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的孩子

管季超0712

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的孩子

来源： 《长江文艺》　　     作者： 卢 欢

      

       2004年是文学晋军新锐葛水平的幸运年。这一年，葛水平的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和《喊山》甫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此后，人民文学奖、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荣誉纷至沓来，甚至有评论家盛赞她是山药蛋派的传人。

　　其实，她在文坛耕耘已久，轮番操练过戏剧、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创作。新时期初期，十来岁的她考取了长子县的一个剧团，开始了艰苦的演丫鬟的文艺生涯。“跑龙套”给了她宽裕的时间去思考，戏剧的文艺因子悄然融入她的心灵。对于她来说，“戏剧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发现好多文字跟着我，不写我便心痒难忍。”

　　那时节，她发愤读书并且开始写诗，随后考上了晋东南戏校。在校期间，她在地方文学杂志《热流》（《太行文学》的前身）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后来相继出版了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河水带走两岸》等。她开始在《裸地》《我望灯》《第三朵浪花》等小说里关注乡村生活的精神“原态”，以及乡村人情伦理的撕裂与损毁。

　　与不少作家以诗歌踏入文学之门，以小说立足文学殿堂一样，她如今不太写诗歌，但是无处不在的诗意流淌在小说文本里。正如她所言：“社会蕴藉的东西确实更应该由小说这样的文体来承载，来涵容。诗歌推动着我悄悄成长，用它破形而出的暧昧，支撑着我文本诗意的叙述。”

　　如果说诗歌是台阶，散文是土路，它们送她走往远方，而小说让她重返故乡。作为一个出生在窑洞、从小与毛驴为伴的作家，葛水平经常说“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她本能地亲近故乡，把地域文化视为文字的灵魂，将“那些泥土上覆盖着的植被”当作自己文字的养分，文本中离不开故乡那些好人和疯子，总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如数家珍，也从不吝啬辞藻表达对赵树理和沈从文等文坛前辈的敬仰——“他们文字的力量有共同的特质：一种贴近本原的生命的认知”。当然，她对未来的乡土文学更是充满信心：“随着中国城市化规模的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原先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不是失去了被表现的意义，而是出现了更大更为深刻的表现意义和目标。”

　　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她坚定地告诉我：“还是写乡村，长篇，名字暂定《对手》。”昔日沈从文希望自己用文字建造理想的建筑乃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我相信，葛水平所要建筑自己的小庙应是立于乡村的土庙吧。在她的眼里，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才叫生活。当你低下头走进他们的生活，便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充满了声色犬马。而且，这一切都是和土地有关。

　　

只要进入乡村，

人生戏剧和舞台戏剧会一同走进小说创作

　　

　　卢欢：都说您的写作根源于故乡与土地。故乡、土地最初是如何融入到您的小说创作中的？

　　葛水平：我出生并成长在窑洞里，土门土院。院中有一棵枣树，窑掌深处喂了一头毛驴，也就是说我是和驴一起成长的。大约长到六七岁，开始随我的小爷上山放羊，向晚的炊烟中，站着等我回家的小奶奶。窑洞的院子里有去年冬天新编的一领苇席，大人和孩子们就坐在苇席中央说话，有话不投机的，肘窝下夹了粗瓷碗站起身走了，不等到月亮中天，又叼着旱烟锅坐了回来。可以说，窑洞里的人们对生活绝不敷衍，他们的生活是具备了音乐韵律的，虽然，过着世界上最平淡本分的日子，却也滋生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星光下那旱烟锅粗大明灭的情怀，有他们对生活不同寻常的况味。精神世界里他们的故事喂肥了我，闻着牲畜的味儿长大，我对乡村的感情，多少年之后，我只要看到大片里的黄土和色彩斑斓的粮食，我的鼻子就会发酸，会有眼泪掉下来。我不写他们活着时对命运的抗争，我就是一个不配小说疼我的作者，也是一个借着名利拈花惹草的二流子。

　　卢欢：年少到县城学戏这些最底层的生活对您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最近的散文《要命的欢喜》中，您从偶然寻得的一张清中期富家小姐的闺床生发出无限的思绪，也可见您对古典戏剧的熟稔。

