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31年初心不改 坚守文学底线

管季超0712

刘醒龙：31年初心不改 坚守文学底线

来源： 长江日报　　    发布时间： 2015-11-13    作者： 黄征

著名作家刘醒龙的办公室设在汉口惠济路的武汉市文联小楼里，不大的房间溢满茶香。记者与刘醒龙相识20多年，如今，他依然像年轻人那样留着“圆寸”，精神状态不逊当年。

继今年推出“刘醒龙长篇小说系列”(十卷)后，他的两本散文集《抱着父亲回故乡》和《重来》又接连出版。

采访刘醒龙不太容易，近日记者与他预约，发现其日程排得非常满，他仔细查了日程表后，才抽出某个上午的采访时间，当天下午他要去电视台录节目，次日出差。而在此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几次路途遥远的采风。

2006年，刘醒龙出任文学杂志《芳草》主编，此后10年间，他进入人生中最忙碌的时期。

自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刘醒龙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这块阵地，31年来，无论是搞创作还是办杂志，他都有自己的坚守且初心不改。

一线采风，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

今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刘醒龙率队进藏参加文学研讨会，会后又去珠峰地区采风。刘醒龙主编《芳草》10年来，在那些既纯粹优雅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中，青藏等地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他在文学界也因此得了个“藏迷”的绰号，“这个说法是俗是雅且不管，但我热爱白雪高原、 蓝色水天的本性，这辈子是改不了的”。

刘醒龙在珠峰大本营碰上一大群武汉人，他们打算在世界上最高的寺庙绒布寺过一夜，这让刘醒龙十分感慨：“他们的言行举止，其实就是很好的文学片段。不是所有的好作家都必须到过西藏，但在渴望中行走于西藏边地的作家，一定会成为好作家。”

8月中旬，刘醒龙刚回武汉的第二天，人还处于醉氧的状态，又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南水北调人文行走”活动。此行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出发，途经南阳、郑州、焦作、石家庄等节点城市，最后抵达北京，全程长达2500多公里。

此行中，刘醒龙一路都在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他从专家口中证实了一些被误传、不科学的说法，在与同行的“移民书记”赵久富的交流中，还找到了很多文化方面的认同，“我想到移民搬迁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难处其实是文化。如果不到一线采风，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

文学创作，树起人物的人格风骨

2005年，刘醒龙耗时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刚进入调整期，又接手《芳草》主编。在繁杂的工作中，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天行者》、《蟠虺》的写作。

刘醒龙笑称，这十年自己又回到在工厂当十年车工的“加班加点”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些每天必须做的事，再从武昌去汉口上班，下午再从汉口回武昌，如果没有将编辑工作带回家，则于晚8点开始进入写作状态，直至12点……“我是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但10年来编辑《芳草》成了主要工作。 2012年初，又迷上书法，经常抽空挥毫泼墨一阵，写小说真正变成了业余之业余。我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游泳1000米，没有好身体扛不住啊！”

前不久，一名香港的研究者专程来汉采访刘醒龙。这名研究者在云贵助学时，第一次知道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此次来汉希望和他探讨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问题。正是这部《凤凰琴》，促使刘醒龙17年后续写了《天行者》，后者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并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醒龙说：“当年写《凤凰琴》，只是因为被民办教师的事迹感动。2009年写完《天行者》，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被后人认为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的哺育，那个时代的孩童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2012年底到2014年元月，刘醒龙又完成了《蟠虺》的创作，该书去年6月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即入选上海市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目标读者的“解放书单”，年底又夺得《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年度图书”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人民文学》评价 《蟠虺》“堪称刘醒龙近年创作的巅峰之作”，“在对知识分子精神坚守与坠落的追问中，树起了主人公的人格风骨与精神高度”。刘醒龙借“国之重器”来书写对 民族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他在一些讲座和公开场合谈起《蟠虺》时说：“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

写长篇小说特别耗费精力，而刘醒龙1998年之后没再写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天敌是惯性和类型化，及时出现的自我怀疑，使我做出全力写作长篇小说的选择。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会被自己故事中的人物所感动”。

年近六旬的刘醒龙表示，他还有继续写长篇小说的打算。

10年《芳草》，为作家成长搭建平台

上世纪80年代，被文学界誉为“四小名旦”之一的《芳草》，一直是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曾推出《女大学生宿舍》等名篇，以及池莉等相当数量的知名作家、诗人的处女作。

