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管季超0712

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①]

郭熙

提要：海外华语教学不等于对外汉语教学，也不等于中国的语文教学。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有各自的特点。早期的华语教学研究基本上是母语教学的研究，以海外华语文工作者为主体，内容也相对单一。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语言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研究的领域、范围也得到了扩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语教学无论在队伍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日益增长的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需求相比尚有不短的距离。

关键词：海外 华语教学 现状 展望

The Present and The Prospect: Researches of Oversea Huayu Teaching

Abstract: Oversea Huayu(Chinese) teaching is not equal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also different with the Chinese education as a mother tongue.  The researches of oversea Huayu teaching experiences several phases and each phas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time, researches of oversea Huayu teaching were almost the same as researching about teaching Chinese as a mother tongue. The research content was single and the researchers mainly came from the experts of language working overseas.  With the changes happening to the oversea Chinese society, new situations appear in language problems.  As a result, the ranges and fields of this research have been expanded. Since the opening of China, the research of oversea Huayu teaching has greatly developed in both the contents and the researcher’s team. However it still cannot satisfy the growing demands.

Keywords: Oversea  Huayu teaching   present  prospect

一、几点说明

8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建立了一批华文学院或学校，后来又陆续提出了华文教学、华语教学的概念。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的情况已经比较清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华文教学等同于对外汉语教学，也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语文教学。商务印书馆成立的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以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为三个分支的考虑或许就是基于近年来认识的深入。

“华语”和“华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其所指也曾经还有不同的名称，即使是今天人们对它们仍有不同的理解。郭熙（2004b）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论述。本文的华语是指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华文则指其书面语。但因为叙述历史的需要有时候也会用华语或华文指汉语及其书面语，这在上下文中会非常明确，除非特殊需要，文中不再一一交待。

海外华语教学是从汉语文教学开始的。它是中国侨民在海外的母语和第一语言教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文献也把早期的这种汉语文教学称为华文教学。马来西亚的这种教学始于18世纪末叶[②]，当时是方言私塾教育。后来，在各界努力下又陆续建立了很多华文学校。这个地区的华文教学大概始于1903年（卢绍昌，1984:33-34）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本文不讨论此前的教学研究，一般也不讨论广义的华文教学（即华文教育）问题，而是集中就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加以梳理，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把海外华语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2）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

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所限，同时也因为开展这些研究的主要地区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所以，本文所反映的情况也主要是这些地区的；或许说这些资料大体上已经反映了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基本面貌，但缺乏其他地区的资料毕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会继续对其他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二、“华语”意识下的海外华语教学研究（1950’-1980’）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些华人比较集中的殖民地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走向独立建国，加之新的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开始正式出现“华族”的概念以及一系列“华”字头词语。语言的本土认同意识也开始逐步形成。当然，作为一种族群意识，对于一些人或许更早。[③]

尽管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华人、华族乃至华语意识，但在教学上还没有摆脱中国的教学模式；因为这个时候的“华语”仍只是汉语的一个别称。事实上，在海峡殖民地时期，仍然是采用中国的课本或书籍作为教材。除了因为意识形态的考虑，华文教材选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之外，在教学方法上一仍过去。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一些华人比较集中的国家情况发生了变化。

以新加坡为例。80年代，人们已经发现，新加坡小学生中，华文源流的学生越来越少，请看下表：

入学年度	英文源流	华文源流
1959	47%	46%
1965	61%	30%
1971	69%	29%
1976	83%	17%
1984	99%	0.7%

资料来源：周清海（1997:76）

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新加坡从1987年起统一了学校语文的源流，英文成为各族学生的第一语文，各族的母语成为第二语文，学校实行双语教育[④]。

这一情况的出现在华人社会中出现了争议，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华语和汉语的关系，也开始注意到华语教学与中国语文教学的不同，进而也导致了对相关研究的关注。

除了华侨到华人的转变而导致语言教育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华语教学以外，这一时期华语意识的形成，也对新加坡等地的华语教学有一定的影响。卢绍昌、陈重瑜、周清海、谢泽文等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些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意识。

