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管季超0712

杜泽逊：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杜泽逊

    陈新（1926~2018），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从1953年调入人文社，从校对做起，后任古典文学编辑，到1988年退休，编辑、点校、注释与整理了大量古代文史作品。曾参与主编与校审《全宋诗》《〈全宋诗〉补正》《全宋笔记》《儒藏》（精华编）等，贡献卓荦。陈先生是杰出的编辑家，也是在“为人作嫁”的岗位上脱颖而出的古籍整理专家和文史学者，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言：“陈先生学富五车，深受读书之益，而成就为著名的学者；不仅如此，陈先生更是读书兼治书，善于在读书中发现古书流传之讹误加以校正，善于在编审工作中对书稿进行订补予以提升，从而成为使书受益的大学问家。”
　　在陈先生逝世5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漆永祥、王岚编《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作为对陈先生的纪念。陈先生书中的文章，直面当代古籍整理与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病，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办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体味。

    ——编者

　　陈新先生文集《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出版了。我认真读了一遍，深受教益，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和唐宋文学、明清小说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精见迭出，非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独树新解，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一、古籍整理的目标是求真求善
　　古籍整理包括版本鉴别、编目、标点、校勘、注释、考证、辑佚、编纂、今译、影印等多种方式。陈新先生在《阅洪朋诗集整理稿有感》中指出：“整理、校订古籍，在于求真、求善。真，是去伪存真，恢复作品的本来面貌；善，是拾遗补缺，纠正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形成的错误或缺漏。目的在于为研究或阅读者提供一个完善而可靠的版本。”（《陈新文集》第214页，以下均简称《陈新文集》）这是针对校勘而言的，毫无疑问，这一主张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至少是主流意见。
　　关于注释，陈先生认为：“新时代的古籍注释，必须面向今天的读者，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它应该科学正确，通达晓畅，忠实地反映和传达古代作品的内容。”（《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38页）陈先生列举了大量注释实例。如《古代桂林山水诗选》注释清代严永华《登叠彩山盘桓竟日》诗“桂林山水窟，名甲寰宇中”当中的“窟”，说“窟，岩洞”。其实这个“窟”的含义是“众多、汇聚”。并举出郭璞诗“京华游侠窟”、苏轼诗“余杭自是山水窟”为旁证。足见“忠实地反映和传达古代作品的内容”是十分不容易的。
　　二、古籍整理应具有科学的方法
　　陈新先生在论文、序言、前言、札记、审稿意见、书信中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古籍整理方法，在今天仍有非常切实的指导意义。关于选择底本，陈先生认为应理清版本源流，找出比较原始的版本，以宋代杨万里《诚斋集》为例，陈先生认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端平元年刻一百三十三卷本“是最早、最完整的刻本”，今存毛氏汲古阁抄本、清康熙石门吕氏刻本、乾隆吉水杨氏刻本、丁丙八千卷楼藏抄本、《四库全书》本，“并非出于端平宋本”，“异文虽多，实际上都缺乏真正版本的价值”。陈先生即此得出结论：“选好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根本要素。”（《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陈新文集》第15页、16页）。
　　陈先生认为：“一个本子的善或否，不可能先验，必须认真勘合各本才能确定。”（《关于〈全宋诗〉的修纂》，《陈新文集》第207页）但陈先生认为，这种校勘只是整理工作的一个阶段，等到根据校勘确定了各本源流关系后，选定了底本、校本、参校本，那么标点、校勘工作就要以订正底本的讹误为主要任务，底本误而校本不误，或者有利于订正底本错误的异文，才可以写入校勘记。他说：“如果不问版本源流，动辄会校，且不管文字是非，不仅校本明显错字，连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破体字都出校，这只反映了整理者对校勘要求的无知。”（《关于〈全宋诗〉的修纂》，《陈新文集》第207页、208页）陈先生反对繁琐校勘记，他在经手《诗话总龟》整理出版时，“初稿成万条校记”，经过他的淘汰“剩下不足千条”（《古籍整理刍议》，《陈新文集》第8页）。
