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老广州的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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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老广州的年俗

2008年01月16日

广东年俗：逛花市 　　年俗表情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扫屋、做年夜饭、祭祖、串门拜年、宴饮、贴春联……然而，除了这些中国年俗的核心要素外，老广州过年又因其生活于岭南一隅，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人文意识，而酿生出异常纷繁、细腻、温情的广州年文化。 　　表情一: 　　卖懒歌：“卖懒仔、卖懒儿，卖俾广西王大姨。今日齐齐来卖懒，醒（明）朝清早过新年。” 　　广州人最早是由古越人和南迁的中原移民融合而成。珠江三角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广州自古就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南商品交易中心。这些独特的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群体心态、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广州人乐意接受新鲜事物，又不忘本土文化。纵观广州的各种风俗，既有中原文化哺育的影子，又存留古越族遗风的韵味，更有大胆吸取海外新鲜事物的情趣。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老广州的年文化上。 　　从腊月二十三谢灶那天起，广州谓之“入年关”，在年三十之前的8天里，老广州人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谢灶”、“开炸”、“蒸糕”、“扫屋”、“洗华（东西）”、“包粽”、“贴对”，一个都不能少。广州旧时还有一首“新春习俗歌”，生动地记录着这些年俗：“腊月二十三，晒被洗衣衫；腊月二十四，清洁房边地；腊月二十五，扫房掉尘土；腊月二十六，洗净禽畜屋；腊月二十七，里外洗归一；腊月二十八，家什擦一擦；腊月二十九，脏物都搬走。” 　　老广州过年除了细致、毫无疏漏地保留从中原承接下来的各种年俗外，还发展出极具岭南特色的过法。“封利市——逢没结婚的人就给”这一习俗据说最早传自香港，闻名遐迩的广州迎春花市也最早将“发财树”、茉莉等花种从海外引入…… 　　中山大学教授、民俗学博士刘晓春认为，老广州的年俗林林总总，发达的市巷文化造就了丰盛纷繁的广州年文化景观。旧时，广州老城区的街巷间过年会有舞狮志庆，传统的街头艺人手举狮头、脚踩竹竿，凭一身绝活技艺可以攀到西关老屋的二三楼，衔走家家户户悬于窗台、门外的“利市”，人们纷纷以招来这一“瑞兽”为喜；旧时广州还流行一个卖懒歌的年俗：年三十大早起床，父母就把孩子叫醒，让小孩拿着一个鸡蛋，插上线香到村外跑三圈，小孩嘴里还要唱卖懒歌：“卖懒仔、卖懒儿，卖俾广西王大姨。今日齐齐来卖懒，醒（明）朝清早过新年。”据说，只要小孩子能把这个鸡蛋卖了就表示卖掉了一身懒惰，但是很多小孩都偷偷自己把鸡蛋吃了，回来告诉大人说已经卖掉了。 　　单单从过年饮食一环，老广州年文化中的“纷繁”一特点就表现无遗：老广州过年的小食有煎堆、油角、爆谷、蛋散、芋虾、糖环、年糕、糖冬瓜、糖莲藕等不下10个品种，其中每个品种还可以变幻出形态各式的美食。“有些老奶奶做煎堆有绝活，可以把煎堆做成排球大，中间用嘴吹入空气，吹得煎堆皮只有几毫米，皮薄松脆，特别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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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二:

　　贴门神：“贴门神很讲究，秦琼的头向左，尉迟恭的头向右，两人的面部是相对的，否则就是‘贴错门神’”。

　　西关老广州的生活以细腻和讲究而著称，细腻又成为老广州过年最为传神的一个表情。老广州过年除了“挥春”，还喜欢贴“门神”。门神以前用木刻套色印，画的是秦琼和尉迟恭。广州旧民居大门多分两扇，贴门神很讲究，秦琼的头向左，尉迟恭的头向右，两人的面部是相对的，不能贴错。据说，广州人还由此年俗衍生出一句谚语：“贴错门神”，以此形容两人互不理睬。而现在随着广州民居的变化，广州人改贴“福”字，不过要倒着贴，意为“福到了”。

　　老广州人心思细腻，过年要处处讲意头，万事图个吉利。腊月二十三“谢灶”，广州人要精心准备两样特制小食，一个是片糖，另一个是糯米汤圆，因为百姓们希望灶王爷上天后能为自己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以保来年安康。大年初一，心思细腻的老广州会把家里的扫帚等脏物藏起来，家里要处处都干净；同时，初一大部分家庭还要“吃斋”、初二要“放生一条鲤鱼”，老广州也不忘在春节时分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对生灵的敬畏、为来年祈福。

　　此外，老广州年三十都要让家里的男丁“燂英雄”跳火堆或者火盆以祈求家族人丁兴旺；无论多么艰苦的年代，也要在过年时“开油锅”，还由此衍生一句俚语“煎堆碌碌、金银满屋”；再有，广州人喜欢蒸糕，有萝卜糕、芋头糕、马蹄糕等，糕分九层，名曰“九层糕”，象征“新春步步高”；另外，大年初一，大人们会让小孩子走在大街小巷，敲开每户家门，大声对主人说一声：“财神到，恭喜发财”，在主人家门贴上写有“财神”二字的红纸，主人就会回给这位“小财神”一封利市……

　　由于广州较早就发展了商品经济，老广州讲意头、祈求生意兴隆的心愿在广州的年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广州的红包不叫压岁钱，要叫利市；广州迎春花市最畅销的种类是金桔、四季桔、菊花，都有“吉利”的意头，水仙在年三十、初一相继开放，也象征“花开富贵”；其它讲究意头的小风俗不胜枚举，比如有些家会在米缸上放两条生鱼，意为“年年有余”，年糕做好后也要铺一张红纸、放上一个桔子，然后才吃……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广州过年也不会忘“勤劳、务实”的好传统，广州的花木种植已有1000年的历史，从清光绪年间广州西湖路花市就已成了规模。到了现代，广州人更是将春节花市发展成产业，盆栽花卉成交量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七成。

　　表情三:

　　封利市:一些富裕一点的家庭会包较大的利市给不太富裕的亲戚，其中可能包上孩子一年读书的学费。

　　广州自古就是一个热闹、开放的城市，广州人很早就远游四方，甚至远渡重洋做生意，老广州的宗族意识特别浓厚，春节老广州都要千方百计回家与亲戚团聚，这就构成了老广州过年特别温情、有凝聚力的一面。专家说，春节花市的意义远不止卖花、买花那样简单，广州人要全家人一起逛花市。几十年来，摩肩接踵逛花市的场面一直没有衰落过。

　　在广州郊区农村，刚刚有男丁出生的家庭，要在正月十五当日宴请全族人一起到祖祠吃一顿，通常有肉、鱼丸、茨菰下锅，保佑子孙安康、人丁兴旺。“封利市”中也透露着广州人祈求朋友、亲戚和满的愿望，尽管通常的利市都不大，5元、10元居多，但是家族中一些富裕一点的家庭会包较大的利市给不太富裕的亲戚，其中可能包上孩子一年读书的学费。广州人平日不爱露财，也碍于情面，不愿受人恩惠、施舍，但是春节封利市却表现出广州人稍稍张扬、家族温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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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日历

