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 鲜 红 的 湖 上 红 旗 文【饶兴利】

管季超.

一 面 鲜 红 的 湖 上 红 旗
描述：解放战争时期的饶民太



一 面 鲜 红 的 湖 上 红 旗

——忆开辟汉孝陂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熊锦文  黄兴  柳志华  高训华



汉孝陂，是以孝感东山为中心，连接云梦、汉川、汉阳、汉口（舵落口、姑嫂树一带）、黄陂等五县一市交界处的广大湖区。北抵云孝路，南达汉口姑嫂树，东临平汉铁路，西接襄河，纵横二百多华里。境内河港纵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蜿蜒曲折，千回百转。这里是水稻的集中产地区，又有肥美的鱼虾，鲜嫩的莲藕，遍地芦苇，物产极为丰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李先念同志曾称此地为“摇钱树”。他是鄂豫边区开辟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又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块小小的解放区。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它的存在虽然只有十个年头，但却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以他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支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

一、根据地创建的大致经过
汉孝陂从初创到完结它的历史使命，走完了十年的旅程。其间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即：初创时期（1940年7月至41年6月）；发展时期（1941年7月至43年2月）；巩固时期（1943年3月至46年5月）；失陷时期（1946年6月至47年11月）；重建时期（1947年底至49年10月）。
1939年10月以赵辛初（后是顾循、谭扶平）为书记的中共孝感县委在厉家店恢复后,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速扩大根据地。次年5月新开辟的孝二区在吴店良心庙成立，随后县委决定由县委委员张宗国和县大队长饶民太带队到孝南开辟湖乡区。不久张染上重病回县，留下饶继续工作。
孝感南部湖区，自日寇入侵孝感之后，一些湖霸、豪绅和地主趁混乱之机，利用封建迷信，纷纷组织红、白、黄学地主武装。他们各霸一方，无法无天的任意盘剥渔民，压榨群众。当时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有汤、下有梁、中间有个五霸王，上款派捐无止境，渔民何日得解放。”“汤”指的是反动头子汤子贞，他霸着王母湖；“梁”则是湖霸兼土劣梁鼎臣，他虎踞四汊河；四屋咀的黄松平、黄其瞬就是五霸中的一霸，他们的地主武装又是较大的一股，是挡在游击队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1940年7月，饶民太在塘口深入群众了解湖区的情况后，为迅速打开局面，打击湖霸威风，扩大游击队的影响，决定首先扫除黄姓地主武装这块绊脚石。饶在多次给“二黄”做工作无效后，即以武力打垮了号称“铁军”的“二黄”精心培育的黄学地主武装。
四屋咀首战告捷，打击了湖霸的嚣张气焰，提高了群众的情绪。游击队名声大振，受到了群众拥戴。为了发展大好形势，游击队乘胜前进，打东山、击东嶽、取何庙、围攻北泾咀。至1941年6月，在一年的时间里，饶民太带领游击队就在湖乡区初步建立了三新乡（乡长郑为福）、毛陈乡（乡长段文、刘松平）、澡德乡（乡长杨洪）、鲁铺乡（朱继成）、何庙乡（乡长孙大发）等五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游击队也发展到上百人。饶民太的名字迅速传遍湖区，游击队日益扎根群众之中。
1941年夏，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为加速部队和边区建设，扩大经济来源，派13旅旅长周志坚、政治部主任栗在三率37团二营和39团一个连，来到湖乡区，从而汉孝陂进入发展阶段。6月部队抵达东山头后，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如虎添翼。饶民太的游击队积极配合13旅部队，以武力挺进的方法，进攻茅庙集、戴新店、三邑镇，拔除敌伪据点，把根据地扩大到云梦东南部湖区和汉川东北部湖区。转而南下，取辛安渡，夺柏泉山，把根据地推进到汉阳边界。然后挥戈东进，激战马家河，把根据地发展到陂孝交界的湖区。经过数月的战斗，开辟了广大湖区，汉孝陂根据地已初具规模。7月在根据地中心东山头组成汉孝陂工委和军政联合办事处，栗在三兼任工委书记，饶民太任办事处主任兼敌工科长，郭子清任副主任，杨建诗任指挥长，范金秋任参谋。根据地除原有五个乡外，又新开辟了三邑乡（乡长张艮焕）、辛安乡（乡长肖凯延）、永和乡（乡长高训华）、洪乐乡（乡长李兰亭），游击队武装也扩大到几百人。
