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管季超0712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丰书《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4月05日   13 版）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丰书

　　百年考古，薪火相传，2022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成果喜人。3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宣布：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

　　（按年代早晚顺序）

　　1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2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3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4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5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6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7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8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9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0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关强表示，2022年，党的二十大系统部署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考察了安阳殷墟，作出重要论述，充分肯定考古工作成就，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确立，指引文物考古事业发展新方向。中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国”18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效开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新发现新成果。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版界有大年、小年之说。而考古界也有大年、小年之说。2022年被认为是考古界不寻常的大年，即优秀项目太多，仅史前时期就有七项，如果在往年每一个都可以入选，所以今年竞争非常激烈。这足以说明我国的考古发展现状，在围绕重要的学术目标下了功夫，用时也够长。此外，宋元以后的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考古能够揭示出当时生动的各种生活画面，展现了各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有很高的价值。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发掘单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武汉大学 郧阳博物馆 十堰市博物馆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遗址因发现两具约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而闻名，是一处出土丰富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和石制品遗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了该遗址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2022年5月18日，距“郧县人”1号头骨化石发现33年之后，在33米远的考古发掘探方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面世。“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出露部分保存完好，形态清晰，没有发生明显变形，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12月3日，经考古团队半年多的精细发掘，“郧县人”3号头骨被顺利提取出土，进入室内清理和研究环节。

　　“郧县人”3号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考古学证据。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发掘单位：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临淄东部，南距淄河1.2公里，东距后李遗址4.2公里，属于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遗址距今1.1-1.5万年，处于淄河冲积扇前缘，发现大范围、多频次红烧土遗存，其中一处为距今1.32万年的保存完整的古人类活动营地。该营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遗物1000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

　　遗址出土了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出土的大量早期陶片遗存充分反映了该时期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为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该遗址还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陶塑，展现了先民对客观世界的体认。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亚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拓宽了学界对于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认知，深刻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公里，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早期，绝对年代2200BC-1700BC。

　　近十年工作表明，该遗址呈现出从入黄河口处不断向东部主梁发展的趋势，但聚落核心始终是处于遗址中部的小玉梁地点。

　　该遗址的发现首次系统揭示了龙山时期北方石城核心区建筑布局，展现了较为明确的中轴及对称设计理念。碧村东门址的双瓮城结构，是目前所见新石器时代布局最为规整，结构最为严密的一座门址，开创后世双瓮城设计的先河，也为早期城门复原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一座史前城址，属于黄河东岸2000BC前后的区域中心之一，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在时空上遥相呼应。而城址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防的结构，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展现了特殊的战略支点作用，这为解读晋陕黄河两岸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材料。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多网格式布局。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道路向西延伸440米以上，都超过宫殿区295米的东西宽度，道路两侧均有与宫城城墙平行或成一直线的墙垣，因此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的东西方向上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和它们两侧的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分层规划、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

　　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首次发现疑似制漆作坊、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祭祀区以西网格中，发现有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多层级墓葬，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和其他制度共同体现了二里头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城址探索布局提供了有益参考。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是中国开展考古工作最早的遗址之一，发现商文化遗存之丰富、研究之深入，在中国古代遗址中首屈一指。商王陵区位于殷墟西北部，是殷墟大邑商都的重要功能区。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殷墟第10-12次发掘，清理10座带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辉煌的国家文明、社会发展阶段、高超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国、商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乃至中国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后，这个区域的考古工作以及有关研究也相对滞后。2021年启动的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工作目的首先是通过大规模勘探，结合小面积发掘，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通过近两年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1.探明并确认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商王陵区规模从原来的10万平方米扩展到16万平方米。2.勘探找到了南北向干道的路沟及两个路口，年代早于战国时期，推测为商代晚期的大邑商都的干道之一。3.探明和发掘祭祀坑有新特点，大半以人与狗的组合坑为主，骨骼完整的多，部分坑埋藏器物，这为以往少见，年代明确，为武丁时期。4.探明并确认王陵区西南部一带的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西周遗址。5.王陵区东、南方向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区；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改变了殷墟遗址的景观。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发掘单位：

　　西北大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突破。该遗址不仅发现了一座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西周城址，而且在城外发现围沟墓地及大型高等级墓群，目前已见甲字形墓葬超过20座，其等级如此之高、数量之多在国内均属罕见。

　　西头遗址所见西周城址功能结构完备，已发现的道路、储水设施、夯土建筑、冶铜遗存等揭示了聚落内的功能区分，特别是冶铜遗存为同时期其他遗址少见，发现大量西周时期陶瓦充分显示了聚落的高等级特征。城外发现储粮遗存显示了聚落规模及社会分配特征。

　　西周城址的发现为西周城邑及西周王朝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发现的闭合围沟墓地以往少有见到，为商周墓葬制度增添了新材料；围沟内发现不同等级墓葬，其中大型墓和中型墓见有殉人、腰坑等商文化墓葬的因素，特别是M90墓道分层、成排殉人38具，整个墓葬殉人43具，为西周墓葬少见。围沟内墓葬随葬品来源多元，充分体现了多人群融合态势，是该区域多族群融合与发展的重要见证。围沟墓地外侧发现大型高等级墓葬群，并以小型围沟将甲字形大墓在空间区分开来，这种特殊的“兆域”现象，为揭示人群差异及商周墓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新材料。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发掘单位：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共清理发掘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墓葬2192座。其中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以石室墓为主，隋唐时期出现土坑墓，分布分散，三两成群，墓向不一，为小聚集家族墓地。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包括土坑墓和石室墓两类，主要密集分布于坟坝顶，为公共大墓地。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材质和种类均很丰富，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价值意义：

　　1.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南朝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2.各时期丰富的出土器物，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描绘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年的历史画卷。

　　3.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4.是云贵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素最复杂的南朝时期墓葬，反映了该时期“汉夷边界”东移到了黔中地区一带。

　　5.从早期家族墓地到晚期公共墓地的发展及其独特地域文化的稳定传承，反映了中央对该区域进行郡县制、羁縻土司制度的有效管理，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6.浓郁的地域特色，同时见有中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两广、域外等文化因素，反映了该地区的对外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发掘单位：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古城村寺庙址由1号寺、2号寺组成，二者相距200余米。

　　1号寺建筑遗迹在农田改造过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仅发现火炕1处、墙体基槽4段、磉墩3个，均为建筑地面以下部分残迹。在晚期地层堆积、现代坑中发现大量遗物。推测佛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属于高句丽时期佛寺；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中晚期。

　　2号寺共发现8处建筑台基、1处窖穴。南北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别营建佛塔、佛殿、讲堂，轴线东、西两侧营建禅房等设施。佛殿台基夯土中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石函中发现铁函，铁函内发现各类材质遗物3555件，其中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根据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2号寺始建不晚于渤海国早期，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中晚期。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发掘单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州桥遗址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截至2022年底，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共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种类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路、神庙等。

　　宋代汴河河道、堤岸特征明显，金代河道开始淤塞，可见元代遗留“狭河木岸”工程，明代之后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收窄，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宋代石壁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汴河区域的发掘首次完整揭露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发掘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约200000平方米。

　　2021-2022年，该遗址在基建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现温州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8座码头、1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2艘、数以10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砖雕等大量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本次发掘，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城市与港口发展的繁华景象和宏阔场景，码头、沉船和海量的商贸类遗物，构成了商港的核心元素，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发掘揭露的码头遗迹群及海量瓷片堆积为温州坐实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地位提供了关键物证。

　　（图片由中国文物报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