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现代词学版图 再现民国词坛新貌

管季超0712

重绘现代词学版图 再现民国词坛新貌

陈水云《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4月05日   10 版）

《民国词集研究》，朱惠国、余意、欧阳明亮著，中华书局2022年7月第一版，126.00元

　　■陈水云

　　近二十多年来，现代词学已成为词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大约是由词学研究与词史研究两部分构成。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步的，有关于著名词学家的专题研究论文或纪念文集，也有关于近现代词坛名家名作的选本或专集的出版，但长期以来受学科意识和词史观念的影响，有关近现代词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有《论近代词绝句》（陈声聪）、《近百年词坛点将录》（钱仲联）、《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刘梦芙）、《今词达变》（施议对）、《民国四大词人》（施议对）、《今词七家论略》（施议对）、《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李剑亮）、《晚清民国词史稿》（马大勇）等，这些研究多是着眼于词人个案，在研究思路上也主要采取以人带史的传统做法。近几年来随着词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词学界已有人做出突破这一研究格局的尝试，像朱惠国教授等新近出版的大著《民国词集研究》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从最基础的文献史料出发，对于民国词集、词社、词人展开全方位研究，重绘了现代词学版图，呈现了民国词史的新貎。

　　读完这部大著的第一印象是它提供了丰富的民国词新文献。过去因为观念的限制，通常把民国词作为晚清词的余绪来看待（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严迪昌《近代词钞》），对于民国词的文献整理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对于民国词史的认识也是非常模糊。为了转变这一现状，也有学者尝试把现当代作为一个独立时段来处理，诸如施议对《当代词综》、李广超《二十世纪名家词选》、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等，但在朱惠国教授看来，“民国”既不同于“晚清”，也与“49年以后共和国时期”有别，它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民国词与唐宋词、金元词、明清词一样，是中国千年词史的一部分，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创作风貌和创作成就。”他对于民国词的界定是在1911-1949年之间写作、发表、出版的词作或词集。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近十多年来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在民国词作词集的搜集整理上孜孜矻矻，淘沙沥金，或翻检旧刊故籍，或探访稿本抄本，在爬梳史料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先后编纂出版了《民国名家词集选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民国闺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等大型丛刊，还从海量的文献中精选出民国词人词作538家4590首，编为《现代古代文学大系·词集》（六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民国词史发展的全貎。在《民国词集研究》这部著作中，他将目光聚集在词集文献的著录上，相对于上述词籍影印或词作遴选而言，这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它不但要求作者具有扎实的版本目录学知识，而且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词学理论素养。过去，也有学者做过类似工作，诸如王晋光《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陈国安《南社旧体文学著述叙录》、马兴荣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等，但朱惠国教授这部著作无论在著录数量上还是在学术含量上都大大超过上述诸书，它在参考文献部分列有民国词别集237种，在附编部分又为160位词人词集作了提要叙录的工作，不但著录其版本，介绍其作者，还对创作情况作了相对客观平实的评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迄今为止关于民国词集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整理。

　　在扎实的文献整理基础上，这部大著更为我们展现了民国词坛不同于以往词史的新风貌，朱惠国教授认为民国词史的演进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较之晚清词坛，它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新词人、新题材、新媒介。首先是作者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就使得民国词集作者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作者群体，既有从晚清而来的遗民词人群体，也有寄身在南北高等学府的教授群体；既有活跃在政界的各类官员群体，也有活跃于现代传媒领域的报人和编辑群体，甚至还有以书画见长而兼擅填词的艺术家群体。在这些作者中，遗民词人与大学教授应该是主体，但其他各类词人群体也有其鲜明特色，如官员群体中的外交官词人在以前就比较少见，而报人和编辑这个群体规模亦不小，“并且富有民国特色”。其次，晚清民国的社会变革对于词的创作也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最主要地表现在词的内容方面：其一，以摹写新式艺术表演为题材的新型观演词逐渐兴起；其二，以歌咏现代性器物为题材的新型咏物词应运而生；其三，新的社会现象、思想观念成为词作的特色；其四，域外词空前勃兴，词的表现范围进一步拓展。”这些新内容的出现是与民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甚至器物工具、技术手段等密切相关的，比如新型观演词中所表现的有观看电影、观看飞机或飞艇、观看新式交响乐表演、观看新式舞蹈、观看溜冰等，“在数量上或许略少，但无疑更具有时代色彩”。第三，相对于以血缘、地缘、学缘为纽带的传统集结方式而言，现代传媒的多样化对于词的创作、结集与传播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代词学刊物逐渐成为词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以《词学季刊》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刊物，在反映词坛动态，联系各地词社和词家，引导词学研究，以及介绍新出词籍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词坛这种种新现象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传统文体改造自身、贴近时代、走向现代的标志，过去人们对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明代以曲为词、清代以学为词给予较高评价，那么民国词坛出现的上述“新现象”也是它屹立词史的一个时代特有的标杆，朱惠国教授这部大著对于这种种新现象的揭示就别具历史意义了。

