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韩扑（第二部分）与中学语文文言古诗有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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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课文里选的民歌《木兰诗》，很多人成年后仍能背诵，可是细勘诗句，却总感觉味道很怪。因为，这是一首很杂糅的诗歌，诗句的后面似乎藏着不同时代的迥异声音。南北朝时代落日的余晖，令木兰从军征战的故事，留下长长短短的暗影，一直投射到当代人的书卷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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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东边牧马，西边放羊(1)         
　　东边牧马，西边放羊   
　　——从《木兰诗》的时代说起   
　　中学课文里选的民歌《木兰诗》，很多人成年后仍能背诵，可是细勘诗句，却总感觉味道很怪。   
　　因为，这是一首很杂糅的诗歌，诗句的后面似乎藏着不同时代的迥异声音。南北朝时代落日的余晖，令木兰从军征战的故事，留下长长短短的暗影，一直投射到当代人的书卷旁边。
  
　　《木兰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产物？   
　　木兰为什么姓花？   
　　她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木兰诗》的自相矛盾   
　　翻开《木兰诗》的原文，可见到里边的时代符号错综纠缠，这里先列几个关键词出来——   
　　机杼：木兰在家里织布，后文还有“出郭相扶将”，说明木兰的家是在城市范围内的。这个关键词说明木兰家过着汉人的生产方式，至少是汉化的鲜卑人。   
　　昨夜：这个有意思了，为什么朝廷要在夜间把出征名册通知到户呢？按照我们的生活常识，不应该是白天张大榜公布吗？这恐怕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习了。北方部落，白天出去放牧，夜里才回到部落，所以大事军务，都在夜间通告到户。北魏鲜卑人入中原不久，还应该保持着这一遗习。
  
　　军书：即兵册。北朝时，世兵制过渡到府兵制，军户、士家世代出兵员，父退子继，户口也与民户不同，平时生产、训练，战时出征。北朝和隋初时，这样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于民户，但高于奴婢。隋炀帝时，军户编入民籍，差别消失。
  
　　可汗-天子：诗句里边上一句“可汗”（“可汗大点兵”），下一句“天子”（“归来见天子”），指的都是同一人，就是皇帝，游牧民族称其为“可汗”，汉族称其为“天子”。这样混乱的称呼，应当是因为北魏孝文帝开始强制汉化，不说汉语就不许当公务员，而民间赶紧改口，但改口不久，时时仍要冒出一点“口音”的缘故。据考，一直到隋代，有些鲜卑族的军户还是时有口音的。
  
　　市鞍马：这一段非常奇异。木兰去搜街，买了一大堆装备回来。怪了，为国出征，难道要自带装备？唐代以前，世兵或府兵由国家提供装备、补给，而从唐代起，府兵要自带装备、补给，所以，这一段的描写背景不会早于唐代初期。至于里边东南西北各买一样的写法，叫做互文，形容木兰搜街，跑了很大一圈，很认真地置办装备，为后文木兰能够作战立功进行铺垫。拿到现在，就像老人磨叽月光族的句法：“一天也不懂过日子，今天上五爱买双鞋，明天搁中街买个包儿，后天上网买套衣服，就知道刷卡……”（编者注：五爱市场为沈阳的服装织纺批发集散地，中街则是沈阳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十二：文中三次出现十二，军书是十二卷，策勋是十二转，出征居然也是十二年。这显然是约数。古人习惯以虚数入诗，如三、九、十、十二、千、万等，但十二用得这样频繁，说明隋唐之际，十二是比较被习惯入诗的一个流行的数字。
  
　　黑山：不是辽宁的黑山。有考据称，这里的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   
　　燕山：也不是北京的燕山，而是“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杀虎山”和“燕然山”一代，都是北魏与柔然间大战的著名战场。   
　　策勋：隋开皇初年，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十二级”的戎勋制度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这又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   
　　花黄：即额黄、眉间黄。这种妆扮起源于北周。原来，北周宣帝宇文斌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除了嫔妃宫女，都得“黄眉墨妆”。这说明《木兰诗》产生年代不能早于北周宣帝末年。但，到唐时花黄已不流行了。
  
　　红妆：姐姐欢迎妹妹，“当户理红妆”。红妆是胭脂，属于施粉黛之列，说明这个姐姐又是唐朝人。   
　　这么一分析，就彻底糊涂了：怎么一会儿是这一朝，一会儿是那一代？所以，历代人就《木兰诗》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说它是北魏时创作的，举黑山、燕山的例子；说是唐朝创作的，就举策勋、红妆的例子。
  
　　创作过程的时代真相   
　　作为后人，扑对这些考据精深的古人只好礼貌地说一句：你们一开始就搞错了。   
　　不要忘了，《木兰诗》是一首民歌。最早在南陈时，有个和尚叫智匠，编了一本《古今乐录》，录有“歌辞有《木兰》一曲”。刘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木兰诗》的注解中称“不知起于何代”，意思是没有确切的创作年代。
  
　　北朝同一时期的民歌开头用起兴手法，往往异曲同词，如《折杨柳》中有一首，前面六句是“敕敕何力力，女子当窗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木兰诗》开头的起兴，显然与《折杨柳》同源，再加上诗中的一些关键词和细节，可以证明，《木兰诗》的雏形产生于北朝是无疑的；到南朝梁陈之时曲辞流传到南方，得到记载和整理；到唐朝，有一个叫韦元甫的朔方节度使，在民间又得到这首已经流变了很多年的民歌，再次整理润色出来，很可能还参照了《古今乐录》的版本，于是才有了《木兰诗》最终的版本。
  
　　现代人的歌词里唱“东边牧马，西边放羊”，那么，真实的生活里就不到西边去牧马，不在东边去放羊了吗？这个跟“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样，也都是互文，是趣味化的铺陈。北朝，是性情奔放的年代，女人牧马、放羊、打仗，都是很厉害的，丝毫不让须眉。所以，木兰的故事，应该有很多的个案为其衍生的素材。
  
　　民歌体裁作品的产生、流传、变化和整理完成，一般都要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发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木兰诗》之中杂糅了各个时代的印记，正是这一文学规律的极好注解。
  
　　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比如，假设过几天有人要排一部新戏《明英烈》，有这么个细节：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二人正在圆明园议事，太子过来参见说：老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打猎？
        
第27节：东边牧马，西边放羊(2)         
　　于是五百年后，有专家据此考据，并产生了争议：有专家指出，戏名叫《明英烈》，那么应该是清末的作品；可是有的专家又根据“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这个根本没有史实依据的故事情节，推测这出戏一定拍摄于“戏说”风流行的2000年左右；还有人根据其中“老爸”这个称呼，推测该戏一定产生于用自己的心得说历史、把经典加以碎片化处理的2006年左右……
  
　　文学作品的年代分歧，一般都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诗》也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的“姓”从哪里来   
　　现在说木兰，就是“花木兰”。其实，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她都并不姓“花”。因为诗里没有提到她的姓，所以《大明一统志》中说，木兰姓朱；《大清一统志》则说木兰姓魏。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自徐渭徐文长，他的《四声猿传奇》一口咬定木兰姓花。此说随着清代戏曲的兴盛而在民间得以广泛流行，甚至还敷衍出了木兰的阿爷叫花弧，红妆的阿姊叫花木莲，磨刀的弟弟叫花雄，母亲是花袁氏。
  
　　其实，这都是后人附会的，准确地说，是编的。   
　　木兰是哪里人呢？   
　　这个问题本来没有意义，但在眼下这个连沙和尚都已经被找到故里的时代，木兰的故乡在何处，确实很可能影响所在地的旅游经济，乃至投资项目，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有意义，意义还很迫切。
  
　　过去的说法有——   
　　元朝刘廷直撰《木兰碑》，称木兰是直棣完县人，《完县志》后来的相应记载也支持这种说法。   
　　河南《商丘县志》明确记载，木兰为商丘人（还有后代和祠堂呢），而且木兰生日都有，是农历四月初八。   
　　姚莹《康輶纪行》称木兰是甘肃武威人。   
　　《大清一统志》又以为，木兰为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今亳州市谯城区），这个落实到村一级了，而且也有祠堂。   
　　现在，要让我说，木兰当然是我们东北人！（这当然只是个玩笑罢了。不过也有不是玩笑的成分，木兰是鲜卑人，鲜卑人的故土，则正是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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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1)         
　　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   
　　——《谏太宗十思疏》是应运而生   
　　唐朝是最好的朝代，唐朝是最坏的朝代。   
　　说唐朝好的人，是因为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有李杜元白，有开疆拓土；说唐朝坏的人，是因为有武后干政，有安史之乱，有藩镇割据，有牛李党争，有宦官当权。   
　　观者往往就糊涂了，因为上述两种观点之中，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唐朝。   
　　而这些争议的一个端点，就是唐太宗与魏征的那段对话，以及魏征就此总结出的那篇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它透射出贞观之初，面对有唐一朝可能出现的政治走向，太宗君臣做出了哪些准备，以及出现了什么纰漏。
  
　　魏征这个人，堪称隋唐之际最复杂的人物，有着谜一样的身世和个性。   
　　魏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隋朝度过的，在唐太宗眼中，他不是新朝人物，而是一个隋朝人。   
　　魏征又是一个很有江湖气的人，通王霸之术，有纵横辩才。   
　　魏征从何而来   
　　魏征活了63岁，38岁以前，他都生活在隋朝。与唐初宰相多出自名门、行伍、富豪不同，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史上没有他还俗的记载，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的出家过。
  
　　这中间，小道士魏征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那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谈理论。其中，《鬼谷子》的要旨分为三大版块——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对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甚至跑到敌对双方处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宗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注意力和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适时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若觉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
  
　　《鬼谷子》原本还有第四版块，叫“转丸却乱”，意思是说客辩士是个危险的专业，一句成了，可致卿相之尊；一句坏了，立遭断头之祸。所以，这两章内容主要讲形势险恶时如何转嫁危机保护自己，脱身灭迹，但这两章失传了。苏秦当年靠纵横术合纵关东，身佩六国相印，但最终身死名毁，大概就是因为没有学到这个法门。历代贵胄、人雄，都不屑纵横之术，一是因为自己本身已经有话语权，二是此术危险极大，而且一旦踏入，即不能脱身，堪称政治学领域的“葵花宝典”。
  