　　讲述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春生

　　年中安排多讲究

　　年二十三：“谢灶”

　　广州人把“祭灶日”称为“谢灶”，这也是传统中的“小年夜”。原有“官三民四疍家（水上居民）五”之说，即做官人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一般平民在二十四、水上居民在二十五举行谢灶仪式，后来界限模糊，一般都选在二十三谢灶。

　　民间传说：这一天灶君老爷上天向玉帝述职，奏明各家善恶，玉帝将根据奏述，对各家均有不同的赐福或降祸，所以百姓对灶神畏惧；为表示恭敬，便于是日清洗灶君神位，簪金花，挂彩红，用鸡、猪肉、鲤鱼、美酒、甘蔗、饴糖拜灶君。据说灶君食饱饮醉又被饴糖把嘴胶住，就不能多讲话。

　　年二十八：洗邋遢

　　广州人大多在这一天开始大扫除，还要理发，各家各户做到窗明几净，不见灰尘。

　　年二十九：贴春联

　　大年夜的前夕，是最繁忙的一天。要贴上春联、门神、年画等点缀家居，象征吉祥。

　　年三十：逛花市

　　更尽时，家家祀灶，悬挂天灯。祭品是羹汤灶饭、糖冬瓜等。参加拜祭的人只有男子，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燃香默拜。家里的所有大扫除、理发、洗澡都要在这一天之前完成，贴上对联迎接新年到来。除夕之夜，吃年饭、守岁和逛花市是老广州辞旧迎新的三件大事。三十晚上的年饭是越晚吃越好。

　　年初一：拜神

　　凌晨祭祖拜神，杀鸡。起床焚香，放炮仗。这天互相拜访，不问贵贱，奔跑往来好几日，名曰“贺新岁”。初一的中午饭必须吃斋，用粉丝、腐竹、发菜、冬菇等煮成一锅“罗汉斋”，希望这一年该吃的素菜都在这一天吃完，往后就可以大鱼大肉了。

　　年初二：开年

　　一大早，家中妇女要主持“开锅”，下花生油，煎萝卜糕、煎鱼。现代人更是喜欢将开年饭摆到酒楼吃，吃得越早越好。这天，邻里和亲友之间，往来拜节。广东流行女儿携家带口回娘家。广州的一些郊区农村还保留着“放生”的习俗，买活鲤鱼，用红纸盖上鱼眼，拜神之后到河塘放生。

　　年初三：穷鬼日

　　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因赤口，希望避免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一些广州人会选择足不出户。这天如有人串门，会被当作穷鬼赶出门。

　　年初四：神落天

　　接财神回家。如果旧年不如意的可能用“一碗清水、三支香”祭灶王，旧年发达的要用鸡鸭鱼肉祭拜。

　　年初五、初六：尽情玩乐

　　这才是广州人真正享受过年乐趣的时候。

　　年初七：过人日

　　旧时这天的早饭，广州人要设丰盛的家庭筵席，以庆贺“人的生日”。这一天，年青人结伴游花地，选最美的姑娘——“人日皇后”，由她主持这一天的活动。

　　年初八：不回家

　　初七七不去，初八八不归。初七出门探亲等人，初八不能回家，要留在亲戚家。

　　年初九：九皇诞

　　老广州要祭拜玉皇大帝，拿出鸡鸭鱼肉。

　　年初十：打春去，初十一：打仔回

　　在广州郊区的农村，相邻两个村子的小孩要在这两天掷石子对打，哪个村子赢了就代表新年会更好。初十一，家长要把这些对打的孩子赶回家。

　　初十二：开灯信

　　大街小巷、各家各户都要点满灯，广州的农村在祠堂也要点灯。

　　正月十五：祈完灯

　　广州人在这一天里要逛花灯。此外，广州的郊区农村里，旧年生了男孩子的要在这一天挂一个灯笼在祖祠里，表示向祖宗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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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过年才有“味道”？中大发起岭南春节习俗调查