　　这部大著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把词社、词人放在民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语境下观察，既看到了其对明清以来旧传统的传承，也注意到其表现出来的新的时代风尚。以民国词社为例，在谈到北京聊园词社的性质时，作者特别强调了它的活动场域（旧京）和时代氛围（新文化运动之后），深刻地揭示了其成员在行动和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文化遗民气息，指出：“彼时新文化运动已进一步展开，词社成员身处旧京，以传统词社彼此唱和的形式表达他们作为文化遗民的姿态”，“旧京作为胜朝遗留，无疑是他们追溯文化记忆的绝佳场域与载体”，“借旧京这一传统文化场域，抒发着无可奈何的人世沧桑，由此展现了民国时期旧京士人的心灵侧面”。再如对天津玉澜词社创作观念的评价，则注意到其成员的复杂多元，指出当时的情形是新旧文化并举，词界形成了尊体的复古派和追求新气象的改革改良派。“玉澜词社的导师向迪琮的词学观念无疑属于前者，然而词社社员们多为天津地方文化名人，毕竟接受较多市井意识的影响，思想较为开通，所以，他们一方面钦慕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传统文化能与时俱进，老树发新枝。”又如对上海沧社结社方式的分析，认为它在性质上是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却充分地利用了社会普遍接受的报刊等新媒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在作者心目中，无论是词社，还是其成员，它的语境是新旧交替，它的思想是新旧杂糅，这决定着他们无法回避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在创作观念和运作方式上自然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这部大著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较多启示，这就是对词人创作之“变”与词集文本之“变”的高度重视。所谓词人创作之“变”，是指民国词人大多从晚清而来，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时代之变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有体现。作者通过对潘飞声、周岸登、卢前等不同时期词作结集的考察，分析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的变化。如周岸登早年《邛都词》《长江词》是对“二窗”的初步体认，中年《北梦词》诸集则力学“二窗”、兼取苏辛，晚年《海客词》《江南春词》又转而“以杜诗、韩文为词”，风格由典丽精工转向浑朴苍茫。再如卢前一生结集作品主要有《红冰词》和《中兴鼓吹》，这两部词集风格迥异，一个叙写儿女情长，一个关怀天下兴亡。前者主要是恋情、伤春、闺怨之类题材，追摹正中、晏欧一路的痕迹比较明显；后者则趋向豪隽激越，是一部以“稼轩之风”激励士气、鼓吹民族中兴的抗战词集。卢前先后历经“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些抗战时事都在卢前的笔下得到一一再现”，一部《中兴鼓吹》其实就是一部抗战史诗。通过对这些词人创作之“变”的分析，它不但呈现了词人创作内容和风格的变化，也反映了时代之“变”是如何落实到词人之“变”上的，一位词人创作风格的变化是一个时代风气变化的缩影。

　　如果说词人创作之“变”侧重在“人”的话，那么词集文本之“变”则侧重在“文”。所谓词集文本之“变”，是指词人作品结集之后，分赠词友，敦请他们对原作提出修改意见，然后作者吸收同道意见修改原作并形成定稿。这一文本形成过程不但见证了作者与同道的互动，而且也说明文本的变迁对于认识作者创作过程的重要意义。以杨铁夫为例，他早年的作品结集《抱香室词》，就有油印本与铅印本两种文本形态，通过比较，作者发现油印本上有词坛同道的批改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在正式出版的铅印本中都一一作了改正，这表明：“他选择了这种先行试印的方法，目的是希望听取词坛同道的反馈意见，并借助师友们对这36首词作的批评来了解自己创作中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和完善。”因此，一位词人词作的最终定型并不单纯是一人之事，而是在师友同道往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集体参与的结果。师友的参与不但提升了作品的质量，而且也成为文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这一研究也给了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即它从书籍史的角度考察一篇作品是如何成形的，让我们看到词人有关作品创作、修改、完善的全过程和前后期创作变化的具体细节。

　　平心而论，词学界对于民国词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朱惠国教授这部大著对存世的民国词集进行了通盘的调查和系统的整理，可以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牢了“地基”；它还突破以人带史之传统研究的藩蓠，尝试构建了一个词集、词社、词人三位一体的新型研究模式，重绘了现代词学版图，为今后之民国词史研究如何走向深入指明了新的方向；它在研究方法上关注时代、词人、文本之“变”，尤具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