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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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问题[zt]


围绕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讨论很多，针锋相对的言论也很多。许多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合理性存在深刻的怀疑，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是否真的存在？
一、是否存在超脱利益的公共立场？
阶级分析的方法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但也不是绝对的。至少，阶级分析得出的普遍结论不能直接演绎到个人身上。为什么？想想十年动乱时的荒唐逻辑吧。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是如何突破自己的阶级属性走到革命一边的。由此我想到，对一个阶级而言，社会经济利益无疑是最后的指南针，而对一个个体而言，个人的经济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我真有点怀疑。
这里，我想说说“余数”问题。看过《黑客帝国》的都知道，自然科学的等式中总有余数存在，概括地说它是一切规律性之例外。与此相类似，社会科学中也存在大量的“余数”，它的大量存在甚至使得命题无法进行推理，所以我们看到几乎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越是振振有词，越让人感到它的心虚。因此，有一个词粉墨登场了：“雄辨”。辨有两种，一种为真理而辨，一种为控制而辨。为求真理，必以据立论、实事求是，遇有理屈，必诚言之；为行控制，必强词夺理、以势压人，虽有理屈，言更厉之。雄辨，算什么辨？
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现在说说“公共知识分子”。我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应该是指那些关心天下事、关注文明进步的有着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整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阶层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利益；但如上述，许多个体甘愿抛弃利益立场（估且称为必然立场）而站在公正的立场（应然立场）上讲话，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的例证太多太多了，几乎成为常识，但我还要举一例说说。记得那个孙志刚案吗？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者？三个法学研究生及随后学术界、整个社会舆论的推动促使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制度出台。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哪一个有着流浪乞讨者的社会经济利益？流浪乞讨的人，又有什么社会经济利益可言？既然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流浪者的立场，那么它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总不能把它说成群体性梦游事件吧。有一句话，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什么意思？
说到此，可以得出结论，“公共知识分子”至少是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至于这些个体会不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整体，我想这是可能的，志趣相投嘛。那它是一个阶层吗？从阶级观点来看它不是，因为它没有共同的阶层利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防碍它在许多情况下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声音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弥足珍贵的。
三、痛批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
痛批“公共知识分子”的起因，恐怕根本的在于一种体制隐忧。其实，除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和那些貌似知识分子而实为高级混混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党的领导的，（当然那些高级混混们也是拥护党的领导的，因为只要能让他继续混混下去，他谁都拥护），他的发言无非是一些改良性的建议，他之所以发言，也只是希望社会多一些公平和正义，于党于国于人民都只有好处，因此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必有内涵。和谐，就是不同利益和不同观念的相互包容，并在相互作用中推进社会进步发展。没有不同，何谈和谐？
要知道，牛虻是知识分子的天性。所以，不要再责怪知识分子只看到阴暗面，否定一事或否定一面不等于全盘否定，这么简单的问题相信他们早已想过；也不要耻笑他们不识时务，要相信，他们并非因为愚蠢才特立独行，这是他们早已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