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管理学报》“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主旨活动的回顾，集中讨论了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建构基础问题。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学的学科基本属性在于它是管理人经验的学问，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建构应该以民族史至今的管理者的经验为研究对象；以经验哲学为基础，以中西互诠的方式寻找到的人类共同文明经验是中国管理学与西方主流管理学能对话进而达到人类普适性管理理论的基础。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经验在管理学理论建构上的作用，对从理论到理论的管理学理论建构方式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经验人/生活世界/学科性质/中西互诠
作者简介：张树旺(通讯作者)(1976-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学及其中国化、中国本土管理学；李伟，郭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素菊，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商贸学院；晁罡，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72060)；广东省“十二五”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GD11CZZ02)
《管理学报》于2016年第7期和第8期相继刊发了张静等[1]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以下简称张文)，以及蔡玉麟[2]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以下简称蔡文)两篇论文。前者对IACMR的发展历程和关注主题演变进行了梳理。后者对张文所论IACMR发展历程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进程中隐含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并依此向学界同仁发出“有没有管理理论创新的德鲁克之路”的震撼之问。鉴于此，笔者拟从管理学的实践与经验的哲学基础角度就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式选择、与主流管理学的关系角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前述两篇论文作者。
1 “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主旨活动的发展历程回顾
相对于IACMR成立18年来的“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的发展思路，《管理学报》自2004年发起“管理学在中国”学术活动以来，凭借“管理学在中国”栏目和中国·实践·管理等系列会议，对直接面向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研究[3]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从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建构从破题之时的主题迷惑，学术不自信，概念界定难走向了绝大部分参与讨论者认同中国的管理学的存在；从理论否定阶段进入到理论肯定阶段；从概念界定、技术路线的讨论到进行哲学基础的讨论境地中来。纵观这一脚踏实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富有效率的学术活动，其发展路径和主题设定大致有以下具体分期。
1.1 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剖析阶段(2004-2006年)
《管理学报》的“管理学在中国”栏目对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如和谐管理理论[3]、东方管理[4]、和合管理理论[5]、中国式管理[6])的理论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同中国本土情境的关系、发展态势、学术界评价进行了全面推介与系统分析。通过对这些“非主流”管理理论的讨论，促使管理学界认识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流管理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还原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存在着重大缺陷，是造成管理学在中国发展中实用性与严谨性失衡的主要原因。管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破除此类研究范式的迷信[7，8]。此外，这一阶段对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案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用其研究方法的成败反观主流研究方法的成败，成功地吸引了管理学者的研究热情，形成了中国管理学者讨论管理学发展方向的气候，激起了理论建构的探索热情。 1.2 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讨论阶段(2007-2009年)
创刊伊始，《管理学报》在创刊词中便提出努力营建中国管理文化的倡议。2004年以来，该刊所刊发的数个有中国特色管理的理论均是以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的理论，故讨论热点很自然地转移到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上[9-10]。这一阶段的共识大抵有：“文化不仅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管理理论来说更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9]”
但是在管理与文化讨论中出现一个重大歧路。由于有学者批判西方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过于激烈，引起不少学者担心管理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研究成为只能遵守不能质疑的意识形态，引发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讨论[11-12]。由此，这一阶段形成的讨论共识，即中国文化资源因素是中国管理学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虽然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绝不是意识形态。
1.3 两种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讨论阶段(2010-2012年)
