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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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作者：柳冬妩）

1 什么是打工？ 《现代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为：做工。 尼采说过，凡是历史者，再怎么为它下定义，都是徙劳无功。词语是世界的血肉。打工这个词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其复杂性，全在于这个词在历史发展过程的经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我们应当明辨的是，在当代的话语中，人们如何使用这个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人开始为打工族中的诗歌写作者做了群体性的命名：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的作品究竟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精神和心态？他们何以会产生这种心态?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不要在谁是“打工诗人”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我们连谁是“诗人”这样的问题上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具体的一首诗是否属于打工诗歌的范畴，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谁是打工诗人，名称是姑妄称之的东西，不必反复纠缠于此，应立足于作品的意义，诗人内心解放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打工诗歌”的意义，才能理解“打工诗人”写作的意义。我所理解的“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是两个需要打入引号的概念，有特定的意思。这是一个大量引号的时代，我们随时可能被装在引号里。这是我们的宿命，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打入引号来回溯、透析、否定并试图超越的生活历程和内心体验。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变革进程中，“打工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打工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个人编年史，这不仅是身体的、心灵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学的。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它不仅左右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也在我们现在的心理定势、潜意识和语言中显露出来。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对种族记忆的保存。近些年来，出现一批“打工诗人”和写打工生活的诗歌，也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事情。“打工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让我们窥见一个广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我把它  读着陷井  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我见到的打工  是一个错别字/像我的误写  它支配着我一个内陆的女子/将青春和激情扔下  背负愤怒和伤口回去/但是我 仍在夜的灯光里写着/打工  打工  并不沉重也不轻松的词/打工这个谬称   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打工者 是我 他 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 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捞来捞去 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 也是某个女工的叹息/没人倾听 安慰 它是遗失路边的硬币/让我充满了遐想 打工这个词/是苦 是甜 是累 是酸 或者是我在/这个难得的假日黄昏写下的一截诗句/……透过夜班的女工的眼睛 打工这个词充满艰辛/在失业者的嘴里 打工这个词充满饥饿/当我们转过身去 打工这个词充满回忆和惆怅/ …… （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一种深入个体当下生存状态的个人写作语言，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紧密相关。“一个刚来南方有着梦想和激情的郑小琼”，一个“打工的小妹”，开始寻找自身的存在，她完全是以诗性的介入来述说一个打工者的生存图景和真实心态。《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在民刊《打工诗人》发表后，先后被《散文诗》、《散文选刊》、《青春诗刊》、《2003年度中国最佳散文诗》等刊物和选本选载并荣获《散文诗》的“女娲奖”，打工妹郑小琼“成为在打工词语中站立的人”。领悟她是如何使用语言的，就意味着了解了她自身的生存状况，也意味着她和世界的最本质的关联。她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打工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这种诗歌能让心灵的震颤和伤痛历久弥新，不断地唤起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回忆。    历史是一个需要从中醒来的噩梦。“打工”是一个谬称，是一个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让我们看看“打工”这个词的“前世今生”：“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打工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刘虹《打工的名字》）。余杰在《民间话语》中，通过对徐柯《康居笔记汇函》之《闻见时抄》一册的研究，考证到“打工妹”、“苦力”、“职业病”等词系从百余年前的民间语言沿袭而来。已经有学者梳理过从晚清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材料，所谓“民工潮”始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上个世纪前半叶以上海为首的一些大城市，来自外省的数百万农民转换成稳定的产业工人，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夏衍写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则可能是我国最早反映“打工妹”生活的“打工文学”。作家尤凤伟在关于打工题材小说《泥鳅》的创作谈中谈道：“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 对我们所期待的而言，涌动了二十多年的打工潮只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艰难的开始。   我们什么时候能完全消解打工这个词的历史语码。