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耀华：大学语文40年，行走在教育革新与出版传播之间

管季超0712

范耀华：大学语文40年，行走在教育革新与出版传播之间

摘要：从1981年到2021年，大学语文行走在高等教育革新与教材出版传播之间，走过了整整40年的历程。《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缘起于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在新时期的重新开设，形成了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的编写理念。教材主编徐中玉曾经深度参与20世纪40年代大学国文教学，促成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与教材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复兴和繁荣，成为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学语文40年，既是高等教育阶段母语教育在新时期重新出发的40年，也是《大学语文》教材作为经典出版物展开其传播史的40年。
关键词：大学语文  人文性  工具性  教育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自1957年成立以来，在教育园地深耕细作，出版了一大批与教育相关的优秀图书，其中以1981年出版，40年来依然焕发旺盛生命力的经典教材《大学语文》尤其值得称道。这本给大学生使用的公共基础课教材，以出版时间最长、编者团队权威、选目编排经典、编写风格稳健、影响力大等特点闻名于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张亮丽名片。

一、一门课：从“大学国文”到“大学语文”

教材出版总与课程设置息息相关，《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缘起于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开设。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到，作为非文学专业教育，针对全体大学生开设的公共课类型的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早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初期，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等就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等科目，这是最早的大学语文课程雏形。这一课程名称在1904年发布并实施的癸卯学制中叫“中国文学”，到了壬子学制展中，课程为避免与文学专业的中国文学课相混淆，改名为“国文”[1] 。清末教育新政里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重臣张之洞，参与重新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在《学务纲要》里他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2] ，这个“中国文辞”就是此后逐渐演变成型的“大学国文”。此后，国文课成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因而就有了更为周知的“大一国文”之名。也就是说，“大一国文”、“大学国文”就是我们今天高校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前身。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学教育学习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大一国文”课停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沉寂多年的大学语文教育开始活跃起来，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恢复开设曾经中断30多年的大学语文课程（课程重开时，名称不再是“大学国文”，而是“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带头，倡议得到周培源、臧克家、苏步青等学者的支持和全国高校的普遍认同，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开始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

时至今日，大学语文课程恢复开设已经40年。尽管关于课程的定位和性质还有很多争议、关于课程的生存与发展还有许多危机或者焦虑，但整体来看，大学语文仍然是开设高校最多的课程之一，作为高校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在不断革新中向前开拓。

二、一本书：从《大学语文》第一版到第十一版

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教材编写必须紧紧跟上。1980年10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有20所高校参加。会议决定编写教材，请徐中玉主编，精选历朝历代经典优秀文章，按一定体例，汇编成书。1981年，《大学语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时期重开大学语文课程以来的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最初在编选文章时稍显保守，选编的多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结构上采用文学史的办法，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在编著体例上采取的是原文、作者简介、注释、练习题几部分，选文96篇，其中仅13篇涉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名篇，其余为中国古代文学篇目。

尽管教材出版后大受欢迎，被全国300多所高校采用，并被上海市自学考试委员会书列为自学考试教材，但徐中玉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意识到第一版还存在欠缺，于是在1982年5月推出《大学语文补充教材》。他在“编者的话”中作了这样的表述：“教材现代文学部分较薄弱，而且缺少外国文学部分，希望有所补充。因此，我们又修订编写了这本《大学语文补充教材》，供教师同志们选用。明年原书再版时，当将补充教材并入，使之成为一本比较完善的《大学语文》教材。”[3] 精心编选的教材得到认可，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到1985年，“印数已达一百四十多万册”[4] 。

从1981年第一版算起，《大学语文》每隔三至五年便会推出新的修订版，截至2021年，已修订出版至第十一版，成为国内受众最广、市场占有率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大学语文》教材。据教育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6年8月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目前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约占市场的30%”，而“据某权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馆藏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及有关教学图书有1402种，用于现在大学语文教学的教材在400种左右”[5] 。

《大学语文》的每一版在修订时，编者团队都反复讨论，对内容、编排进行调整，还召开座谈会，向专家、学者、资深任课教师征求使用意见。这种与时俱进、认真务实的作风，一直体现在《大学语文》各个版本中。《大学语文》教材40年来的版本梳理情况如下：

1.第一版（1981年）和第一版补充教材（1982年）

选文96篇，其中13篇涉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名篇，其余为中国古代文学篇目。1982年5月推出补充教材，增收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篇目编排按文学史时间前后顺序。

2.第二版（1983年）

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为满足不同高校的需要，第二版教材曾经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3.第三版（1985年）

撤换与中学语文教材重复的文章，补充、修改、重写了某些说明、注释和思考练习题，增加了《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教材收录由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门槛》，因为在修订中向巴金请教过问题，巴金把这篇散文重新翻译了一遍。

4.第四版（1987年）

当时有种观点认为，传统中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都“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大学语文也应该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但徐中玉坚持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态度体现在教材对篇目的取舍上。

5.第五版（1988年）

该版更贴切的称呼是第四版修订版。较大的改变是增选阅读与写作方面的一组例文，如鲁迅的《拿来主义》等。为适应不同阶段自学考试的不同需要，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所属的中文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了供本科考生用的《大学语文》（全国组编本，1988年）和供专科考生用的《大学语文》（应用专科公共课教材，1994年）两种。

6.第六版（1996年）

该版由徐中玉、齐森华共同主编，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教材版本流变梳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原因有二：

第一，1996年，徐中玉领衔的大学语文团队受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进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明确作为全国全日制各高等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通用教材，即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教材出版前言的落款是“国家教委高教司 1996年4月30日”。