　　观魏征一生沉浮事功，变化多端，其秘要实不出于一部《鬼谷子》。   
　　魏征术成出山，最开始给武阳郡丞元宝藏当机要秘书。元宝藏举兵归降枭雄李密，李密对魏征很感兴趣，魏征遂献上十条“取天下”的方略，然而李密没有采纳。后来，李密败落归唐，魏征一时没得重用，于是自告奋勇去山东前线，劝降李密前部将徐世绩（评书里徐懋功的原型）。不久，窦建德来攻，魏征被俘，做了窦的起居舍人（专门掌管机密）。窦建德败亡后，魏征迅速回到唐军，投靠太子李建成，被提升为“太子洗马”——这是一个官衔，其中“洗”读“ｘｕǎｎ”，这个官既不是给太子的马洗澡的，也不用给太子选“马子”，而是专门掌管太子的机密书册，是智囊班子的小头头。（典出吴越时勾践曾为夫差“先马”，做保镖和马倌；《国语》写作“洗马”，故成此称。）
  
　　太有意思了。盘点一下魏征的几任主子：元宝藏投机，李密阴鸷，窦建德雄廓，李渊豪纵，建成狐疑，后来的李世民更深通权术、狠辣好名，最难伺候。   
　　可魏征偏偏能够让自己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视。这只能说明魏征是一个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生存术”大师。   
　　李世民给魏征“无限话语权”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他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当时的宰相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六个人，因为唐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天下政务，长官叫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的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所以，尚书省真正根基深厚的是二十多年担任左仆射的房玄龄。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人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有职则无权，有权则无职，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这几个宰相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岑文本、戴胄都是低头做事的实干家；高士廉、长孙无忌是凭亲贵关系上位，所以只是在其位而已。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作为皇帝，术胜于武，武胜于才，才胜于德，德胜于自知之明。         
第29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2)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也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房玄龄是智者，平素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出言谏阻唐太宗对外用兵过度。唐太宗一见他的折子，立即眼泪就下来了，因为他素知玄龄为人，知道此君谨慎隐忍，上这样的折子，说明他已经自知来日无多了。
  
　　此前，在太宗出征、玄龄留守长安时，有人突然上诉状告房玄龄。房见状不敢处置，赶紧派快马将状子送到军中。太宗看了很满意，就地拟令，把告状者杀了。侯君集是秦王府旧人，但皇帝一直没有放心用他，直到魏征推荐了，太宗才交给侯君集重权。
  
　　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旧人，不同的是，王珪做台面上的事，魏征做台面下的事。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温彦博讨厌魏征，因为他不喜魏征“三姓家奴”的背景。封德彝也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他死后很久，太宗才了解到他的阴谋行为；而魏征死后，他的很多“袖里乾坤”同样被太宗了解，结果，两人的结局都相似：临终时备极哀荣，死后被削夺封赐。
  
　　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而封德彝正是虞世基的死党。
  
　　其实，就是以能吏自居的岑文本，也不掩饰对魏征本人的不满。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征比诸葛亮如何？岑文本说：诸葛亮文武全才，魏征怎能与之相比？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也在现场，他怎么说呢？   
　　“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但实务权柄可就没有这位“孤臣”的份了。   
　　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瞬息万变的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年轻人开始做一件事，这时候一位智者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好好干啊！要认真地准备，顽强地坚持，要把握关键的时机，最后要能够善始善终；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垮了；而且要关心你的家人，要爱他们……
  
　　小伙子用力点点头说：我懂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你问智者：那么，他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智者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对不起，那个我就不能说了。   
　　除了高调，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翻开古来明君忠臣的文辞簿子，里边太多这样的高调和双簧。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作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
  
　　不过，魏征毕竟是魏征，他比一般唱高调者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是一个好人。         
第30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3)         
　　魏征之后为何无魏征   
　　如果唐太宗是明君，鼓励诤臣更是一种体制，那么魏征之后的唐朝，为什么非但没有魏征再出来，反而出现了武则天、来俊臣、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和李辅国？   
　　问题的实质在于，唐朝君臣在处理党争和与外族关系的问题上举止失措，在每一个向下的转折中，都包含了来自这两个弊端的恶化因素。   
　　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水”指的是百姓。可是在高宗、中宗时，百姓并没有起来反对唐朝，为什么李唐的天下却被武则天的周朝所颠覆？武则天可谓李氏家族的“祸水”。可此水毕竟不同彼水。唐朝之灭亡，不是亡于天下人，不是亡于水，而是被自己人搞砸的，水未覆舟而其舟自覆。
  
　　唐初，之所以能够走通很多军政难题，高层分权制和府兵制是两个核心体制优势。   
　　但是，随着党争的加剧和边事连年，这两种体制均遭破坏。   
　　太宗朝东征西讨、兼昧并弱，国土大张。但周边几个强国如吐蕃、南诏、突厥、回纥，包括与西域毗邻的大食，却依然强大，唐朝不得不与这些强大而有敌意的国家保持军事平衡。连年用兵的结果，是与农耕社会完美结合的府兵制遭到破坏，只能使用大量的异族士兵填充漏洞，并放权给藩镇，最终造成国家的外强内弱。
  
　　而在朝廷之上，由于唐太宗没有认识到党争的破坏性，所以防范甚微，甚至搞《氏族志》这样的大项目，来激化党争。   
　　在专制帝国中，皇帝这样的大角色，最希望达成的政府过程是什么？是自己直接指挥那些一线的官吏。所以，古代名君的“美政”事迹里，充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这样的小故事。不过，以中国之大，皇帝想深入基层，泡在下面其实是不合适的，只好抓大看小，而把行政代理权交给自己的臣属。这样，皇帝与权臣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
  
　　但是，作为臣属，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抱负，获取特权，结成朋党是一条捷径。地有南北之分，于是宋朝有蜀党、洛党；人有新旧之别，于是唐朝有牛党、李党。结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唐太宗修《氏族志》，本是想提高自己亲族的地位，不料成了很多大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的缘起；又因为科举取士监督不严，名次可以人为操控，更加剧了朋党的成熟。
  
　　贞观初年，党争还是若隐若现，而到了贞观后期，随着科举士人渐成气候，太宗已经想不“兼听”都难了。党同伐异已经成为了朝臣宰相们秉政、议政的出发点。到高宗时，朋党呈不可遏制的蔓延之势。武则天颠覆李唐江山，正是利用了党争，否则武后一个女流，如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组成“后党”支撑她，武后怎么能那样快速地挖空李氏的政治根基呢？武后专制后，任用酷吏，编订针对《氏族志》的《姓氏录》，也正是为培植自己的党羽。
  
　　一入朋党，则无是非，像魏征那样能够直言的前提也就不再有，皇帝也不会给这样的人“无限话语权”。   
　　偏信一人，则成奸臣；偏信一群，则成奸党。李林甫、杨国忠、李德裕当宰相，都着力减少宰相的数量，把三省议政变成了形式，可直言者就更少了。魏征这样的大臣能够产生的土壤，终于遭到了彻底破坏。唐朝真正倾覆的缘故，即在于此，而这正是当年的李世民和魏征君臣所没有虑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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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渭水那边红一角(1)         
　　渭水那边红一角   
　　——从《阿房宫赋》说说项羽烧了什么   
　　前几日扑看报，看到有不少媒体重头报道了一则大文：《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文中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市文保考古所联合进行的阿房宫遗址考古活动终于结束了。”此次考古活动，阵容庞大，历时5年，得到了什么成果呢？“阿房宫考古队队长李毓芳表示，此次活动基本摸清了阿房宫及其周围秦汉宫室建筑的情况。结论显示，阿房宫只有一座建了一半的前殿。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那些宏大宫室场景的描写，勾勒的是该组宫殿的设计蓝图而已。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闻也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
  
　　一言以蔽之，项羽“火烧阿房宫”的风流罪过，终于可以被我们的考古成果翻案了。   
　　笔者看到这里，不禁疑窦丛生：阿房宫在“文学作品”里的出场，那是指杜牧的《阿房宫赋》无疑了，“历史典籍中那些宏大宫室场景的描写”又是从何说起呢？看秦汉史多年，扑从未见过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算柏杨那个级别的）在著作里有过关于阿房宫的实地“宏大描写”。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闻”倒是可以落实：扑11岁时有幸看过一厚本书，书名即叫做《火烧阿房宫》，写的正是项羽的这段故事。
  
　　不过，那是一部说评书用的话本。   
　　本来无案，何言“翻案”   
　　扑那时还是一个红领巾，但也已经知道话本《火烧阿房宫》是看着玩的，根本不能算历史。   
　　但是，看《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和西安某媒体的相似一篇大文《考古发现“项羽火烧阿房宫”是历史误传》，却让扑额头涔涔汗出：“历史误传”？是哪一本“历史”误传的呢？
  
　　翻开最直观的记载，即《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里边关于阿房宫和项羽破坏关中的记载，没有一处直接称是项羽火烧了阿房宫。从那以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中，没有一家说阿房宫是项羽烧的。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这是直接告诉我们：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如果建成，肯定不会用“阿房”这样一个工程代号名。就像现在建一座体育场，工程名叫“373工程”，体育场建成后，还能叫“373体育场”吗？一般宫殿的命名，都是用吉祥的话。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元殿、含元殿，都包含一种国运长久的吉祥意思。但是，“阿房”是什么意思呢？“阿”的古义是“一个大疙瘩”的意思，大土包，土山冈。“房”呢？是一个大夯土台，筑得像山一样的大夯土台。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也没有提项羽烧阿房宫，而是笼统说烧掉了秦国的宫室。   
　　司马迁极厌恶秦始皇，在《吕不韦列传》中直指嬴政为野种，应该叫吕政。他对秦的记载，都是比较客观的，如果阿房宫这样一座祸国殃民、哗众取宠的“奇迹”建筑真地建成了，他能不直书笔下吗？《史记》之后的所有正史本文，也都没有“阿房宫建成后被项羽烧掉”的记载。
  