1973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创设了华语研究中心（后来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由卢绍昌负责。新加坡教育部还设立了华语标准委员会，编纂特种华语教材。到1982年共完成特种教材48种，用于内政、财政、军事、气象等多个部门。（卢绍昌，1982）1986年，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研究会的成员围绕华语教学发表了不少论文。一些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如1994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1979年起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这也对新加坡的华语教学研究有积极推动作用。

比较起来，马来西亚华校没有太大的变化。笔者2000到2001年曾在马来西亚一些中学有意识地选听了一些华文课，发现这种现象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中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从1983年起，马来西亚开始教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新加坡学者到马来西亚和教师一起进行研讨，他们的观念对马来西亚的影响不可避免。与新加坡一河之隔的马来西亚教育部门在决定教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之前，曾在吉隆坡的20所小学进行实验工作。据介绍，效果显示拼音比注音符号好。（卢绍昌，1982）马来西亚在华语教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字词方面。究其原因，大概还是把它看作第一语言教学和教育。

卢绍昌对华语教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些论文1984年以《华语论集》为名结集出版。卢绍昌这个阶段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华语的教学和推广，例如《10年来新加坡在华语方面所作的几件规范化的工作》；一是华英两种语文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其中主要集中在语音、文字和词汇几个方面，例如《华英两种语音比较和两种语文学习》、《新加坡中学生用字错误抽样》、《论华语常用字汇的编订》等。卢绍昌的研究注意结合新加坡学生华语学习的特点和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在华语的属性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他是我们看到的海外华人学者在华语意识下，考虑到双语教育的具体环境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的最勤力的一位学者。

要说明的是，卢绍昌的这些观念虽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无论如何，他对海外华语的认识，以及在教学上的各种探索是值得充分重视的。汪惠迪（1985）在为卢绍昌的论文集发表的评论的标题就是：《新加坡华语，走自己的路！》

三、 “汉语热”背景下的海外华语教学研究（1990’--    ）

（一）总的情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语热”。华语也开始在海外一些华人社会中进一步受到关注，这使得国内外对华文教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0年代以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学受到中国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的关注。但对海外华语的教学问题，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才陆续有论著出现。国内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通过一些探讨华文教育问题的论文体现出来。据我们初步统计，从1990到2004年，国内主相关学术期刊刊登华文教育和教学的文章有三百篇以上。

这种重视还可以从其他一些现象看出来。从1990年起，国务院侨办等单位共主办了四届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其中首届原名为“华文教学工作研讨会”，第二届原名为“海外华文教育交流会）。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出版了《华文教学与研究》。厦门大学主办了两次华语文教学和研究的国际会议，出版了《海外华文教育》杂志。2005年，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中心决定组织撰写《华文教学概论》，作为对外汉语专业的选修课程教材。这将是我国第一本以海外华语教学问题为对象的著作。

在海外，尤其是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华人比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对华语教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中国国内相比，国外华语教学的学术刊物较少，许多关于华语教学问题的讨论大多是通过学术会议、著作、论文集和报纸发表的。主要有：周清海《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1997)、《华语教学语法》（2003）、《语言与语言教学论文集》（2004）等，汪惠迪《华文字词句》（2002）、《新加坡报章华文应用200题》（2004），杨欣儒《华语常用词表》（1996）及其增订本（2003），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2004），林万菁《语文研究论集》（2002）；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共三集——1997、2001、2003，第一集由谢泽文编，陈照明主编《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和未来》（2000）；苏启祯《为语文教学把脉》（2000）、徐杰和王惠《华语概论》（2004）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明日报》等都就华文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过讨论。仅从上面所列就可以看出，华文教学问题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

80年代成立的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成绩斐然。该会组编的三本论文集大体上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学者华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主要分为语言教学理论、语言教学方法、语文测试等，讨论新加坡特定环境里的华文教学问题，论题紧扣新加坡双语体制下的华文教学，有一定的针对性。

