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中国以加速度的姿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急遽转型，新闻业的变革亦根植其中，顺势而变。从报道方式到社会功能，从文本形态到价值理念，今日之新闻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回望过去不是为了恋旧，而是为了踏在历史之轨上更好地看清脚下，以期对前路的方向有所把握。如果把新闻业比作金字塔，深度报道无疑是这座建筑物的顶端，当绝大多数从业者按照日常惯例报道着变动世界的“事实”时，一小部分人却始终怀着悲悯之情与勇敢之心挖掘着背后的“真相”，他们就是深度报道的实践者。可以说，站得最高的这群人，也看得最远、付出最多，最有职业风险，最具牺牲精神。本文试图关注和解读的正是他们——他们的面孔和表情、步伐与脚印、奔腾血液与热忱心灵。
如果从“揭示真相”的共同追求看，中国的深度报道显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学者们在传统“文人论政”的办报实践和新闻生涯中找到了深度报道的诸多印记[1]：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为主，但“运用了深度报道解释和揭露功能”；同年4月开始，《申报》连续三年跟踪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题材重大、跨地采访、报道持续，这组多篇的连续报道颇具调查报道的元素；此外，早期中国报刊“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就刊载有关各地物价、土产和税收的社会调查类稿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纪实、解释、述评性新闻”也可列为深度报道的范畴，如《广州血战记》、《调查河口情形记》等。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北京通信”中有些报道，如《闷葫芦之政局》、《张振武案之研究》实际上是“我国深度报道的开端与雏形”[2]；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早期发表大量报道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1935年特派记者范长江陆续发表报道西北地区的通讯，后结集《中国的西北角》，也是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
对于改革之前的深度报道史，长期研究调查报道的钱钢先生曾作如是概括[3]：“中国报刊早期的调查报道，有的文如聊斋，有的政党色彩浓重，有的夹杂分析和评论，有的流露着作者的好恶褒贬。但如果用最基本的尺度——‘被调查的问题关系公共利益’‘被调查的真相被权力和其他力量遮蔽’——来衡量，他们当属‘调查’无疑……事实上，中国传媒的发展道路与西方迥异，中国调查报道，也和美国调查报道从党派报到商业报一路走来的发展轨迹不同。”百年前的这些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依然流淌在当今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血脉中，同时，政论性、文学性的文本特征也对近30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报道影响至深。
然而，本文无意考察这些相对较早的历史，而是将目光拉回到近30年深度报道的实践上来。如果不以80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的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旧思维、旧体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1980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批评报道及媒体监督的重要起点，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差不多正好走过30年征程。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时候，社会各界都在回望改革、反思改革，深度报道恰好提供了一种回顾新闻改革的独特路径。遵循这条路径，我们可以细致考察最优秀的从业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是如何实践职业理想的，他们的专业理念和报道的核心功能有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复杂动因和社会影响又是什么样的。
为避免这种对深度报道30年的回顾流于泛泛，本文尝试以“专业主义”为参照系，在回望实践轨迹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反思。所谓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4]。在历史追溯和反思的过程中，笔者试图不断追问“记者如何专业”或“为何不专业”这样的问题：这些不同时期的深度报道精英，今天用专业主义的眼光来看，为什么依然不够专业呢？这种反思显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过于苛责的回顾背后实则为了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加坚实、更加专业。
20世纪80年代：启蒙之热
20世纪80年代，旧秩序被打破，新规则再建立，中央推动思想解放热潮，民间兴起全民文化热，农村搞联产承包，城市搞增量改革，整个国家在长久窒息后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并以狂飙突进的速度沿着新征途奔涌向前。新闻改革也是热点不断：“新、短、快、活、强”的报道理念改革了党八股式的旧模式，信息概念、受众本位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新闻本位功能的回归，对新闻立法、言论自由的呼吁逐步触碰到新闻改革的边界……伴随整个行业的变革，深度报道于80年代中期快速兴起，在1987年左右形成高潮，极大呼应和满足了社会对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的信息需求。
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共同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业的繁荣景观。1985年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1～8），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突破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1986年的《第五代》报道海外学子的生活情况，开创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思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突破了“丧事当成喜事报”的框架，堪称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1987年《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有力地促使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政治审视和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信息容量和思想张力引起强烈反响。