　　而《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主要引用来证明“有此一说”的《水经注》、《三辅旧事》和《三辅黄图》，都是一些什么级别的史料，其中又是如何讲说与阿房宫有关的事情的呢？
  
　　《水经注?渭水》中说，“为了预防刺客，秦始皇让人用磁石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这样身怀利刃的刺客经过此地时就会被发现。”须知，郦道元作的《水经注》，是一部军事地理学专著。他搜集材料的原则，是只要与历史、地理、军事相关，全部加以搜集记载——用磁石建造宫门，这是典型的志怪小说、笔记的套路。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一座宫殿是用磁石建造宫门的。首先，皇帝自己的仪仗卫队都要装备武器、盔甲，他们过磁石门怎么办？其次，秦朝时主要的兵器还是青铜合金制成的，用磁石没有效果。
  
　　《三辅旧事》则说，秦始皇将东方六国的兵器收集起来，铸造成12个铜人，安置在阿房宫门口，作为显赫功绩的象征。《三辅旧事》本身是笔记小说，而且“金人十二”的落成地点，向来有多种说法，“安置在阿房宫门口”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况且作为附属雕塑的铜人真的落成，也并不能证明宫殿本身就建成了，这是常识。
  
　　《三辅黄图》是成于魏晋的一部讲关中地理、城阙、风水的书，而且书中还明确说：秦始皇的高曾祖父惠文王就已经开始建阿房宫，秦始皇只是对这一工程进行了扩建，始皇三十八年七月，阿房宫还没建成，他便驾崩了。秦二世征调修建阿房宫的七十万囚徒到临潼的骊山修建始皇陵，阿房宫工程就暂时中止。《三辅黄图》的记载均引二手材料，组织颇为杂乱，有前后抵牾之处，不足为据。
        
第32节：渭水那边红一角(2)         
　　秦二世元年四月，二世皇帝回到咸阳。《汉书》说他“复起阿房”，但是那一年天下大乱，工程即宣告停止。   
　　以上，没有一条可靠证据或说法能切实证明“阿房宫建成，但被项羽烧掉”这个说法，可见，项羽头上从来没有“火烧”的冤案，没有“历史误传”，更无所谓“翻案”“澄清”的任何必要。
  
　　难道《火烧阿房宫》这样的评书也算“案”吗？《阿房宫赋》本身是一篇文学作品，能作为史料依据吗？历时5年，耗费人力物力无数，耗费国家经费无数，就是围绕着一个假命题转圈，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只证明了史学界已有的共识，真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看来，如果有人说圆明园是日本鬼子烧的，我们的大队人马也去考察一番，回来告诉我们说：“圆明园不是日本鬼子烧的，是英法联军烧的。”如果扑号称在南湖公园拍到一只霸王龙的照片，大队人马也去考察一番，回来写报告说：“那不是一只霸王龙，而是一张华南虎的年画。”
   
　　这样下去，《童林传》《葵花宝典》《九阴真经》的真实性都需要去考察了，“五鼠闹东京”“怪侠一枝梅”是不是也要立项去调研呢？   
　　项羽到底烧了什么   
　　既然正经的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过建成的阿房宫被项羽烧掉，那么项羽在进入关中称“西楚霸王”时，究竟烧掉了什么呢？   
　　在近来的一些地摊历史读物中，有人把“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作为项羽烧阿房宫的根据，理由是以咸阳秦宫室的规模，不可能烧三个月之久，半个月也就烧光了，阿房宫规模大，才够烧三个月的。
  
　　这当然是掰手指头算数的蠢想法。   
　　翻开与秦代宫室同为木结构的明朝宫殿的失火纪录——明宫三大殿因为缺乏避雷设计，防火不力，曾经三次遭遇“天火”，分别是永乐十八年，雷火烧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又烧了，这次规模更大，延烧到奉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三殿二楼十五门俱焚。这次大火后，三殿到嘉靖四十一年才重新建成，改名皇极、中极、建极三殿；万历二十五年，“三殿又灾”，延烧乾清、坤宁两宫。这三次天火，都烧了多长时间呢？没有一次的火情超过七天，但均造成惨重损失，主体建筑化为灰烬——须知明宫起火是天灾，有人救；项羽烧秦宫，是人为有组织纵火。所以，秦宫火的时间，不可能比明宫火的时间还长。
  
　　需要强调的是，项羽并非不分青红皂白而只知放火的野蛮人，他对关中地区的破坏，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天下诸侯、将领都进入关中，如果项羽一把火将宫殿全烧了，项羽、刘邦以及诸侯、大将们住在哪里呢？项羽是在野地里分封天下、建立霸业的吗？显然不可能，他们在分封结束前，都是住在宫室里的。
  
　　那又为什么“火三月不灭”呢？   
　　这要从项羽和刘邦的恩怨说起。   
　　在前面的《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那一篇中，我们知道了刘项相约攻秦，有“先入关中者，在关中称王”的约定。结果，刘邦虽先入关，但因为他实力远逊于项羽，所以只好在鸿门宴上雌伏，把关中拱手让给项羽。项羽主持天下诸侯的重新分封，自称西楚霸王，而封刘邦为汉王，将其领地限制在汉中和巴蜀。
  
　　项羽当时已经默认刘邦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所以，对有可能成为刘邦前沿基地的关中，进行了战略破坏，其后，又把三个秦国的降将封在关中为王（所以，后来关中又称“三秦”），以阻塞刘邦重新出关进入中原。
  
　　既然封了三秦，为什么项羽还要破坏关中呢？   
　　原因有三：首先，秦楚世仇，楚人非常痛恨秦人；其次，各地诸侯的军队随项羽入关，项羽想犒赏、拉拢他们，又不愿自己破费，索性慷秦人之慨，纵容众军抢掠秦人的财产；最后，项羽虽然把刘邦限制在汉中，但清楚秦三降将根本无法抵挡刘邦重出江湖，只能延缓一下刘邦的脚步，所以，项羽仍要破坏关中的战争潜力，以免给刘邦留下翻身的砝码。
        
第33节：渭水那边红一角(3)         
　　那么，项羽究竟烧的是什么呢？他烧的是秦国的宫殿、宗庙、陵寝（外部）、府库、木材场、战略物资和皇家图书馆。   
　　这些地方，有些是项羽直接烧掉的，比如皇家图书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治绩”之一，就是废止六国的文字，而以秦国文字为惟一通行的官方文字，此即所谓“书同文字”。后人说项羽是“文盲”，就是指他不识秦文，其实，他是识楚文的。对于这样的地方，在项羽眼中毫无价值（况且有价值的天下地形图、户口总籍、府库分布图等已经都被萧何顺走了），干脆烧掉。
  
　　而府库与宫殿，项羽则是一部分一部分烧掉的，就是先统一封闭好，然后逐次抢掠，抢空一处烧掉一处，最后军队全部撤出关中时，再把暂时居住的宫殿也烧毁掉——只有这样，才能大火烧三个月不绝。
  
　　再有，就是阿房宫的工地和为建造阿房宫囤积木料的大木材场。阿房宫虽然远未建成，但材料已经齐备。古人营造工程，必先备好主料，然后根据主料的规格、强度设计殿宇，阿房宫北临渭水，主料即从渭水上运来并囤积在一些专用场地之中，“蜀山兀”了，但还没有“阿房出”。项羽的入关烧杀，即在这个当口。阿房宫工地上的木料和木材场中的上好木材，都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项羽必须把它们毁掉——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也算是烧了阿房宫——当然，项羽烧掉的是阿房宫工程的底子和营造木材。所以，渭水之南确实是起火了，但却不是什么大火，只能算是“渭水那边红一角”。
  
　　杜牧为什么写《阿房宫赋》   
　　杜牧在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写《阿房宫赋》时，只有23岁。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劝谏年少只知逸乐营造的唐敬宗，要吸取秦朝败亡的教训。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后来，唐敬宗被人在宫廷中行刺杀死，唐文宗即位。新皇帝崇尚勤政、简朴，小杜的这篇赋因而受到关注。当时的太学博士吴武陵读罢击掌称好，甚至跑去向主考官登门直荐。杜牧也因此顺利登科。
  
　　但杜牧写作《阿房宫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炫耀自己的才华。   
　　杜牧的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加上杜牧本人又是文学天才，所以，他的诗赋文章，除去词采出众、典故林列之外，在见解上往往也要显得高人一等。
  
　　在杜牧以前，没有人专就阿房宫的题材写赋，因为阿房宫是个“假命题”。但杜牧就敢自开天地，无中生有，做了这篇《阿房宫赋》。   
　　他是如何无中生有的呢？   
　　杜牧有家学，又有才情，他写文章，写咏史的诗赋，其中往往有一个关节：想必。   
　　想必，就是根据已有事实，做合理的文学推断。看看他那首著名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就是“想必”。杜牧的意思是，曹操父子均为好色之徒，若打破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两人恐怕要危险。史料记载，曹操曾霸占了秦宜禄妻、张绣叔叔的遗孀，曹丕霸占了袁熙的老婆甄氏（当时袁熙还活着）；刘备拿下益州，娶了同宗的遗孀为后；司马氏平灭蜀汉、孙吴，也把两国的后宫，纳为己有。这是当时的风气。所以，曹操打破江东，二乔的命运还真很难说。诗中“二乔”的说法即来自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一句：“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91;蝀。”于是曹操就被增添了一桩风流罪过。其实，曹植本来的意思是描写当时铜雀台上的两座桥，但因为杜牧的诗太有名，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就让里边的诸葛亮把“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91;蝀”这句偷偷改成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以激怒小乔的丈夫周瑜。
  
　　在《阿房宫赋》上，杜牧也是利用了“想必”的手法，他本人是唐代京兆万年（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人，住得离阿房宫地基遗址不远，非常熟悉当地的地貌，所以，他可以想象出“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这样如临其境的场面。又因为记载中的阿房宫规划，是覆建在山上，依据山势设计，所以，他据此想象出“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景象——“气候不齐”不是指因为宫殿太大而在其中分出了气候带，而是殿宇群分布在山上、山下、山南、山北的不同地方，所以其温度、阴晴不同。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这些描写的依据，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複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的记载。每打破一国，就仿照该国王宫在咸阳重新建起新宫殿，这确实也是很奢靡的举动。不过那句“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就有些露怯了，因为以秦朝的建筑工艺，还远远达不到“钩心斗角”的精度，在隋唐时，工匠们才开始有这样的手段。
  
