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建：“有效启示现象”拷问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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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建：“有效启示现象”拷问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
发表时间：2009-11-10
心理学家曾经揭示：与人们理性认识相反，在影响人的行为导向的诸多因素中，直接感受和具体印象往往比理性更具有影响力。俗语“好哭的孩子多吃奶”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解释。


公共政策的决策者也是如此。决策者们在作出决定时，他们的直接感受和具体印象往往比理性和知识起的作用更大。因为“会哭的孩子、会在决策者面前哭的孩子以及能够在决策者面前哭的痛的孩子”自然会引起决策者的更多注意，在决策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照顾这些“会哭的孩子”。正是明白了这些道理，很多人才会在工作中总是喜欢“密切联系领导”或把自己“混同于一般领导。”


正是因为缺少直接感受和具体印象，贾府的“焦大”不会去喜欢“林妹妹”，北京的“煤炭大亨”更不能体会到“检煤渣”老婆婆的辛酸。同样的道理，新年又快来临了，“日理万机”的领导们更无法体会因领不到工资而“玩跳楼秀”农民工的痛苦与无奈。喜欢“收藏别墅”的官员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被拆迁者一夜之间沦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绝望与愤怒。


同样，正是因为“爱哭”，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才一涨再涨；国企的老总们正是因为“会哭”，才能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还依然“日进斗金”；正是因为贪官污吏们“哭的多”，才有领导兼法官公然提出要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为贪官污吏们“网开一面。”


如果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因为受到“有效启示”而无法做出公正合理的公共政策，而要避免“有效启示”的唯一选择乃是让所有阶层的“哭声”都能平等、及时、有效地让决策者们看到、听到、记在心里。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无疑只有通过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行为才能完成。


然而，目前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但有良知的却很少。 “农民没有参与城市化建设，土地补偿就不能依照市场价格来确定”，这是某些经济学家向国家征地政策决策者们提供的建议；“公务员也需要生活，过低工资是腐败的主要原因，国家要提倡高薪养廉”，这是某些公共管理学家的建议；“社会在发展，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过低，不利于个案公正，国家要提高这类犯罪的起刑点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这是某些法学家对国家决策者的建议。“讲联邦主义就是图谋分裂，讲民主就是要否定以发展为中心的国家方针，中央集权制才是最适合我国基本国情”，这是某些政治学家的“建议”；“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但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某些哲学家告诉给决策者的“真理”。


诸如此类的“建议”实在是太多了，也太滥了。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建议”和“认识”，理性和知识很难解释通。能够解释的只有两种理论：一是“有效启示论”；二是“经济命脉论”。根据前者，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混同于领导、企业家、公务员或贪官污吏”，所以，理智和知识都已不复存在。果真如此，这种知识分子就不能在被称为知识分子了。根据后者，倒也有情可原，毕竟是“端谁家的碗，听谁家使唤嘛。”但是，果真如此，这种知识分子也不能再被称为“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基本要件——良知。


在这个公共多多、知识了了、良知难求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当还是不当？这是所有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