这些作品也造就了一批名记者，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张建伟最负盛名。当他拿出《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这样“事件没头没尾，人物不求形象”的报道时，总编辑甚至找不出文体概念为其命名，干脆叫作“张建伟模式”[5]，学界和业界也曾用“全息摄影式”、“深度专题系列”、“新闻怪胎”等来称呼这组报道。由此可见，文体、思维和功能，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从业者“自发的、冲动的、无意识的”新闻实践[6]。
这个时期的深度报道，总体上呈现出这些特征：（1）实践主体，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为主，这些报社当时的新闻人才比较集中、全国发行量比较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此外，颇具“民间色彩”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大量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1986年开始，该报将关注点扩大至政治改革之后报道视野更加广泛、深入；（2）文本特征，挥洒叙论结合的报道风格，篇幅短则数千，长则数万字，凸现主题高度与宏观视角，内容充满哲学思辨、理性思维。如名记者张建伟曾将这些深度报道作品的显著特征，概括为“专题性、客观性、启蒙性、综合性、信息化”；（3）报道主题，关注经济改革的方向、新旧体制的碰撞等，比较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改革，面对社会热点难点，试图对时代进行解惑；二是关注个体，跳出集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7]。此外，报道思维上突破非黑即白、政治审视的旧模式，报道方式上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
究其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可以用“社会启蒙”来加以概括。纵观80年代的深度报道， “无论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报道，还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报道，由于它们的时代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启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对新体制的呼唤，对新观念的钟情，都使这些报道有很强的前瞻性（启蒙的意义）。”[8]有“深度报道之父”之誉的张建伟也将启蒙概括为当时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主要追求，“思想理论在报道中的作用和直接参与报道的可能性，尤其是报道多担负的启蒙作用，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80年代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9]。深度报道的启蒙意义在于改变观念、启迪民心，解答公众的困惑、廓清改革的方向，这种报道的启蒙功能深刻契合了社会变革对新思维、新思想的需求，“使用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开启民智，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报道方法”[10]。在名记者卢跃刚看来，80年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改革，前者是社会的精神形态，后者是社会的制度诉求，“一种经过大灾难后的制度性需求”，深度报道满足的正是公众对改革的理解诉求、对思想的启蒙需要。[11]
1986年，“深度报道”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1987年，因大量深度报道作品的“井喷式”发表被誉为“深度报道年”。《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对这一年的深度报道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
与深度报道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也在80年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且形成了多种题材、多种类型的创作格局。有的作品重在推崇知识和知识分子，如徐迟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著名作品《歌德巴赫猜想》，理由写遗传学家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柯岩写青年学人的《奇异的书简》等；有的为极“左”思潮和十年浩劫中的不幸者鸣屈、正名和表达怀念，如记录陶铸不幸遭遇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聚焦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四五运动”的《革命》、纪念真理斗士张志新的《正气歌》等；还有的关注改革主旋律和社会精英人物，如李士非报道蛇口工业区创建者袁庚的作品《热血男儿》，鲁光报道中国女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黄宗英描绘女科学家故事的《小木屋》等。
这些题材中，与深度报道最具相似和相通之处的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类报告文学兴起于1986年左右，主要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映、审视，对丑陋落后现象进行无情批评[12]。由于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贴近，作家创作前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的采访，不少记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果要追溯，这类报告文学至少应该始于5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文革”结束、平反复出后，他又采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经典作品，前者聚焦轰动一时的王守信贪污案，却没有局限于如实报道案件过程，而是指出了背后官员之间形成的关系网、金钱网，具有相当的社会深度和批判力度。他的报告文学不仅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也对很多深度报道从业者产生了标杆意义。笔者曾邀《大河报》原副主编马云龙先生来复旦做讲座，他在回顾新时期深度报道史时就坦陈，“刘宾雁是80年代深度报道的先驱，也是我自己新闻生涯的‘老师’”，之所以选择新闻事业，“就是在看了刘宾雁的一些报道以后，懂得了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什么，历史使命是什么。”[13]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背后有一种从文学性报告文学到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向。在《歌德巴赫猜想》这样颇具文学性的作品中，其实存有很多作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内心冲动。与之有所差异的是，纪实性报告文学则使用绝不虚构的报道素材，强调事实的准确性和现实的贴近性。遵循这种原则，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如赵瑜报道太行山交通不畅的《中国的要害》、呼吁人们理性看待体育的《强国梦》，贾鲁生混入丐帮进行调查写出的《丐帮漂流记》，苏晓康关注年轻人感情生活的《阴阳大裂变》、反思教育问题的《神圣忧思录》，卢跃刚揭露湖南娄底“非法拘禁人大代表”事件的《以人民的名义》，钱钢于197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唐山大地震》等。