　　《阿房宫赋》想象得如此合理、逼真，所以后世有些人受了杜牧的“蒙蔽”，便以为此宫真的曾经建成过了，项羽的“火烧阿房宫”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敷衍出这么一桩历史公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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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1)           
　　柳河东的边城故事   
　——《捕蛇者说》里外全是血泪   
　　中学课本里的《捕蛇者说》，是中唐柳宗元（郡望河东，故世称柳河东）写于元和年间的讽喻名篇。当年每览斯文，扑常感慨“捕蛇者”的时代，实在已经是专制王朝末世的景象，柳宗元忠臣被放，感慨天南，所见茫茫，于是愤然命笔，写下这血泣之作——这是揭露了封建社会黑暗残暴统治的一篇战斗性的实录。
  
　　后来偶翻史书，看到柳宗元的身世，与唐朝元和年间的故事人物，扑才知道柳的愤懑背后，还有很深的曲折，而元和时的社会，也并不是连一点点的希望和精英都没有了。   
　　当时人物   
　　恰恰相反，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人物辈出，文章繁盛。知名将相如王叔文、杜佑、李绛、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李愬、令狐楚等，诗文名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白居易、元稹，前后提携相望，呈龙腾虎跃之势。
  
　　柳宗元中进士，与刘禹锡同年；入朝为官，与韩愈为搭档。其中，柳尤其跟刘禹锡一样是少年登科（柳比刘小一岁），所以惺惺相惜，共谋进退。柳、刘才名重于当时，书生意气，好发议论，褒贬无遗。当时，德宗皇帝已经到暮年，太子李诵一派逐渐成气候，东宫的班子带头人王叔文、王伾组织“影子内阁”，柳、刘一同入选，二王很看好他们，“欲大用”。
  
　　公元805年正月，德宗病死，传位于太子李诵，改元永贞，是为顺宗。但是，史载德宗临死想见太子一面而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太子病得比他还厉害。李诵一直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瘫痪，身体非常差，躺着继承了皇位之后，也只是挺着精神被扶出来跟臣民见了一面，然后又回内宫养病去了。于是，朝政大权落入王叔文、王伾之手。二王遂拿出早已拟定的改革方案，减税役、削藩镇、打击宦官，着手对当时的诸多弊政来一次大清理。
  
　　在这场很突兀的改革中，柳、刘二人冲在最前线，参与机密，弹劾人物，风光一时。柳宗元后来总结，当时的自己“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乎大阨。”   
　　他们的这场永贞改革，却注定要失败，因为支持改革的皇帝气息奄奄，根本无力控制内廷，使得本来在德宗朝就很跋扈的宦官，处于无人羁縻的状态。当宦官集团感觉二王的改革将要削夺他们的权益时，宦官便开始向外廷来寻求同盟。此时，在朝廷上，德宗朝的大官僚对王叔文的改革持观望态度，而在个人上，则对二王及其周边靠科举出头，而出身寒门的柳、刘等人极为反感。所以，宦官的橄榄枝一伸过来，这边立即接洽。
  
　　他们的办法，是撤除王叔文系统的权力基础——唐顺宗。永贞元年八月，宦官与朝臣合力，强迫顺宗禅皇位于太子李纯，改元元和，是为宪宗。   
　　太上皇的病榻刚刚被抬出皇宫，二王系统即遭清算，王叔文、王伾和柳、刘等八位主要改革派全部被贬逐到外地。因为那八人同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闲职），所以，此事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刘禹锡的风光日子，算来只有一百四十六天，却要换来后边十几年的失意光阴。柳宗元最初被贬为治所偏远的邵州刺史（在现在的湖南中西部），收拾行囊，带上老母妻儿，即日上路。
        
第35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2)         
　　这个失意的人即将赶到邵州的时候，有新诏书快马追来，大意如下：你辛苦了，不过你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因为你已经改任永州司马，那里山水不错，你要注意身体呀。钦此。
  
　　柳宗元在驿站写了很多封信，给所有能够搭上边的在位者都写信了，求大家放自己一马，但是直到花也谢了，柳宗元都没有收到好消息。对他们几个，朝廷的政策是“虽赦不用”，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减轻这几个人的罪名，案底更是永远不销的了。
  
　　天南有雪   
　　柳宗元就这样来到了永州。   
　　永州地处现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地接南岭北麓，荒僻无人，离当时的南诏国已经不远。   
　　柳宗元一家到永州后，连住所都没有，后来求得一个和尚的帮忙，在寺庙里寄宿。由于路途颠簸，加上水土不服，到永州未及半载，柳的老母卢氏便辞世了。   
　　个人的遭际，家人的离去，令年轻的柳宗元无比愤懑，向着寥廓的楚天，蛮荒的大地，他发出呼喊：苍天啊苍天，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人间的冤情吗？！   
　　也许苍天有眼。   
　　于是，下雪了。   
　　唐朝时中国的气候，比现在还要暖和，在靠近岭南的地方，能够下雪已经是罕有，而柳宗元初到永州所遭遇的那次大雪，更是下得胡天胡地。山岭、江河、人家全被雪盖，数个州地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异境之中。这些地方人家里养的狗，一生都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雪，以为冰河时代重新来临，人类文明即将灭亡，于是昼夜狂吠，四处奔窜。这个景象被柳宗元在文章里纪录，就是成语“粤犬吠雪”的由来。
  
　　身处偏远的江湖，又见雪落，柳宗元的心境可以想见，在千余年前，还有一个人也与他相似，那就是同样被放逐的屈原，屈原在《涉江》里也写了这样悲戚的雪野：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   
　　在大雪中，柳宗元悄然离开栖身的寺庙，离开村镇，离开人声和犬吠，很久，很远，到了荒野深处，到了潇水之滨，坐下，良久。他作了一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有一种等待叫做荒凉。   
　　上来就引“绝”“灭”入诗，这在唐诗里很少见。不过，下面竟出来一个钓翁，说明在这一派肃杀之中，其实还是有生机和守望存在的。在古时，如果你在荒山野浒之间，看见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在那里垂钓，千万不要贸然上去打扰或者问路，因为那如果不是性情古怪的绝世高手，就是等待转机的失意政客，招惹他们，会被扁得很惨。
  
　　以钓翁自况的柳宗元，不是去投水的，他还在等一个人的消息，如果这个人的境遇有了转机，抑或说句话，搏一下，也许自己还有希望。   
　　江南春来早，南岭春更早，倏忽几月过去，雪融梅出，大地一片葱茏。冷落中的柳宗元终于等来了那个人的消息。   
　　那个人就是太上皇李诵。   
　　消息的内容却很简单：他驾崩了。   
　　《捕蛇者说》就写在这个时候。   
　　文中提到的“异蛇”，就是五步蛇，又名祁蛇、蕲蛇、白花蛇等，这种蛇有剧毒，最凶的时候一次可以咬死四个成年人。朝廷征集这种蛇干什么呢？为皇上治疗瘫痪。对献蛇者，朝廷有什么回报呢？
  
　　抵当税役。   
　　当时施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此法初衷是减免农人租税，但施行后多被钻漏洞，甚至被下面公然废置。两税之外，名目极繁，民不堪命，所以朝廷征蛇，永州之人竟然“争奔走焉”。永贞改革，一大项目就是要改革“两税法”，所以，柳宗元在文中，毫不隐讳“赋敛之毒有甚是蛇”。
  
　　那么，顺宗已经死了，朝廷没有必要再征蛇，“专其利”的蒋氏将命运如何呢？可想而知。   
　　所以，柳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哀挽死去的李诵，虽然这挽意已经很轻很淡，就像方鸿渐在月下亭中柱后，吻苏小姐嘴唇的那一下。   
　　元和教训   
　　柳宗元在永州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中，朝廷怎么样了？那里是不是奸臣当道、一片狼藉呢？         
第36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3)         
　　不是。   
　　朝廷上热闹得很，宪宗上台后，任用了一批能臣，整顿吏治，削藩整军，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一个逐臣而言，最痛苦的不是自己被贬后朝局黑暗，每况愈下，而是撇了自己后，人家反而干得更好，自己却在冷落中徒有羡鱼之情，彻底断绝了回归的希望与自持的理由。
  
　　那钓翁干脆投水了，在柳河东的心里。   
　　不料元和十年头上，事情突然有了转机。重臣裴度为当年的八司马向皇上求情，说这些人在江湖险恶之处，已经改造了这么多年，对于本朝仁化，已经深为感动，如今这些人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境遇很悲惨，皇上英明神武，德政被于万方，也应该赏他们点阳光，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宪宗心一软，想这几个人也确实被整得太惨了，便点头说：让他们先回京，观察观察……   
　　于是，柳、刘几个人在五湖四海的地方一起收拾行囊，又回到了长安的繁华之中聚首。   
　　按皇上的想象，这几个家伙改造了这么多年，应该是一个个满身晦气，变得低眉顺眼，口僵手颤。到时候哀其衰朽，给他们几个京官的闲职，比如挂个图书馆副馆长什么的，容他们养养老，遛遛鸟就得了。
  
　　但这几个人的政治能量，郁积了这么多年，虽然已经有些变质，但味道仍然很足，加上深冬乍暖，以为惊蛰，不免有些得意忘形，于是吟诗唱和，迎来送往，门庭若市，时为一景。
  
　　彻底把事情搞砸的，是刘禹锡。据有些记载，刘禹锡的祖上是匈奴人，所以，这人不光有才情，体质也出奇好，在朗州的“陋室”里憋了10年，一回长安，就恢复玩家本色。当时流行到长安郊外的玄都观赏桃花，士女辐辏，冠盖云集，刘禹锡听说，心一痒，也邀众人去了。
  