　　葛水平：当时间和空间在氤氲日子中被分割为两段时，我的过去，理想对我的宽泛程度只有几亩地大；对未来，我唯一的写作是孤独日子的心迹记录。我的周围，每个人都似乎在期待什么出现，我似乎也在期待，期待日子将自己豁然剖开。我出生在乡下的窑洞里，打小家里连碗柜都没有，别说书柜。我父亲认为，活着能掌握一门技艺不吃闲饭就算活好了。父亲说你去学唱戏吧，就算没有好扮相，能唱成大把式的有的是。我是当时学戏中最小的学生，主角都叫大一点的同学演了，我一直跑龙套，当丫鬟。宽裕的时间给我思考，从戏剧台词和人物故事中知道了一些戏中被演绎的历史故事。戏剧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发现好多文字跟着我，不写我便心痒难忍。

　　戏剧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故事的传奇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加上丰富的思想内蕴与情感激荡，更是把观者带进了生与死的临界点和历史与现实杯盏交错的惶悚境地。我们北方有拿戏说事的习俗，小时候睡过的炕上画有炕围画，就画戏剧故事，富裕人家的床上也雕刻戏剧人物。老祠堂和寺庙墙壁上的壁画，戏剧故事占了一半。戏剧在民间是入了日常的，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打小时候我对戏就熟悉，因为它辩证而又客观地照彻着戏台上艺人惟妙惟肖的戏剧人生，同时也照彻着戏台下已经走进一种虚拟悲欢中的村庄看客。唱戏这一行当，唯有贫家孩子，方能下得死功夫，出得“稀事”活儿，稍有后路者，在三心二意的犹豫中徘徊，便把时间耽误完了。

　　卢欢：在长篇小说《裸地》里，看得出中国戏曲的章法、传统对小说起了特别的作用。您在创作时如何将戏曲与小说两种文体元素的关系处理好的？

　　葛水平：早年间我还见过故乡有一次祈雨仪式，龙王被抬出来晒，乡民排队拿着鞭子抽打龙王。乡民手指夹着明灭的烟头，轮到自己抽打了，就掐灭烟头扔到地上用脚拧一下，整整衣衫，精神抖擞地上前，对着龙王恭敬鞠躬，然后退后开始用力抽打龙王。那真是令人感动的时刻。那些挽着裤腿，鞋面分不清颜色的乡民，颠覆着民间人对神失敬的形象，他们黧黑的面庞背对日头，有着时间的阴影。就在阴影处，最质朴最泥土最民间的戏剧上演了，他们齐声唱着祈雨歌，如洪峰滚滚。我突然明白，还有比民间更煽情的戏剧故事吗？戏剧不是生存在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朝代更迭，而应该是穿行于乡野、沁润于泥土、落户于民间日常的精神欢愉。我只要进入乡村，人生戏剧和舞台戏剧就会合二为一走进我的小说创作，成为人物故事亲近生活的生存场景。

　　卢欢：您对当代西方戏剧也是感兴趣的吗？

　　葛水平：西方戏剧是一种贵族式的享受节目，是高消费，戏剧的表演地点被安排在剧院，剧院的装饰布置之堂皇是有口皆碑的，一般的衣冠不整的平民百姓是无法入内的；西方社会的戏剧里暗喻对社会的抨击和批判，所以故事和人物大都是悲剧结局。就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他的悲剧人物吧，结局都是死。而中国人的戏剧大多是用来娱乐的，所以不很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只一味迎合着民间口味，一定要来个大团圆或死而复生，决不把观众的情绪推向失望。

　　卢欢：还有，传统的民间文学或者口传文化对您的创作发生过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葛水平：想象力可以制约一个人的写作，想象总是在高处不胜寒的地方，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文学作品是在众生云集裸露真情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文学的童年是一个质朴的神秘和粗陋的寓言兴盛的时代，每一个人，每一头动物都具有彼此的特征，都有恶行或美德的象征，文学一路走过来，并没有坚守住这一劝导上的高度。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和口传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杂的文化体系。童年时唯一能享受的娱乐活动也只有民间演出和说书。我父亲会拉二胡会说书，民间书场，于说唱中展示东方式的别样思考，本真天性的书场，给了我它的叙述和轶事、动感和情节、情态和凶吉，这些人物图谱和生活景象对我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大作家用方言写，小作家用普通话写

　　

　　卢欢：您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往往带有水的温柔，如《地气》和《喊山》。《河水带走两岸》《沁河人物》等散文写作也选择了河流作为切入点，饱含着对河流无限的眷恋。这有什么特别考虑？