与深度报道相似，这些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体现出作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姿态，亦融合了社会批评与社会启蒙的双重功能。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中国青年报》山西记者站记者麦天枢曾这样解释创作初衷：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可见，纪实性报告文学与深度报道“殊途同归”，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扮演着相似角色。像钱钢这样身兼报告文学作家、新闻记者双重身份的作者也肯定地说：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深度报道的范畴，“与其说这是文学现象，毋宁说它是新闻现象。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对社会所做调查的勇敢和深入，对传媒和传媒人影响至深”[14]。
如果要对80年代的深度报道从专业角度进行反思，存在哪些问题？首先，当时报纸发表的大量深度报道作品，存在明显的“主题先行”问题，理性并非借助事实传达，反过来，却成为组织事实的“红线”，这种重思想甚于重事实的“本末倒置”，固然有其启蒙社会的需求动因，但归根结底不符合新闻以事实为基础、以记录为本位的功能定位。其次，从报道文本看，注重思辨、政论结合、篇幅冗长的作品，读起来气势宏大有余却生动不足，需要读者有充分的耐心和时间。新闻报道毕竟不是写论文，不是谈思想，而要摆事实、做记录，用事实本身来说话才是最有力量的。再次，一些典型报道还无法完全遵从事实和理性原则，彻底打破非黑即白的思维条框和“改革至上”的意识形态。《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对当时一些改革人物进行报道，“1988年1月份，我发现年广久违法了，他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然后我又发现关广梅不懂法律，不尊重法律，假改革之名而损害改革。她成立了东明商业集团，却不去工商局注册，更换法人代表。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注册？你是不是一个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她说：‘我们注册干嘛啊？市委不是已经开过大会了嘛’”[15]。他写的报道《‘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没有发表，然而，调查发现的事实促使他反思，“把改革作为价值，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你改革，你就有价值，就是标准。”可见，改革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若以改革为绝对价值、为至上思维，依然有可能成为遮蔽新闻从业者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云翳”。此外，据了解，《经济日报》影响深远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的新闻由头是“制造”出来的，那封关广梅写给报社的“来信”是记者和当地政府制造的，问题的讨论也是制造的[16]。用专业的标准来看，这种新闻操作难免有“策划新闻”之嫌，难以完全经得起推敲。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特定时代的局限，何况，80年代深度报道的文本、形态和功能都是因时而生的。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可以促使我们不断地追问：斗争年代的旧思维，非黑即白的旧模式，僵化宣传的旧习惯，如何才能彻底告别？如果能够在重记录、重事实的基础上体现启蒙、展现理性，是否更遵从新闻规律、更符合读者需求？改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如何在给从业者提供精神营养的同时，又不至于成为遮蔽事实的思维桎梏？组织和实施报道时，如何避免过度的“策划新闻”，避免因参与倾向影响客观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在“专业”之中。
20世纪90年代：监督之惑
一场政治风波之后，深度报道实践经历了3年左右短暂的平寂时期。1992年，《人民日报》经济部策划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其实，“舆论监督的”的概念早在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之间已被多次讨论，学者李良荣认为，“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监督，还是我国新闻媒介一项全新的功能。虽然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17]
尽管80年代后期“舆论监督”概念已被提出，但真正付诸实践、逐渐发展并产生规模效应则是在90年代中后期。作为一次自上而下、集体行动式的舆论监督，“中国质量万里行”只是开了个好头，显然，需要被监督的不仅是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公民利益的受损、政府权力的滥用、腐败官员的贪污堕落、贫富差距的悬殊扩大、发展经济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由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先锋，电视舆论监督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电视新闻语态的转型。1993年央视推出了《东方时空》，电视深度报道进入发展和勃兴期，1994年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创了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成为中国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典范。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创办，广播从业者加入深度报道队伍。1996年，央视参照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60分钟》推出《新闻调查》栏目，该栏目经历了主题性报道、新闻性与故事性并重的摸索阶段，于2000年左右确立了“探寻事实真相”定位，并以记者中心制、出镜记者、“剥笋式”调查等节目形态确立了电视调查报道的样本。在一本名为“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书中，孙玉胜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电视改革及幕后故事。