1994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和该校的中国语言文化系在教学和研究上形成互补。另一方面，华语的研究也对华语教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清海等学者一方面积极开展学术层面的华语研究，同时也在华语教学研究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这一点我们从后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

为更好地激励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并按能力掌握华文，新加坡教育部2004年宣布成立“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从小一至高三的华文教授与学习法，这对华文教学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推动。目前这个报告已经出炉。

海外对华语教学关注还表现在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上。1989年，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了“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研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约500人参加，而出席开幕的嘉宾达1000多人。[⑤]从1995年起，东盟十国每两年一届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今年将举办第六届。第五届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地区华语文教育的历史变革、发展近况与未来愿景；二是当前东南亚各国华语文教育与教学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华语教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这里讨论几个主要方面。

1.海外华文教学状况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主要是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家华语的地位和教学情况的描写和分析，其中包括海外华文教育的性质等等。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属于教育研究的领域，但其中不少都涉及到与华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的关系等。

这种关注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虽说这个时间开始在世界范围出现不同程度的“汉语热”，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学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还以新加坡为例。80年代新加坡统一源流之后，一直有关于双语政策本身的讨论。有赞成，也有反对。周清海（1999）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该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认为，虽然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而这种双语政策的结果是“脱华入英”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下面是吴英成（2003a）提供的资料：

                            华族家庭常用语[⑥]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华语	10.2%	29.8%	45.1%
英语	7.9%	19.2%	23.9%

      

                         小一华族学生在家常用语

	1980年	1990年	1999年
华语	25.9%	67.9%	54.1%
英语	9.3%	26.3%	42.4%

而在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国家更是出现了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或许正是如此，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华文教学的特点上。王爱平（2001）指出，东南亚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有很大不相同，而且也明显不同于其它国家、地区的华裔学生,具有很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从发音、语感、汉字的书写到词汇学习、课文理解等都有自己的特点。罗庆铭（1997）以菲律宾为例，论述了海外华裔少年儿童华语学习的特点，提出了适应华裔儿童特点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卢伟（1995）对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语教育进行了个案调查与分析。在这方面也有的是以在国内读书的华裔学生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例如董琳莉（1997）就对印尼华裔来华学习普通话语音问题进行了研究等。

因此，不少研究把视角转向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华文教学的效果。例如吴英成（2003b）、周清海（1997）、郭熙（2002、2004a）等就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跟双语教育密切相关的是媒介语的选用。用什么语言作为华文教学的媒介争议颇多。早期的华文教学用方言作为媒介语，后来改为华语为媒介语。这种情况今天在马来西亚依然在坚守。而随着双语计划的推行和华族的“脱华入英”，新加坡以英语为媒介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在这个方面，新加坡教育部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是，用英语教授华语是可行的（吴元华，2004）。郭熙（2003）则提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用英语进行母语教学，对于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是切肤之痛，但好像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双语教育问题一直是海外华文教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关注度有所不同。

2. 华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这个时期在华语教学的理论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探讨。

周清海（1997）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例如除了华文基础外，他强调培养对华族文化的认同感，强调小学教学的重点是识字而不是句型，中学的重点是词汇而不是语言知识，教学重点是培养语言能力，教学活动的中心是学生而不是教师等等。这些既有语言教学上的一般意义，也注意到了华语教学的特点。

苏启祯（2000）也值得注意。虽然用他自己话说“不是专门的论文”，但其中不乏语言教学的重要观念。他从教师、父母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当正视对影响华文学习的心理因素的探讨，主张“多强调统合动机，少强调工具动机”。（苏启祯，2000:12）林万菁（2002）就华语教学中语言变异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看法。他以同词异字、词汇变异等实际问题为例，强调在教学中慎重处理好相关问题，以启发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洪孟珠（2001）提出，21世纪的华文教学除了明确目标、适当教材、有效教法、足够的优良师资之外，还要有家长的配合。应该说，这是注意到了华文教学的特点的。