　　陈先生在注释上仍倾向于简明的今注。他认为面向广大读者的注释应“要言不繁，言必中的，摒除一切不必要的、一般读者学识内的繁琐注释”（《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64页）。陈先生身体力行，对自己整理的古籍、参与主持的古籍项目，尽可能采用简明扼要的注释或校勘记。
　　关于古籍今译，陈先生也提出了若干原则。他认为：“原文如何说，译文也应如何说，不要补充改动。”他认为翻译与注释是配合、互补关系，他说：“原文虽经翻译、涵义仍不明的处所，需要注释辅助。一般明显的字词，大可不必加注。”（《关于古代诗文翻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陈新文集》第69页、70页）他以《二十四史今译》中的《三国志》《旧五代史》为例，举出各类实例，可以作为古籍今译的基本方法来学习。
　　三、古籍整理有自己的科学规律
　　陈新先生在他的论述中随处总结规律，这些规律是实践和思考的结晶，非常值得重视。针对《诚斋集》的版本，陈先生说：“凡抄本不仅多舛误，且多字迹模糊，转辗抄刻时必多歧异。”（《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陈新文集》第15页）又说：“一般而言，最早的刻本最可靠。”（同上第16页）又说：“一般而言，刻本比排印本可靠；经过名家校定的本子，比普通刻本可靠。”（《关于注释》，《陈新文集》第62页）又说：“凡古籍校订，有改正必有改误，且有漏改。”（《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说起》，《陈新文集》第219页）又说：“我国古代小说为后人增补者多矣，凡增补皆有迹象可寻。”（《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新文集》第442页）陈新先生归纳出的这些规律，大都有实例为佐证，是经得起检验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化、教条化去对待。
　　四、细读原文，深入分析
　　陈先生的论述充满了真知灼见，其最常见的手段是细读原文，深入分析。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继承发扬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关于实事求是，一个显著的实例是对《四库全书》的评价。陈新先生说：“笔者六七年来因编纂《全宋诗》的工作需要，曾较细致的用文渊阁本对勘过百余种其他版本的宋人别集中的诗集部分。”“应该承认，全书纂辑伊始，确是从‘稽古右文’出发，以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为目的的。”（《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陈新文集》第162页、163页）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先生撰写并发表了《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等一系列文章，列举大量挖改、移改、重抄的实例，证明“《四库全书》大量有意的删改，肇端于乾隆五十二年成书后的‘复校’”。并且认为“就整体情况而论，《四库全书》是成书以后发生的删改，因此虽然个别集子删改的荒唐程度严重，其量总是有限的，并没有因此根本改变原书的面貌。”（《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陈新文集》第177页、180页、181页）陈先生关于《四库全书》的一组文章刷新了学术界对《四库全书》的认识。
　　另一个例子是《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先生细读吴敬梓《文木山房集》里的诗、词，尤其是雍正十一年、雍正十二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元年、乾隆二年这几年的作品，结合《儒林外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二十八回前睥睨世俗，笔触犀利；二十九回后除少数回目外，虚幻朦胧，暗淡无光。分界线的产生，恰恰是乾隆元年的征辟。”（《评胡适〈吴敬梓年谱〉》,《陈新文集》第427页）通过细读作品，陈先生认为吴敬梓是在装病“却聘”，逃避了博学鸿词科赴京考试，而不是胡适说的真病（同上第431页）。在陈先生的文章中，这种细读随处可见。
　　与《评胡适〈吴敬梓年谱〉》相似的，还有陈新先生关于《水浒传》的见解。陈先生认为“《水浒传》小说不反映农民起义，则是由书中除了黄泥岗白胜唱的‘农夫心内如汤煮’悯农诗以外，没有一个字涉及农民的疾苦，它没有一句为农民呐喊的口号，没有一条为农民谋福利的纲领，这是可以肯定的”。（《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陈新文集》第259页）我在当年读了陈新先生的论断，感到耳目一新，这不仅仅是一个结论，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
　　从1988年陈新先生主持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班学位论文答辩，我作为答辩学生的一员，就和陈先生建立了联系，在与陈先生的交流和书信往来中，一步一步认识到陈新先生的博大精深，这对我的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谨以这篇小文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敬意和怀念。（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