差不多与此同时，报纸深度报道亦开始以有别于80年代的形态重新焕发活力。90年代初报业改革的两大重点为深度报道的再度兴盛提供了契机：一是报纸改版。1992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进行扩版的有200家以上，1993年扩版的也有130种；二是周末版和晚报的出现，约从1991年开始。这些都给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版面基础[18]。整体上，报业深度报道呈现“南北热、中间冷”的格局，这种格局实质上沿袭至今，其背后跟新闻监管力度、报业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当北京、广州两地报人已经开始更接近新闻真相、更具有监督力度的深度报道实践时，其他城市的晚报、周末报以及90年代后期兴起的都市报（如《华西都市报》等）还在沿袭80年代末的流行大量发表“大特写”，或以“策划报道”为主要手段重推组合报道、系列报道，前者以猎奇性、趣味性、故事性为特色，后者以大版面、信息量、密集度取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成都《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策划发起“诺贝尔大追寻”系列报道，派记者到美国遍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跨国界的深度报道引起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算是精英办报的经典之作”[19]。此外，上海一家被誉为“黄埔军校”的报纸《青年报》也在1993年推出《焦点新闻》版后，逐渐告别“大特写”时代，以突发事件、精确新闻、暗访调查等形式探索日报化深度报道的报道形态。
在北京，老报人丁望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坚持“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的精神，大胆发表了一系列经济题材的深度报道，为民营经济、股份制、市场改革坚定地“鼓与呼”。《北京青年报》自1992年开始连续创办《青年周末》、《新闻周刊》、《下周刊》等“老三刊”，以之为平台开展了大特写、新闻特写、精确新闻、新闻暗访、新闻访谈等不同体裁的“深度”实践，极大地推动了这份报纸在激烈竞争中快速崛起。在海运仓2号的中国青年报社内，编辑李大同接过报纸扩版后没人“认领”的两个版，主持、酝酿后于1995年1月6日推出了《冰点》特刊。走平民路线的近8000字开篇力作《北京最后的粪桶》激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冰点”式特稿使这份80年代深度报道的“旗舰店”再度成为90年代报纸深度报道的“先锋军”。
在广州，与《中华工商时报》齐名的《粤港信息时报》快速扩大影响力，先后策划了两会专题报道、“长江万里行”系列报道等，引起全国关注，可惜报纸“叫好不叫座”，经营情况始终不佳。1994年，“两报一刊”[20]成员、曾有“中国第一报”之称的《现代人报》终因“没有主管的挂靠单位”而被迫停刊。之前，这份报纸以鼓吹改革、言论大胆而著称，且先后对西安咸阳空难、虎门炮台因施工被毁、珠海前山工厂大火塌楼事件等进行过深度报道，鼎盛时全国发行量达到了70万份。从90年代中期起，《南方周末》以大量揭黑性调查报道获得巨大成功，超百万的发行量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公信力的“第一新闻周报”。如研究者概括的那样，“《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21]
杂志方面，1996年《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先后诞生，逐渐增多的新闻类周刊亦成为深度报道的重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1998年创刊的《财经》，有着“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主编胡舒立带领着团队、实践专业主义理念，很快抛出《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几篇“重磅炸弹”，令业界震惊、让读者称快。
总体上看，90年代中后期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北央视、南周末”的典型格局，而这种格局背后实际上又体现出中国特色舆论监督的两种模式。
“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一种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22]。作为国家台和商业台的混合物，《焦点访谈》的央视背景，使其拥有其他栏目所不具有的行政背景、权威优势和政策资源，换句话说，正是作为“权力的媒介”才使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直接转化成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媒介的权力”[23]。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监督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与流程：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调查手段多采用“暗访”方式，节目播出后多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而领导“重视”之前基于此节目的威慑力，地方政府往往动用行政力量直接解决问题。不少国家领导人曾为这个栏目题词或到节目组视察，如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曾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因此，“焦点访谈”式的监督与其说是媒体的监督、舆论监督，不如说是领导的监督、权力监督，因而既有内在缺陷、也难以复制：（1）靠这种零碎、随机的监督，无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2）领导重视或许一时行之有效，政策变动后便“无疾而终”，这种监督背后的“人治”特征使其缺乏可持续性；（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领导的“重视”也会异化成对这个平台的“宣传要求”。近年来，《焦点访谈》逐步“无焦点”即是明证，大量“命题作文”“正面报道”让这个栏目的监督锋芒日渐暗淡。何况，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栏目都有《焦点访谈》这样的“政治待遇”，与之相似的是，少数省市电视台一些冠之以“舆论监督”名义的栏目依托的同样是省市官员的行政支持、监督的也主要是下级基层政府部门，但多数都好景不再，热闹了几年后很快便偃旗息鼓。
在广州，《南方周末》的转型与崛起迅速成就了报纸调查报道的“盛世”，同时，也探索出另一种舆论监督的典型模式。与《焦点访谈》不同的是，该报只是省级党报旗下的一张处级子报，没有“中央级”的行政权威，它的舆论监督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职业报人、流浪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而非中央领导的关注或高层授权，监督力量既来自所在集团内部竭力保护的支援空间，更来自超百万份发行量所建立的公众影响力基础，监督手段则主打揭黑式的调查报道。《南方周末》式舆论监督的典型特征是“主打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缺位”，重点关注非广东省的社会民生、官员腐败等负面题材。