各种语言要素教学研究的论文都有不少的数量。卢绍昌关于语音、林万菁关于词汇、以及周清海、吴英成关于语法的研究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吴英成（1991）就新加坡华语句法实况进行的调查，研究了华人学习华文时受到母语干扰的情况。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就某方面进行研究的还有陈桂月（2004）、张红实（2004）、胡京坪（2004）等，可惜这些还都未见正式发表。

比较起来，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少，二是缺乏对海外华人社会语言、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了解，认为他们要么是对外汉语教学，要么是类似中国的语文教学，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3.课程、教材和水平测试研究

华语教学课程的设置一直为海外一些华人社会所重视。为了解决双语环境下华语学习的压力，新加坡政府把华文教育分作三个层次:（1）培养华文文化精英的高级华文课程；（2）普通华文；（3）不强调读写能力的华文“Ｂ”课程。“高级华文”是属于精英的水平,“华文”是属于大部分华人所能够掌握的水平。对于那些竭尽所能仍无法掌握华文的学生,他们则将达到华文“Ｂ”课程的水平。对华文B课程的设置各界有不同的看法。吴英成（1999）指出，“无论来自以英语或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决策者、家长即评论员所提出的意见，都共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假设谬误，他们都认定在家讲英语的学生无法真正达到教育部所制订的华语学习目标，所以才需要另设华文B课程来满足这批特殊学生”，在他看来，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华文B课程，它并不标志华语水平的降低，而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学习策略。

教材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周清海（1997）、谢泽文（2003）、苏启祯（2000）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各地教材的比较研究也已经展开。顾惠诗（2000）比较中国六年制小学的语文课本和新加坡的《好儿童华文》。她从用字、词汇等方面总结了差异，在用字统计比较的基础上，她认为新加坡小学毕业的华文水平可能只相当于中国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建议教材方面重新衡量英语和华语的平衡。周清海在讨论测试问题时也涉及到教材的比较，他认为，从水平测试的角度看，不同华语取有共同的教材，测试才有信度。可惜的是，在我们看到的文献中，教材比较方面的还很少。

在测试研究方面，周清海（2001）就测试中如何对待地域变体、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和语言测试的关系以及各地语言教材对测试结果的影响等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将语文知识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以语文应用为主去设题，才是正当的语文测试。

对测试研究最为关注的是谢泽文。他的研究集中在论文集《教学与测试》（2003）中。

4.学习工具改进和提高的研究。

例如，卢伟（2001）讨论了东南亚华裔学生华语学习词典的编纂问题，针对东南亚地区华裔学生学习华语的特点以及所在国家华人社区的多语现象与多元文化等特殊性，从第一语言学习与第二语言学习、词语的规范与变异以及语言的聚合与组合关系等方面，探讨编纂作为第二语言的华语学习词典时如何处理有关共性和个性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吴英成（2001）则从有效利用词典作为词汇学习和教学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建议编写适合受双语教育学生的语言程度和生活经验的词典。

5.现代科技手段下的教学研究

信息时代给华语教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有多篇论文涉及到这个领域。卢绍昌（2001）提出了“华文自赎”问题，他从IT与华文研究、IT与华文教材的编订、IT与华文教学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IT业的发展给华文带来了机遇，华语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蔡志礼（2000）则提出在信息时代华文教学的挑战进行了探讨，希望华文教学工作者能够调整步伐和方向。

6.汉字教学研究

在教学研究中，汉字教学一直是一个焦点。吴英成（2001）以偏误分析理论为依据，以新加坡华族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两次实验测试，探讨新加坡华族学生中修读英语为学校第一语文、华语为第二语文的学生在汉字学习中的偏误特点，发现学生的汉字偏误的产生同他们对汉字系统所作的不完备假设而采取的表面策略形式有直接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此外，周清海（1997）对字词频率与语文学习成效的相关研究、卢绍昌（1984）对新加坡中学生用错字的抽样研究等也很有特色。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华语教学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相关的所有方面，这对海外华语教学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这个时期华语教学研究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中外学者的直接交流和对话