作者：记者 郭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2-09

“现在过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很多节日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没有得到深刻挖掘，使得过节越来越流于物质形式表面。中秋、端午逐渐沦为‘月饼节’，‘粽子节’！”在刚刚结束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发出一番感叹。 　　日前，记者获悉，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分头奔赴海南、广西、广东各地，展开一项关于岭南春节习俗的大型调查，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过春节“年味”浓了还是淡了？春节怎么过才“有味道”的讨论，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年味”是浓是淡各有说法 　　今年春节前夕，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又奔赴海南、广西、广东各地，进行一场名为“岭南春节习俗的历史变迁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大型田野调查。 　　据参加者之一、中山大学教授蒋明智透露，该项调查是国家教育部今年重大科研项目之一，调查的发起目的即如何通过整理搜集岭南各地春节民俗，保护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一些专家指出，“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一种信念，是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一个永远的心结；年俗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的一根无形纽带。然而，到今天，经历商业化冲击，社会转型期的传统年俗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流行围着“春晚”过年，时兴手机短信拜年，但“年味淡了，钱味多了”成了越来越多人对春节的感叹，甚至年轻一代已不知道怎样过年了，年俗离我们渐行渐远。甚至有人提出，传统春节习俗已经到了“亟待拯救”的危险地步！ 　　不过，仍然有部分专家学者对“年味越来越淡”一说持不同意见。 　　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民俗学专家叶春生就指出，从上门拜年、走亲访友到手机拜年、出门旅游，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和现代化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便利，老百姓的过年方式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这也令传统佳节从本质到外在都焕然一新。从多元化这个角度上说，“年味”是一年比一年浓郁。 　　提取春节年俗“文化因子” 　　既然过年的方式可谓花样百出，那么怎么过年才能让人觉得“余味无穷”呢？蒋明智表示，人们觉得年味淡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巨大变革，导致民俗日益消逝，过去包含在传统春节习俗中的文化记忆被淡忘了。因此他呼吁，通过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民众的积极参与，通过对各地年俗进行普查、记录、整理和研究，提取出春节本真性年俗必不可少的一些“文化因子”，如扫除、吃团圆饭、压岁钱、守岁等，让这些民俗在民间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让传统文化之脉薪火相传。 　　近来一段时间，关于春节放假从除夕开始的呼声日渐高涨。记者获悉，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受中国文联委托，完成了一份正式报告，呼吁春节放假从农历大年二十九开始，这份报告将在今年3月份提交全国两会进行审议。对此，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指出，在我国现有的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广大民众认为有丰富历史内涵和深厚历史根基的一部分节日，常常没有安排休假时间，这也从客观上导致了群众对传统习俗的疏远和遗忘。如何有效利用公共时间资源、完善节假日制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情感需要，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针对春节年俗，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罗学光还建议地方基层政府，要加强对年俗活动的组织，利用春节假期，开展舞狮、舞龙、猜灯谜等各种民俗竞技和娱乐活动，让过年方式在新旧交接的过程中既保持传统特色又能不断推陈出新。　（编辑：栾春晖）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作者：记者 郭珊 ·延伸阅读· 春节习俗调研 作者：admin    来源：中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06-8-28        2005年底到2006年初，我中心走进广东，四川，河南，山东等省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对这些省区20世纪以来春节习俗历史变迁图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 　　山歌与春节 　　作者：刘晓春 　　2006年春节期间，因为调查客家山歌，正月初五我便去了梅州，在梅州的几个县市走马观花，重点调查了兴宁市职业山歌手钟柳红以及梅县松口山歌协会。总体上感觉，从春节期间民间山歌手的受欢迎程度看，作为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客家山歌，在梅州地区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走进雷州：店前十村的“穿令”仪式 　　作者：刘兴东 　　“穿令”动作的结束并不代表整个穿令仪式的结束，它只是游神活动的一项基本程序的完成。在神轿之上，“神僮”还要接受狮子和游龙的跪拜。然后在村民们的欢呼声中耸立于神轿之上，让村民们将他同神像一起抬着，走村串户，接受不同村落民众的顶礼膜拜。直至完成整个游神过程，才会将“令杆”拔出。 　　今天的广州人如何过春节 　　作者：黄晓茵 　　广州人的春节，古老又年轻，既有对传统年味的沿袭，也体现时代的气息；既有中原汉人的古风遗韵，也有百越古族禀赋；带有浓郁的市井风情，活泼多样中充满南国水乡浪漫情调。 　　走进雷州：夜探瑚村“拨火堆” 　　作者：刘兴东 　　在广东雷州半岛的乡下，许多的村落还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而古老的庆祝元宵节到来的神秘祭祀仪式，那就是“拨火堆”活动，在其他的村落也还有别样的称法，有的叫“排火场”，有的叫“过火堆”等。 　　2006东莞春节的田野报告 　　作者：阎江 　　东莞，一个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体现在整个社会结构阶层的巨大断裂，体现在农业文明与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明反差，体现在政府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介入，体现在异乎寻常的对于文化或者说传统的回归、包装。 　　2006年这个普通的春节中，在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与东莞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师生的支持下，对于一个城市春节的进行时展开了田野调查。 　　广州世居满族春节习俗调查 　　作者：关溪莹 　　从移居广州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广州世居满族民众一直在家中过年，除夕夜里，各家都要包“饽饽”（广州满族族胞对北方饺子的独特称呼），待各项应节物品办妥后，即封井封刀，连清洁用的工具也要收藏好，到正月初二才启封使用。吃过团圆饭，全家人向“祖宗袋”叩拜，然后晚辈向长辈行礼辞岁。 　　中原：春节庙会的重生与复兴——河南开封春节祭祖庙会考察散记 　　作者：彭恒礼 　　春节举办庙会是开封当地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一千多年前开封的春节庙会、灯会就已经形成极其庞大的规模。举国狂欢，通宵达旦的景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民国以后，开封的节庆文化开始走下坡路。建国以后，一度禁绝。 　　正月十五看年例 　　作者：吕东玉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不过高州人好像不怎么过元宵，相反，在这天有更大的节目：年例。没错，高州的“年例”时间是因地而异的，但无疑正月十五是最多地方搞年例的日子。 　　跨越半个世纪的春节回顾 　　作者：叶茂 　　那时刚解放，过年的很多方式还是沿用了解放前的习俗。腊月二十三开始买灶糖，买汤圆粉子，祭灶，扫扬尘，洗铺盖，制新衣。三十晚上7点左右团年，要先敬菩萨，再吃饭，一般饭桌上有7、8样菜，还是要吃腊肉的，只是比较少。饭后一家人围在一起烤火、摆条（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的聊天，编者注，下无特殊说明，括号内皆为编者注），小娃娃就放点小花炮。但那些有钱的放炮要从正月初一放到十五，早晚都要放一次，表示喜庆。那时还是给压岁钱的，一般是两个铜圆。大家守岁到十一二点就睡去了。 　　2006年王道村春节祭祖民俗调查报告 　　作者：王芳辉 　　春节是王道村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他们更习惯于称春节为“过年”或“新年”，前者强调这段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后者则突显其辞旧迎新的功能：洗澡、理发、穿新衣象征个体的新生，打扫房子、贴春联年画表示居住空间的更新。礼节往来可以强固亲友间的关系，追怀先人能够延续家族共同的记忆，祭拜神灵则表达出对未知的敬畏与期待。在山东省广饶县王道村，过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祭祀祖先。   文章来源：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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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与岁时通过仪式

作者：萧放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26 |

[内容提要] 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大节，由若干民俗环节构成。贯穿春节民俗事象背后的是民众的时间意识，人们将春节视作新旧转换的时间过程。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理论认为：人生仪礼与时间通过仪式都由分离、阈限与聚合三部分构成，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过关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同性质的转化。我们以此理论具体分析中国年节通过仪式的诸种表现，从年节节俗进程中，总结出年节通过仪式的三大类别：岁末时空净化仪式、过年与阈限期间的仪式及迎接新年仪式。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性，中国人年节通过仪式具有以下三种特性：(1)人与自然共同经历的通过仪式，认为在年节中人与万物一道经历时间的新旧更替过程；(2)家族集体经历通过仪式，中国人在时间过渡仪式中重视家族家庭集体的力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家庭伦理意识；(3)世俗与神圣交融的仪式情境。在年节通过仪式中，人们没有进入所谓纯粹的神圣境界，人们将世俗生活与神圣仪式融合为一，这也是不尚玄虚的中国文化特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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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与时代精神