1941年秋，13旅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夜袭孝感城之后撤出汉孝陂。为加强领导，上级派杨玉璞来汉孝陂工作。10月于东山头正式成立汉孝陂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杨玉璞任书记，县长范金秋，组织部长郭子清，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饶民太，指挥长杨建诗，民政科长朱道平。县辖四个区（短期称过联乡），一区李家店以下，区长陈平；二区以护子潭、卧龙为中心，区长叶超、黄楚才；三区以塘口、东山头为中心，区长莫曙东；四区以东嶽为中心，区长曾石坚、副区长周建藩、指导员黄湘生（黄兴）。
1943年3月，杨玉璞调走，许明清来汉孝陂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副书记兼副县长朱道平，组织部长李子英，敌工部长饶民太，县委秘书长董其芳，民政科长周俊凡。
1943年6月至1946年5月是汉孝陂根据地的巩固时期，也是各项工作卓有成效的时期。此间，进一步健全了县、区、乡各级政权领导班子。1944年初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县委决定将全县划为六个区，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一区以卧龙、三军台为中心，区长魏锦堂；二区以东山茅庙为中心，区长李得龙、指导员叶超；三区以戴新店为中心，区长兼指导员莫曙东；四区以毛陈渡为中心，区长周俊武、指导员黄湘生、汪立德；五区以洪乐为中心，区长李新元、指导员李兰亭；六区以辛安渡为中心，区长兼指导员曾石坚。同时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争取了许多的开明绅士、资本家和地主站到抗日战线上来。并积极依靠群众，建全税收组织，广辟财源，以大批的钱、粮物支援五师部队和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包围我英雄的中原解放军，妄图一口吞掉。汉孝陂逐渐失陷。6月中原部队奉命突围，饶民太同志接上级指示留在湖区坚持斗争。他将一批批军政干部送到安全地区北上之后，根据上级指示，将留下的同志组成云孝工委，饶民太任工委书记兼县长，委员有朱道平、莫曙东、杨铮，连长宋典泉、指导员张高理，手枪队长郑天风、指导员熊锦文（三毛）。坚持斗争的同志，凭借湖湾港汊、与敌周旋，牵制敌人大量兵力。1946年冬，敌人启图将饶民太领导的游击队一网打尽，施展了“封湖围歼”的毒辣手段，使游击队失掉了与群众的联系，只好孤军转战在芦苇之中。由于连续不断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部队减员很大，为保存革命力量，饶民太同志忍痛命令大部分战士分散隐蔽，最后只剩下饶民太、熊锦文、郑天风等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化装到武昌金水闸南亩山与先期到达的杨铮、王海清、饶春福等人会合，组成一个党支部，饶民太任书记，郑天风任组委，熊锦文任宣委。杨峥嵘同志（钟平）则潜到武汉以学生（汉口友谊路中学）身份为掩护，作为联络员。在这里一边隐蔽，一边等待时机，大家常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将来更好地战斗。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消息传来，饶民太兴奋异常，立即率熊锦文、郑天风等人离开金水闸，取道京山，来到应城桑树店同二地委取得联系。根据地委指示，饶民太带领一个班的兵力杀回湖区，重建汉孝陂。
1948年春，饶民太带队来到云梦葫芦坝的三向屋找到隐蔽在此地的游击队员杨水同志，了解到汉孝陂失陷期间的大致情况，为迅速打开局面，扩大影响，饶民太在云梦戴新店附近处决了一批在失陷期间作恶多端的叛徒、伪乡保长，并将其罪状公布于众。一时间，饶县长又打回来了的消息风驰电掣般地传遍湖区。随后饶民太带队转到孝感王母湖一带，会合了在沦陷时坚持下来的由戴德海、张艮焕和肖木生、汤松柏领导的两只游击队。是时，原隐蔽下来的汉孝陂部队和工作人员纷纷归队，在二、三个月的时间里，游击队向滚雪球般地迅速壮大起来。