　　葛水平：我常常在黄昏降临时看世界暗下来，在某个瞬间，涌动的人流猝然凝固，黄昏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刻，我能听见那些老旧的家具在黄昏的天光下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一切变化总是悄悄的。就像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黄昏能够安静下来的日子总是乡村。乡村过日子饱满的元素其实有四种：河，家畜，人家和天空。如果没有水，万物是没有生气的，而人家则是麦熟茧老李杏黄，布及日常，可乐终身。我的写作也可说是记忆中的乡村，如今的乡村已经找不到人烟，我常常怀疑有过一次灾难，否则村庄怎么会破败得如此干脆利落。

　　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一个人精力的高度，离不开她的原点。我的职业韧性里藏着对过去时光的眷恋。人的岁数见长，我明白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好与坏，多与少，长与远，大与小，只是一个冬天与春天的季节问题，我不想去追求速度，流星总是转瞬即逝。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感恩养育我的河流，我不想贵远贱近，我爱这条河流。老子说：“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世间的事一旦由河水带走，带走和带不走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卢欢：“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拖拽着大半个天，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喊山》开头的语言令人叫绝。您的小说语言透着粗粝的生活质感，朴素又特别，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您是有意用地道的山西农村方言来写作吗？

　　葛水平：说一件事。去年七月初一，我去临近的县城下乡，正遇一村庄有庙会，一见庙会就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也想人挤人赶赶庙会。走进村街，人挨人，吆喝声四起，突然发现一杆子旗举着，上面写着：吃死你个死烧骨。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要用这么恶毒的口吻。走近一看，是一位粗壮汉子，裸露着臂膀，你猜是卖啥的？恐怕外地人谁也无法猜着。本地人知道，是卖耗子药的。他旗子上写着的那句话，用的是本地骂人语言，是说这个死了的人生前作恶死后骨头都要叫人烧掉才解恨。我生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写作中任何场景引我发笑的情景都是方言说出来的，也可以说我目前是尽量用普通话来写山西的农村。

　　卢欢：面对普通话运动的挤压，不少当代作家在顽强地坚持方言写作，但又不得不将原生态的方言予以改造、转化、提炼，以期更广泛的读者能读懂。您在创作时是否也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提炼过程？

　　葛水平：我很羡慕当领导的人，尤其是当了一个城市的一把手，讲话时用他自己的方言讲话，用方言骂下面的小官僚们，散会后小官僚们一边走一边学领导骂人。领导后来知道了，很是严肃地说，“我骂他们够狠，可他们居然当儿戏，可见他们脸皮有多厚。”

　　我刚写小说时有编辑和我讲，“你只管写，放开了写，不要因方言背上条条框框的包袱。”我用方言写时突然发现我们这地方的方言出奇地不集中，一县一口音，不知该靠哪边。写作就有了“羁绊”，怕看不懂，又怕看懂了觉得没意思，写着写着，就有了“长了犄角反怕狼”的多虑。方言写作这件事，我认为，大作家用方言写，小作家用普通话写。

　　卢欢：您曾接受采访，谈到山西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也许，许多作家并不欣赏他不加修饰的口语化写作，可有谁知他的心始终是沉迷在乡间炕头，轻松自如地写他眼中的乡间世界，他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唯一没有被消磨掉，改变掉的恰恰是他庄稼人的性情。”实际上，您的一些作品语言上也有口语化的特点，是否受到赵树理的直接影响？

　　葛水平：赵树理是我敬畏的作家，亲切质朴的风格表述了他们对自己故乡的爱恋。地域文化是一个作家文字的灵魂，没有哪一部流传下来的名篇其中的文字没有自己故乡的气息。赵树理，没有唯美的语词，直接体现的是语言文字和文字之外的人民平实的目光、颜面、行为，一切都在不可言说的状态中发现生活的趣味。写作是猜测生活的一种方式，台湾有一位作家说过：白（话）以为常，文（言）以应变，俚（语）以见真，西（洋）以求新。很明白的道理，实践中常常糊涂着，随写而生，随缘而有。也就是说，“语言修辞”要想在写作中得到准确的途径会很难，也必须随写作中的故事人物而生，随风物人情之缘而有。我明白，越是阅读他们，我越是感到写作的艰难。那些好文章真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文章写得真好的、聪明的作家呢？我有时候怀疑我自己的情商，我的想象，我的生活经验和我的贫乏，在宿命的挣扎中，在没有证明我不行之前，我只是有几分不舍得，还不想放弃罢了。