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学者的联系不断加强。一批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海外华人社会，海外的华人学者也不断到中国访问交流。中国学者的文章到国外发表，国内刊物也发表海外学者的相关论著。例如陈重瑜、周清海、卢绍昌、吴英成等都在国内发表论文多篇。使得中国读者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了解海外华语教学的现状。

（2）开展合作研究

早在80年代，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到新加坡等地工作。例如汪惠迪1984年受聘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专事文字工作（后任语文顾问），后来他发表的许多见解对新加坡的语文教学有积极的影响。90年代以后，陆俭明、李临定、陈松岑等国内知名学者应邀到新加坡展开合作研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陆俭明后来在不同场合谈到华语问题的时候，都提到应该积极开展华语教学的研究，对国内的华语教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海外一批新一代学者也相继到新加坡工作或学习，如徐大明、侍建国、徐杰、王惠、萧国政等，积极参与了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了一批成果。

（3）语言观念和方法上的更新

语言观念的调整在这个时期的华语教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最明显的是语言教学本土化意识的加强，而这种意识不只是当地华人和学者的认识，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所倡导。汪惠迪（1990）指出：在进行词汇规范化工作时，是自定原则与标准，还是向“源头”----现代汉语看齐，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汪惠迪在后来的一系列论文里都强调双向互动的理念。这种理念和教学的关系已经开始受到注意。

在具体教学理念上，几乎各种流派的语文教学法都被移植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汉字教学极受关注。例如“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在海外华语教学上产生很大影响”。[⑦]新加坡教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提出从2005年初开始，在部分小学将试行中国研发的“先认字，后写字”的经验，借以带助新加坡学生学好华文。对此也有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⑧]。

最近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加坡公布了新的教学计划。新教学方法被概括为“多听多说、有效识字、读写跟上、快乐学习”16字“真言”和“四大原则”[⑨]。这是否会意味着政府会放弃华文B课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新加坡教育部和中国的一些出版部门决定联合编写小学和幼儿园教材。从2007年起，新加坡的小一、小二学生将使用由新加坡教育部与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的华文教材。据报道，课文将突出语言的美感、想象力，并且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而新编的华文学前教材将在2005年底推出市场，2006年开始（大作拟在06年1期刊出，这种时间表述不太合适）在全国所有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教育中心等机构使用。[⑩]我们期待此举会引起新加坡新一轮的华语教学研究的热潮，对海外华语教学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4）发展不平衡

从目前看到的文献看，对海外华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新加坡，而华人比较集中的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相对较弱。这里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新加坡语文教育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则是因为汉语国际传播提出的新的要求，而马来西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华文教育系统；其他一些地区则因为华社人口少，不集中，更不易引起对相关研究的重视。

研究领域也不平衡。比较起来，泛论较多，有针对性的研究较少；外部因素研究较多，本体研究较少。在方法的采用上，思辨性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在研究对象上，教学问题研究较多，教材研究较少。在教学研究方面，经验总结较多，教学模式的探讨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均衡制约了海外华语教学的发展。

四、讨论与展望

在梳理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过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1.理论研究

和以往相比，理论研究已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例如，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把母语、第一语文和第一语言不加区分，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例如，区分了第一语言、第一语文和母语（郭熙，2004a），但显然还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华文教学和华文教育、华语和汉语的关系，规范化和多样性、一体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工具目的和文化目的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教学模式的研究等，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对讨论海外华语教学是有益的。

2. 华文教学规律研究

与理论的缺乏相应的是，缺乏细致的事实描写。理论研究需要实事来支撑，尤其是需要系统的研究来支撑。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研究理论问题的时候，空洞的争论多，事实研究少；一般教育或教学的研究多，具体的语言教学和学习规律的研究少。以媒介语问题为例。如前所说，新加坡争论最厉害的莫过于该不该用英语教华语了。遗憾的是，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用大量的研究来证实。过去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说“应该”或“要”的多，而事实“怎么样”、和“为什么如此”做得少。而在学习者方面，对华裔学生语言态度和习得规律不够。例如，不同条件下的华裔学生在华语学习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像吴英成等那样的实证性的研究还很少。再如有人提出“借助辩论提高学习华文热忱”，“华文教学不应该太偏重词语学习”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来证实。