用专业主义的标准来看，90年代中国新闻界以舆论监督为主功能的深度报道实践有何不足？
首先，舆论监督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先天不足”，政策约束、权力控制、领导更迭等诸多因素随时会影响其监督力度和功能持续。如前述分析所言，具有相当行政级别的中央媒体所进行的、以批评报道为主的监督，是一种类似“治理技术”的权力监督；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精英报纸进行的、以调查报道为主的监督，是一种如履薄冰式的冒险行为，随时可能受阻。在文化批评学者戴锦华看来，前者接近于“越权”行为[24]：“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行使并接替了经典权力的功能，而且履行着超载（或曰越权）的多重社会功能。这种‘越权’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学者黄旦则将“舆论监督”的特征概括为两方面[25]：一方面要得到各级党组织批准，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的延伸和反映；另一方面，媒体则在不断寻找机会，试图挣脱束缚，独立行使揭露和批评。前者是常态，后者则是困难重重。他深刻地指出，如果西方“看门狗”式的监督属于“权利”（rights）的范畴，是“权利”对“权力”（power）的制约，那么，中国的“舆论监督”实质上属于政治权力支配下的媒介权力，缺少的正是“权利”。
其次，遵循专业主义的原则，新闻记者首先是事实的记录者、观察者，其次才是影响者或监督者，但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尤其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报道不够平衡、全面和理性。换句话说，不少记者身上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价值倾向，对弱势群体持同情立场、对强势集团持批判态度，其背后固然有值得敬佩的悲天悯人情怀，但也可能在报道中融入情绪、使单篇报道中的消息源不平衡或报道整体上欠公正。笔者访谈的一些深度报道精英曾对《南方周末》辉煌期的这种“民粹主义”倾向进行过反思：如曾在该报工作的记者迟宇宙说，“当时传递的两种信息是很可怕的：第一是暴力，我们会在一起讨论，哪里又判死了几个，我们甚至还不用‘判’，一般用‘搞’；第二是那种民粹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认为牺牲那些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一些人从个体上来说，不应该去支付那么高的成本……这种暴力是有问题的，它妨碍了我们去追求新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公正”[26]；《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也认为，如果抽去时代背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南方周末》当时的报道，的确非常值得商榷，“南周有很多报道都在一对尖锐矛盾中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人，这一方就是他们所谓的弱势、底层、悲情……当报道形成惯例后，矛盾的另外一方一定会拒绝它，因为他知道你会选择对他不利的证词。这就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倾斜或者不平衡。在我看来，一个媒体的记者应该跟矛盾双方都保持足够的距离关系”[27]。
所谓“民粹”，目前存在两种解释，一是“以民为粹”，表现的是反精英的大众主义或平民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成为“底层的主义”；另一种是“民之精粹”，视民众为工具的精英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策略或统治工具[28]。90年代《南方周末》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民粹”倾向，比较接近于前者的内涵，也体现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之类报纸的口号上。还原到90年代中后期问题丛生的社会现实中，这种“民粹主义”的反思显然过于苛责，而且，即便是《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的一些同仁当时也曾对这种过度给弱势代言、对官员不公的“民粹”倾向进行过讨论和省察。据时任主编江艺平回忆[29]，“对民粹主义，《南方周末》一直是有警觉的”，许多知识分子朋友也会有很多提醒，“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积聚的问题太多，在90年代末几乎是一个个爆发，那么多年司法不公正、不完善，很多东西在那个阶段积聚起来，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应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报道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跟现在相比来说缺少一点理性的东西，天然地觉得应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可见，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集中爆发，是影响一些记者形成“民粹”倾向的外部原因，而就内部原因看，也跟当时《南方周末》招聘的“流浪记者”的个人经历有关[30]，曾任《南方周末》副主编的钱钢曾这样反思，“《南方周末》的成员大多是出身贫寒，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农村、对农民有很天然的同情，对于那些枉法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具有一种本质的愤恨……我们必须时时控制由于个人生活境况所带来的简单的爱憎，以严谨的新闻职业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物件。这样报纸才能在全社会获得它的公信力。”[31]
再次，舆论监督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不够遵循专业规范，存在监督错位、“放大”效果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部分报道由于事实不尽准确、为赚眼球夸大事实而导致“宏观”失实，给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类例子屡见不鲜[32]：山西某县几个村子制造毒酒，媒体报道时将事件概括为“山西毒酒”事件，让很多公众产生误解，从而抵制所有山西出品的酒；“晋江假药”事件，也是几个村子生产假药，媒体报道使晋江地区的药品销售普遍受到影响等。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受众接触新闻时的认知习惯有关，也与媒体监督时对新闻事实报道地不够精确有关。因此，要求深度报道从业者进行监督报道时，更加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新世纪迄今：多元之变
整个20世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CCTV新闻评论部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热烈，此外，以《财经》、《南风窗》等为代表的杂志舆论监督、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为代表的广播舆论监督，亦值得高度肯定。迄今，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们又在新世纪征途上走过8年，这个时期深度报道的实践景观又有哪些特征？笔者试图做这样的总体概括：