作者：黄景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26

按：这是我应邀写给《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的文章，主 编 范兵说正月初七见报，后来又说总 编认为要突出今年春节的抗击暴风雪、众人相互守望的主题，要我依照这个宗旨修改。我试图按照这个想法来修改，但是改不下去，因为按这个改法写出来就跟新 华 社发布的专电、评论或者社 论差不多。这样的文章不应该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写作的调门和风格，所以我就放弃了修改。把原文贴在自己的博客上，孤芳自赏吧。      春节是我国的农历新年，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春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春节还不断融合时代精神，充实自身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我们说春节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代节日。    用春节称谓农历新年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时间还不到一百年。但是，如果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新年的日期被确定算起的话，春节已经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如果从上古的“蜡祭”习俗算起，说春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就一点也不夸张了。    “年”的最初含义来自农业生产，是谷物成熟的意思。甲骨文和金文“年”的字形都是人手持成熟谷穗的模样。《说文•禾部》说：“年，谷熟也。”我国上古人民在冬寒将尽、春阳萌动之时举行“蜡祭”活动，“索鬼神而祭祀”，主要目的是感谢神祇上一年赐予的丰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太初历把新年固定在正月初一之后，我国农耕文化以其稳定性和保守性代代传承，过年习俗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精神的不断浸润使我国的新年文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萌芽、两汉定型、唐宋裂变、明清转型等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时代特点。唐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时代，新年礼俗活动逐渐从祈报、厌禳的神秘氛围中挣脱出来，转变成礼仪型、娱乐型节日。元旦爆竹不再是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成了喜庆欢乐的方式；祭灶由庄重神秘的宗教仪式，转变成敷衍灶王的世俗化的例行公事。虽然祭神祀祖仍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过年的重心由祭神转向娱人，转向了家庭团圆和众人共同参与的游艺娱乐。可以说，在唐代以后，新年已经成为普天同庆的佳节良辰。到明清时期，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庆祝新年的活动再一次转型，一是方面礼仪性、应酬性加强，拜年、贺年成为过年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是游艺性进一步加强，集中出现的娱乐活动，如玩狮子、舞龙、走高跷、跑旱船、演戏、说书等，成为过年的重要标志。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政府在南京开会讨论历法问题，各省代表达成了使用公历的共识，把公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鉴于民间仍然按照农历过年，1913年民国政府把农历新年改作“春节”。民国以来，由于来自西方的科学文明话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政治革命话语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介入，春节习俗一直处于被抑制、被改造状态。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废除农历，并称农历年为“废历年”，把它视作封建迷信和愚昧习俗的渊薮，采取种种措施劝阻百姓过废历年，然而收效并不大。    解放后政府也同样注重对春节进行移风易俗，给春节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而且成效显著。每逢春节来临之际，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倡树立时代新风尚，破除腐朽旧习俗。经过改造，春节的神秘玄怪的迷信色彩迅速消褪，驱疫厌禳行为消失了，敬天祭灶在很多地区也不复存在，祀祖活动大为减少。与此同时，春节的几个突出伦理秩序和个人生活的方面，包括家庭团圆、拜年祝福、娱乐游艺、交际休闲等方面得到强化，而贴春联年画、放烟花爆竹等传统形式也得以延续。如今的春节，不要说跟古代相比，就是跟辛亥革命时期相比、跟解放初期相比，过节的方式也要文明、健康得多，也更加自由多样。    今年春节前夕，我国南方遭遇罕见雪灾，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春节期间视察灾区，慰问灾区群众，与受灾同胞一起过年。有些灾区政府机关春节不放假，全力投入到疏通道路、抢修电网等抗灾救灾工作中去。其他地区的相关部门或团体利用春节假期为灾区募集资金，人们纷纷捐钱捐物，献上一份爱心。各地还给未能回家过年的外地民工和大学生提供很多生活便利，为他们安排多场文艺演出。这些都为今年的春节增添了新的亮色，也体现了今天人们过春节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把目光投向国家与社会，具有了较多的关爱他人的情怀和理念。    今天，春节已经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春节将停滞不前、凝固不变。春节向来都是与时俱进的，这是春节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所决定的，也是春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必须注意到：春节是在古代农耕社会形成的文化习俗，在城市化、信息化的今天难免会有与时代生活不相适应之处。过去农耕时代形成的家庭观和伦理观今天需要进一步调整，要具备当代人的社会观和效益观。就以除夕团圆为例，家庭团圆具有鲜明的节日仪式的性质，它表达了一种非常珍贵的伦理情感。为了过团圆年，数千万人不惜任何代价地奔波于路途，造成交通线路严重拥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电话、手机或者互联网视频相互拜年或跟家人团圆，但是这种转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应该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    古代形成的某些过年方式，如燃放烟花爆竹，跟当代清洁环保的生活理念相背离，是我们必须直面并设法解决的问题。过去的乡村每平方公里居住几个、几十个人，过年时在自家庭院燃放爆竹表达驱疫禳灾的宗教观念，对他人、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可是，在今天的都市中，每平方公里居住几万人，却仍然非理性地延续过去燃放爆竹的过年方式，就造成了巨大的噪声、粉尘和固体垃圾污染。就以上海为例，2006年除夕和初五共产生烟花爆竹近2500吨，200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50吨。这些统计还没有包括噪声分贝、空气粉尘增加的数字。现代都市社区哪怕有十分之一的家庭过年燃放烟花爆竹，就会形成震耳欲聋、烟尘弥漫、垃圾遍地的景象！更不要说还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火灾！前些年有些城市通过立法禁止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现实依据正在于此。然而，这种强行禁放的做法造成了社会管理与民俗行为的对立，后者凭藉非理性的生活习惯顽固地挑战前者的权威，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警民对立，也疏离了干群关系。随着春节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禁放法规也陷入尴尬：春节习俗要保护，而作为春节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的燃放烟花爆竹却被立法禁止。后来，随着北京市的解禁，各地的禁放法规也大都形同虚设了。    然而，赋予春节清洁环保的理念，让大家更加文明节约地过新年，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的要求。近代以来对春节的改造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今天政府相关部门也不应放弃应有的职责，而应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的改造春节的有效途径。在坚持不懈地宣传文明过节的基础上，提倡“以限代禁”，即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和地点，取代过去以立法方式禁止燃放的做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民众过节的心理需求和生活习惯，但也要告诉民众燃放烟花爆竹会对他人生活造成干扰，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提倡在几个时段集中燃放爆竹，并由社区自行确定相对宽敞安全的场地作为燃放地点；引导市民由无序的任意燃放过渡到有节制地燃放，最后达到规范燃放、减少燃放的目标。过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要限制和规范它需要较长的时间，相关部门需要做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收到成效。    几千年来，我们民族过年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今天的春节不同于过去，将来也肯定不同于今天。总的来说，将来的春节会更加富有人文精神，更加文明健康，娱乐休闲功能也将得到突出。当然将来的春节也必将更加注重清洁环保，因而也将更加欢乐和谐。   文章来源：黄景春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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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89）