　　留连花下，老刘诗情涌动，不能自已，折扇轻挥，指点桃枝，脑交战，作诗一首：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以刘诗名之盛，此作立刻传遍长安，引起一片哗然：原来我们这些新贵，都是你这位刘郎走之后“栽”的呀，那么，刘郎如今回来了，又想干什么？   
　　当时，身为名臣的另一个宰相武元衡，本人也是大诗人，听了这首诗，冷冷一笑。   
　　很快，新的任命下来，刘禹锡改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柳宗元改柳州刺史（今广西柳州），其余几个，也同样是升为正职，但治所更加偏远，再远就出国了。其中，刘禹锡的播州最为偏远，听说当时基本还是土著人出没的原始森林。柳宗元激于仗义，主动提出与刘禹锡交换贬所，他的理由是：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刘禹锡的老母却还在堂，望陛下本着上天好生之德，同意我们的交换。
  
　　不久，上边也觉得刘禹锡的事有些过分了，于是将他改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不久调任夔州（今重庆奉节）。   
　　但这位刘禹锡仍没有改造好。12年后，已经经历三朝的他，重新被起用，回长安再游玄都观。见已经是一片调零，诗人兴致却不减当年，写道：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郎回来了，可是柳郎没有回来。柳宗元，一代文豪，47岁，已经死在元和年间，柳州任上。   
　　柳宗元在柳州施行善政，移风易俗，修桥铺路，兴学打井，植树造林，孜孜不倦。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好官。   
　　可好事偏偏没有他的份。   
　　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刘禹锡，将自己的遗稿托付给他，由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这是区区一个柳宗元的悲剧吗？不是，这是整个元和年间的士林悲剧，是整个王朝的悲剧——有智有德者，因为党争的缘故，在江湖之中宛转死去；本来有机遇强大起来的国家机器，却因为朝局的内耗而失去了时间；皇帝领着大家玩弄党争，把龙腾虎跃变成了龙争虎斗。等藩镇的势力巩固、宦官的根基已深，则朝臣们已经沉溺于争斗，而忘记了时代的使命。
  
　　元和三年，柳宗元在永州挥泪写《捕蛇者说》，刘禹锡在朗州润色《陋室铭》，杜牧在扬州泡妞，李商隐在令狐楚家里上骈文补课班。时为宰相的李吉甫，以对付二王八司马的余威，斥退了两个妄议时政的小人物，并批示：此二人不得重用。这两个人因此深恨李吉甫，不过他们吸取了八司马的教训，而是隐忍待发，悄悄离开了长安。
  
　　李吉甫又一次胜利了，施施然入宫禀告皇上，说朝局已经太平。   
　　在灯下，君臣相视而笑。   
　　但是，巨大的阴影已经在月光中滋长，并开始笼罩帝国的前程。   
　　出京的两个人，一个叫牛僧孺，一个叫李宗闵。   
　　而李吉甫的儿子，大家也很熟悉，他叫李德裕。   
　　将唐朝的国家机器彻底带入死路的牛李党争，恰在这时种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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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1)         
　　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   
　　扑前日乱翻书，拿过曾畅销一时的《于丹〈论语〉心得》，看到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前面的几行引言中间，有这样一段很耐人寻味的立论：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第一感觉，就是这话肯定不是于丹自己写上，而是该书编辑的续貂之笔——如果翻开相关史籍，你会很明晰地看到，首先，赵普说没说过类似的话，都很成疑问；其次，即使野史上记载的“赵普说”是真的，从语境判断，也根本不是讲《论语》的好话；最后，鉴于宋朝开国的特殊情况，严格地界定的话，赵普并不能算“宋代开国宰相”。
  
　　以于丹教授在众多读者心中定位的水平判断，她应该不会犯这样“路边说书”级别的常识性错误。   
　　首先说说赵普的“身份问题”。   
　　要说某人是“开国宰相”，此人起码得在“开国”时确实担任了宰相，并主持建立了本朝的朝纲体制，而且得连续执政相当一段时间。符合这几项条件，才能算开国宰相，比如萧何，从刘邦建汉起一直担任相国，并建立了一系列新朝体制，后来曹参继任，遂得以“萧规曹随”。按同样的标准，曹参、陈平不能算西汉的开国丞相，诸葛亮算蜀汉的开国丞相，房、杜两人算唐朝开国宰相，因“胡案”导致宰相制度废除的胡惟庸，不能算明朝开国宰相。
  
　　翻开赵普的履历表：在后周时代，他一直是大将赵匡胤的主要幕僚，给赵出谋划策，但“陈桥兵变”赵氏黄袍加身之后，篡窃了后周政权的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后升为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够资格例行参与国务会议，相当于宰相的级别了。而且，因为赵普对政事生疏，还闹出了一连串职责、公文方面的笑话，亏得王弟赵光义出面，数次出头帮他缓解尴尬、收拾残局。
  
　　原来，因为出身小吏，赵普幼时起就学问荒疏，属于典型的办事能力强、理论水平低的干部。一度，连军伍出身的“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宋太祖，都觉得赵普的政策根底太浅薄，常劝他多读书，“要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开国时不用赵普为相，主要也是赵匡胤认准赵普只能干实事，不能谋全局，难以胜任主持新朝建制的工作。所以，直到形势非常稳定了，新朝的体制运行得差不多了，太祖才让赵普坐上宰相的位置。
  
　　赵普长期做幕后工作，熟于吏事，专擅权谋，是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谋主，但终于当上宰相后，他器量不足、目无全局、公私不分、揽权倾轧的毛病暴露无遗，甚至有一次还被宋太祖抓了个现行——
  
　　原来，宋太祖这个人对大臣常常不放心，动不动就搞“家访”。尤其是他听说赵普曾经把有些大臣说自己坏话的奏折，直接点炉子生火的八卦传闻之后，他就非常想到赵普家去看看。
        
第38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2)         
　　于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宋太祖不宣而至，进了赵府大院。赵家正在吃饭，听到外边通报圣驾到了，赶紧抹抹嘴出来接驾。宋太祖扶起赵普，正待寒暄，眼角的余光却看见西边廊下的阴影里，一字摆开，有十个坛子，坛子风尘仆仆，但工艺精美，一看就是江南之物。
  
　　皇上背着手，在院子里转了几圈，终于忍不住问赵普：你们看，那西边的走廊下，是不是有几个坛子啊？   
　　赵普低头道：是有几个坛子。   
　　皇上朝坛子越走越近问：这十个坛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海产。   
　　皇上俯身摩挲着一个坛子：哪里来的海产啊？   
　　……吴越王钱俶刚送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   
　　皇上用力晃了晃坛子：收的什么海产啊？大老远送来的。   
　　臣不知道。   
　　皇上背着手回到院子中央：打开尝尝。   
　　皇上的随员费力搬过坛子，好容易开开了，坛子里上面铺着一层海产，下面满满的全是金元宝。   
　　皇上转身就走，临出门，回头看了一眼还跪着的赵普一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武夫……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上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因为赵普不是读书人，不是书生。   
　　其实，赵普也不算说假话，因为海参、海带是海产，珍珠、珊瑚也是海产，金子说不定也是从海底沉船中捞出来的。   
　　宋太祖从此就不信任赵普了，所以后者在太祖、太宗两朝数起数落，没有能够连续秉政。   
　　话说回来，《于丹〈论语〉心得》里之所以硬把“宋代开国宰相”的名头安在赵普头上，其实是想暗示读者：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的赵普，分量如何之高，甚至两宋四百多年的根基，也有“半部《论语》”的功劳在里边。可惜的是，赵普擅长的权谋之术恰恰是儒家所不齿的。
  
　　堪称实干家的赵普，更是阴谋家，除了策划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后来还有别的表现。赵光义“烛影斧声”弑兄夺位，当时已经被太祖贬斥在外的赵普为了讨好赵光义，编造了一个“金匮之盟”的鬼话，声称据他现场看到，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临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
  
　　而且，他还伪造了一份“誓书”。   
　　因为死无对证，所以赵普编造的故事为太宗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立刻换取了自己的第二个宰相任期。但，此阴谋因为过于拙劣，在宋代就被世人识破，赵普之为人因而深为后人所鄙。
  
　　那么，“赵普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这句话强调了两点认识。一是，《论语》实在了得，是“治天下”的无上秘法，武侠小说写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七成功力就可以傲睨群雄；赵普每天在家读《论语》，五成造诣就能把天下治理得“庶几乎”。
  
　　二，赵普是非常厉害的经学大师，功力深不可测，估计也写过《赵普〈论语〉心得》之类的著作。古人形容学识深厚称“学富五车”，赵普显然更厉害，刚倒完五车，又来了五车，还没有来得及倒，在宋太祖太宗两朝当宰相就足够了。
  
　　可惜这两点认识，既不符合史实，也经不起事理推敲。   
　　翻开《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当年，皇上嫌老赵书读得少，说话办事不讲究，赵普“知耻后读”，在家常闷头作“看东西”状，一坐就是一天，他死后家人好奇地打开书箱，发现里边只有一部《论语》。
  
　　《论语》全书只有二十篇，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半日就可以读完，所以不能由此记载，断定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   
　　正史不见“半部”说法，查《赵普神道碑》也没有，于是，扑去翻野史笔记。   
　　南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这段话下面，有作者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第39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3)         
　　再就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再往后的都是转载这两个版本。但是，《宋史》是元朝人编纂的，后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史书是突击完成的，选材不严，贪多务得，门槛过低，连很多野史笔记也照录，但即使这样一部书，也没有采用“半部《论语》”的记载。
  
　　假设野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那赵普的话也说得言不由衷，更显然很有点献媚成分在里边——   
　　“治天下”是很严肃、很复杂的，用《论语》里边并不系统的理念，作为某些事务的指导原则，还嫌不足，偏要突出“半部”，有些太搬弄造作了。李敖曾经写道：“《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说“定天下”更荒唐。赵普曾长期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军务高参），他用来辅佐赵匡胤“定天下”的（其实是“篡天下”），恰恰是谋略变通之术，在《论语》见不到，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那些小故事里也是见不到的。
  