1．从实践主体看：电视方面，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艰难平衡中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的传统，央视新闻频道曾有过或现存的一些栏目（如《面对面》、《新闻会客厅》、《社会记录》等）和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如东方卫视的《深度105》、上海电视台的《1/7》、东南卫视《东南新闻眼》）则主要从事新闻访谈、社会故事之类题材相对较软的深度报道。整体上看，此类节目收视率的压力普遍较大，如果缺乏政策的足够支持，多数难以长期坚持。
报纸方面，《南方周末》“一枝独秀”的格局已被打破，三类主力军以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深度报道丰富了深度报道的行业结构：一是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等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设立深度报道部或报道小组，对新闻事件进行快速跟踪、深入挖掘，逐步摸索出日报深度报道的操作模式，而且在诸如“夫妻看黄碟案”、“孙志刚案”、“彭水诗案”、“定州血案”等新闻事件中有突出表现；二是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华每日电讯》的“新华视点”、《人民日报》华东版等为代表中央级报纸，凭借行政权威、监督社会问题，形成比较成熟的批评报道模式；三是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时报》等为代表的专业财经类报纸，针对经济领域建立了专业性深度报道的良好口碑和强大影响，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上海社保案的调查、对交大汉芯案的揭露和《中国经济时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的调查等一批作品曾引起强烈反响。这三支队伍相互补充、协作，是深度报道领域最具战斗力、最具影响面的骨干。
杂志方面，以《财经》、《环球企业家》、《瞭望东方周刊》、《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财经、新闻类周刊也是深度报道业界的重要组成。其中，《财经》专注于政经报道，以严谨、大胆见长，每当一些敏感事件发生、业界“万马齐喑”时它却敢发出声音，令人敬佩；《环球企业家》等则模仿国外《财富》、《富布斯》等杂志，集中精力、精耕细作于商业报道；《瞭望东方周刊》等新闻杂志则各有侧重，以比较密集、频繁的姿态从事着题材多元、类型多样的深度报道实践。此外，以新浪、网易等为代表的商业网站，以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为代表的BBS论坛，以牛博网为代表的博客平台，对深度报道消息源的提供、报道转载后的舆论制造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网易对2007年“陕西周老虎”事件穷追猛打、参与调查，积极推动该事件真相的揭露。
2．从社会控制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可以说，行政控制依然是深度报道最大的“拦路虎”。2007年12月召开的第七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不少调查记者感叹，当前利益集团正形成“板结化”趋势，舆论监督能发挥的作用正在遭遇顽强抵抗，效能不断减弱，社会学者孙立平还呼吁，政府部门要尽快打破“稳定压倒一切”的旧观念，改变一切以“稳定”为由、抵制批评报道的习惯性做法，从而为舆论监督扫清思维障碍。
此外，商业利益对深度报道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明显：收视率、发行量等利益诉求强化了媒体的功利性，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与管理者的信心；作为被监督的商业机构，或以贿赂方式、或以有偿新闻、或以广告投放等不同形式，抵制和消解深度报道的发表和传播，负面题材的调查报道很容易因此被内部“枪毙”或发表后的社会效应很快被铺天盖地的广告所掩盖。市场控制的这种“反”作用在微观层面表现突出，而从较宏观的角度看则“正”作用更加明显——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促使很多报纸为避免产品同质而做深度报道的关键动因，而且，不断扩张的资本实力和积聚起来的强大市场影响力也是少数主流都市报敢于与行政部门“协商”或“突破”管制的重要条件[33]。
3．从专业意识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笔者曾对数十位报道精英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34]：“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存在多元化的差异特征，不同个体对记者角色、媒体功能的看法各有侧重，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理解也迥然相异。可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新闻界，也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关于记录还是影响、中立还是参与、监督还是启蒙，不同人有不同抉择和理解，而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认知也是各有差异。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因素包括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正因为个体经受这些宏、中、微观层次的影响各有相同，这个群体的职业意识才呈现“和而不同”的差异化特征。
不容乐观的是，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与传统党报新闻坚守的“宣传”范式形成冲突、告别与对抗，但又未形成类似西方新闻界的“专业主义”共识。同时，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启蒙情怀”正在逐渐式微。恰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从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看，“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35]。
概言之，当前影响深度报道实践的负面因素主要包括：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控制，约束着深度报道的空间和效果；媒体组织重利不重义，无法提供适宜环境、健全内部机制，使很多从业者“无处可归”或心灰意冷；中年调查记者虽经验丰富却普遍存在焦虑情绪或面临转型危机，新生代记者队伍年轻化，活力有余而积累不足，缺乏人生阅历、认知深度、从业激情与职业信仰……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深度报道业界的整体水平。如钱钢所描绘的那样，“‘文人论政’的时代似乎已经飘逝，‘商业传媒’的时代却未曾真正到来。行走在路上的传媒人，四野混沌。他们的步履，他们的身姿，因路途的陡峭崎岖而别具特征。”[36]