作者：马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05 |

【摘要】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习俗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本文在212份关于1949～1989年间春节记忆的口述史材料基础上，考察个人及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一、在家庭经济视角下，春节习俗具有“层化实践”的倾向，并举例呈现这种“层化实践”的运作逻辑和状况。二、国家权力对春节实践的影响和重塑，以及个人及其家庭的应对。三、在仪式操演的视角下，商品化对春节实践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新颖的口述史材料，在个人实践和记忆视角下解释春节习俗的变迁，并提出作者关于节日研究的反思。    【关键词】春节习俗；口述史；国家权力；仪式操演 一、导论 1、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 2) 记忆 口述史材料无可避免地受到记忆问题的困扰。巴特莱特用实验结果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痕迹”理论，提出记忆不是记忆“痕迹”的重新激发，而是反复推敲的构念（construction），由此强调了记忆过程的主动性。新的经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有组织地积极地组合进往事的“图式”中。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会存在某种“倾向”，这些共同“倾向”将会在个体中唤起一种积极的倾向以对“心理图式”进行构念。[6] 涂尔干曾在纪念仪式的讨论中草草强调了一下群体记忆，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是他的学生哈布瓦赫。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去之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7]。如今这已成为讨论集体记忆的基点。不过，他的理论更多关注公共记忆中统一的方面。事实上，不同群体的记忆并不完全是同质的，围绕公共记忆的形成，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争夺话语空间，存在着对抗、妥协、融合、依存等复杂的权力关系。 保罗•康纳顿在研究社会记忆之时更关心维持群体记忆的传送和维持方式。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重的是记忆的纪念仪式以及如何通过仪式的操演（即身体实践）来保存和持续地传送记忆[8]。 本文广义地运用“仪式”这一概念，仪式是一整套的行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场景下的神圣典礼，也可以是世俗的礼仪和做法。基于这样的界定，诸如吃年饭、放鞭炮、贴对联、给压岁钱等都属于“仪式”的实践。本文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的性质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叙事，而透过个人的生活史也生动地体现了个人及其家庭在春节的场域中如何再生产新的文化和历史。这主要源于我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更关注自身及其家庭的特性和优势所决定。节庆及其他宗教性、宗族性的仪式变迁研究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关注的热点，但大多数的探讨重点是这些仪式是如何被组织运作以及如何表达和形成了认同等，重点在集体性而非个人的实践。在既往的春节研究之中，个人及其实践很少被作为观察视角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重新表述个人及其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状况，观察在春节习俗变迁中各种力量的互动机制和重塑效果，可能将是一项多少有点价值的研究。 3、研究材料 作为民间文化史调查的尝试，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以“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五个春节”为题，组织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本科学生利用2004、2005年寒假对其长辈做了一个专题访谈。为使访谈材料具有某些一致性和可比性，设定了1949、1959、1969、1979、1989年的春节作为访谈重点提示年代。本文所使用的口述材料共为212份。为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权，本文所标识的人名都经过处理。 口述史材料的搜集是一种运作成本极高的方法，受精力及财力所限，难以十分精确地按科学统计规则进行大量的样本搜集，现有的样本具有相当大的局限，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口述史材料样本的基本情况。 1) 年龄 一般来说，大部分受访者在1949年都已经超过记事的年龄即六、七岁以上。部分未达到记事年龄的常常会向调查者补充从其兄姐、父母等亲戚朋友处得来的印象。本文所涉及的年龄，均是以2005年受访当时的年龄为基准。本研究所反映的显然以60～80岁的老年人的记忆和观点为主，研究结论不包含其他的世代。 在能够统计到年龄的223个受访者中，40～49岁的18人，50～59岁26人，60～69岁59人，70～79岁95人，80～89岁23人，90～100岁2人。最低42岁，最高92岁。 2) 性别 能够统计性别的222人中，男性受访者116人，占52.3％，女性受访者106人，占47.7％。本文的研究基本不涉及能够造成明显性别差异的事象的讨论。 3) 地域 由于中山大学地处岭南，学生中广东省籍的占大多数，这也导致我们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广东省。但本研究抽取的因素都是如鞭炮、对联、祭祀等全国比较普遍的春节事象，因此地域因素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广东省开放较早，也易受到港台影响，习俗变化可能更为敏感。此外，祭祖和宗族活动在华南地区也可能更加明显一些。 在可以辨识地域的226例中，广东省共占141例，占总数的62.4％。其他省区，东三省共13例，湖南11例，广西9例，山东7例，四川（包括重庆）、湖北各6例，江苏、安徽、江西、海南各4例，浙江3例，山西、福建、贵州、河北各2例，天津、西藏、云南、北京、河南、内蒙各1例。 4) 职业 关于职业的统计并不完全准确，有比较多的受访者没有提供职业的信息，而有些则在几个职业中转换。在206例提供职业信息的材料中，农民74人，职工59人，干部24人，教师20人，医务人员13人，商人6人，家庭妇女4人，工程师3人，船员2人，军人1人。如果考虑到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工人、船员中有不少曾有农民的背景，事实上农民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 5) 文化程度 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大学（包括专科、师范）的23人，高中（包括中专）19人，初中22人，小学26人，私塾教育9人。相信其他没有标明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是文盲，估计约120人（如以219例来计算）。这批口述史材料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可能比同一年龄段的全国平均水平要偏高一些。很可能是因为调查者往往调查较为亲近的长辈，而能够培养出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的家庭往往文化程度比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本文以212份口述史材料作为分析和立论的基础，数据可能过于粗疏，或许会被认为没有代表性。但由于观察和统计的通常都是超越地域和文化程度的核心要素，应当说对本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本文重在显示一种以个人生活史为视角的观察，与其说是对春节习俗的详尽概括描述，不如说是意在发掘习俗变迁中民众对待传统节庆的心态图景。更全面细致的研究有待更大规模和经过科学设计的调查访谈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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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节习俗变迁概况

从记忆的角度来讲，212份口述材料展现的当然不是一幅详细而完整的全景图，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片断史。受访者的叙述中含有其自身对变迁的梳理和重构，他们以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逻辑来整理他们的记忆，可能取决于他们如何感受以及为解释这个感受而找到的因果联系。在概述中主要叙述的事象包括贺年特色食品的准备、年夜饭、祭祖、敬神、压岁钱、春联、鞭炮、拜年、娱乐等几个方面。虽然我们以1949、1959、1969、1979、1989年为提示年度，但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会做出此年度前后数年情况的描述，而不单局限在该年。
1、 1949年
无论受访者所在地域在1949年春节时是否解放，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建国初期的春节的习俗与解放前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们往往用这一时段的回忆作为一个重要的定位轴，将之后的春节习俗变迁与之比对。
有些特例说明，在1949年春节，战争的漩涡处与平静的非战区是影响春节习俗操演的重要因素。战乱地方的受访者往往没有什么所谓的“春节”。而在已经解放的地区，过年的气氛则欢欣喜庆，在春节增添了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的项目。
地方志的描述往往把民众过春节的情形描述得过于单一，事实上家境的不同对过春节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尚未到赤贫程度的家庭，团年饭还能够有上一点肉，而富裕的家庭则非常丰盛。敬神无论贫富很普遍，在一些村落还会有隆重的游神赛会。祭祖是一般现象，有家祭和墓祭之分，在年饭前常须祭祖敬神。放鞭炮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鞭炮的形制和长短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至于压岁钱和对联，富裕家庭通常会有，但在穷人家则视地域习俗中的重要性而定。有些地方对压岁钱不太重视，如果过于贫穷就免除这一项。而有地方对压岁钱则非常重视，哪怕没钱也要给张红纸意思意思。贫穷家庭有的会买红纸自己或请人代写对联，有些也用贴“利是”（短短的无字红纸条）来代替。禁忌无论贫富都会有，而且比较重视。娱乐主要包括游神赛会、看戏等，一般由富人出钱或社区内凑钱。串门拜年非常盛行，经常挨家挨户拜年，走亲戚、访朋友的热闹情形司空见惯。富人过春节的时间比较长，穷人可能由于不久就要劳作或者亲戚少、来往不便而很早结束过春节的状态。
2、 1959年
1959年，正处于“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饥荒的影响。大多数的农村处于吃公共食堂的时期，不少述及家中的铁锅等被取走“大炼钢铁”。由于国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饥饿、身体的疲累和缩短的闲暇时间，使大多数人没有过春节的心思，集体化的生活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过春节的多余物资。
经济状况十分不好，凭票证供应的物资十分匮乏，年饭虽然比平时略好，但肉非常少，有些地方甚至吃上干饭就算改善了。无论油盐都非常紧俏，此前需要面粉和油炸的贺年特色食品几乎没有人再制作了。但也有个别地区在此时没有受到非常大的饥荒影响。
祭祖和敬神虽然受到压抑，但在大部分地区尚未严格禁止，因此大多仍旧进行，不过祭品受到物资匮乏的影响而俭省。大规模的游神活动销声匿迹，但个别祭拜的仍然有。对联的内容多数是称颂人民公社、大跃进、毛主席和党的。极少家庭能够给得出压岁钱。仍有放鞭炮的现象，但较以往冷清很多，因为大多数家庭没有余钱购买鞭炮。串门拜年较1949年前后为少，原因一方面是无论城乡都提倡努力工作，许多人上工加班无暇拜年，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窘迫，拜年的礼物和招待物品都十分困难，因此索性相约减少拜年，但在城镇中不少单位亦会组织团拜，农村的大队也会组织“忆苦思甜”等政治学习。当时的娱乐主要是看革命电影等，政府有时会组织锣鼓秧歌的游行等，在广州地区仍有小型的花市，传统的娱乐如看“老戏”几乎消失。
3、 1969年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及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令受访者印象深刻。相对于1959年，“文革”期间的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物资仍很匮乏，票证非常多，配额也很少，在年前买东西的长队至今仍让受访者感叹良久。
但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是政治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祭祖敬神受到非常严厉的禁止，很多人放弃了祭祖敬神的活动，但也有部分人仍在家中偷偷祭祖敬神。尽管年饭较1959年好一点，但是谁也不敢大肆操办。压岁钱和鞭炮作为“四旧”也被禁止，但极少数的家庭仍然偷偷给小孩压岁钱。由于人际之间的猜疑对立或惧怕被诬结党营私，串门拜年的情形也不多。大队或单位多数都会组织看革命电影、样板戏，娱乐活动有跳忠字舞等，传统的娱乐完全没有。只有对联受到的影响不大，仍然可以贴，但全都是革命化的语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形势较为混乱，生产也比较松，过春节的闲暇时间较1959年为多。一些青年开始上山下乡，这为我们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过年团聚增加了困难。
4、 1979年
在1979年，社会经济有所起色，但仍处改革开放初期，尚未有很大的变化。在城市，票证仍然存在，但是供应量和品种都多起来。意识形态的控制放松了，祭祖祭神的活动恢复起来，人们愿意也有能力向祖宗和神灵供奉更丰富的祭品。但也有的家庭，由于思想的改变、城乡的迁移以及与老一辈分居等原因，主动放弃了祭祖祭神的一套。压岁钱和鞭炮又重新兴盛起来，手头较为松动的家庭大方地给孩子压岁钱。鞭炮可以方便地买到，甚至出现了高级品种的烟花。一些迅速富起来的家庭开始张挂长达数千响的鞭炮炫耀财富。市场上开始出现印制的对联，以歌颂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和美好生活为主。大家重又开始串门走动，贺年特色食品也重新开始在家中制作，少量也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人们闲暇时间多了，娱乐活动也多起来。在农村一些传统的大戏重又开锣，城市里政府主办的灯展、花展吸引了汹涌人群，有些单位还会组织团拜和联欢会。在大年夜听收音机中的联欢节目也成为时兴的活动，少数买得起电视的家庭甚至可以通过电视观看晚会。
5、 1989年
经济发展十分明显，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团年饭越来越丰盛，大家都觉得与平时饮食没有非常大的区别了，一些人家甚至把团年饭搬到酒楼。人们对于年饭也不光在意食物的丰盛程度，而且力争讲究食物的寓意。大家更乐意从市场上购买礼物，拜年送礼越来越高级，很少交换自制的食品。串门拜年在稍后几年电话普及之后变得更少了。
有些村落的祠庙开始筹备重建和修复，大型的祭祖活动光明正大地开展，并且比以前更加隆重。游神赛会重新成为户外娱乐的一部分。一些传统的娱乐如舞狮舞龙重新兴盛起来，通常人们都愿意赏些钱而获取吉祥的祝福。压岁钱的数量越来越多，鞭炮越来越响。在一些地方，家家户户暗自竞争，看谁家的鞭炮又长又响，但没多久，这种“夸富”方式失效而渐渐不再兴盛。传统的老戏也开始有了，但是观众只剩下老一辈的人，因此渐渐衰微。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令人记忆犹新，大年夜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流行的年俗。过春节期间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人们带小孩到公园游玩，观赏各种展览和花灯，甚至全家外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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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经济下的层化实践