1948年5月，云孝县委正式恢复，邵敏同志任书记，朱道平同志任副书记兼县长，饶民太同志任副县长兼城工部长。6月饶带领武装横扫伪区、乡政权，先后恢复了孝感境内的陡岗埠、卧龙潭、塘口、东山、何庙、毛陈渡，建立了隶属云孝县的第五、七、八区政权。五区区长莫曙东、周敬藩，区委书记刘桥、叶重；七区区长张艮焕，区委书记张秀儒；八区区长胡泮香，区委书记孙汉民、杜建华。1948年底至1949年春，又恢复了以茅庙集为中心的第九区和以辛安渡为中心的第十一区，区长马贵良、朱康平，区委书记聂学本、李德柱。
1949年6月，长期坚持汉孝陂斗争的饶民太同志受命迈入新的征程，奔赴松滋剿匪。10月汉孝陂根据孝感地委决定，归还各县建制，至此汉孝陂革命根据地走完了它坎坷而光荣的里程。

二、成功的历史经验

汉孝陂自1940年7月开辟至1949年10月结束，其间除一年零五个月（1946年6月至1947年底）失陷外，在它实际存在的八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以大量的钱、粮、物，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鄂豫边区的抗战史上，在中原军区的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的创建，是我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胜利。但由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又构成了它自身的特性。这里，我们根据它自身的特性，在总结它在创建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时，除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法宝外，还有重要的四条成功经验，值得回顾。
（一）、灵活多样的武装斗争
汉孝陂湖区的阶级斗争极为复杂，这里既有地头蛇，又有土皇帝；既有东洋鬼，又有小日本；既有特务，又有汉奸。派系多，牌号杂，阶级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局面。在这种复杂纷繁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如何打开局面，扎下脚根？饶民太同志以他那成熟的政治素养、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领导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迅速打开了斗争局面，牢牢地扎根于汉孝陂。
  1、“礼”“兵”结合，解除地主武装。
    这种武装斗争形式，适用于汉孝陂根据地初创时期，日寇侵入孝感后，一些湖霸、豪绅地主，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组织红、白、黄学地主武装，这些地头蛇，直接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扫除地主武装的斗争就成为初创时期的首要任务。为此，饶民太同志在湖区，不管行军多累，一到住地，就连续开展工作。一是深入群众了解敌情，二是给四周豪绅地主、红帮头子写信，告知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政策，阐述民族大义，劝其改恶从善，这个“礼”仗打的十分出色。而对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则以兵取胜。在1940年7月至1941年5月的近一年时间里，孝感南部湖区的十几股地主武装，半数是通过“礼”仗瓦解的，半数是以武力解决的。这些斗争的胜利，打击了湖霸的威风，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唤起了民众，争取了一批可以团结的力量。
    2、武力推进，拔除敌伪据点。
    这种武装斗争形式多用于汉孝陂根据地的发展和恢复时期。1941年夏，新四军五师十三旅部队进入汉孝陂，我们的力量大大增强。但在当时，日伪依靠优势兵力，骄横肆虐，不可一世。敢不敢碰硬，这是汉孝陂根据地能否创建的关键一举。饶民太领导的游击队积极配合十三旅部队，取主动进攻之策，采用武力推进的方法，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1941年茅庙首战告捷，经一天激战，拔除了敌据点；接着顺势南进，又拔除了新安渡敌据点；三邑镇、戴新店的战斗赶走了云梦的伪保安队；白龙潭、东山头、何庙集、马家河的战斗，驱逐了伪孝感宪兵队。1941年8月又集中兵力向日寇重要的后方给养补给地孝感城捅了一刀，此次战斗全歼日宣抚班，打死小队长小松，打垮保安队，捣毁伪警察局，打死打伤日伪50多人，活捉日寇数名，烧毁敌运输汽车3辆，缴获我急需食盐、布匹等物资2船，震慑武汉及四邻敌伪。