在管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文化被定义为特殊性的知识因而引发了管理学中地方性知识的讨论[13]，这便由地方性知识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到本土性管理学理论的讨论。学者们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所涉及的理念定义、目的、方法、发展方向、研究范式设计、同西方主流理论的关系、同中国情境的关系、研究群体的心态与价值观、评价指挥棒与学术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14～16]。“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建构倡议最初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议纪要中提出。2010年由数10位管理学学者再次发起，引起了管理学实践属性的学术热议。讨论的范围包括：管理学实践的问题缘起、学术背景、内涵；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研究主体与评价主体；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与外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关系等[17-19]。这两次事关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技术问题的探讨，使“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群体系统地认识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问题的背景、发展历程、学界基本观点及已有积累，虽然还是“术”的层面上讨论，但却对于夯实理论建构的技术基础，攻克技术层面背后的哲学难题提供了阶段性成果。
1.4 中国管理学建构的哲学基础讨论阶段(2013-至今)
郭重庆[20]对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命题。“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即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纵观上述“管理学在中国”3个主题发展阶段，确实有“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唯独“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虽多有涉及，但却未深入根本。
李平[21]曾于2013年发起了一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启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讨论，至今未艾[21～23]。讨论中最应该值得学界注意的是黄光国等[24]关于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过程的介绍，对于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建构有着直接借鉴意义。黄光国等[24]指出：“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的‘道’，任何一个学术运动，如果它的哲学被找出来了，就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本土心理学在台湾还只是摸索，可是在找到它的哲学基础之后，发展就会很顺利。”
纵观以上4个阶段，从学术现象的分析到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讨论，进而全面讨论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最后落脚到学科建设的哲学基础，由浅及深，思路清晰，体现了学术活动主持者对学科发展的深刻理解和确实运作。然而，在哲学基础的讨论上，李平[21]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他主张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要素来建构中国本土管理学(如用道、阴阳、悟等)，激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23]，认为这是理论对理论的建构之路，是学者圈内的智力游戏，无关实践。如果这条理论建构之路行不通，那么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建构之路究竟是什么？那便是德鲁克之路，即管理实践研究创生管理理论之路。 2 再论管理理论实践经验属性
2.1 广义管理学与狭义管理学
管理的本质是“做事”，就此而言，凡涉及做事的人、财、物都属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蔡玉麟[2]指出：“管理学属于事理科学，自然具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管理问题的根本属性。”“作为事理科学的管理学自然属于实践研究，需要综合运用人理科学(如心理学等)与事理科学(如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管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最终会形成管理的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但不会演变出自己的布什模型意义上的基础理论。”在管理思想史上，对此也一直有不同的观点。Koontz[26]认为：“要界定这个知识体系(指管理学)，还必须注意区分工具和内容，因此，数学、运筹学、会计学和经济理论等都是管理学研究中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该领域内容的一部分。”谭力文[27]认为：“可以将涉及‘原料和机器’的相关职能活动的知识与理论概括为工商管理理论，而在界定管理学的内涵时，必须将管理学与工商管理理论(即涉及技术、商业、会计、安全和财务等企业职能活动研究的相关理论)加以区分，必须将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加以切割。”正如法约尔在排除了其他技术性活动，将管理定义为人在组织中的5项职能一样，谭力文[27]也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排除物的管理的人的社会活动，“所以也可以对管理给出这样的简单定义：在组织中，为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目的的社会活动”相对于管理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要素(如物、技术、时间等的广义管理学)[28]。KOONTZ[26]所代表的管理学定义即为狭义管理学，即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管理学。区分广义与狭义管理学突出了“人”这一主体和“经验”这一研究对象，有助于从哲学基础上说明管理学是人的实践经验的研究，因为实践作为活动，是动态的，难以进行研究，而经验却是可固定的。
2.2 管理经验是实践上升理论的中介