1、神圣时间中的层化实践
春节的一系列习俗是一种周期性的庆典，“日历使世俗时间结构和另一个结构的并置成为可能。……在这个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圣时(sacred time)事件被集中在一起，得到协调。”[9]也就是说，日历必然有世俗和神圣两种结构，才可能将日历进行间隔。这种神圣世界必须有特定的不混同于日常的方式来对待神圣时间中的事物，春节的禁忌体系就是最好的昭示。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神圣性具有传染原则，不固定于标志的事物，而是有放逸的特点，把其神圣性渲染至周围的事物上。[10]我们也看到在春节，普通的食物开始讲究语言上的“意头”，普通的货币染上“压岁”的用意，也就是康纳顿所谓的“圣时事件的集中”。
在访谈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叙述特征：在受访者的叙述中，通常都有关于这一年状况的大段描述。自由叙述者是那样沉溺于表述这些日常的生活，以至于常常忘记我们的主题。但是，叙述日常生活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衬托春节的生活，人们努力使这个神圣时间区别于世俗时间，春节实际上是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隐喻，其心理动机都是使春节期间的生活比平时过得更好。如果我们不能感知日常与非日常的区别，就无法辨别他们为过春节所做的努力及其程度。所以春节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对旧一年的积蓄的享用，也是对新一年的象征和祈福。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神圣时间的心理机制是促使人们操演春节仪式最根本的动力。
但是心理机制的运行与实践有赖于物质载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毫无困难地满足这种心理的需求。影响家庭经济的因素常常包含数种：一是社会政策的影响，如在集体化时代，必须遵循国家权力及其地方代理人的细致的劳动安排。同时，个人的收益获取和享受被要求与集体相一致，这会影响家庭经济的自主性。二是个人及其家庭自身的能力，如教育、职业、技能水平等的限制。三是家庭内部中劳动力与非劳动力（幼年子女）的比例。劳动力与非劳动力共享其收入，如果非劳动力过多，将使得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补贴他们的成长需要，集体化时代的工分制和统一配给制更加剧了这种情形。有受访者回忆大饥荒的1959年时，曾有意识地谈及这一比例的区别：儿女成群的家庭饿得偷番薯，而独生女则有余钱购买棒棒糖（访谈mc016czs）。受访者常以儿女数量及其成长阶段为线索，帮助他们回忆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对于访谈者而言，家庭经济不仅是回溯春节生活的线索，同时也可作为他们解释春节操演变迁动因的依据。
观察口述史材料，我倾向于认为，在个体化的春节实践中具有丰俭由人的特点。当家庭经济困难时，仪式实践可以是俭省的，而当家庭经济充裕时，仪式实践则更为繁复。这些仪式实践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层次，我称之为仪式的“层化实践”。之所以以“层化”来称呼，而不是用俭省或繁复来观之，是因为后者总是先以某种程度为标准才有所谓俭省和繁复之谓，而我认为，这种标准往往为文献的“内部知识”所占据，这一标准本身并不具备十分充分的“合法性”，在本文的叙述中试图纠正这一惯常观念，而强调春节的实践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具有不同的层次。我想强调的是，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是祭祖的实践，而在家中烧纸同样是祭祖的实践，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祭祖模式存在。这些“层化实践”既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也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以往尤其在书面文献中对过春节的程序做群象化的描述往往忽略了大部分丰富多彩的“层化实践”，但正是这些“层化实践”是最容易不断被创造和发生变化的。我们应该摒弃群像化的实践观念，而考量更多的实践形态，这样才能从中看到更细微的变化。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近年的仪式是一种复兴，但是就个人及其家庭的实践来说，这些仪式有可能一直未被放弃，而是以各种变通的实践方式一直保存，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原本他们并没有实践过这些仪式，所谓的“复兴”不过是新的习得。以下两节中仅以年饭和鞭炮作为个案展示在家庭经济下的春节实践逻辑。
2、年饭：“层化实践”个案之一
毫无疑问，年夜饭是春节系列仪式的最高潮。就一般情况而言，年饭是一家团聚的时刻，这“一家”也包括已经仙逝的祖先，即年饭的食物同时也是对祖先的献祭。因此，年饭不单是“团圆”，而且富有浓厚的仪式意义。
基于以上的原因，“寻找食物”的叙事成为受访者叙述的主要情节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放在描述如何为年饭和春节其它仪式寻找非日常化的食物上。一位来自广东潮汕农村的妇女就曾向我们讲述了1969年文革期间的买黑米的惊险经历（访谈ly088xyq）。
所谓非日常化的食物，稀缺性是重要的标准。就如上面的例子，平时只能喝地瓜粥，那么春节吃上干饭也可算非日常化的食物了。同时，干饭也被认为带有一定的寓意，另一个同出于广东潮汕的口述材料解释说：“初一还不能吃稀饭，吃了就要下雨，就不方便走访亲戚了。”（访谈jjn051jqm）
干饭在家庭经济困窘的时候属于稀缺食物，但更为普遍和传统的非日常化食物是肉食。饮食人类学上对动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所扮演的基本生理功能有所区分：“动物性食物的享用可以使人在生存必需之外和之上追求健康和幸福。在农业社会中，动物性食物从营养上来说是特别好吃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生产的。动物性食物从这种实用性和稀缺性的结合之中获得了其象征力量。”[11]肉食不光有自身的营养和实用功能，还可以榨油。相当多的受访者都提到在经济困窘的年代，无论是买肉还是分肉都以肥肉为上：“大家都想得到最肥的那块肉，所以大家拿到肥肉的就很开心，有的人拿到瘦一点的甚至会哭的。”（访谈ycl187hxf）肉食所含蕴的象征力量被提升为更好的生活的标志，这使寻找肉食成为春节食物准备的一个重头戏。甚至有些时候，这种心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连具有国家机关背景的“单位”都屈从于集体需求。蒋廷陆1959年的时候正在某乡铁路部门工作，他印象最深的是过春节前单位偷偷组织去电鱼，一夜电了百把斤，最后分到个人也就六两鱼（访谈xtt009ljt）。
在年饭食物的寻求上，非日常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重要的不是干饭或者肉食，而是跟日常相异。上面只谈到经济状况困窘的情况。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展示了年饭餐桌上的其它变化。
受访者陈艳婷现年72岁，出身湖南省一个比较宽裕的中农家庭。1949年她在湖南家中过春节，年饭“主要吃猪肉咯，有鸡，也有鱼，年尾吃鱼尾，年头吃鱼头。餐餐有余，愈吃愈有嘛。”（访谈hdd103tcy，下同）