    武装推进的决胜战斗，在根据地的发展时期，不仅搬掉了汉孝陂湖霸、反动豪绅地主的靠山，而且扫清了这一地区的敌伪武装，开辟了新区，从而使孝感、云梦、汉川、汉阳、武汉郊区、黄陂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奠定了汉孝陂根据地的基础；在根据地的恢复时期，则扫除了根据地内的所有伪区、乡政权，肃清了匪特，赢得了汉孝陂人民的彻底解放。
    3、开展锄奸斗争，消除隐患。
    锄奸斗争，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各个时期都运用过，但多用于巩固时期。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根据地县、区、乡政权相继建立，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但由于汉孝陂地处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对武汉实行战略包围的前哨，所以敌人把它视为眼中钉。曾多次出兵“清剿”，特别是1941年8月我军夜袭孝感城以后，刺痛了敌人，于是敌人出动数千人，从武汉、汉川、黄陂、云梦、孝感分十三路对汉孝陂根据地实行联合大扫荡。我党政军人员凭借河湖港汊的有利地形，又有人民群众做坚实后盾，我们既没有被扫出汉孝陂地区，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只是在孝感万家牌与日寇遭遇战中，县政府秘书长董其芳和县大队指导员张明金同志不幸牺牲，这是我们的最大损失。而根据地依然屹立在对敌前哨。敌伪见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变换手法，派出为数不少的便衣特务和收买地痞流氓进入我根据地内收罗叛徒，暗中捕杀我地方行政人员和游击队员，妄图分化瓦解我区、乡政权和抗日武装。在日寇的操纵下，孝感伪宪兵队长郭发鼎频频派出以罗武林、陈金龙为头子的行动组，进入根据地内，进行暗杀、暗捕的恐怖活动。仅1942年秋至1943年中就捕捉我数十人。在被捕的人员中，大多数同志大义凛然与敌斗争，惨遭敌人杀害。我乡长朱继成、段文等同志都是这样英勇不屈而壮烈牺牲的。马家河税卡一共五人，不幸被敌便衣队突然捕去，除卡长被视为重大罪犯押送武汉外，其余四人因拒不接受敌诱降而惨遭杀害，并残忍地将人头挂在孝感城墙上，目不忍睹。但是也有极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受不住敌人金钱美女的引诱，当了可耻的叛徒，给日伪提供我根据地的情况，特别是原老党员戴季堂、县委书记杨玉璞的警卫员余学文和游击队员余学起、敌工人员彭开国、手枪队员袁克禄等人叛变后对我危害更甚。敌变我变，身为县委敌工部长兼公安局长的饶民太，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认真研究对策，精心组织了场锄奸战斗，施展了他那富有远见卓识的五斧头：一是广设情报网，随时掌握敌情，特别是孝感城关——三军台——毛陈渡——何庙集——塘口的地下交通线开辟后，及时的掌握了敌人的动向。区长魏锦堂任交通站长以“新晏酒楼”为掩护，坐镇孝感城收到了敌动我知的效果；二是从地委调回具有对敌工作经验，熟悉本地情况的柳志华等一批敌工人员协助工作；三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离间郭发鼎与便衣队行动组的关系，诱使郭发鼎赶走了他的行动组长罗武林、陈金龙，然后借敌人之刀杀死陈金龙，气死罗武林（连气带病一命呜呼）；四是镇压了作恶多端的特务奸细。鲁铺乡怒杀汉奸陈松，澡德乡处决内奸吴华风，戴新店公审伪保长戴培成等，这些有效的镇压手段，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没有杀掉的特务奸细见此，有的洗手不干，有的远循他乡；五是捕杀叛徒。叛徒熟悉内情，了解我们的行动规律，因而给我们造成很大威胁。饶民太极为痛恨，多次指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除掉叛徒。经过我们积极工作，采取多种办法，先后将叛徒戴季堂、余学文、余学起、袁克禄、彭开国、戴同山、杨和尚等一一抓获处决。卓有成效的锄奸工作终于消除了隐患，安定了民心，巩固了地方政权，使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
    （二）、有声有色的统战工作