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因此而过于悲观，在多种力量、多元格局的变化背后也有一些积极因素的推动。比如，网络媒体尤其博客、BBS论坛的兴起，就发挥着“释放”与“支援”的力量——普通公众借助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平台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转载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而针对社会焦点事件网络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更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同时，境外媒体在奥运前夕报道权限的放开、绿色和平组织等中外非政府组织的新社会运动、知识精英日益活跃的网络表达、新闻学界对专业理念的传播和“共同体”平台的建设（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连续多年举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调查记者系列讲坛”）等，都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专业意识提升、报道空间扩大发挥着积极作用。
结语
行文至此，不妨再度重申一下西方情境下“专业主义”的多重内涵：它定义了媒介“社会公器”功能的基本信念，它强调一种服务政治与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此外，它还包含了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者实践报道准则和职业伦理。可见，“专业主义”是融合公众意识、自主精神和专业技能等多层意义的概念。不可否认，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追求具有相当的普适价值，以西方的专业主义为精神准则和实践诉求来反思和推进中国情境中的深度报道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虽然立足中国实际，这种专业主义原则的彻底实践似乎遥不可及，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通往彼岸的河流中不断搏击，或者像西西弗斯那样重复无数次把巨石推上山顶，也应该成为有理想的从业者的不懈追求。
有种说法曰：中国是调查报道的天堂，却不是调查记者的天堂。所谓“调查报道的天堂”主要指消息源的极度丰富，转型中国发生的新闻故事所包含的戏剧性、复杂性、反常性是难以预料和想象的。然而，很多事件和真相由于各种控制而无法被传播，深度报道从业者也往往生活在焦虑、妥协的精神困境中。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崇尚专业主义，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践，如一篇题为《在自己的河床上奔流至此》的文章所言，“中国传媒人肯定‘专业主义’的重要，同时警觉对‘专业主义’的误读，特别警觉‘专业主义’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成为苛刻乃至窒息调查报道的藉口……如果不对这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话语进行解释，就像‘棒球圈内的话’（Inside Baseball），国外同行势必感到费解。要读懂跋涉者的脚步，首先需要读懂他们脚底的土地，理解他们选择的路径。”[37]
强调立足本土实际，避免陷入完美主义、技术主义的“作茧自缚”式困境，是一种善意的自我勉励。同样出于这种动机，笔者试图就转型社会的当下，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如何实践专业要求，提出四点“过渡性”策略：
第一，精神理念上，即便会受制于体制、国情和管理要求，但归根结底，应该追求传媒社会公器功能的实现，以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特定集团的利益为宗旨。
第二，自主意识上，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独立地位，但可以培养强烈的独立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不仅体现在对权力和利益控制保持警觉，也体现在对新闻事实保持质疑精神和独立判断的立场。同时，明确记者的角色既非天然的启蒙者或监督者，而首先是观察者和记录者，在记录基础上影响、在监督过程中启蒙，恐怕是比较理性而现实的功能定位。
第三，报道规范上，遵循真实、准确、客观、公平的报道原则。在这一点上，中外基本无异。同时，灵活运用“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边缘突破”、“打擦边球”等中国特色的“底线”和“技巧”。
第四，职业伦理上，如果靠个体力量去抵制“红包”不太现实的话，起码要对这种行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保持批判和内省，同时对有偿新闻等交易行为予以坚决抵制。不过，对深度报道从业者来说，这种“红包”式的诱惑比较鲜见。
必须强调，这只是无奈的“权宜之计”，是暂时的“缓兵之计”。经过对深度报道30年实践轨迹的回望和反思，我们发现，“启蒙”之热在80年汹涌澎湃之后已然退潮，“监督”之惑在90年代形成后始终延续，而新世纪迄今的这个时期，深度报道在“多元”之变后逐步呈现力与痛、进与退交相辉映的图景。其实，通往真正“专业”的路上陷阱密布、荆棘丛生，期待深度报道从业者们能以专业为基准、以自由为理想、以中国为阵地，尽筚路蓝缕之功，朝雄关漫道奔去。
(注：本文为《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导言”，张志安/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3-20页。其主要内容亦以《深度报道的轨迹回望与问题反思——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为题，发表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文是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5）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传播学博士。）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详见《深度报道探胜》“深度报道溯源百余年说”一节，刘海贵/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6-22，其中融合了方汉奇、芮必峰、韩永青、董媛媛等研究者的观点。
[2]《试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报道方式的革新》，张骏德、王博一宝/文，《新闻大学》2008年秋季号，P103-107。
[3]《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钱钢/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P246。
[4]《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陆晔、潘忠党/文，《新闻学研究》第71期。
[5]张建伟在总结改文成功之处时，曾说：我们早已习惯的范式，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它所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见《深呼吸（下）》，张建伟/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P53。