　　卢欢：有评论家称赞您是山药蛋派传人。您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葛水平：赵树理先生是一位最具农民情怀的作家，因为他出身于农村。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已经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不朽经典。他笔下对农民农村的描写、刻画，至今读来依然亲切。赵树理先生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作家，由他的文学创作类型和地域写作，催生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和他带着问题写作的创作态度、方法，则成为作家走近大众的一个很好的形式。

　　 我与赵树理先生同是一个故乡“山西沁水县”，同喝一条河水“沁河”，河水两岸至今传言着他走近农民农村的写作故事，而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一再感动他的创作素材始终是放置在乡间炕头的，他的语言朴素，至死都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他的文风亦如他的做人，对生活凡事喜欢细问，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常常话随心到，口无遮拦。他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永远把农民当作朋友的作家，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作家，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四十余年，但是，他的那种“深入生活，为平民百姓鼓与呼”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至于我是不是“山药蛋派”的传人，似乎这只是评论界的一个说法，文字色泽因人而异，或者与出生地有关，或者与时代有关，是或者不是，一切都由他们去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学习前辈作家，他的创作告诉了我，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歌者。

　　

乡土文学才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

　　

　　卢欢：您最初写几篇小说就收获评论家和读者的热烈反响，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对此，您感到意外吗？

　　葛水平：获奖是开心的事，谁不想获奖呢？我对我的获奖感到意外，但是获奖了就不意外了。真正的写作者都想写好自己的作品，因为只有写好自己的作品才有可能赢得读者的喜欢。为了获奖写一部作品，也能叫做动力，动力固然可以使人成功，但也可以使人失败。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作家说，我这部作品将来是为了获奖。获奖是好事，就怕获奖了依旧在原地转圈圈。

　　卢欢：您在新世纪之初爆发这样的小说创作冲动与实力，是否与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挤压这样的大时代背景存在某种直接对应关系？

　　葛水平：有人说，小说是什么？是小声说。我只是在一个时间段中小声说了一些故事，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如果真有什么和时代背景存在某种直接对应关系的话，那就是我和我的小说人物都活在当下社会中。

　　卢欢：2003年，贾平凹开始雄心勃勃地决定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秦腔》。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三番五次修改，不敢截稿，怕读者不买账。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也是那一年，您开始了《甩鞭》等乡土小说的创作，当时是否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葛水平：我写《甩鞭》是想写我的家族，当时想写出来看能不能发表，没有想到怕读者不高兴，我似乎那时还没有为读者考虑，我不像贾平凹老师，多年的写作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那时写出来编辑认可就烧高香了。《甩鞭》发表出来后有影视公司想买版权拍电影，他们的要求是要改掉土改的背景。我当时不同意，我宁愿它就是一部小说静静待在刊物中，也不能成为一部四不像的电影去龌龊生活。这是我最在乎的，因为我在乎我的族人。

　　卢欢：您现在是否觉得，写小说更加得心应手了？或者说通过写作，又有新的困惑在产生？

　　葛水平：每年都有困惑，每部作品都有困惑。和写小说一样，人物离不开细节。因为人活在世上，无时无刻不在和其周围的人和物发生关系，从而构成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也从而形成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性格。将其叙述出来谓之叙事，择出其中一部分谓之细节。我在叙事中的细节处理上常常困惑，每一部都感觉很困难，无论写什么，文字中直接和间接表现的对象都是人，人是社会产物，怎样深刻地去刻画这个人物是我永远困惑的事情。

　　卢欢：您的小说作品中不乏生活底层的善良女性人物，您也坦言：“我维护女人的利益，我爱护、欣赏所有有素质的女人，尤其是在社会和生活当中善良的、能包容的女人。”以至于有评论家将您和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您今后是否打算写更为复杂的“坏”女人？

　　葛水平：我是女性，我必须尊重女性。尊重女性，其实就是尊重我自己。我会尽量在小说中或小说外，完善女性应有的东西。我会想象别的女性也一样会这样做。现实中背离女性的东西，希望能得到改变。我相信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善的存在，善会支撑着它。善肯定是有底线的。女性要自立、自强、自爱。我在小说中叙述女性的成长、经历、隐痛，我肯定也跟着悲伤，有着不被人接纳的苦闷。但文字叙述出来的悲情会变成温暖的东西，把简单当作复杂，体验就是幸福。作为我来说，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不论怎样的经历，不论身处何方，把苦难当作幸福，别人无法取代的一种幸福，苦难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难。文字本身的存在就超越了一切，我只能说真要有一部作品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一定要把她写坏，我也会写出她匪夷所思的行径肯定是受生活的逼迫。