　　敢说自己用《论语》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赵普一人。连中学生都知道，赵家的天下不是从正路上取得的，《论语》里哪条是教唆阴谋家们发动兵变的呢？赵普的政治履历，正可以用来作为提倡“君君臣臣”的《论语》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为这话说得不合事理，所以关于这话是否真为赵普所说，历代质疑者不绝——北宋上承五代，那是军阀混战，军人习惯了搞政变的时代，所以，宋代开国的国策是重文轻武，大力推重读书人，到范仲淹的时代，宋朝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历朝历代。我们现在说宋朝人写诗有学究气，宋朝人还嘲笑唐朝人的诗写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这样说：本朝开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时受的教育，所以，连赵普那样《论语》都读不全的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为《论语》在那时候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教材。
  
　　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个说法却在南宋时成了定论。当时程朱理学兴盛，朱熹着力拔高《论语》，该书被理学家们抬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认为《论语》里一句，顶别的书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论语》”的故事附会到了曾跟《论语》沾边的赵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论》《鹤林玉露》里边的“记载”大概来自这个需要。这和后世商家的“启发式炒作”有些类似了。
  
　　我们的畅销书“以言取人”，引之为据，这是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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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1)         
　　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   
　　——说说《岳阳楼记》里的三层利害   
　　古人的文章，写出来了并能够流传天下的，有的是用来明道，有的是用来言情，而华丽媚众之作并不多。此类所谓“言之有物”的好文章里，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内之物。而像《岳阳楼记》这样兼统内外、动心见性的文字，实在有细读的必要，因为学做文章，仅仅背诵和炫耀是不够的，关键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来，对于《岳阳楼记》的解析，总是过多地强调字里行间的华美音阶和表层含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现状。当代人学习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写文章时的处境，了解他的难处，才会洞见他提笔的可贵和经营的心思。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本人正处在一个失势后很艰难的状态。这时候，被贬谪的同党滕宗谅（即滕子京）让他写序，其实是出了个难题。没想到，范仲淹这篇文字写得读来磊磊落落，里边余味却曲曲折折，实在是可以兴邦祛厄的大手笔。
  
　　范滕之间的渊源   
　　范仲淹这个人，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他少年苦读，中进士授官后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得到晏殊的推荐，入朝当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专权的太后而被贬。   
　　后来几经沉浮，范仲淹临危受命，又到西北对西夏作战的前线督军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强盛，内有暴动乱民，中央财政紧张，朝廷陷入危机，范仲淹跟韩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为副相。庆历三年，仁宗急切垂询富国强兵之法，范仲淹遂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时亦提出相应策略，仁宗也就采纳了。
  
　　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遇内外巨大阻力。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为朋党，外贬地方，韩琦、欧阳修上疏帮其辩驳，很快被外放。还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与范富曾有渊源的，也受株连而先后被贬，比如苏舜钦。
  
　　范仲淹在受托写《岳阳楼记》时，正是庆历六年年中，他被贬放到邓州后，言行上受着朝廷里守旧党人高度的“关照”。而这当口，他突然收到老部下滕宗谅写来的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说岳州（即文中说的巴陵郡）胜景岳阳楼已经在六月重修完毕，希望他给做一篇文章，好刻在新楼之上。
  
　　这个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同一年举进士），早在范仲淹仕途初起，在泰州任西溪盐官时，滕就是范的搭档。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造福当地，滕与他文武相济、合作愉快。后来，范得到擢升，也一直不忘提携滕宗谅。范在西北守边时，几度形势危急，都是滕便宜权变，助范渡过难关，所以，范仲淹入朝为相后，推荐滕出任边境地区的兵马总督兼当地知州。滕宗谅施展文韬武略，正待大干一场，不料朝廷那边却有人盯上了他。
  
　　原来，庆历三年新政颁布后，守旧派一直在找机会整倒范仲淹。但，范清廉正直，朋友很多，而且是地方上干上去的，有功于国，根基深厚，除了有时喜欢自我标榜一下——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的风气——没有什么破绽可挖。于是，守旧派便从他身边人和老部下入手。滕宗谅是范仲淹死党，又在范发迹的地方任职，收拾了他，既令范少了一个外援，更可以给范的政绩抹黑，可谓一石两鸟。偏偏，滕又是一个行事粗豪、性情自负、锋芒毕露的人，做人处事的漏洞很多，加上范、滕在边地与强敌周旋，少不得有些杀伐决断、冒支公款的事情，滕宗谅每每做过这样的事，便把纪录和账本烧掉，如此则事发之后，祸患不至于波及范仲淹，但他却也只好自己一人背锅了。
  
　　于是，庆历四年初，御史们以“擅行边事”之类罪名纠弹滕宗谅时，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多方保他，他也还是被贬职，到岳州当知州去了。第二年，他听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被外放，新政被皇上彻底抛弃，感觉再无翻身之日，于是在岳州主持重修了名胜岳阳楼。
  
　　所以，滕宗谅重修岳阳楼，并不是什么“盛事”，而是有很多意气的成分在里边。据记载，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庆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
  
　　滕宗谅的言行，当然在朝廷守旧派的掌握之中。滕写的《与范经略求记书》落到范仲淹手里后，范如何应对这个难题，就更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了——他若不写，则是示弱，而令新政党人气沮；写得不谨慎，语带怨尤，或被人提炼出对朝廷不满的意思，又立即会招致横祸。
  
　　在这种情境下，范仲淹动笔了。   
　　文章里的几层利害   
　　退下相位后买了千顷良田防老的范仲淹，在这篇文章里，落笔每一个字都带着心思。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文章第一段看似平铺直叙，但如果你觉得这真是为了走通格式的铺叙，那就错了。第一句说滕宗谅“谪守”是“抑”，下一句“通”“和”“废”“兴”又成了“扬”。一抑四扬，这是什么？这是宰相声调，是失意的老范鳞甲微露，却又不落痕迹，只是轻轻一下，马上又转到修楼话题上，因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宗谅才“重修岳阳楼”，是锦上添花，不是劳民伤财、无中生有的形象工程，这就给滕的做法定了性，也给全文定了调子。如果没有这些，范仲淹的这篇文字在朝廷眼中，性质就相当于下战书了。
        
第41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2)         
　　下面的文字里边，范表达了他对三个层次的利害关系的认识。   
　　首先，亮出自己的相才。   
　　相才是什么？是包容与设计的才能。世事洞明，成竹在胸，进退自如，可荤可素，是为相才。   
　　旁人写《岳阳楼记》，少不得要铺陈岳阳楼、洞庭湖以及岳州的名胜、人物。范起笔就不是这样，他把自己的视角，设在一个虚拟的高度：不仅洞庭，而且岳阳楼，甚至整个岳州，都在他的俯瞰之下，他视野的极限，达到巫峡、潇湘。如此壮观的江山，在范的笔下不过是个笔下他世界，纸上小乾坤。
  
　　这是对空间的掌握，是玩物。   
　　然后，“骚人”“迁客”来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写“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的那些人。这一段的笔法非常峭刻，有些近似当代的网游玩家的心灵经历。他先是把天地景观设计得一派愁云惨雾，让大家上去，并且强迫发言，这样，大家当然不会写出什么好话；可是，老范笔锋一转，不存盘马上退出，并重新进入游戏，这回他把环境设计成天朗气清、水清沙白，再让同一些人登楼，虽然大家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已经不得不强颜欢笑了。
  
　　这是对场景的掌握，是玩人。   
　　通过时空错位叙述的手段，通过折腾大家的“览物之情”，老范展示了强硬的局面掌控能力——顺手拈来，要远山有远山，要长江有长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铺陈随意；物喜己悲，随意翻覆，有劝有鉴，拿现在的话说，是体现出很高的把握理论水平。
  
　　范仲淹写到“忧谗畏讥”“把酒临风”等字样，是鲁迅式的白描。当时，他两边嘴角一定是向下的。   
　　这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范仲淹本人一旦登楼览物的真实胸襟，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器量。   
　　其次，展现出对滕宗谅的劝慰之意。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身在邓州，眼前是一幅随信送来的《洞庭晚秋图》。滕宗谅希望范写什么，很明白。但，范要追求自己的文章效果，自然要突破这个时空限制。   
　　滕宗谅后来去世，范仲淹给他写墓志铭，总结他的性格悲剧是“名以召毁，才以速累”，并且“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为众忌嫉”，把滕宗谅的一生看得很透彻。《岳阳楼记》里他劝滕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其实是非常高的标准，非常人之所能为。
  
　　儒家的经典认为士人的道德标准是怎样呢？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临川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悲悯自己的理念不为世所容，看着酒壶也憋气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权贵出猎，获麟而回，孔子物伤其类，遂投笔停作《春秋》。这些都反映了连孔圣人尚有以物喜、以己悲的实例。
  
　　范仲淹的标准，孔子达不到，滕宗谅当然更达不到，只有虚拟世界中的“古仁人”才能达到。这里是给滕设计了一个学习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足够了。人治的时代，态度决定一切。
  
　　劝慰的话说得过重，按人情的规则，这等于是摊牌：听我的劝，我们一起玩；不听劝，算了，将来你出了什么事不要来找我。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里的“噫”字用得很艺术。须知，“悲夫”，引出的意思是不奢望被理解，我自己独自抓狂好了；“噫”，则表达了希望得到理解，又预感自己将是孤独的预言者卡桑德拉；而“呜呼”，又含有知道世人一定能被自己感化，所以接下来要洒一点狗血的意思。
  
　　而且，这样的话还有个功能：给隔墙的耳朵听。   
　　文意顺水推舟，下面第三层利害，马上就是跟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   
　　再看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其实接近于反话。实际上，通常的标准是，居庙堂之高应该为君分忧、心系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应该为民父母、造福一方，不这样做，便是上下混淆，不识大体。但范仲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跟滕宗谅一样，都是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只是陪绑的）。他们的身份特殊，所以行事标准也就特殊。
        
第42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3)         
　　范仲淹把这些提炼成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其实是老范很多年的口头禅。   
　　普通人要按照这一点要求自己，恐怕将要累死。但老范严正提出，并写在岳阳楼上，由天下人去品评，这是政治表态：一个给朝廷的不卑不亢的政治表态。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不是为了一己之乐，而是为了天下人的大乐。
  
　　有了这句话，全篇的意思得到了升华，朝廷里那些咬人的言官也张不开嘴了。范本人作为庆历党人的“首恶”，已经很难翻身，但是富弼、韩琦，或者还有受瓜葛的欧阳修，他们因此保留了翻身的机会。后来，这些人也真地翻身，纷纷得到了重新起用。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跟《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庆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软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明明被贬，却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其唾面自干的姿态，在朝廷眼中，当然是改造得最好。
  
