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贡献

管季超0712

一生奉献给史学研究

——蔡美彪先生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贡献

2021年01月25日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韩志远　【学人追忆】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

　　 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

　　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

　　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韩志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