在担任主编之前，刘醒龙以作家的道义与情分，于1995年向《上海文学》推荐发表了邓一光的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 1998年，刘醒龙又向有关杂志推荐发表了罗时汉的中篇小说《翻身农奴把歌唱》，被国内所有文学选刊选载。2006年，刘醒龙出任《芳草》主编，改版之初 就定下方向：以湖北武汉为中心，面向中西部地区，致力于推出新人新作。

改版第一期，《芳草》就刊登了在青海省藏区长大的青年作家龙仁青的3篇短篇小说习作，第二期再次发表他的6篇短篇小说，此举迅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龙仁青也很快成长为青海当地扛鼎的作家。

2008 年元月，刘醒龙到青海参加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会后去了偏僻的循化县城。一天下午，他无意中在一本旧杂志上读到一篇“很震撼”的短篇小 说，并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次仁罗布。此后刘醒龙断断续续地打听到十多个同名作者，用了近一年时间，终于找到这篇小说的作者次仁罗布，随后《芳草》重点推出了 其短篇小说《放生羊》。现在的次仁罗布已是藏族最重要、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在湖北省，刘醒龙也用不同的方式寻找并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作家。他在松滋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时，发现一位叫宋春芳的年轻军嫂正要将习作寄给某通 俗文学杂志，看过这篇习作后，刘醒龙马上决定在《芳草》头条位置重点推出，并为宋春芳取笔名宋小词。现在的宋小词，其作品经常被国内选刊转载，成为我省最有潜质的80后作家。十年来，在他的主编下，《芳草》每年都会出版一期“大武汉地区小说提名展”专号，着力推出本地文学新人。

【访谈】

为每一种人生准备每一种现场

不发官场文学，不发脏话连篇的小说

读+：一本文学杂志办得好不好，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刘醒龙：文学杂志的品质，除了要看它发了多少好作品，更要看它发了多少不好的作品。《芳草》10年来走过的经历也表明，看起来文学事业是在向新的高度攀行，其实质却是我们所坚守的底线在什么位置。

读+：你对《芳草》的选稿要求很具体，比如不发官场文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醒龙：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文学杂志为了生存，卖版面、走市场，什么东西吸引眼球就做什么，很多杂志就这么“玩死”了。近几年，一些描写官场、职场和情场蝇营狗苟的作品在市场上很畅销，这类不知文化、不要艺术、只盯着读者钱包的写作，不是真正的文学。有位作家朋友过去写东西很典雅，但现在受 不住市场的诱惑，也来写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顾不了别的，只能退稿。

读+：除了不发官场文学，还有什么底线？

刘醒龙：我们把那些脏话连篇、洋泾浜或网络俗语连篇的稿件，同样列为不可刊用的范畴，就连大家熟知的“国骂”也不能出现。其实汉语很美，写小说可以用很多方式，你可以写“他随口骂了一句脏话”，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完全没必要将一句一句的脏话写在那里。

读+：你当初为什么把《芳草》的办刊宗旨定为“汉语神韵 华文风骨”？

刘醒龙：这是针对整个文学界文本美的滑落，以及叙述方式的粗鄙，对母语太不珍惜而提出来的。

读+：为杂志设立底线，有没有碰到什么压力？

刘醒龙：最大的压力是一些不懂文学规律的人，凡事大嘴一张，将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行东西拿来说事。我想再次强调，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哪怕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也远比逗得十万人无聊痴笑来得重要。认准经典文学的价值，心无旁骛清苦寂寞地坚持下去，才有可能成就二十一世纪的“高山流水”，实现日常状态之上的精神再造。一万个人写写画画，最终只有一个人的作品被流传，这才叫文学。文学从来就不是用于养家糊口，也不是用来作威作福。反过来，如果因为没有立竿见影功效而放弃文学，在湖北和武汉地区来说，就有可能失去第二个池莉、第二个方方和第二个熊召政。