汉孝陂地区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因而湖霸、豪绅、地主多，农商兼备的资本家也多。又因这里是一棵“摇钱树”，所以历届反动政府乃至正规军都集聚于此，抓钱夺物，大发横财。这些人中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的政治态度也有各异，爱国的仍为多数，脚踏两只船的也大有人在，反对共产党的只是少数。自汉孝陂开创起，饶民太同志就根据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军事上的打谈结合，政治上的分化瓦解，敌工工作中的攻心战术，以及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等等，都是他开展统战工作时常用的方法。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使汉孝陂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搞的有声有色，效果显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打谈结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敌人林立的广大湖区，离开武装斗争是无法生存的，但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饶民太同志十分强调以理服人的教育争取工作。湖霸黄松平、黄其瞬、豪绅土劣梁鼎臣，态度顽固，在我们多次做工作后，仍无悔改之意，我们就用武力解除了他们的地主武装。在用兵之后，饶民太同志仍然以礼相待，并将他们请上门来，或走上门去，不厌其烦的做工作，多次进行说理斗争。直到他们彻底服输，并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方才罢休。对那些死不悔改的少数死硬分子，则坚决杀掉。鲁铺乡一带的红帮头子汤春华、周日三，坚决与我为敌，我们捉住后在何庙龙口河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大扬了革命正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而对那些具有爱国之心的，既有家财，又有势力的开明地方实力派，如何庙的郑为福、东山的冯守仁、燕窝的汤子吉、马家河一带的丁洪瑞、周荣章、李东山、塘口的李老八、饶佰康、汪家咀的汪文采等开明人士，饶民太同志则亲自登门耐心地同他们多次进行谈判，直到他们同意我党主张，自动解除武装，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止。对其中表现较好的，如郑为福、冯守仁、汪文采等还曾委任为我方乡长。
    马家河的洪乐乡，物产丰富，富人很多，有不少的人在孝感城和武汉开有大商号，是税收来源的重要区域。为了开辟这块地方，我们曾同驻祝站的伪十三师一个营和三汊埠伪区长陈光荣的区中队，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战和相兼的多次斗争，最后终于争取了十三师营长朱朝凯和伪区长陈光荣。
    我们在统战工作中，是以实现我们的条件达到我们的要求为目的，而不是被敌人利用，因此我们在军事上进行打谈结合的斗争时，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
  2、分化瓦解敌人，牢牢把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我们的统战工作，做的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分化瓦解敌人。分化瓦解敌人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三种：一是打入敌人内部，对广大士兵进行策反教育；二是通过统战对象，暗地里派出我们的人掌握敌人武装；三是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纠葛，扩大敌人的矛盾，使敌人自相残杀。
    1942年秋，我手枪队小队长饶子奎被敌人秘密捕去后，宪兵队长郭发鼎看中了饶的才华，几度动员他参加宪兵队。饶子奎秘密与饶民太取得联系后，饶民太决定将计就计，将饶子奎安插在敌宪兵队里，当了郭发鼎的随从副官。饶子奎利用工作之便，不仅随时报告宪兵队的动向，并到士兵中进行策反教育，争取了不少下层士兵，瓦解了敌人。降低了敌人士气。1943年我们争取了伪十三师朱营长之后，经饶民太同意派了我方乡长李方清充任朱营长的副官。李方清打入敌军后，不仅提供了敌人的各方情报，而且团结了不少的敌人兵士，分化瓦解了敌人，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
    孝感县宪兵队长郭发鼎依仗日本人的势力，阴险狡猾，一直是我们的老对手。起初他以武力与我们相斗，后来又派出便衣特务进行暗中破坏活动，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为了拔除这颗钉子，我们利用宪兵队与伪县政府的矛盾，通过我们的统战对象，联名向伪省政府写了一封控告状，列举郭发鼎在乡下假借名义，巧取豪夺，残杀无辜百姓，侵吞大量不义钱财的罪行，最后伪法院以抢劫贪污罪逮捕了郭发鼎送押武汉。