　　卢欢：您是以乡土小说作家的姿态跻身当代文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化运动高歌猛进，人文意义上的乡村日益消失，乡土文学赖以表现的对象正在消逝。在您看来，乡土文学今后发展的方向是否变得模糊了？

　　葛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在全国进行撤点并校的改革。据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初中数量下降26.19%。有关撤点并校的利弊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撤点并校对乡村教育，最致命的还不是目前讨论的教学质量、寄宿造成的农民负担等问题。撤点并校这一做法最致命的是正在从根上改变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模式。撤点并校背后的潜台词，是乡村作为愚昧落后文化的载体，不利于后一代的成长。都知道，中国文明的根在农村，而中国农民则是为文明大树供给营养的根系。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就损害了中华文明的根。

　　乡土文学很早就有，在新的时代下成气候，取决于它能否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就出现过很多位杰出的作家，像鲁迅、茅盾、台静农、沈从文以及后来建国后的赵树理、孙犁、刘绍棠等等，很多作家即便不是乡土作家，但是，大多数作家对自己的故乡和乡土的生活都是有着很多美好记忆的，因此，乡土生活进入文学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学还要继续发展，这个发展并不会因为城市化运动而变得没有了方向，相反，随着中国城市化规模的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原先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不是失去了被表现的意义，而是出现了更大更为深刻的表现意义和目标。乡土是一切现代文明的起源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学才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

　　

有的农村人的灵魂一旦飘入城里，

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感动

　　

　　卢欢：我最近读到您在《长江文艺》今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包袱》，感觉它显示了您在创作上的一些变化，比如淡化了地域色彩和方言特征，模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连沁水河这样标志性地理名称也没有了。在写了一系列具有太行风情的小说之后，您是否有意尝试超越地域性的写作？

　　葛水平：其实，这篇小说故事背景依旧是我的故乡山西晋东南。离开故乡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写作，记忆是有肠胃的。我不喜欢冬天，北方的冬天很寒冷，但是，我喜欢冬天的雪花，很常见的雪花，飘飞之际，天地之间总是很安静。下雪时似乎风也小，无事可做，我的祖母盘腿坐在炕上整理她的小包袱。包袱里放了针头线脑，小零嘴，也有牛皮纸信封。爷爷和父亲在地上给驴铡草，干草身上田野的味道诱惑了祖母，她俯身到窗玻璃上看并不遥远的农田，有柿子树长在农田中，黝黑的枝干，有乌鸦落在上面。祖母弥留之际希望把她的小包袱带走，那里面装着祖母的记忆。许多年后，我望着萧瑟的村庄，脑海里什么都没有了，唯独那条方格子头巾小包袱，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我想：生活所给予我的记忆除了故乡，我还能装下哪里？

　　卢欢：不过它并没有直接写到农村生活，农村成了女主人公单冬花回望的对象。单冬花住在大儿子张孝德的城市家中，深刻地感受到与三个子女之间的代际矛盾。跟乡村伦理与秩序的崩塌相比，单冬花更难以适应城市的人际关系。这是您个人情绪化的投射？今后有可能主攻城市题材小说创作吗？

　　葛水平：我不会写都市小说，城市没有我可写的小说。城市里我很难享用三碗面：情面、人面、场面。我享用得累，也享用不起。现在，城市把乡村干掉了。几日前我去乡下，看到二百多户的村庄只剩下一两户人家，喧哗在顷刻间归于宁静，我想到了比天空更高远的天堂之门，是谁让他们和土地告别了？我们的政策与农村缠绵多年了，常年进出，已是夫妻感情。彼此间更多形成了习惯，而很少新鲜感，虽然反复做一种需要的动作，进入和退出，不厌其烦，但激动和做作的通常都是我们的政策。政策一旦和经济出轨，山亲、水亲、庄稼亲，一股脑儿抛在脑后，绝情寡意地离乡走远，只有城市生活“坏了菜”才会想起农村。我站在无人的村庄中央，我的心在跳，我的脸颊在燃烧，一个我问我自己，会抛弃乡村吗？另一个我说：不。

　　卢欢：“凤凰男”张孝德在城市组建新家庭，与“孔雀女”妻子金平也存在价值观的分歧。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的？