陈艳婷1959年的时候正在佛山地委工作。“我们的年夜饭也是在地委饭堂打的，打了回家吃。就青菜面上盖点肉。好像自己也买了只鸡，那个很困难呀，要托人到农村买的鸡，没有市场卖鸡的。……那个时候回老家买了十几斤茶油，一路背上火车，一直背回来的。”
1969年的春节没什么气氛，因为当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而物资仍然匮乏，“过年每人一斤肉，去排队买肉，很长的队。我大女儿挤掉了肉票和钱，春节也没有肉吃了，连围巾也给人扯掉了，那个挤得呀，真是……”
到了1979年，过年气氛比较浓了。“市场也有很多东西，比以前多很多咯，那个鸡呀，鱼呀，有钱就可以随便买，有市场了嘛。买些萝卜，煲个萝卜汤，白萝卜、红萝卜，放些肉，‘萝卜团年’嘛。”
1989年的春节在陈艳婷看来已经与现在很接近了，肉也不稀罕了，更重要的开始讲究“意头”。“团年饭的菜也要讲意头，萝卜煲猪手，猪手一定要买‘右手’，不能买‘左手’，买‘左手’是‘左手左脚’，就是‘阻手阻脚’嘛，不利生财。要吃猪脷，广东人叫‘舌头’作‘脷’嘛，就是‘大吉大利’，还有发菜做猪手，是‘发财就手’，另外也做些扣肉吃，湖南的，这个没什么意头。”
陈艳婷的年饭变迁显示了一种典型的趋势。在1959年和1969年她曾经历上文所说的“寻找肉食”的过程。1979年起，肉食已经不再是稀缺性食物，她转而致力于构建食物的象征体系，这是在肉食稀缺消解之后更高一层的追求。在1949年陈艳婷还在宽绰的中农家庭中过春节的时候，就已在讲究鱼作为“余”的谐音的吉祥寓意。1979年的“萝卜团年”到1989年的“右猪手”、猪舌头，显示她的食物象征体系不光是原来从湖南的家中传承的一套，而且也借用了居住地广东佛山的一套。这对于她个人及其家庭来说，不单是原有传统的复兴，而且还汲取新资源而进行新的构造。
陈艳婷的例子中，食物的精细的象征体系取代了肉食这种泛化的象征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就摒弃了稀缺性、非日常化的逻辑原则。尽管构成“象征体系”的食物在购买上并不稀缺，但是它们在春节这个神圣时间里面却拥有“寓意的稀缺”。
在另外的一些样本中，“肉食稀缺”也显示了与“寓意的稀缺”不同的另一种“进化”方向，即从普通的肉食，到更为稀缺的肉食，比如海鲜之类。不过，从目前看来，这种“肉食式稀缺”的“进化”版并不如“寓意的稀缺”那么持久。
当然，无论是“肉食式稀缺”还是“寓意式稀缺”在后来都面临一定的困境，虽然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样。在不到十年之后，受访者现在开始感叹以往对年饭食物的关注越来越无聊，家里人和和乐乐、平安团圆才是最重要的。在某种意义讲，团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又何尝不是稀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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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鞭炮：“层化实践”个案之二
直到如今，人们围绕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还在争论不休。从我们的口述史材料中可以看到，鞭炮虽然并不像年饭那样占据很大的开支，但在家庭经济较窘迫的情况下，仍然属于需斟酌购买的物品。也正是因为家庭经济制约了放鞭炮的规模，鞭炮的长短、品种、数量才会成为家庭经济的象征。有不少受访者谈到鞭炮常被看作家庭经济的衡量标准：“还有烧炮仗，有钱人就烧好多好大的啦，用篮子来装来烧的啦，几捆的，可以烧近一个小时！我们穷人就烧一排排的啦，好像四个手指头那么大的，烧一排或者两排，年初一天一亮就烧。”（访谈lxm023zsl）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夸富式”的放鞭炮方式，在乡村还司空见惯。不过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潜在的能力购买大量的鞭炮时，通过放鞭炮的规模来“夸富”的行为就失效了。
既然家庭经济限制了鞭炮的燃放规模，那么有限的鞭炮通常会分配在什么情境下燃放呢？人们又是以什么逻辑进行家庭经济限制下的鞭炮的“层化实践”呢？一些研究年节的著作指出，“在汉魏社会生活世俗化的趋势之下，岁时节日中的娱乐成分增长，岁时禁忌逐渐转向岁时节庆”[12]。唐宋之后新年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娱乐化转向，放爆竹不只是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更成为欢乐、喜庆的方式[13]。我们的口述史材料显示，在我们考察的时段中，鞭炮的仪式性质与娱乐性质两者并非接替性的存在，而仍是并置性的存在。本文区分鞭炮的仪式性质和娱乐性质，主要依据燃放鞭炮的场景和时间，如果燃放鞭炮的场景和时间是有所规定的，称为“仪式鞭炮”，如果燃放鞭炮的时间没有固定，也不具备特定的场景的，则称之为“娱乐鞭炮”。
“仪式鞭炮”的燃放主要有三个场景：一是“标识性”场景，如在祭祖、敬神的仪式上，鞭炮在祭祀行为前后燃放，用以营造神圣空间[14]、迎送祖先神灵。如通常在年夜饭之前也要用祭祀仪式邀请祖先和神灵莅临一同享用，在饭后或者开年的时候再用鞭炮恭送祖先和神灵离去。在墓祭或祠祭时，鞭炮也是重要的仪式道具，邀请祖先享用和祈求保佑；二是“过渡仪”场景，如在大年三十与新年交接的辞旧迎新的午夜燃点鞭炮。有些地区也有在年三十年饭前“关门”（直到新年不再开门）仪式上燃放“关门炮”，在初一出门前燃放的“开门炮”，这也属于“过渡仪”的一种；三是“攘解式”场景，就是用于驱除鬼怪、邪气的作用。而事实上，这三种场景也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组成多重意义空间。但较为常见的是“标识性”场景和“过渡仪”场景两种场景，“攘解式”场景在我们的口述材料中较少见到。
区分“层化实践”下的“仪式鞭炮”和“娱乐鞭炮”意在解释鞭炮使用场景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经济的限制下，几乎所有的放鞭炮行为都优先满足“仪式鞭炮”，其次才是“娱乐鞭炮”。正如一位受访者直接谈到的：“在我们家，鞭炮是烧不起的了，也就烧柱香，化些纸钱。但是在许多家庭，巴掌大的一包鞭炮还是烧得起的。一般烧三回，大年三十以后烧一次，年初一凌晨烧一次，年初二开年后再烧一次。”（访谈lsy209）
据粗略的统计，受访者在描述1949年左右春节放鞭炮时，提到“标识性”场景中，即具有祭祖敬神意味的鞭炮30次；“过渡仪”场景中大年初一零点辞旧迎新的场景23次，“开/关门炮”11次；“攘解式”场景3次，以上均属“仪式鞭炮”，总计67次。而提到“娱乐鞭炮”时，有关小孩玩耍的25次，制造喜庆氛围包括欢迎解放军、新媳妇的2次，共27次。也就是说，在总计的94次提到鞭炮的场景中，“仪式鞭炮”占71.3％，“娱乐鞭炮”占28.7％。
而在经济困难的1959～1969年间，受访者提及“标识性”场景中，具有祭祖敬神意味的有6次，比起1949年大幅减少，这除了家庭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过渡仪”场景中，大年初一零点辞旧迎新的场景的18次，“开/关门炮”9次。“攘解式”场景1次。此上“仪式鞭炮”共34次。而属于“娱乐鞭炮”的共有11次，但其中有4次属于集体组织的娱乐，如观看广州市爱群大厦附近的烟花、兵团和公社以集体名义燃放，以及政府举办的广州越秀山烟花，这4次不应算在家庭经济中，故属于“娱乐鞭炮”的占7次。那么，在总共41次提到鞭炮的场景中，“仪式鞭炮”占82.9％，“娱乐鞭炮”占17.1％。可见，在家庭经济不佳的情况，“仪式鞭炮”优先得到考虑，这说明，“仪式鞭炮”的仪式意义在人们的意识中可能更为重要。这种仪式意义的具体侧重则容易发生变化。比如由于观念的变化，祭祖敬神仪式较少举行，则“标识性”场景的鞭炮比例会下降，但同时即使是在城市，“过渡仪”场景下的鞭炮比例仍然维持相当的数量，尽管这种过渡性有时并不被实践者本身意识到。