    3、开展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得有成效的第三点是开展敌工工作。汉孝陂的敌工工作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在根据地内派专人严密地监视着一些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防止他们的不轨行为；二是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则派有专职敌工人员，随时掌握敌军动向和控制伪区、乡保长的活动。把敌人的破坏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三是扩大工作范围。1943年，饶民太同志又派柳志华同志到武汉开设“汉丰粮行”为掩护，积极在武汉开展敌工工作，并争取了孝感在武汉的许多商人。首先争取了武汉伪军特务部情报组长陈汉卿（孝感三汊埠人），并聘请他当了“汉丰粮行”的经理，接着又争取了“五洲药房”、“孙季布店”的孝感籍老板，然后以“汉丰粮行”为转运站，利用陈汉卿为掩护，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我们急需的药品、布匹、纸张等重要物资运往我根据地。
1948年春，饶民太同志召回长期在武汉的原汉孝陂的地方干部曾石坚、黄兴、柳志华等同志，分别给予具体任务，约定联络暗号和路线，以单线联系的办法先后派往武汉，进行云孝城工部布置的为解放武汉的宣传组织、搜集情报、组织护厂护校、统战策反等活动。这些同志到武汉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发展各种城工关系300余人，其中介绍到解放区去的有200多人，就地从事秘密城工工作的约130人，做了大量的策反和搜集情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汉孝陂统战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我们的统战对象，不仅在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上在某些方面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而且协助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敌人军政方面的许多情报，还为我们搞到了大量的急需物资。我永和乡乡长高训华同志就通过统战对象守三汊埠铁桥的伪排长搞到各种子弹500多发；统战对象伪三区区长陈光荣在他所管辖的地方曾经减少过上缴伪政府的税款，并将减少的部分让我们去征用；统战对象伪十三师的朱营长按我们的要求，在日寇扫荡时将他的部队开到我中心地布防，避免日寇去扫荡，从而保护了我们基层政权的正常工作；统战对象丁洪瑞曾自掏腰包80余元现洋亲自到伪县政府营救我被捕的通讯员高书华；丁洪瑞、汪文采、郑为福还利用他们同伪县长朱坤宇拜把兄弟的关系，多次登门劝其改恶，后来朱坤宇确实在敌视我们的态度上大有好转。在武汉方面，柳志华同志在我地下交通员陈金宗的配合下，曾取得一次策反地方保安团70人枪的胜利斗争；黄兴以汉昌肥皂厂为据点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我城工人员刘一龙受命打入湖北省伪警察局，通过王海洲等人争取了中下层警察人员19人；张钟通过伪宪兵十二团方仲，提供了武汉卫戍司令部所属兵力、驻地、任务一览表和伪宪兵十二团（含便衣），武昌、汉口、汉阳的党政军机关、退役军官、保长、部分特务人员的名单、名册以及宪兵团掌握的武汉地区进步学生百余人的黑名单 ；向为一、向立贵同志争取了伪三青团武昌分队长王钟、武汉警备司令部机要秘书刘先云，为我提供了敌人在武昌、汉阳、汉口的部队、兵员、武器配备、番号明细表以及敌警、宪、特在武昌、汉阳、汉口地区各澡堂、学校、旅社布置的暗探人员名单。至武汉解放前夕，我云孝城工部城工人员获取敌人各种城防军事图6件，长枪66支，短枪9支，机枪1挺，弹药3车，广播电台发射机1部，各类户口、身份证19件，还控制了敌警察局10个分局的户口档案。为我军接管武汉提供了大量的情况。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对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卓有成效的税收工作
汉孝陂，地处武汉近郊，交通畅通，商业发达，物产丰富，是历届政府的重要税收地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对开辟这块地区十分重视，并把它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汉孝陂县、区、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把税收工作，作为各级政府主要工作之一，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积极地，大张旗鼓地开展税收工作。是从建立税务机构，确立税种税率和发动群众广泛征收等几个方面进行的。