　　后来，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受到迫害，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皇上看了，心下宽慰：看来这个苏轼还是“忧其君”的。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后来，辛弃疾失势蜗居，写《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悦。这是完全没有被改造好的老顽固。   
　　迁客的文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做一个类比。   
　　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   
　　再补充一个细节，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钦。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他当时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么事呢？此君把卖公家办公室废纸的钱，会几个同事吃了顿饭，席间还听了几支小曲，结果遭到弹劾。有名的“沧浪亭”，正是他在苏州做寓公时置办的房产。   
　　滕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钦题写，岳阳楼真可谓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   
　　庆历新政的含金量   
　　庆历新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对，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者，见硬即回。   
　　而士人阶层呢？金庸先生曾说，宋朝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他们最受尊重的时代。结束五代乱局，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认为，文人与武夫相比，光说不练，毕竟还是安全一些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与五代时武将手里有点兵马就想当皇帝相比，文人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他给继承者留下了恩养读书人、不砍读书人脑袋的祖训。
  
　　但他没有想到，文人虽然讲理，却是各讲各的理，而且喜欢上纲上线到君子与小人的程度。从庆历党争开始，党争的硝烟弥漫了北宋的全部政治生活。宋朝是知识分子之间最不互相尊重的朝代。
  
　　在这样的朝代，范仲淹整顿吏治，拿士人阶层的恩养待遇开刀，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试图以身作则，要求所有士人“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谁能听他的呢？范仲淹在相位上时，派出精干，纠弹各地不称职的官员，落实了某一个冗员的问题，下笔勾掉这人的官籍。富弼劝他：你勾掉一个名字，就会有一家人大哭，范说：可是我不勾掉，则会有一路的人家要哭！
  
　　官场不是战场，杀伐决断者，多欲速则不达。   
　　说起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区别，那就是：庆历新政是首先拿吏治开刀，是要改变宋太祖以来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而熙宁变法则先动财政，绕过庆历新政的雷区。   
　　其实，两次变法都是削弱宋代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以求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不同的是，范仲淹瞄准的是士大夫阶层手里的铁饭碗，而王安石瞄准的则是他们铁饭碗里的内容。
  
　　这样，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失败都是必然的了，因为改革可以令天下的黎民高兴，但是，辅佐赵家皇帝坐镇江山的却是天下的士人。   
　　为什么管仲和张居正却成功了呢？   
　　因为，他们不光“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能领着士人阶层先天下之“乐”而“乐”。专制帝国时代的新政与改革，跨不过这个看似黑暗的漩涡，绕出来，就成了；绕不出来，国家则必将从内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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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1)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的是什么   
　　在欧阳修的著作集里，《醉翁亭记》是极为奇异的一篇。   
　　此公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唐朝的韩愈，堪称一代文宗，两宋比他晚的写文章的那些人，个个都有他的文集，所以欧阳修文章一出，则天下传送揣摩。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有关《春秋》的文字，就事上疏的奏折，或赠给后辈的序文，都写得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笔力非常强大。但这一篇《醉翁亭记》却写得弯弯绕绕，神神鬼鬼，轻轻飘飘。不知情的人，只道欧阳修是自诩为“与民同乐”的太守，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游山玩水，与民同乐，醉饱而还。
  
　　其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是在他支持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政治上失势，政敌还在监视他的施政、言行与文章。所以，他的心情，不可能如文章里写得那样“乐”，所以，后来很多分析者根据他的这个背景立论说：欧阳修是在强颜欢笑，是在借写乐，来掩饰他自己的“忧”。
  
　　其实不然。   
　　欧阳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作这篇文章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要在政治上达到自救的效果，为后来的翻身而造势。透过史实的滤光镜，俺们就能够照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到底落实在了什么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在乎朝堂上也。   
　　前次分析《岳阳楼记》的时候，扑说到了庆历五年，新政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纷纷被逐出中枢，欧阳修因为同情庆历党人并为其张本，也遭到贬逐。但，贬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参与新政，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留了很大余地。仁宗皇帝也是非常器重欧阳修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到滁州后，“态度”就成了决定他日后仕途是否顺利的最大标尺。
  
　　什么态度呢？只要他向守旧派服软，寄身投靠，并跟范、富一派声言决裂，欧阳修很快就可以还朝高升，但他也将因为做了变色龙，而被天下人所不齿，被变法派所痛恨。继续跟守旧派对着干呢？那么，守旧派将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他也可能从此无法再回到朝廷了，很可能会像寇准、范仲淹那样被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是很想有些作为的，这条路他也不会选。
  
　　思前想后，他选择了另一种路子，把球踢到皇上脚下，跟皇上暗示：我已经知道错了，已经改造好了，圣朝如果需要我的文章，随时可以召我回去。   
　　跟党争的两派，他却都不远不近地敷衍过去。他没有表态。一个“醉”了的人还怎么表态呢？   
　　欧阳修主意已定，要在滁州导演出大文章来。他下功夫钻研滁州的历史风土，并出城兜风，实地考察地形，查地方志，为创作找素材。   
　　忙活到第二年（庆历六年）的开春，东西成了。   
　　于是，便先后有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这是一正一奇、一实一虚的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课本里学《醉翁亭记》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同一年，欧阳修还写有一篇《丰乐亭记》。在当时，这两篇记是一同流传于天下的。了解《丰乐亭记》，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太重要了。
  
　　《丰乐亭记》写的什么呢？用四个大字就可以概括——   
　　歌功颂德。   
　　这篇记里，欧阳修通过描写滁州的历史与人情，来歌颂大宋的文治武功和当今皇上的仁德。   
　　文章大意是：我被贬逐到滁州的第二年开春，才适应了此地的水土。考察民情，得知城外有一座小山，叫丰山，中有清泉。我到那里，见山清水秀，于是建亭，称为“丰乐”，作为滁州一景。此后，我经常跟滁州百姓一同来这里游玩。考诸史册，才知道滁州在古代是用兵之地，太祖皇帝曾经在这里打了大胜仗，可是我想进一步考据，却发现滁州太平已久，百姓都没有能回忆起兵戈之事的了。如今的滁州，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到这里来做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劳心的，我就只好发扬圣朝宽简治国的精神，与民休息，我自己主要是在与民同乐的过程中，宣讲皇上的恩德，作为太守，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第44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2)         
　　文章写得非常实，用的是第一人称，把皇上希望看到的，自己思想改造、感激圣恩的过程写得老老实实，拳拳切切。   
　　可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篇文采欠缺的《丰乐亭记》，宣传效果远远不够，欧阳修还需要一篇真文字，需要能够传扬天下的好文章。他先推出的《丰乐亭记》，相当于体操比赛里的规定动作，把有可能妨碍文辞之美的要素，在这一篇里先都说到。
  
　　接下来，他再落笔，就可以任意挥洒了。你再看《醉翁亭记》究竟怎么写的——   
　　开头第一句，就是虚的：“环滁皆山也。”   
　　这第一句话太有意思了，因为滁州城周围只有一座山，就是琅琊山。前面提到的“丰山”，严格意义上讲根本算不得山，只是小丘而已。   
　　可为什么下笔就是“环滁皆山也”呢？整得滁州像一座山城似的。   
　　这便是唐宋文的新套路，是把文人画的法式引入到文章结构中。“记”，在韩愈之前是实录某件事情的文体，从韩愈开始，文以载道，主题先行，“记”里边可以有引征，有抒发，有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这就与文人画相通了，王维《袁安卧雪图》把芭蕉画在雪地里，他还喜欢把本不在一季的桃花、杏花、芙蓉、莲花放在同一画面里头，能够通过对线条、形体和颜色的把握，达成和谐的效果，从而开辟了南派文人画的自由境界。唐宋文取该法式作文章，对文章意境的表达和主题的完成有同样效果，大笔轻挥，随意点染，便是一派主题化的山水意境。所以，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忽阴忽阳，苏轼《后赤壁赋》可以凭空拈来一鹤，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可以给滁州城外加上群山环抱。
  
　　所以，皇帝看这篇文字，看第一句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事情都是虚的。而欧阳修的政敌们，也根本不可能把这文章里哪一句话坐实了。当时，看了这篇文字而慕名到滁州赏玩的人，也不会细究为什么滁州外边其实没有群山。
  
　　看南派山水的人，会迂直得去考察实地的形似吗？后来的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云：“野鸟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滁州竟少山？”这就是不明白文章为什么而作，于是处处拿尺量的人，这是很煞风景的。
  
　　因为这五个字实在太妙了，一下就把读者带到玄中，所以，后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写道：“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不过，这个肯定是炒作了，以欧阳修的大手笔，他的文章主题是什么，早已明白于胸，不至于下笔就跑马，而且滁州城外没有环山，点染尚可，非要细描的话，几十个字的篇幅，都写什么呢？
  
　　回到文章。山势已成，镜头切进。走进琅琊山，峰回路转，有溪，有泉，有亭，建亭的是谁呢？是山僧智仙。这位智仙实在很有“商业头脑”，就泉酿酒，还造了一座酒亭，支局邀太守来饮宴。
  
　　很明白，智仙的“经营”不可能是真事。林语堂《孤崖一枝花》写“老僧酿酒”，与此是同理，都是修辞里的借取法。反之，如果不拉来智仙，而愣笔实写太守径直带人进山，造亭题字，然后饮宴作文，自编自演的色彩就过浓了。
  