　　葛水平：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心中去寻找。面对现实的农村，还是精神的农村，我们都无法救赎。我作品中的主人翁“凤凰男”张孝德，有一年带着妻子回乡，想领着妻子看看乡下的好风景，全村庄转了一遍，最后站在自家老院子前，老屋不住人了，屋子一不住人坏起来就快。张孝德说：它已完成了它神圣的历史使命，实在无力抵御岁月的风霜雪雨，不几日就要散架了。他妻子远远站着，认为他说的话和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张孝德又走到一堆垃圾前，捡起四十年前作为“三转一响”四大件之一的收音机，扭转身想给妻子讲讲它的故事，转身看，已经不见人了。他见我时和我讲起此事，一脸苦相，似有难言的苦水想倒。我说：你能放弃城市生活吗？他说无法放弃。我说，为什么无法放弃？他说，我可能也看不起农村了。我很吃惊地盯着他，有些不相信是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人说下的话。陶行知认为，春风能风人，春雨能雨人。有的农村人的灵魂一旦飘入城里，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感动，风人，雨人，都与自然没有任何关系了。

　　卢欢：在小说中没有名字的“二流子”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但看得出您对这个人物倾注了更多感情。与脱离农村变为城市人的张孝德相比，“二流子”起码还是保持了农村人的原生态，可以这么理解么？

　　葛水平：我说，人在娘肚子里怀着就不平等，你可能会笑。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不想认真地活着。但是，一个与常规生活有抵触的人，召唤他返回土地是一件难事。在缺少金钱的社会里，心是相同的，贫贱的伤痕被爱心细腻地抚摸，没有人怀疑，金钱会削弱生活的分量。事情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判断，金钱多起来或命运有所改变时，至亲相欺，随着每一天帷幕的拉开而上演。张孝德和二流子两个农村男人在命运改变上不同，张孝德走出农村那一天起，就已经回不到星空下共同仰望的日子了；二流子永远在努力的路上，可惜丁点儿小聪明都会让他偏离努力的方向，只能说他必须活着。哪位作家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故乡有过什么样的突出的好人、坏人，可歌可泣或可悲可怜的人，则虽有故乡无异于没有故乡。”可惜，我的故乡进入城市里像张孝德这样的人太多了，犹如现在的水果，土壤已经改良，果树也已嫁接，他的智商告诉他，不适应当下，他就没有活着的幸福理由了。

　　卢欢：单冬花本是厌恶女婿“二流子”的，但是回到家乡，“她不想离开家，哪怕那个二流子再不争气，可那都是乡下人的滋味。”单冬花是不是对“二流子”又有一种可怜之同情的态度？

　　葛水平：农村的女人大多数就像粮食一样，只要收割回家，就算夜晚没有月亮，她们也会体会到回家的喜悦，因为她们生来赤裸着身体，因为她们懂得在一起就会为了这个家辐射温暖的气息。我叫他二流子，是站在单冬花的内心叫他，不给他一个名字，也是站在单冬花的内心。写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好恶，读者有。因了故事，任何强加的好恶都是小说人物的内伤。

　　卢欢：《小包袱》里也讲述了有时代气息的当下生活，比如写到张孝德微信晒图。您在写作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在创作时如何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祛除浮躁心理？

　　葛水平：我的性子比较缓，喜欢自由的生活状态，其实谁又不喜欢自由的生活状态呢？我尤其不喜欢快节奏，不喜欢热闹，人一多我不太会说话，或者要说的话本来简单，似乎想刻意强调自己的话语，反倒让对方很尴尬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一周会到乡下一次，放松一下在城市里积累的焦虑和郁闷。人生如果没有太多奢求，生活就变得简单美好了，每个人总能找到一些角落，安放心情，而我的心情似乎要安放的地方很多。比如画画，比如做衣服，比如弹古琴，比如去乡下，比如写作。每个人独处和群居不一样，我是，独处让我的生活很丰富。

　　卢欢：您曾说过：“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我常为一辈子蜗居在城里而恼怒，但我却无能与城市决绝，这是我骨子里透出的软弱。”置身城里，您是否会感到一种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感？

　　葛水平：唯有孤独才有可能思考。是人都会有孤独感，可能我周围的人会认为我很另类。有一天，有人和我讲，我们在一起议论你了，都认为你很傲气。我说表现在哪一方面？对方说，你穿着绣花鞋，背着布包包。这怎么能说是傲气？可能我的穿戴和周围格格不入，我不可能因为周围的人的感觉而改变自己，否则我就不是我了。也好，在无需伸张的孤独中我正好写人间烟火的疏散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