狭义管理学将管理界定为人的实践活动，那么人的实践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对管理学理论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蔡玉麟[2]认为：“管理学的知识‘硬核’可以简捷地表达为现场性知识和前瞻性知识。”蔡文中所说的现场性知识与前瞻性知识，其实都是指管理经验及其经验规律。就现场性知识的构成而言，所谓程序、规则和方法性的知识，也即把当下的事做好的知识，是指如何生产与运用。SIMENH[29]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管理中的人是按“犹豫-选择”和“刺激-反应”这两种模式决策与行为的。他发现人在决策时很少使用每个因素和条件都经过详细思考然后决策的“犹豫-选择”模式，即所谓理性模式，而大部分采取的是以目前事例的相似性激起过去经验所走路径记忆而决策的“刺激-反应”模式，所谓经验模式[29]。这种理性模式非常简单和快速，有极高的实用性。人在管理中不经常使用理性模式而使用经验模式，这也得到了MINTZBERG[30]的支持，认为在现实的管理中，经理人员只有很少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大部分管理工作是以经验为基础直觉式快速决策。这一实践-经验知识现象也经常为“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者指出。例如，吕力[31]指出：“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丰田公司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来都不像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而更像一种结合了经验、文化与灵感的混合物。”
现场性的知识的特点就是有效、快捷、实用，虽然有适用范围小的缺点，但它是管理学知识的源头活水，在实践中产生经验，经验指导实践滚动式发展壮大，当现场性知识足够多了，规律产生，即前瞻性知识产生。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学知识生产路径即实践-经验-理论-实践的路径，而并非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现场性知识，也即经验似乎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必要中介。 2.3 现场性知识形成前瞻性知识的3种机制
如果说管理需要主体迅速组建现场性知识，那管理学则需要由前瞻性知识构成。换言之，管理学的形成需要由现场性知识过渡到前瞻性知识。“前瞻性知识可能来自对未来足够清醒的认知，也可能来自对过去足够彻底的突破。[2]”在这方面，DANIEL等[32]的理论给出了启示：①通过心理试验同样证实了个人决策常常采纳的是“经验估算”，即根据过去经验的概率原则进行主观判断，而非经济学、管理学假定的“理性模式”；②甚至发现当经验与理性模式的要求相去甚远时，多数的人依然采用经验估计。③认为“经验”是按以下机制指导实践的。具体如下。
(1)代表性机制 指对A事物的断定常常取决于与它相类的B事务。A事务的因果机制移植于B事务的因果机制。A、B两个事物之间之所以能联系起来常常是取决于A、B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代表性机制说明行为人在头脑中储存一定数量的经典事例之后，以经典事例的经验来决策当前事务。这是经验指导实践特别是决策的主要机制。
(2)联想性机制 指人们指导实践时并不是按照概率理论的要求去找到经典案例，而是按照心理上联想到这类现象的容易程度来形成联想。指导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容易联想到的案例经验。
(3)取舍性机制 指在有许多经验资料的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后做出结论，而是从初步印象中选择最容易的路径推断出结论，即由固定印象形成对资料的截取。
从上述机制可以看出，从现场性知识到前瞻性知识的过渡，其实是总结管理经验规律的过程。代表性机制是经验规律的主要构成成分，而联想机制和取舍机制则是代表性事例指导实践的主要方式。代表性事例的建立是每个行为人用文化深层结构，也就是自己的民族哲学与行为经验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人造物。这个人造物既折射出背后的哲学体系，也折射出当时的外在环境，而联想性与取舍性机制更加反映出背后固定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偏好。与形式逻辑的推演相比，经验的推论方式存在着逻辑的模糊性、跳跃性。不严谨意味着含有逻辑错误。如果以这样的人造物为基础材料所形成的知识或理论会有什么特性呢？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完美的因果律。正如蔡文所说的“不会演变出自己的布什模型意义上的基础理论”[2]。
3 实践经验视角下管理学理论的特质
3.1 管理学获得了大学的合法性却失去了社会合法性
管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管理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史。笔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性质应该首先从发生学来看。从管理学源头上看，泰勒是在工厂里创造科学管理理论的，法约尔也是在工业集团管理难题中总结出一般管理学功能理论的。管理学创生的主要人员是企业管理者，其直接来源的场所是企业而不是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学在学科性质上是直面管理实践的应用科学，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基础上的。
管理学知识创造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大学后，为了求得其在大学中的合法性，开始模仿成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追求严谨的公理和推演性逻辑体系，其基本范式是依据已有理论前提提出假说。然后，在逻辑体系中进行推理，得出新的理论命题。最后，再用实证方法验证这些理论假设和命题。这种范式自信地认为这样一套方法在管理学中能够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并且只要找到相同的条件，就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预测结果[33]。然而，这种管理学研究范式在现实中极少成功，前瞻性失效，精确预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范式下，管理学成为在逻辑体系上越严谨，就越远离指导实践的最初创立本义。管理学获得了大学合法性的同时却失去了社会合法性，变成了教授间的智力游戏。 3.2 管理学是追求群体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理论
即使是从普适性退到一定群体范围内的规律研究，Elster[31]也认为，理论对这一群体现象的解释也不同于科学主义严格的因果律。他指出，如果研究发现群体间存在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就已经可以认定两个事物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即非个体的，又非统一体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群体概率性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因与果双方的结构都无法精确到个体，因此，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它经常发生，但不必然发生[31]。管理学研究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因果机制。由此，管理学研究能够达到的层次就是从具体可察的管理现象着眼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达到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去追求科学主义层次的严谨性和逻辑性。