　　再往下，还是虚的。欧阳修自己出现在镜头里，称为“醉翁”——这回不用《丰乐亭记》里的“我”了，改了第三人称（小朋友们请记住：写自夸的作文，一定要用第三人称）。
  
　　欧阳修写这篇东西时多大岁数呢？不到40岁。固然古人三十即可称老叟，但欧阳修把自己归入“老翁”一类，还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上的敌人已经没有威胁了。   
　　至于喝酒喝“醉”，更不可能了。古人酿酒，麦芽糖指数要比今天的蒸馏酒高得多得多，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喝醉，无异于自杀。   
　　到了晚上，游人散了，“禽鸟”乐了，这是什么禽鸟？别处的禽鸟都是夜倦归巢，偏此处的禽鸟越到晚上越精神，莫非是猫头鹰一族？         
第45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3)         
　　——这禽鸟也是虚的。   
　　山不是真山，水不是真水，鸟也不是真鸟，亭子是后修上的，但太守偏偏又自称“乐在其中”。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呢？   
　　那就是国泰民安的气氛和宠辱不惊的忠忱，两者之间实现了共鸣。   
　　这才是欧阳修想要表达的。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这是什么？是官场沉浮，都在皇上的大局安排，我这里深体上意，宠辱不怨。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费尽心思把滁州百姓从城里拉出来游玩，正是想让他们在青山绿水的激发下，表露出那种沐浴着太平盛世的圣恩的快乐。所以，欧阳要强调滁州人的快乐不是山林里的快乐，不是桃花源的快乐，而是现实的快乐。此记全篇皆虚，只两笔是实的，这是第一笔——惟其如此，太守才能替皇上高兴得起来。皇上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子民沉溺于“山林之乐”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滁州一派太平景象，“颓然乎其间”的欧阳修醉了，也许一醉就是很多年，可是就在这里终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欧阳修其实是很清醒的，一喝酒脸就红，只是为了表达这种乐在其中的心态，虽然现在是被放在了这山水之间。
  
　　到这里，作者明写山水之乐或者什么与民同乐，而实表忠君之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思就很昭然了。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是第二笔实写，意思也很明白：我庐陵欧阳修的文章，能够给你的圣朝润色鸿业。   
　　注意，这篇记虚实远近相济的写法，全与南派文人画的法式相通。   
　　综上，《丰乐亭记》是写实写情，《醉翁亭记》写虚写意，而后者才是着力之文。   
　　比较柳宗元那实写凄山冷水的《小石潭记》，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政治上比柳宗元成熟得多，也更善于利用自己文豪的身份。   
　　据《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原来，《醉翁亭记》全篇18个“者”字，21个“也”字，16个“之”字，25个“而”字，10个“乐”字，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朗诵的氛围，一种摇头晃脑、陶然醉之的催眠效果。这是最好的利用文笔做政治宣传的企划案例。
  
　　欧阳修在滁州做官，真的只是游乐于山水间吗？错。   
　　其实，欧阳修在滁州是很有作为的。他知州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实任周期更短），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重修了城垣，开辟了很多旅游景点，还在城外开辟练兵场，加强武备，整饬治安环境（百姓真“不知兵”可不行）。但，因为庆历新政被推翻之后，举国上下的政风也为之一改，鼓吹“宽简”的风格，于是，他把自己的治理滁州，也包装成了“宽简无为”风格。
  
　　后来，他去代理开封府尹——这个官职大家很熟悉。巧了，欧阳修的前任，正是包公。包大人开前门办案，铁面无私，御下极严。属官们白天笑，夜里哭，苦捱时光，终于把包大人盼走了。欧阳公紧接着来升堂，却是润物无声，不拍惊堂木，也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多事者，曾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座写着“包严”，一座写着“欧宽”。
  
　　欧阳修是个很会做官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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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1)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   
　　——《伶官传序》为什么感慨万千   
　　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伶官传序》，历代被称为有“远见卓识”的好文章。在欧阳修《新五代史》中，《伶官传》的地位也很高，可以与《唐本纪第五》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本人的部分参照并读。因为，作者欧阳修作为文豪，在这篇序文里提炼出了很多的警句，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
  
　　不过，从欧阳修这样堪称北宋一朝的“有识之士”总结出的前代“教训”中，后人可以看出北宋人的思维方式，窥见北宋积弱乃至最终沦亡的主观原因。   
　　换句话说，欧阳修从作家视角修史，宋朝皇帝以玩家视角读史，这种严重忽视历史客观性的态度，是有宋一代不能很好利用历史经验，而衰亡下去的一个直接诱因。   
　　《伶官传》里的是与非   
　　先看看《伶官传》里的这些主角——伶官。这个身份，在欧阳修这样的儒家文宗看来，就是非常滑稽的。“伶官”指供奉内廷的伶人及伶人中有官职者。最早是单纯的乐官，比如春秋时晋国的师旷；也有的带一点表演，如楚国的优孟。其中师旷是贵族化的，优孟则来自于民间，这些人在古代是很受尊重的宫廷艺人，都是很有智慧和操守的人。高渐离在秦统一天下后，也曾借担任宫廷乐官的身份，试图刺杀秦始皇。
  
　　到唐朝，随着行政体制的系统化与科学化，乐官的地位已经大为降低，除了祭祀、登基等重大场合，传统的贵族音乐很少有机会得到展示。唐玄宗这样的玩家皇帝喜欢欣赏歌舞、唱戏，安禄山就是因为善旋舞而得宠的，后世的梨园弟子也供奉李隆基为祖师爷。
  
　　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的那些伶官的含义则不同：这些唱戏非常好的艺术家，竟然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的制定。   
　　从李存勖本人的生活轨迹看，这个人有两大天赋，一是打仗，再是唱戏。他不仅识谱，还能作曲。李存勖的时代，后梁、后唐在中原争霸，狼烟不绝，李存勖在戎马倥偬之余，打到哪里都不忘征召各地的歌手与艺人，还组建了一个“李家班”，排练各种戏目。李存勖本人艺名“李天下”，是戏班的头牌。
  
　　李存勖为了李家班的组建，是不惜本钱的。他率大军血战，攻灭后梁，李存勖欣喜若狂，纵马飞驰进汴梁城。众多将士见主子这样振奋，都以为马上要开始封赏功臣了，便也催马紧跟其后。入城之后，李存勖一马当先，直奔教坊。远远地，大家看到教坊门口跪着一个人，李存勖见他，像见了亲人一样，纵马过去。大家正在疑惑，转眼已到近前，那人抬头，大家一看，却是李家班的名角之一周匝。数年前的一次作战中，周匝被后梁军队俘虏，此事令李存勖一直寝食难安，夺回周匝的情结，也加强了他灭梁的决心。
  
　　于是，在这改天换地的时刻，戏台上的搭档重新聚首。   
　　李存勖关切地问：我知道，你果然还活着。功夫没搁下吧？   
　　周匝回道：我这有用之身，怎么能够轻易荒废呢！   
　　李存勖又问：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你想要什么待遇，赶紧写个报告上来，我一一给你补上。   
　　周匝含泪回禀：身陷敌营，苦是没少得吃。不过，我能活到今天，全赖后梁宫中的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两位周全营救。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的重逢，希望您能够让这两个人做刺史，来报答他们。
  
　　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是好感。   
　　这样天下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各种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的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更是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了——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第47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2)         
　　在上面提到的名角之中，只有敬新磨是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正直之士，颇有些东方朔的风范。一次，庄宗与众伶在宫里排戏，入戏太深，忽然大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庄宗被打愣了。众人大惊，赶紧把敬新磨按住，问他：“你怎么敢打皇上？”
  
　　敬新磨不紧不慢地说：叫李天下的，天下只有您一个，您怎么还能喊别人呢？   
　　庄宗听了，转怒为喜，大加赏赐。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敬新磨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劝谏庄宗，不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的。   
　　至于另几位，除了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特殊位置为非作歹之外，便没有其他事迹了。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够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为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实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这样的“教训”，其实只是大言欺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用高调。   
　　下面，扑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除了编纂《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赵莹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是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他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生前由他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新五代史》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个评价，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家的标准观点。而欧阳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这就是作家的角度。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的士人就全部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天下百姓又由谁来治理呢？
  
　　再如，旧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则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参照了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有违史德。欧阳修的《梁太祖论》，称自己承认梁太祖朱温的朝代是正统，不是向着他，而是为了昭彰其罪恶的事实——欧阳修能受得了朱温这样的恶棍而加以实录，就不能忍受五代时的制度而加以实录吗？
  
　　又如，旧史把五个朝代分开记述，而新史却把它们打成一片，并将人物分门别类，归纳成若干类传。如，《一行传》记载有节操的人，《伶官传》记载因为戏唱得好而做官的人，《义儿传》记载因为做人养子而建立事业的人（唐末晋王李克用选择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为养子，任为将校，号称“义儿军”），《宦者传》记载宦官阉竖在五代的情况等。这是新史比旧史更科学严密的地方。
        
第48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3)         
　　客观地说，《新唐书》并不是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弄出来的一部“君子小人斗争史”。《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的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了。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而“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写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其实，欧阳修的见识并不深湛，而其言辞又因文章之利流行当时。他的东西好读，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其突出表现，就是过于注重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迟迟不能重建帝国朝仪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欧阳修却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这样的“准史家”看来，做君主的，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这就够了。
  
　　那么，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皇帝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也不满意《新唐书》《新五代史》。他作《资治通鉴》，是专门给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里边采用的材料，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准。   
　　但，《资治通鉴》出来的时候，北宋的大厦已经失去了重心。宋朝人从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于是，宋朝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中国士大夫史家的见识，长时间停留在一念兴邦、一念亡国的层面上，这篇《伶官传序》就是如此。后来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写《深虑论》也还是未能跳出这个浅表的小圈子。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则拿出“新唐”，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从他们“总结唐朝教训”的思维方式里，后人能够看出很多宋朝人积贫累弱的自身原因。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最终也不能有《大宪章》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国体的嬗变和现代化的开启，就永远不可能来临。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最终更沦亡于自己的“蟋蟀宰相”。这，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作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其中论赞的成分非常多，因此，王安石说他“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重走了范晔“菲薄古人”的老路之后，发现自己的路很难走通。范晔批评东汉，是因为东汉确实是一个病态的王朝；欧阳修批评五代，而五代的出现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其终结自有它的规律所在。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宋是秀才的时代，五代是兵的时代。欧阳修站在秀才的视角，看五代的军阀混战，当然感到不可理喻。帝王将相眼中的盛世，只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帝王将相眼中的乱世，只是老百姓想要做稳奴隶而不能的时代。
  
　　他们的呜呼哀哉，老百姓一点也不会感到共鸣，因为那不过是兔死狐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