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王余光：阅读，与经典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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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王余光：阅读，与经典同行

                                                          ——在广东省东莞市图书馆的讲座
王余光简介　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系主任。另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个人著作有《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献史》第一卷、《中国文字与典籍：揭开文明的篇章》、《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名著的阅读》、《读书随记》和《文献学与文献学家》等。另与他人合作有《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中国读书大辞典》和《中国读者理想藏书》等。
主持人开场语

　　刚刚过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书籍承载文化，传递文明，而与书籍相伴的阅读行为，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当前社会，图书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与之相对，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应该选择读什么书？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余光教授的看法。
　　坐在图书馆那明净宽大的玻璃窗下，阳光柔和地洒落在书桌上，或听着外面雨点垂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我们不仅感受着经典的魅力，也在体悟着时空的静谧。今天，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完善自我的最好途径。
何为经典：需要具备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三个因素
　　说起阅读经典，首先就会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经典”并没有定论。
　　六十多年前，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他所说的经典，相对于儒学的“经”而言，是广义的：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当代学者龚鹏程在《经学概说》一文中，讨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时说：一方面是经典本身的原因，因当它具有真理，足以启发后人，故为人所尊崇，视为恒经，乃不刊之理论。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于圣典祟拜之中。在经典化及其竞争关系里，某些书虽然也很重要，但未被经典化；某些书，原亦平常，却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经典化了。
　　先贤时哲所言，予人颇多启迪。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如果我们不讨论专业经典，仅就一般意义而言，那么经典具有三重特性或三要素：
　　影响力：
　　影响力体现了作品内容的吸引力。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无不在一定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如《周易》、《孙子兵法》等。当然，影响力分积极的与消极的，也有长期的与短暂的。那些“影响一时”的作品可称之为名著。而影响力，应当说并不完全出自作品的自身，或者说绝对自然发生的影响力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的阅读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形态、家庭、个人的素质和兴趣、老师与同学、环境以及广告等等。
　　时间性：
　　一部作品，或许影响一时，或许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被人顶礼膜拜，但时过境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或抛弃。经典，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需经久而不衰。也就是说，一切著作，若要成为经典，我想它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广泛性：
　　我所理解的经典（非专业领域的经典），必须是广泛的，即它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如《诗经》、《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广泛的。《诗经》三四千年以来，它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关心，有不少诗在今天还成为流行歌曲，像邓丽君唱过的《在水一方》等。
　　我想说，这三点，也就是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大概就是经典所需要具备的因素。

宋代刻本《论语》
中国人的阅读传统：经典崇拜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

宋代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阅读经典：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宏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84岁高龄的钱穆作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又说：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再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上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这个人48岁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对此他说：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宋代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阅读哪些经典：时间检验出古老文化的精髓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书目，特别是那些指导阅读性的推荐书目，在我们购书、藏书和读书时可提供重要帮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荐书目的推荐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与客观。

　　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因素。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120年前，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面世，很受当时学子的欢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般读者，不会再依据《书目答问》去读书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开列的《中学国文书目》，今天也不适合中学生了。书目中开列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申鉴》等书，恐怕学文科的大学生也没有读过。因而，一部好的推荐书目，要能满足时代读者的需要。

　　其次，推荐书目受推荐者的知识与兴趣的影响。1923年，清华一批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了短期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拟定了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书较多，偏重哲学史、文学史方面，史部书一概摒绝，有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亦未入选，当时梁启超就认为胡适这个书目“文不对题”。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书还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中国典籍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世界观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的。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80种中外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目录。这份书目不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我想，在这份书目上，推荐次数最多的书，可称之为经典吧。其中中国著作大致有以下八类：

　　1.四书五经

　　这类书中《诗经》、《论语》二书被收录的次数最多。自汉以来，两千余年间，这些书对中国政界、学界，都有重大影响。这两本书为什么被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简单易懂，而《尚书》、《周易》，可不是一般人读得懂的。

　　《论语》作为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书中许多词语，即便是在这白话文的时代，仍被人们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常常使用。

　　《诗经》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代诗人墨客所景仰、学习、借鉴，强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诗经》中民歌和贵族讽刺诗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诗经》也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就都把《诗经》的内容与优美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学习的典范，开创了中国散文文学的一个光辉时期。几乎可以说，《诗经》的影响，渗透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诗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史料价值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某些诗歌记录了商、周民族起源的传说，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活动的历史，都极有价值，并成为《史记》所依据的材料之一。

　　《诗经》中不少诗非常好懂。其中最晚的诗到现在也有2500年，但今天读起来还非常有意思，其情感描述跟我们今天的情感仍很吻合。从《诗经》起，看三千年来中国人的情爱表述：从热情奔放，到曲径通幽；从禁闭再到开放。《诗经》成为我们情恋长河之源。我举一个例子，《诗经》中常提到两条河：溱水与洧水，有首诗即名《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该诗写于春秋之时的郑国，地点在今河南新郑县，溱水尚存，洧水现名双洎河。这首诗是写在上巳节（夏历三月初三）的时候，青年男女来到溱、洧之畔沐浴嬉戏。他们手拿兰草，又互赠芍药，以表达心中之爱。可以说三月初三应为中国的情人节，定情之花应为芍药。

