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关系略说

鲁林涛

■文史知识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关系略说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段玉明
　　根据教义的不同，中国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两大系统。而根据传播线路的不同，又可分为汉传佛教（也称北传佛教，属大乘系统）、藏传佛教（属大乘系统）与南传佛教（属小乘系统）三支。和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绝不是纯粹的印度原始佛教。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它已融合进了许多别的因素，尤其是内地文化的因素。
　　圣山崇拜是藏传佛教异于印度原始佛教最为明显的部分。青藏高原几乎每一座名山都被赋予了宗教的色彩，都是信徒敬拜的对象。此一习俗来自苯教，是苯教被吸纳进藏传佛教后的产物。更进一步追溯，它又源于中国远古的山川崇拜。在《山海经》中，每一座山都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而在昆仑神话中，昆仑山则被赋予了通天达地的宇宙树特性。汉地著名的封禅泰山、五岳崇拜以及道教的洞天福地，本质上与苯教的神山崇拜没有区别，都是此一远古习俗的流变。佛教传入汉地后，受此影响则形成了所谓的“四大名山”（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分别演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的道场。就此而言，藏传佛教的圣山崇拜与汉传佛教的“四大名山”，应是同源异流的结果。
　　依据藏文史籍的记载，西藏推行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征服诸部后，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唐文成公主入藏。入藏时，两位公主分别携带了一批佛像并大量佛教经卷。这些佛像和经卷受到了松赞干布的高度重视，分别为其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由是逐步在藏地传播开来。由此可知，藏传佛教的兴起实由两位公主一力促成。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松赞干布时修建寺庙之肇端，绝非是出于吐蕃人或松赞干布本人对佛的敬奉和信仰，而主要是来自尼泊尔和唐地的两位公主。那么，藏传佛教之初期形态实是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共同的结晶。另据藏文史料记载，当时参与佛经翻译的僧人中也有汉人大天寿和尚等。
　　其后，藏地佛教曾一度遭到轻视。至墀得祖敦即位，迎娶唐金城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入藏后，获知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佛像被放于暗室，即命人请出，供在大昭寺正殿；又将尼泊尔公主带来的佛像移到小昭寺供奉。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12岁身量铜像，通高1.5米，铜铸镏金，形象慈祥亲切，造型生动精美，据说就是文成公主带入的佛像之一。在金城公主的影响下，墀得祖敦意欲绍继祖先弘扬佛教的遗规，曾遣使到唐朝和于田迎请弘法大师和经典，并建立了拉萨喀扎等寺，安置各处请来的经典和大德。此时，从汉文译成的佛经有《百业经》、《金光明经》等，而其僧众则以汉僧和于田僧最为活跃。
　　墀得祖敦去世后，藏地尚未完全成熟的初期佛教遭到了权臣仲巴结等人的压制。至墀松得赞长成，深为祖先弘扬佛教的事迹感动，遂与诸臣筹商复兴佛教。墀得祖敦时，曾派臣下桑希等人至内地学习佛法。临回西藏，桑希遇到一位高僧，授其《金刚经》、《十地经》（有作《十善经》）、《稻秆经》等三部经，并告诉他：“现在藏王已死，王子年幼，那些不信佛法的臣下，正在破坏先王法制，毁灭佛法。此时回到西藏，没有佛教事业可作。你等到王子大了，把这三部经呈上，并须请萨贺国的静命来藏弘法，那时佛法才能光大。”桑希等人回到西藏，正遇仲巴结等人灭法，便将从汉地带回的汉文经书千余卷藏于钦朴石崖之中。及墀松得赞有意复兴佛教，桑希认为时机已到，即将藏于钦朴石崖中的汉文佛经取出进呈藏王，并为略述大意。墀松得赞听后欢喜，即令桑希同汉人梅玛果、迦湿弥罗人阿难陀共同将它们翻译成藏文。如此，墀松得赞复兴藏传佛教时，应该吸收了很多汉传佛教的因素。
　　墀松得赞时，藏传佛教兼收并举大小、显密、禅教、讲修，形成了前弘期的极盛时代。此一时期，从汉文转译的佛经即有《大般涅槃经》等大小二十四种、大乘注释如《解深密经大疏》等八种。不仅如此，据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的研究，公元8世纪末，在墀松得赞的亲自主持下，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莲华戒还曾在逻些（拉萨）就禅宗问题开展过一场规模空前的辩论。更进一步地研究证实，以净众无相、保唐无住等禅师为代表的益州净众保唐禅派，在禅宗传入吐蕃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据学者考订，净众无相禅师（俗称金和尚）曾于公元750～760年间会见过墀松得赞的使者。
　　朗达玛灭法后，经过100多年，复有卢梅等人前往西康学习佛法，回藏重集僧伽，弘扬佛教。此后至今1000余年，西藏佛教从未中断。相对于前弘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名为后弘期佛教。后弘期佛教复兴与汉地佛教的关系不如前弘期密切。但已有的研究揭示，后弘期佛典中的显教部分几乎全是前弘期所翻译的，后弘期新译的很少。那么，前弘期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应该一直延续到了后弘期。
　　由上看到，藏传佛教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直接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其中，前弘期似较后弘期更为明显。
　　元朝建立，受到中央政府的倡导与扶植，藏传佛教逐渐由青藏高原向蒙古和内地传播。截至明朝中叶，其影响曾经一度在内地和蒙古相当兴盛。皇室官贵灌顶成为一代时尚，带有藏式风格的佛塔遍见于中原各地，喇嘛庙先后在蒙古、京城与五台山等地大量修建。中明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藏传佛教在中原的影响逐步退缩，主要成了青藏高原各族与蒙古族的信仰。尽管如此，藏传佛教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逐渐地被汉传佛教吸纳，一些藏文经典被转译成为汉文，藏式风格的佛塔成为汉地寺院常见的建筑之一，藏式造型的佛像堂而皇之地供奉在汉传佛教的殿堂之上。在元明以降汉传佛教的历史演变中，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因素。
　　至于近世，由于汉藏政治关系及汉藏文化的进一步沟通，藏传佛教再次大举传入内地。康藏蒙古活佛喇嘛相继到内地传法，汉人赴藏学法求密者络绎不绝，藏传佛教各派教法皆传行于内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交涉状态。以太虚大师等为领袖的汉传佛教复兴运动，对沟通汉藏佛学、引藏革汉十分重视，除了先后派人入藏学习佛法外，1930年与1935年还分别在重庆北碚与上海创设了“汉藏教理院”与“蒙藏学院”，系统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汉藏佛学的僧才，促进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交融。
　　演变至今，藏传佛教已不再是局限于青藏高原的地域性佛教，也不再是藏族人民独有的信仰，而是所有信仰者（包括藏族、蒙古族、满族、汉族等）共有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