进步与创新正在驱动着出版行业产生深刻变革，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成为大势所趋，辞书的内容、载体、用户习惯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线上辞书缺乏权威；平面媒体辞书有权威，但已经不是首查、常查辞书。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融媒体辞书，传统辞书与数字化辞书融合发展，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创新编纂理念和手段，拓宽辞书学研究领域，把辞书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把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起来。2019年3月，中国辞书学会举行了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中国辞书学会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暨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举行》，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24日），会议提出，平面辞书要向融媒体辞书的转变，辞书研究要特别重视辞书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辞书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数字出版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将工具书资源和各种相关资源融合，实现由图书向内容、由产品向服务的转化，进而达到融合出版的目标（孙述学：《辞书数字出版：花开自有时》，《出版广角》2014年第Ｚ1期）。该馆研发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APP分别于2017年、2019年面世，在品牌辞书的数字化进程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七　辞书国际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出版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不能仅囿于国内市场，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不仅有利于助力汉语国际化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利于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给不同母语及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量身打造一套轻松学汉语的特色工具书，2008年，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出版工程，10年来，已开发了80个语种，大小共160种书，其中有49个语种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让世界爱上汉语——“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出版80语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官网2018年2月1日）。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国际推广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已于2013年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现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都陆续启动。对内向型词典而言，外向型词典的编写还比较薄弱，我们还缺少为大家所认可的专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权威辞书。

　　为适应数字化和国际化的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2017年8月新设了新型辞书编辑室，承担数字化辞书、外向型词典的编纂与研究。该编辑室正在组织编写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

　　2017年7月，为了搭建编纂与研究的更高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并于11月举行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研究中心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托，整合优势资源，统筹领导既有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和新设立的《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新型辞书编辑室，切实担负起辞书编纂领域国家队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加强辞书理论与编纂研究，努力打造传世精品。

　　第八节　小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词汇学和辞书学学科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与辞书学的过程，获得了长足进步，回顾70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以下几个方面经验值得重视。

　　一是密切关注国家需求。“建国十年，党在文字改革、语言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步骤地、有组织地发动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广大科学研究，大力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魏建功《语文工作发展跃进中的体会》，《语文学习》1959年10月号）在推动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的高度，在国家层面制定语言文字政策和辞书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编纂辞书，有力地推动了词汇学和辞书学的发展。辞书不仅是公民的“无声教师”，更是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国家的知识服务工程，对推动国家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具有极大作用。

　　二是积极借鉴国外理论。建国开始的一段时间，借鉴苏联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词汇面貌。1970年代末以来，欧美的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应用于汉语词义分析和词典释义。1980年代，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引进国内，推动了认知词典学在新世纪以后诞生。我们既需要外国学说的本土化，更需要总结我国词汇研究、辞书编纂的经验，特别是要注意发现和解决学科发展的问题，立足汉语实际，融合我国学科传统经验和国外理论，更好地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

　　三是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在融媒辞书的理念下，我们需要创新词典编纂理念，研究辞书文本的编纂，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用户的辞书需求；并根据用户的辞书需求和检索习惯，改进辞书编纂和辞书面貌，改进辞书的出版发行。我们更需要回顾70年来学科发展道路，总结词汇学辞书学研究、辞书业界的经验，探讨信息化时代辞书的发展变化，丰富国人的辞书生活，将我国的辞书事业推上新高度，在世界辞书学界中拥有话语权，切实走出我国的辞书强国之路，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注释

　　1. 本节所列举的代表性辞书主要为曾获国家图书奖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辞书。
　　2. 魏向清：《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战略定位》，《辞书研究》2015年第1期。
　　3. 包爱梅、包和平：《现代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编纂出版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1期。
　　4. 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我国外语辞书出版30年回顾与思考》，《辞书研究》2010年第2期；魏向清：《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 赵连振、耿云东：《两次辞书规划以来我国汉语专科辞书发展态势述略》，《辞书研究》201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晁继周 1998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符淮青 2012 《汉语词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玉山 1989 《辞书编纂四十年综述》，《编辑学刊》第4期。
　　魏向清等 2013 《中国辞书发展状况报告（1978—2008）》，商务印书馆。
　　徐时仪 2016 《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许威汉 2000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
　　周荐、杨世铁 2006 《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