对文学创作来说，一定要到达现场

读+：你主张“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为什么这么讲？

刘醒龙：文学的存世与种庄稼的原理一样，试来试去，还是“绿色食品”最受欢迎。在信息时代，不要以为一个人掌握了互联网就掌握了一切，互联网只是个工具，使用不当可能干的是错事。实际上，生活中很多流传的都是假象，是以讹传讹的东西，很多问题一定要现场解决。我曾经听北京的朋友讲，南水北调的水到北京后变成 “浑水”了，他家自来水管确实流过“浑水”。这次参加“南水北调人文行走”活动，专家解释，这是因为北方长期用地下水，水管里形成了一层水垢，丹江口水库的水是弱碱性，流到北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后，将水管里的水垢溶解了，所以出了浑水，现在专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读+：亲临“绿水青山”，你还有什么收获？

刘醒龙：作家在写作时不仅仅是写作者，还应当是一个将灵魂安放在“绿水青山”的人。

读+：你的父亲去世后，你在2012年底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发表在2013年初的《北京文学》上，很多人读了都非常感动。这篇散文获得2013年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您是怎样理解“在场主义”的？

刘醒龙：父亲88岁离世，都说是高寿，但对儿子来说，还是太突然，相伴几十年的亲人远去了，那种滋味实在太难受、太痛了！这种难受和痛本身就是一种“在场”，那些不在场的人自然感受不到这些。这和情感一样，如果情感不在场，就有可能是精神出轨了。

对文学创作来说，一定要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果连自己都只能看到一些虚幻的东西，就不要企图别人能从作品中读到真实。武汉人都会说，“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说这话的人，不一定身在现场。春回大地，万物花开，开得越早的凋零得越快，反而是来得晚一些的绿色，能经受酷夏与寒秋。所以，那些“敢为人先”的花朵，仅仅抢先绽放还不行，还要有“追求卓越”的长效机制。前不久，参加“武汉市两江核心景区规划”专家听证会，有人说武汉要少建高楼。说这话就是不在现场，所以我马上回应说，别的城市怕高楼，武汉这座城市却不怕，武汉用大江大湖作胸怀，楼越高越能展现城市气质。同样，那种小气的文学行为也有损武汉的城市气质。武汉这座城市天生一种“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大气象，不会因为赢了而任性，也不会因为输了而落魄。武汉三镇文化性格的不同，为每一种人生准备着每一种现场。

在什么都敢做的时代，一个作家要“敢不做”

读+：你有一个观点，“对文学来讲，最不缺的就是创新”，为什么这么讲？

刘醒龙：一部作品不需要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创新，但作品的每一句话都在创新，作品叙事语言、人物性格、生活细节必须有不一样的描写，作品才能有生命力，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创新的结果。在现阶段，文学的最大创新，是将“读者就是上帝”改变为“文学才是上帝”。只有让文学归于文学，才能创造 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经典文学作品。

读+：如果文学和市场发生冲突，你会作出什么选择？

刘醒龙：10年前我出任《芳草》主编时，就坚持不向市场低头，宁可艰苦一点，也要守住文学的绿水青山。文学是民族的记忆和历史，更承载了民族的梦想和未来，文学杂志的梦想是经典，只有把推出经典的文学作品放在第一位，文学杂志才有脸面送到热爱文学的读者手中。

我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出版后，有人曾建议，如果将《蟠虺》改成《鬼尊盘》，起码要多卖20万册，此话很让人无语。和我其他作品的名字改来改去不一样，《蟠虺》一开始就定了下来，在流行语横行的当下，老祖宗留下的看家本领，还是需要我们不时的重温一番。这部作品尽管还可以构思一些更加通俗、更加惊怵，也更能吸引眼球的小说名，但那不在我的选项中，毕竟这两个字所表示的是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同时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贯穿数千年的一种象征。突出使用 “蟠虺”，也可以判定为文学价值的选择，是古典与经典，还是流俗与落俗，文学价值的分野，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这件事让我发现，坚持一种所有人都明白的价值，比获得同样被所有人明白的利益要艰难太多。

读+：新世纪走过15年了，你对文学价值有新的认识吗？

刘醒龙：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一切艺术之母，就在于文学承载着我们不能或缺的文化血脉。经典文学会给阅读者接种文化疫苗，使我们不会轻易受到化装成文明符号的病毒的侵害。对社会公众来说，一本经典文学著作，如同抵御伪文化的卓有成效的免疫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