第二，第六版教材的编排不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也不以写作知识为中心，而以经反复筛选的古今短小动人的精美文章为实体，力求用选文的典范性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目的，以选文的丰富性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借鉴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体例也不再按文学史或文体分组排列，而采取根据实际内容或特色灵活分组的方式，即根据其所写的内容比较接近来归类。

7.第七版（2001年）

该版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即上述第六版）的增订本，封面上也冠以“增订本”之名。选文编排力求更加周全，选入的文章除中外小说外，根据题材及主旨大体细分为十类，内容适当扩充，连同附录共70多万字。

8.第八版（2005年）

该版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材在弘扬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重视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精美动人的前提下，注意文学史涵盖面和名家名作；题材广泛，体式多样，每篇各有特色，整体丰富多彩；注意体现各种表现方法和写作风格；适当安排文言文与白话文、诗歌与散文、记叙与议论、抒情与说明等的比例。教材总体上是要求对读者有吸引力，能感染人。

9.第九版（2007年）

该版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为全日制高校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加强教材人文性的同时，不忘对于教材工具性的重视。增设“学文例话”一栏，分《记叙文的阅读与写作》、《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诗歌的阅读与欣赏》、《小说的阅读与欣赏》四项，希望对学生的阅读欣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10.第十版（2013年）

该版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为全日制高校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次修订依然保持上一版的课文组合方式，分为十二单元，每单元有一个共同的人文主题，在总体上传递出编者对中国固有人文传统与现代思想观念相贯通的理解。但这次修订时调整了部分单元的顺序，大致构成三个单元为一个大的内容组合，使得课文在逻辑关联方面更加紧密。“学文例话”改为“说理”、“抒情”、“叙事”、“写人”四篇，主要从表达方式着眼来谈阅读与写作问题；每篇设置在三个单元，也就是一个大的课文组合后面，其内容要点与这三个单元课文运用的主要表达方式形成一定呼应。以第一至第三单元为例，其中课文多选议论说理性文章，故其后的“学文例话”即安排为“说理”。

11.第11版（2018年）

该版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为全日制高校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承续第十版的编写内容，该版教材在部分篇目选择上进行微调。尤其是听取众多用书学校的反馈意见，对一些在教与学上面有诸多难度或者普适性不那么强的篇目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三、一位跨越时代的学者

倡导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体现出以徐中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时代变革面前的自觉担当。这种担当出于文化人的使命和责任，更是一个教师对专业领域长期关注和思考的结果。

徐中玉一直关注大学国文教育，早在1948年于山东大学任教时，他就曾经发表过《国文教学五论》。作为大学国文课程的教师，他的文章是有感而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3年推出部定本《大学国文选》，要求各校遵用。关于《大学国文选》教科书的选目，诸多从事国文教育研究与教学的学者、教师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参与选目工作的编委会人员也发文进行回应。参与讨论的有黎锦熙、朱光潜、魏建功、朱自清、姜亮夫、阮真等，讨论的焦点在于该选目中60篇文章全部是文言文，竟无一篇语体文（即现代白话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白话文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彼时，选目的“复古”倾向必定会引发轩然大波。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推出的“大学国文教学特辑”真实再现了这场大讨论。

在一片争议声中，要求各校“遵用”《大学国文选》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也正如此。在《国文教学文论》中的一篇《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里，徐中玉谈到部定本《大学国文选》使用面并不广，“颁发后的五年来我教过的三所国立大学都并未遵用这个选目”，主要原因在于“部定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继而，文章还讲到课程的定位、教材应如何编选等问题：“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他倾向于重视对学生实际写作能力的培养，帮助他们用写作来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应重在作文的训练，希望学生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和用‘近代文言’写作明白清楚的文字”[6]。

关注课程的开设情况、思考课程的性质和如何编选教材、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徐中玉在新时期呼吁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领衔主编《大学语文》教材的历史基础。作为深度参与20世纪40年代大学国文教学，并对大学国文（大学语文）课程开设、教材编写有成熟思考和研究的亲历者，徐中玉跨越时代，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复兴和繁荣，成为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

四、一种编选理念：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

40年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始终凸显一种经典的编选理念，那就是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在《大学语文》（第十版）的修订前言中，徐中玉写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不能离开人文性而存在；同样，离开工具性，人文性将无所依附。”[7]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是语文教育界长期实践和探索后达成的认可度极高的一种共识，《大学语文》教材的编选，则集中体现出这两个维度。

关于人文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教材精选的优秀篇目都是中外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审美价值和文化修养方面进行熏陶和培育的载体。教材直接使用对象是大学生，大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外，应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秉持这样的理念，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着重选择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包括一些历史、哲学类作品，作为课堂教学、学生阅读之用，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关于工具性，徐中玉团队坚持把语文阅读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重要任务。多年来，教材保留着一个栏目——“学文例话”。以《大学语文》第九版为例，该版精选几十篇古今中外经典篇目，全面体现家国情怀、个人修为、世界意识、自然生命等主题，按照主题分为12个单元，每三个单元后设置“学文例话”栏目，涉及如何写作说理、抒情、叙事、写人的文章，与所选篇目的写作方式遥相呼应。这个栏目体现了教材的工具性指向，那就是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实际运用能力。

大学语文40年，既是高等教育阶段母语教育在新时期重新出发的40年，也是《大学语文》教材作为经典出版物展开其传播史的40年。大学语文行走在教育革新与出版传播之间，承载着青年学子不断提升母语素养并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者的历史使命，成为大学校园里几代青年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注释】

[1] 参见何二元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 参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494页。
[3] 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补充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种明章、施亚西《一本被广泛采用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国高等教育》1985年第10期。
[5]《大学语文修成正果？》《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
[6] 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国文月刊》1948年第67期。
[7] 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第十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范耀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