管理学是基于经验的学问，它是群体经验中的因果机制，经验的增殖具有模糊性，所以经验的规律具有概率性，管理学不能追求严格公理体系与逻辑系统，无法进行科学主义式的精确预测。此外，管理学研究具有群体性，只能研究一个群体内管理因果机制，超越群体，则这种因果机制失效。正因为如此，经常有管理学者发现管理学理论跨文化失效的现象。
4 历史性、经验性的生活世界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对象
黄光国等[21]在建构本土心理学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重视，即“要做文化分析，一定要把两个东西切割开，即文化系统和社会文化互动。最先把某种文化思想整理出来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是文化系统，文化系统被提出之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对文化系统重新诠释，那些诠释就是社会文化互动。”
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中的一组概念：理念(论)世界与生活世界。文化系统即理念世界，社会文化互动即生活世界。所谓理念世界，也就是文化系统。以中国为例，是指诸子百家及后世理论家创立的各类学术体系，以儒释道3家为主。之所以是理念世界，一是有经典作为载体，二是有忠实于文化系统的信徒，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西方，西方也有自己的理念世界。
所谓生活世界，有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原初自明性的世界，是一切事物都自明地呈现出来的世界。个人在未有科学知识之前，便不断地在认识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并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组合以及反应。这是一种前逻辑、前技术性和前工具性的存有论境域，其丰富性植根于个人直接经验的生活感受[35]。可见，生活世界是民族文化的制度化、礼仪化、程序化、习俗化，构成了每个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的先在环境，即民族性的整体生存经验总和。这个整体经验是其内化的文化系统与外在情境遭遇的产物，贯穿着每个个体的民族文化特征，含有价值法则和意义结构，内有其个人的价值观、意向、动机。这也是管理学研究的人学基础。
理论建构始于问题，而问题的发现来源于实践经验。那么当个体带着自己的经验法则进入管理中，那么他的工作是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首先，在问题的发现上，经验决定着问题的发现。现在的经验层次决定问题的发现层次，人类层次的经验，决定着普适性问题的发现；行业层面的经验决定着行业发展态势中的问题；组织战略层面的经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发展问题。其次，问题的内容与经验人的价值偏好、思维能力有着密切关系，长期的实践经验与思考关注都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在问题的解决环节，正如前文所述，代表性机制、联想性机制和取舍性机制是搜寻以往的经验，形成新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机制。理论建构始于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是在于经验资源的丰富与内部规律关系的建立。
5 中西经验的互诠是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方法论
黄光国等[21]认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科学哲学的问题，不懂科学哲学根本没办法有真正的突破。”笔者深为赞同这一学术卓见，这一经验其实同样适用于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的发展，需要解决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的问题。这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群体提出了哲学方法的要求。然而管理学者的哲学素养是贫困的，其表现主要是管理学者用以研究本土问题的哲学观点大多还停留在实在论框架内，还在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分析文化现象。实在论源于柏拉图二分法，假设存在真“有”，哲学的使命是认识真“有”，这一领域早已为科学接管。
当代西方哲学早已从实在论发展到对人造物如语言、意识流的分析上，即从所谓建构的实在的分析上，进入到现象学与解释学时代。能用现象学的研究态度与方法进行中西文化经验上的互诠，是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提出的必然要求。用现象学方法进行描述与分析文化经验，可以获得不同文明经验间本等式的对话和跨文化的经验交流沟通，可以让不同文明对话更加顺畅。以例论证。耿宁[36]在对中国心学进行研究后说：“在两千多年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孟子关于同情的具体例证也可以为西方人直接理解和领悟，这真是非常奇妙。孟子在这里似乎说出了某种普遍人性的东西。”这个“同情的具体例证”，指的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与“齐宣王以羊易牛”两个典故。正是基于存在跨文化的普遍人类的文化经验的认知与信念，激发他用现象学方式来澄清阳明心学的哲学意义，并将它引介给欧洲哲学界的热情。耿宁[36]不是用现象学的既有理论裁决阳明心学，其分析评断的依据是共同的文化经验。在耿宁这里，中西理论交流的基础是共同文化经验。管理学是经验的学问，只要有文化自信，平等地与其他文明对话，自觉借鉴其他文明的经验，自然就能扩大中国管理学理论视野，加速推动自身的理论的形成。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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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管理学报》(武汉)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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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1 1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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