　　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

　　这类书中《史记》与《资治通鉴》二书收录次数最多。在传统史籍中，《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最受重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称赞，也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可以当小说看，《史记》里的纪、传跟小说一样很通俗，很有情节。《史记》说起来是一本史书，但实际上后来很多文学作品，如电视剧、剧本、小说等，多以它为根据，比如《霸王别姬》等。司马迁忍受腐刑的痛苦，完成《史记》，并希望通过对往事的表述，以寄望于未来，在这里，作者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著述中得到了升华。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文入学士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然而，邯郸学步，蹈常袭故，汗牛充栋之中，又有几部著作可与《史记》堪称伯仲？

　　《资治通鉴》294卷，北宋司马光主编。全书记载了上自周威王23年\(前403年\)，下讫后周显德6年\(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在撰写史书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为君主治国提供借鉴。

　　3.先秦诸子

　　这类书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诸家收录次数最多。

　　道家的著作是很多知识分子晚年读的书，其中《老子》和《庄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几千年来，老庄的学说与思想一直延续不断，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西汉初年，政治上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即是以《老子》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并带来了文景之盛。东汉，道教产生后，《老子》作为经典，为道教徒所诵习。魏晋玄学家们以祖述老庄立论，将老庄与《周易》合称“三玄”。唐代，《庄子》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被尊称为《南华真经》，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庄子也被神化了。《韩非子》对我们认识中国政治大有帮助，它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即便在今天，《孙子兵法》在军事、企业管理方面仍有借鉴。《荀子》一书在汉代与《孟子》同列诸子，并颇受学者所重。大概是主张性恶说，故受后儒诟厉，未能列入经书中。然而《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和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冯友兰曾作一个比拟，他说：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伯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

　　4.其他子部书

　　被收录较多的书是：《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

　　近代以来，《论衡》一书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章太炎认为王充是“汉代一人”，绝未过火。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里对王充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指出：

　　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后，一直受读书人的重视，宋、元、明、清历代学者颇多赞誉，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在古代中国的家庭教育中，极具影响。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蔡尚思与几家大学书目收录，可见此书受当前学界重视。这部思想史上的名著，对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唐宋诗文

　　2000年元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华文明火炬传递仪式”,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齐诵古典诗词。举办者认为:背诵古诗文,是让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有力之举。据最近的调查:73.1%的家长和86.7%的教师认为背诵古典诗文能弘扬传统文化;88.7%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修养和人格发育有好处;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以上数据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共识：阅读传统经典，对我们传承文化和提高素质是大有裨益的，而那些优秀的古诗文，特别是唐宋诗文，更受人们重视。

　　6.其他诗文

　　以《楚辞》、《文选》、《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收录次数最多，宋代以后的诗文被推荐的较少。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差不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春秋末叶以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诗不再有人续作了，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文化渐渐地发达起来，在文学上更有不少建树，这就是楚辞的兴起。正如粱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不大有人继续写《诗经》那样的诗了。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骚》一类的作品了。这是兴起在《诗经》作者之后，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楚辞产生在长江流域，与《诗经》在风格上多有不同。陈耀南在《典籍英华》中，将它们的差异概括为五端：

　　诗所收作品，多属黄河流域(北)，楚辞属长江流域(南)；

　　诗多写人事、写实、含蓄，楚辞多神话、想象奔放；

　　诗多短句叠字，以四字为主，楚辞多长句，以五字为干，加虚字以咏叹；

　　诗各章多重整齐，反复唱叹，楚辞不分章，意或重而语少复；

　　诗作者多失主名，楚辞多知作者主名。

　　可以说，《诗经》与楚辞同为后世韵文之祖，堪称为我国远古先民的绝唱。

　　7.古典小说

　　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

　　1949年以前，除胡适书目之外，其他书目均不收录这类小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并受学者的轻视。可以说，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重视小说的研究。胡适写过一系列古典小说的考证性文章，并积极协助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小说的标点本。因此，胡适在他的书目中，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949年以后，大多数书目都推荐了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的影响与日俱增。据一次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对被调查者影响最大的中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说的影响力。

　　8.其他

　　以《说文解字》、《左传》二书收录次数较多。

　　1949年以前，各书目重视推荐《说文解字》，这是受这种治学传统，即“读书以识字为先”的影响。因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第一篇即为《说文解字》，并说：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1949年以后，这种治学传统的影响逐渐消失，《说文解字》不再受推荐者重视了。

　　《左传》一书古代列入经部，长期又受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重视，一直有着持久与广泛的影响。《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是我国最详备完整的早期编年史。《左传》详于记事，对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都有很好的记载，特别是记载军事，不仅写得很详细，而且也很生动。此外，书中对当时的朝聘盟会、天文地理、氏族和少数民族等都各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编年体史书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都把它看作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给予很高的评价。《左传》善于描写人物，烘托场面，经纬史事，是我国历史文学的开山，成为后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据清乾隆版《晚笑堂画传》摹绘的王阳明像



杜甫《石濠吏》图（亚明作）

结　语

　　从以上各类传统经典被推荐的情况来看，不少经典是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如《诗经》、《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左传》等书。有些经典其影响力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明夷待访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典小说、《说文解字》等。从总的方面来看，近百余年来，传统经典读倾的基本阅向是：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体现了传统经典阅读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各部经典，都写成于古代，近人或今人的著作都未进入。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而作为经典，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正是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的背景下，结晶着前辈思想的经典，就不仅具有一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这斑斓的文化园地里，大道名儒，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峰叠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构成了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并垒起了这一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在感召着每一代人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