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有无“尊严”

管季超.

“师道”有无“尊严”

作者：陈平原

大学校园里，师道有无尊严，以及师道能否尊严，都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师道不能合一，这是个大趋势。这是因为，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越来越普及，求师不再是获取知识的惟一途径；进入信息化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包括在家自修或参加远程教学。这样一来，师在道德教诲以及知识传授中的功能，将日渐弱化。中小学还好说，踏进大学校门，独立思考的欲望与能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再也不能束缚住今日的大学生。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尊师但不重道——管他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服从；重道而不尊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重道且尊师——追求真理，同时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师长。当然，师必自尊，而后生始尊之。启功为北师大书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与传统中国“传道授业解惑”的设想，很接近。问题在于，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包括：师生与政府的矛盾，极端的例子是“闹学潮”；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师学生的矛盾；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关于大学管理，我的理想是：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至于师生关系，我的想法是：不即不离，不远不近。此前，大家较多批评师生之间如同路人，缺乏感情交流，学校只是贩卖知识，学生选课真的是Shopping。但还有另一种倾向，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上学期考试，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商量商量，给提提分数”。被我严辞拒绝后，学生还抱怨：怎么那么死板！ 在教学评估日益严格、流行学生给老师打分的今天，还敢不敢严格要求？本科生的必修课好说，评分时，优良中差有一定的比例。选修课不一样，教师评分天差地别，有严格把关的，也有出手阔绰的。于是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听好教师的课，要差教师的学分。过分看重教学评估，很可能导致教师讲课时哗众取宠，努力去讨好学生。只问效果如何，不问程度深浅，大学的课于是越上越水。我以为，即便在大学阶段，教育仍带有某种强制性。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有些重要的关节点，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教、必须学。哪些是主干基础课，哪些属于选修，这可以商量；但教育不是超市买菜，不能顾客说了算。学生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学生讨厌的，我们就淘汰——如此时尚的教育理念，实在让人担忧。 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中小学里，依然存在教师辱骂、体罚学生的情况，必须大讲人格平等。大学不一样，大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与机遇，博士生更是勇于挑战导师的观点。去年我为北大中文系新生讲话，题目叫《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说的是，两百年后，谁还知道我们之间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师生之间，有传授知识与接受教育的关系，但也是一种对话与竞争。 不同性质的学校，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九十年代初，到北大给学生开讲座，真的是胆战心惊。阶梯教室里，大门在讲台两边，座椅是翘起来的，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很有见识，没听几句，抡起书包，走过讲台，扬长而去。但听座椅噼里啪啦，不时有人影从眼前飘过，再有经验的演讲者也会心慌。这对演讲者很不公平。后来我们说服学生，你可以不来，也可以在下面看书，但不要这样表演，得给讲课的人必要的尊重。 反过来，在一些自诩“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好些民办大学以此为荣，必须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不能辱骂，更不该蔑视，应给予学生选择学习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把学校管得像监狱，不准外出，不让独立思考，也不给犯错误的机会，这对学生的精神成长不利。 过去为师的少，大家把“师”想得太高深了，近乎圣人；现在师多起来，遍地都是教授，自然品类不一。只能要求教师恪守职业道德，再略有提升。说得太伟大，做不到，很容易变得虚伪；说得太渺小，跟扫马路的、卖大白菜的没什么区别，那也不行，忽略了“为人师表”的特殊性。 “师道尊严”某种程度的丧失，并非西学东渐的结果。晚清以及二三十年代，教师很受尊重。抗战是一大转折，炮火连天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对“师道”是一大冲击；到了文革，更是斯文扫地。最近二十年，政府在努力，包括设立教师节，增加学校拨款等，民间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教师正逐渐捡回失去的尊严。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大学与中小学、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与应用研究的，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经济收入，仍有很大差距。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北京，你走进饭馆，服务员保准叫你“老板”。我曾试图纠正，但没用，说是叫老板好听，大家都高兴。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最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几十年反对形式主义，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中国人不再讲“礼”，很可惜。不久前，文化部召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有学者说起：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最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所谓的“礼”，并非只是仪式，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辜鸿铭认为，“礼”应该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称这就是“生活的艺术”（《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所谓“生活的艺术”，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调节社会与个人、兼及庄严与轻松等，确实是一门艺术。惟一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主张自上而下地“制礼”，那样做，很容易意识形态化；我更倾向于通过教育，逐渐养成。

读屏跟帖是美德

把学校管得像监狱，不准外出，不让独立思考，也不给犯错误的机会，这对学生的精神成长不利。


自由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