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30年阅读史折射社会变迁

管季超.

徐友渔：30年阅读史折射社会变迁

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与此相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30年的阅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其中，既有某种历史的必然，也有诸多的风云突变和旁逸斜出，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曲折多变的一种面貌。 在此，我们采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请他从各自的阅读经历出发，介绍了30年来中国人阅读生活的变迁轨迹，并由此论及思想界发生的诸种变化。但正如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所说:“……一种阅读的历史，因为任何由个别直觉和私人环境所构成的此类历史，不管多么努力想达到客观性，一定只是诸多阅读史中之一种。”那么，您个人的阅读史是怎样的呢？恐怕只有您自己去回忆、钩沉和书写去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徐友渔:30年阅读史折射社会变迁 说起刚刚改革开放时读书界的情形，我想可以用“久旱逢甘霖”这句古话来形容。文革十年，文艺界、出版界一片凋零，不但新书很少，而且中外文学名著都难以出版，甚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人也不容易找到。所以文革一结束，人们对图书那种渴求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人们求知若渴的狂热程度：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本书到书店后不久就会被一抢而空，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找书来读……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自己倒是没怎么排队买过书。我1978年上大学，已经31岁了。而当时出版界主要是重印文革前曾出版过的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比如莫泊桑、托尔斯泰的作品，我在六、七十年代就差不多全都读过了，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 进入1980年代，中国人逐步从文革中那种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禁锢下挣脱出来，开始重新思考一些大的思想文化问题，重估人类文明成果的价值，并为中国在世界文化中寻找一个定位。那时的主流是高举“赛先生、德先生”的旗帜，重新接续五四的启蒙传统，实现价值观方面的拨乱反正。1980年代初期最热闹的是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大写的人”成为当时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萨特热”的出现也在这个时候。1981年，柳鸣九编选了《萨特研究》一书。这本书主要是资料性的、研究性的，但发行量非常大，而且还引来了思想比较左的一些人士的批判。以当时人们的理解，萨特的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张扬“个人价值”、“自我选择”，这恐怕是萨特走红的原因。 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而标志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这三套书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文化“山头”。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版），参加者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一批学者为主体，主要介绍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版），参加者以西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传统的价值重新研究、宏扬。 1980年代，有很多比较专门的书籍都曾广为传播，产生了影响甚至轰动。比如甘阳翻译的《人论》其实是一本比较专门、难懂的哲学著作，但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他们理解的谈人的书，结果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印了20多万册。另外，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非常艰深，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也未必能看懂，但却能够销售数万乃至数十万册。我的同事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写得比较通俗和明白，一下子就印了几十万册。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也令人怀念。 19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图书的出版有几类最值得关注：第一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走红轨迹多少有些奇怪，其最初的传播可追溯至杰姆逊1980年代中后期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当时影响并不大，大家只是觉得很冷僻，很新鲜。到90年代时，后现代开始大行其道，像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都曾出过多个版本，其他后现代名著大量引进，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著作也蔚为大观。后现代能够热起来，恐怕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正好契合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但是，后现代思潮兴盛的持久力恐怕并不强，一方面因为这一思潮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时间差，缺乏现实土壤；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研究后现代的学者提倡的力度不够。第二是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新左、批评西方霸权等思想倾向的著作大量出版。代表性的如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世界体系》、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另外，像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等汉学家的著作，批评西方中心论，否认中国的落后，颇能投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但中国如果不承认落后，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搞现代化了，因此，这样的观念如果成为主流，恐怕是没有太多好处的。第三类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自由主义理念、宪政理念方面的图书，有代表性的图书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有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等。 进入新世纪，知识界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局面，各种争论和交锋都很激烈，这在图书出版和阅读领域也有所反映。一是对于现代化、现代性是批判还是坚持，近年来讨论很热烈。二是改革开放发展到现今阶段之后，出现了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承受范围，对问题出现原因的争论就多了起来：究竟是改革开放走过头导致了这些问题呢，还是改革开放不够造成的呢？为了解决问题，是应该继续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还是应该往回退一退呢？《交锋》、《防左备忘录》等图书是论述这些问题的代表性作品，令人瞩目。三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与现代化思潮之间也有很大张力，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引发巨大争论就是这种张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