3.队伍建设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海外华文教学的研究队伍还相对较弱，尚未形成一支专业队伍。在我们搜集到的涉及到华语教学的近300篇论文中[⑪]，绝大多是从是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真正属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比较少。从论文的作者看，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学者进入该领域的还比较少。研究队伍的薄弱与师资队伍本身也有关系。从教学队伍看，也有青黄不接之感。林珊（1985）提到自己是学建筑的，从60年代开始教授华语。事实上，类似背景的华语教师并非少数。这些第一线的教师因种种因素无暇或无力进行研究，而有研究能力的人，又常常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缺乏第一手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学研究队伍都是非常重要的。

与队伍建设相关的还有学术阵地的建设。目前国内研究语言教学的刊物已经有一些，但不多；这方面的论文发表的已经有一些，但还不够。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园地提供给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有一份真正的华语教学期刊则是再好不过的了。

4.教材研究

关于华文教材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但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们现在评估标准，常常从发行量考虑，自然有道理，但在种类方面还研究不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或者说什么样的教材最适合他们使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看到。

5.华语教学研究和华语研究的关系

要加强华语研究。苏启祯（2000:79）已经谈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对华语研究的学者还不多。海外华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困境下的母语教学，不是一般的语言教学。加强华语研究，对于华语教学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华语规范问题、地区词和教学问题、语音教学与本土华语的特点的关系的问题等等。

总的来说，加强汉语传播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研究如何高效地开展华语教学问题，既有实践上的重要价值，同样也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具有广阔的前景。它就笔者愚见，今后一个时期，下面的领域亟待关注：（1）常用词研究；（2）常用字研究；（3）常用句式研究；（4）华语使用状况研究；（5）词汇研究；（6）语用研究；（7）修辞手段研究；（8）华语语音系统的研究；（9）华语分布研究；（10）方言分布研究；（11）识字教学研究；（12）华文水平测试研究；（13）教材词汇比较研究；（14）教学通用词表和专用词表研究。

参考文献（为节省篇幅，文中已有详细出处的不再列入）

蔡志礼2000  《数码时代教学新工程  二十一世纪华文教学的使命与挑战》，载陈照明（2000）。

陈桂月 2004 新加坡社会语言土壤下产生的非华文精英大学生语文问题，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陈照明 2000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和未来》，联邦出版社，新加坡。

董琳莉 1997 《印尼华裔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难点及其克服办法》，《汕头大学学报》第2期。

胡京坪 2004  《多媒体技术与华文教学：以新加坡小学多媒体教学实践为例》，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顾惠诗 2000 《新加坡和中国小学语文课本比较》，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郭熙 2003 配合环境的双语教学，《联合早报》，新加坡，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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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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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曾在第8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宣读。 本研究得到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的资助。周清海、汪惠迪、张从兴等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谨此志谢。

[②] 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说法，这里依郑良树（1998：9）。

[③] 按照张从兴（2003）的研究，这种族群意识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已经出现了。

[④] 第一语文和第一语言不是一回事，郭熙（2004a）就此进行了区分。

[⑤] 见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年3月号，第3页。

[⑥] 熙按：表中“华语”比例上升反映的是它在家庭取代方言的情况。

[⑦]《中国教育报》2002年6月17日第1版。

[⑧]参新加坡新传媒网站和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网站：http://www.rsi.sg/chinese/citypulse/view/20040312165500/1/gb/.html；

   http://www.hsm.com.cn/node2/node2796/node2797/node2813/userobject6ai208100.html

[⑨] 《联合早报》2005年7月13日。

[⑩] 《联合早报》2005年7月22日。

[⑪]如前所说，有些文献虽以“华文教学”为题，但谈的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如彭小川（1998）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虽以“华文教学与研究”为副题，但也不是单一的华文教学，它们均不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