县政府为了积极地，实际地开展税收工作，首先建立了税收机构。成立了税务局，局长叶声，副局长易理平。全县成立了三个税务所。第一税务所辖北泾咀、马家河、三汊埠、黄花涝4个税卡。高国乐、刘公平负责，陈金宗、丁易如（牺牲）戴强汉、王达五、丁国章、张北平（牺牲）等人参与各卡工作。第二税务所辖神灵口、四汊河、卧龙潭、毛陈渡、东山头5个税卡。李瑞明负责，张爱民、李启柱（牺牲）、李福光、董梅山等人参与各卡工作。第三税务所辖茅庙集、辛安渡、新沟、舵落口、姑嫂树5个税卡。易理平负责，龙非、陈家昌、刘铁豪、丁松青、张炳万、张正益等人参与各卡工作。
在建全税务机构的同时，县政府还因地制宜地确定了税种和税率。税种主要有：坐商税，其税率按经商者营业额的5%到10%提税；行商税，税率同坐税一样；抗日公粮，按田亩数征收，每亩折合光洋六毛的标准下达征收任务；特种税，如鸦片税等，其税率较高，按实际收入30%提税。此外，还有抗日乐捐，这是按“有钱出钱”的原则，实行的一种自动乐捐。其数额不定，商量办事，自愿缴纳。
为了积极开展税收工作，县、区、乡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动员大会、坐谈会和专门召集富商、地主等人参加的协商会，进行广泛地动员、宣传和教育工作。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广大人民群众一马当先，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积极缴纳抗日公粮支援新四军。我们的广大税务工作者，冒着敌人频繁扫荡和暗杀暗捕的危险，始终坚强地战斗在广大湖区的税卡上、集镇中和乡村里，收取大量税款。为了使抗日乐捐落到实处，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以爱国大商人、开明绅士为主体的“乐捐委员会”，运用这些力量，广泛开展抗日乐捐。由于大商人、大绅士、地主带头，一些中小绅士、地主、商人也积极乐捐。有的十几块，有的几十块，也有上百块的，最多的有人一次就捐500块光洋。这笔捐款的数目是不小的。全县我们难以估计，仅就马家河红乐中心乡为例（此乡有十几家在武汉开有商号），一年可收取抗日乐捐数千至上万元（折合光洋）。此外，孝感县在武汉经商者不少，为征收他们在家乡的田亩税，我们的税收人员冒着掉头的危险，深入日寇巢穴武汉收取税款。孝感付家楼的付万峰，家中放有庄田，在武汉又开米厂。每年我们至少要派三名税收人员赴武汉付万峰家收取商业税款和田亩税款，我们无法推算准确。但从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四、五千人的小乡，一月大约可收1000元（折合光洋），大的乡则可收到1500至2000元（折合光洋）。我税务人员陈金宗、曾早明、张明金仅1943年就在澡德乡一次收取鸦片烟烟苗款13.6万元（折合光洋）。还有一个情况是确实的，即汉孝陂县政府每二、三个月向鄂豫边区上缴税款时，要用一个排的兵力挑着光洋和纸币上送，或用小船装着送去。四连一排排长汪柏钢就经常带战士执行送税款任务。由此全县上缴的税款，按当时最低的数额可达120余万元（折合光洋）。因此，汉孝陂人民以大量的钱、粮、物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特别怀念那些搞税务工作的同志，他们不仅工作辛劳，而且有不少的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垂汉孝陂的史册。
（四）、坚定不移的依靠群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个真理，我们在创建汉孝陂根据地的过程中，体会尤为深刻。可以说，我们时时离不开群众，事事离不开群众。在根据地的初创时期，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提供的敌情，想出的办法，为我们确定斗争对象、制定策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我们迅速打开了湖区斗争局面，扎下了脚跟。
在根据地的发展时期，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源源不断提供的人、财物，帮助我们完成了拔除敌伪据点、驱除敌人，肃清奸细，使我们胜利完成了开辟汉孝陂的历史任务。