[6]参见拙文《中美深度报道的差异》，《青年记者》2005年第8期，P56。
[7]《新闻生产：职业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1987“深度报道年”为个案》，张志安、阴良/文，《新闻大学》2009年春，P10-18。
[8]《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时统宇/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P23。
[9]《媒体中国》，刘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P34。
[10]《深度报道原理》，杜骏飞、胡翼青/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P81。
[11]笔者对卢跃刚的访谈资料，2006年夏，北京。
[12]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的“总序”，李炳银、袁鹰/文，见《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4。
[13]见马云龙复旦讲座实录《深度报道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2008年6月11日，来源：www.mediaview.cn。
[14]《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P247。
[15]参见《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P19-20。
[16]笔者对卢跃刚的访谈资料，2006年夏，北京。
[17]《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李良荣/文，《新闻大学》1995春季号，P3-8。
[18]《深度报道原理》，杜骏飞、胡翼青/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P83。
[19]《媒体中国》“诺贝尔大追寻”一节，刘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P100-112。
[20]80年代后期，中国报业曾有“两报一刊”的说法，指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广州的《现代人报》。
[21]参见《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洪兵/文，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22]《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孙五三/文，《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2003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文化批评者戴锦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必须重视中央台的重点栏目所包含‘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问题。“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时，就是另一种超级权力的形态。它不是政治形态，但又可以施治于普通人，施治于整个社会。”详见2005年第37期《三联生活周刊》朱文轶的相关报道《“东方时空”为何丢失支持率》。
[24]见2005年第37期《三联生活周刊》朱文轶的相关报道《“东方时空”为何丢失支持率》。
[25]《“权力”与“权利”：中国语境中的舆论监督》论文提要，黄旦、瞿轶羿/文，2008年9月，未发表。
[26]笔者对原《南方周末》记者迟宇宙的访谈资料，2006年夏，北京。
[27]笔者对《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的访谈资料，2006年夏，北京。
[28]见《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林红/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P39-40。
[29]笔者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的访谈资料，2007年2月，广州。江艺平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主管《南方都市报》，曾于90年代后期担任《南方周末》主编。
[30]“流浪记者”主要指报社从社会上临时招聘的记者，一般无高学历、无事业单位编制、流动性比较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相对应的“正规记者”主要指由集团统一招聘的应届大学生，有所谓计划内的“编制”并享受较好的福利条件。《南方周末》曾于90年代中招聘了一批“流浪记者”，代表人物有著名揭黑记者赵世龙、《消费广场》责编曹西弘等，江艺平主政时期曾进行内部薪酬考核体系改革，实现同工同酬。
[31]见《南方周末与中国新闻改革》（01年5月17日在南大演讲）一文，选自《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钱钢/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7月，P231。
[32]《中国式调查报道》，曾华国/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P9。
[33]关于市场控制对深度报道、新闻生产的这种积极的“解放”作用，参见拙文《媒介、市场与民主的关系张力呈现：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的研究》，收于“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北京。
[34]参见拙文《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特征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10月。访谈内容则可参见拙著《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35]《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陆晔、潘忠党/文，《新闻学研究》第71期。
[36]《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钱钢/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P251。
[37]《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钱钢/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P24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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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1 10: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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