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中西文化逆差 文/王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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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中西文化逆差

在中国一个世纪“西化”的艰难历程中，政治经济现代化正在转型而成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文化方面却在全盘西化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而且这一“文化症候”仍然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普遍注意。
百余年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认为，中国在1860年以后翻译西书555种。[1]
至于中国翻译日本书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谭汝谦认为：“我们为《明治文献目录》[2]做了统计，该书著录译者共1472种，翻译扩翻刻汉文书籍仅得三种，可见明治日本对东西文献失衡态度的一斑。”[3]但谭氏接着说：“其实，这时期日译中书不止三种（我们也有证据证实日译西书不止1469种），我们的目录收录了16种。不过，这16种译书不但数量少，而且没有多大新意。其中文学书最多，有六种，《水浒传》占四种，其余两种是《西游记》和《支那奇谈集》；这几种译书也近乎训读，说是江户时代译业的余波并不为过。只有三种社会科学书稍露新兴趣的端倪，因为《刘张变法奏议》等三种译本，显示日本译者对隔海的时事不是完全忽略。”[4]如果谭汝谦统计确实，那么日本从中国典籍中“翻译扩翻刻汉文书籍仅得三种”，或“只有三种社会科学书稍露新兴趣的端倪”，从中不难看到中国形象的萎缩性和文化交流的闭锁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到日本求学的国人之多令人吃惊。从1806年到20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数万人之多，仅1906年就有8600人前往。但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大多并非以学日本学术为目的，而是以学习西洋文化为目的。[5] 这些人或留学、或旅居著述、或流亡，均积极吸收新知识和新思想。正是各种西方和日本译作涌入中国，与传统思想相较量，而最终改变甚至变革了传统精神，进而取代了传统思想的中心地位。而一些未能出国的学者，也在学习日语或翻译各类著作。在译西文东文时，又经常遭到国粹派攻击之苦；[6]在翻译西学和接受哲学思想方面，中国思想界20世纪初通过先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这一“中介”，[7]开始了苦学外语（日语和西语），并急切地译书。[8]如康有为1898年曾记下：“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9]
王尔敏在《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中广泛地收集了西方翻译中文书，上起先秦，下至近代。全书提供了几组重要数据。一是西方翻译编纂中文字典的数量：“西方学者已编纂中文字典为最早，其代表1620年金尼阁所编之《西儒家耳目资》（Vocabulaire Chinois）。为时乃在明末，自然远在康熙字典之前。以数量而言，自1620年以迄于今，约计有一百五十余种之多”；二是西方翻译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书籍的分布情况：“《老子》译本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其次《四书》译本在百种以上，《庄子》译本近三十种，《诗经》译本达二十余种。及至简略的《三字经》，亦有十八种译本，《千字文》有十一种译本”；三是统计了几百年西方翻译中国图书的基本总数：“搜录了西文所译之长短文献共计三千余种，分类编排，成此书目”；四是翻译成西文的文字有“英、法、德、俄、拉丁、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挪威、土耳其、捷克、保加利亚等文字，内以英、法、德三种文字最多”。[10]但我注意到，王尔敏这部书主要展现了西人翻译中国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状况，而未能清楚展示西方人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情况。
100年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来”，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根据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的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仅几百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引起中国翻译界的严重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观。在2002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引进和输出版权的比例大约是8：1，在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1.37%。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版物进出口贸易存在巨大逆差。2003年，中国出版物出口创汇2469.34万美元，而进口用汇则达16880.91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年中国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811项，比例是15：1。1995年至2003年间中国图书出版社输出版权累计5362项，同期从海外引进版权累计58077项，比例是10：1。[11]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则是4000∶24。这也引起了部分政界人士的关注。

（图  1997-2007年中国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数量对照表）

事实上，除了文化交流的逆差，还有文化交流的落差。我做了第二个调查——了解外研社、上海译文、中央编译、对外翻译公司等出版翻译情况，我发现一个吃惊的现象，它们翻译过来的西方的东西举不胜举，但翻译输出的中国著作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唐诗和一些初等读物。就整体而言，情况比这更为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书店中“最多的是‘风水’、‘易经’‘八卦’‘菜谱’，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甚至是歪曲我们中国现实的图书，很少有真正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和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出版的介绍当今中国的图书”。[12]
在不计其数的外国图书馆、书店、博览会中，中国的书籍和有关中国的书籍少之又少。这是中外交流逆差的必然体现。我们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13]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14]文化的对话和相互了解很关键，任何单维的“独白”都隐含着文化冲突这是文化侵略的危险。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巨大的“经济赤字”足以引发战争。今天中西“文化赤字”达到一百比一了，但我们的学者们仍然无动于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再坚持输入10万到100万册，中国才有救。他们认为，只有依赖西方才有救。但是，我想说的是：印度作为英殖民地长期依赖西方，越南作为法殖民地也曾长期依赖西方，但是今天又怎么样了呢？其落后为世所知。那种仅仅被殖民就能富强的看法，实在是无知之至！
出于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盲视，美国认定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等存在冲突。 9·11之后美国制定了《美国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充分意识到“在与全球恐怖主义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15]中国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很可能被其他国家化解掉，到时候文化战争中的失败者就将是我们。乔治·拉伦则提醒我们说：“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身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日益划分为三个权力集团的世界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对他们来说，前方的路不仅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而且也充满了新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诱惑”。[16]因此，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文化输出。


[1] 参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2] 高市庆雄编《明治文献目录》，日本东京：日本评论社，1932年版。

[3] （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日本译中国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4] （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日本译中国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5] 参（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版；另参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页。

[6] 章炳麟曾就翻译日本著述致信罗振玉，其语言相当尖刻。“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自视过于林泰辅辈，固当绝远。……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与罗振玉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7] 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页。另参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谭汝谦制作了一份“中译日文书统计表（1660－1978）”，其中，1660－1867有4种，1868－1895有8种，1896-1911年有958本书被译为汉文，1912-1937年有1759种。1938-1945年有140种，1946-1978有2896种，合计5765种。显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日本译书的一个高潮。（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日本译中国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9] 康有为著《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

[10] 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叙录”第6－7页，“凡例”第1页。

[11] 《数据》，载《中国对外贸易》，2004年第9期。

[12] 王有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23日。

[13] “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的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参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273页。

[14] 参（美）亨特著《文化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 参美国布什政府2002年颁布的《美国国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6] （英）乔治·拉伦著《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