在根据地的巩固时期，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筑堤防洪，兴修水利，开湖垦荒，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不仅满足了根据地内党政军的一切费用，而且使我们征收了大量的税款，有力地支援了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建设。同时，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渔民协会。日夜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监视敌人，肃清宪特，保障了我部队和党政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巩固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在敌人不断对我根据地扫荡中，人民群众不仅直接参于斗争，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基层干部的安全。1943年3月，一次日寇突然发动扫荡，澡德乡书记黄兴等四名干部遭敌包围，王家松林湾模范村老农王树生将四名干部隐蔽转移湖上，与敌人周旋两天两夜。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铜墙铁壁，使我们在斗争复杂、敌人扫荡频繁的情况下，仍能安全地坚持正常工作。
在艰苦突围的日子里，又是我们可敬的人民群众，不顾敌人“不准通匪”、“不准窝匪”的严令，冒着杀头危险，利用各种方法，为我们送粮送款、送衣送药，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在我们分散隐蔽之后，也是人民群众，保护了我隐蔽人员的安全。
在重建汉孝陂的日子里，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提供的线索，捕杀了叛徒，清除了匪特，胜利完成了扫除旧政权的斗争。当我大军南下时，我们依靠人民群众，不仅筹集了大量钱粮马草，而且积极行动起来，组成了送粮队、担架队、服务队，随军南下，直接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
在整个创建汉孝陂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了主人翁的历史作用。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寸步难行；依靠人民群众，就无往不胜。这个历史结论是十分正确的，这个历史经验也是极为珍贵的。
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汉孝陂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十年，却在历史的瞬间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对武汉实行战略包围的前哨阵地上，绞得敌人五脏抖动，闹得敌人心神不安，牵制敌伪的大量兵力。它象一个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运输队，十年中源源不断地以大量的钱、财、物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它是一条红色交通线，为包围武汉、接管武汉，提供了大量的敌人军、政、宪、特的重要情报。因此，汉孝陂不愧为革命进军中的一面红旗。
红旗招展征途上，竖旗自有举旗人。这个举旗人就是我们尊敬的饶民太同志。在创建汉孝陂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饶民太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才华、心身、胆略都无私的贡献了出来，并一直战斗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至今，他那临危受命的胆略、坚强不屈的意志、光明磊落的品质、爱憎分明的立场、依靠群众的作风、深入实际的方法、豁达大度的气魄、荣辱与共的美德、灵活机动的战术，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銘刻在汉孝陂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我们这篇很不完整的回忆，就作为对饶民太同志及其在这块土地上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的深切怀念，亦作为酬谢汉孝陂人民的一份心意。


——《澴川怒潮——孝感市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二集》，中共孝感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