四、商品化形塑

1、现象：从自制到购买
翻阅口述史材料，我们明显感觉到，春节早年需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准备年货所占用的时间比例大大下降了。一个受访者深有感触地说：“早几十年过春节好像很大件事，要花整个月去准备呢。现在也不过是多买几盆花而已（高兴），以前过年都是自己不断辛苦地做，八九年就不用了，都可以买到现成的了。”（访谈zhj175wsj）造成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市面上商品的极大丰富，市场上开始出售现成的制品。不单原有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市面上还出售其它更多新鲜的品种，样式也越来越精致。受访者们对这些成品和新品种往往欣然接受，这些商品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俨然成了时尚。
81岁的华老先生自己有意识地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贺年特色食品的变化。1949年春节的时候，由于家里比较大，他过年一般都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除了搞卫生之外，主要的就是办年货。此外还要开油锅炸煎堆、油角。1969年，尽管为了响应“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大家都继续工作没有放假，但是华老先生的家人仍然提前很长的时间去排队购买制作贺年特色食品的原料。1979年，开始有现在的西式糖果吃，不过主要是水果糖，一般人家花生也能吃上了。1989年，“糖冬瓜、糖莲藕这些已经很少出现了，主要是西式糖果和食品占据主要地位，好像巧克力、开心果、杏仁等都是比较高级的。”
不仅传统的贺年特色食品在市场开始出售，一些像各种巧克力、开心果、饼干、点心等“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也开始风靡一时。这些食品不仅自己享用，尤其在送礼上特别体面。受访者说：“（1989年）拜年送礼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不再送自制食品了，而改成买现成的年货。新会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商场，里头琳琅满目的贺年礼品真让人眼花缭乱。我不再提着大包小包的去拜年，常常是到了亲戚楼下，才到附近商场里买些包装精美的饼干、点心、糖果。”（访谈knd008kth）而类似的观点在访谈中俯拾皆是。
不过，有的人仍然会自己制作传统的贺年食品，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比以往减少了很多。有受访者在顺便谈及2000年的春节的时候就感叹说：“油角啊之类的这几年都懒得做了，随便买几包虾片炸一下，意思意思就行了。其实也不一定要煮煎堆油角嘛，反正都是为了开开油锅，希望来年富贵吉祥，有油嘛，有油水（广州话指有钱）。”（访谈lsy209）由此可以看到，传统贺年食品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主要在于它的“意头”，但如今也面临被年轻一辈遗弃的局面，因为它已经不适合年轻一辈的口味了。广东惠来某村的一个76岁的女性村民在1989年仍然有做一种叫做“九曲归”（一种过节食品，用糯米粉、番薯、糖等制成的大饼状食品）的食品，“包芝麻、花生、绿豆的应有尽有。花样多了，做的反而少了。年轻的不是嫌太甜就是嫌太腻，只是吃吃过过瘾。”（访谈chy192）
对联也与贺年食品一样，经历了从自己买纸写或请人代写到购买成品的过程。到了1989年，“那时的春联已不再是手写的了，而是印刷精美的印刷品。漂亮是很漂亮，只是家家的春联都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文字，少了新意和创意。”（访谈cxm011cyf）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杨凌一样感受到千篇一律的不足，更多的受访者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变化，认为印制的对联既精美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