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对语言的支配并非是可以像支配自己的想象力那样随心所欲。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自己不做出夸张地使用每一个词。人们常常以为自己能够很轻松地做到改变一个词的语意指向，做出所谓的对之新意的赋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很多情况下，文化历史所赋予给一个词的内聚力是强大的，要想改变它并非易事，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做到准确地在语言的环境上给予重新解释的绝对氛围，要做到语意指向的改变几乎可以说是必定失败的事情。决定一个社会话语体系的最根本的因素既不是上帝和诸神，也不是真理，而是决定人类社会状况的更强大、更实在的力量——权力。对社会来说，废除复辟半个世纪之久的区域封闭城乡分割的封建极权制度，逐步取消在各种体制上的歧视性待遇，让农民及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公民和国民。这才是根本上防止歧视的态度，词汇的褒贬是由制度和文化去创造的，社会进步的真正方向，是有勇气让“打工”成为一个富有尊严的词汇。打工造成了伤害，而如果它对我们的伤害失败了，它会使我们变得强大。我们要变得强大，就要不断从既定的话语系统奴役中解脱出来，不断突破权力话语所规定的“禁区”和“领地”，改变“打工”这个词的特别含义，“痛”，是我们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关键的是我们该如何减少这种代价，如何对打工这个词进行修正，如何把打工族从被强制界定的历史中解放出来。     2 打工诗歌文本中总有一种让人感到沉重的底色，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透露出作者浓重的苦难意识，其字里行间也总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苍凉挥之不去，那和他们沉重的生存积累有关。每一个打工者的生存史实际上都暗藏着一个苦难与救赎的主题变奏。它包含着乡土中国裂变的所有激情与破损。苦难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不仅仅在于是否亲历（因苦难而麻木不察的众生不少），更在于能否彻悟到它与生命的本义的关系与格局。它最终的结局是对一个具体的生命载体承受能力的披阅。那些在苦难、迷惘、落魄和无奈中坚持前行的打工诗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吟诗人，他们以主动迎接苦难的姿态，学会了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并承受个人的不幸，时刻倾注于生活本身，聆听命运的心跳与呼吸。    1993年的正月初八，怀揣梦想的徐非离开了川南乡村南下，开始了他的淘金寻梦历程。徐非乘坐的那班成都发出的火车于深夜12点到达终点站广州。出了流花车站，徐非便被打劫一空。徐非想起有个朋友在中山打工，于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靠捡拾甘蔗香蕉果腹，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徒步3天3夜从广州走到了中山…… 。徐非后来写了一首名叫《打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的诗，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打工现场，其复杂、沉重甚至血腥程度并不少于充满硝烟的战场。2003年徐非的诗集《心灵之约》被《四川文学》杂志社编入《四川文学丛书》出版。那些些闪耀着汗水、泪水、血水光泽的诗歌，它几乎含有边塞诗的余韵。虽然打工不是屯边，写诗也不是苦役，打工者被生活碰撞与擦刮的疼痛，它让人感触到一种悲壮的唱吟。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一辆客车将四川渠县的许强抛在了深圳万丰村，他长达两个半月的流浪生活从此拉开序幕。许强的生活来源靠刚进厂的表姐8元、10元地向别人借来维持。1994年大年三十，许强今生也无法忘记那一天，他用煤油炉熬稀粥，刚煮到半熟就没有煤油了，摸摸口袋身无分文。他的诗作《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真实地记录了他第一次流浪在外的辛酸与无奈，是他真实内心的一次复述和释放：“我像游魂一样四处飘荡/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无力/我看见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 在这样的诗句中，显然融入了许强自己沉痛的身世之感。门槛之外，命运痛哭。那些忍受着伤害而又怀着圣徒般的爱的诗人，甚至在他们出发之前，已被交给了一种命运。作为真正的打工者，2001年许强与其他几名打工诗人发起创办属于打工者自己的诗报——《打工诗人》，正如他发在《星星》诗刊上的一首长诗所言，他要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北京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林》、《扬子江》、《绿风》、《华夏诗报》等近百家报刊转载了《打工诗人》的作品，作品被转载率达到了80%以上。    重庆云阳藉打工诗人张守刚从1989年开始，去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风沙弥漫的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看见过“一个工友的一声惨叫/被淹没在塌方声里”。1993年5月，在一家汽修厂做冲压工的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切掉了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我必须面对痛苦/和面对自己残损的左手一样/将自己的心揪紧”（张守刚《1993：江口汽修厂》）。张守刚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是文学梦让他重新又鼓起了人生的勇气。2001年6月，张守刚的第一部打工诗集《工卡上的日历》由远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他荣获《诗林》“天问杯”诗歌创作年奖，其打工诗歌作品入选了《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2002年中国最佳诗歌》、《2003年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选》、《朦胧诗二十五年》、《70年代后诗人诗选》等有影响的诗歌选本。 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打工诗人，在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中，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给了诗歌。在漫长与不倦的寻觅中，打工诗人漂泊天涯，流浪四方，以坦荡，以艰忍，以孤独，也以狂放，也以痴迷，也以踉跄，书写自己的悲欢人生。曾经有过的沧桑经历和阴暗岁月都是他们的资本。经历了长途跋涉的困顿和孤寂之后，他们可以负载任何一种沉重的生命。“打工的人/生活中越磨越亮的 /再艰辛的路/再漫长的人生/也能被他/一点一点地割倒”（何真宗《打工的人》）。作为弱势文化群体的一员，“打工诗人”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靠着自己的人性之光、智慧之光，照亮周围的世界。他们相信自己“还有别样的魅力/即使躺在出租屋的床上/也会令一只蚊子耳目一新”（罗德远《与蚊子同室而居》）。2001年，打工诗人罗德远、许强、徐非、任明友等人创办《打工诗人》诗报，在整个当代诗歌的背景上，彰显出一群人前进的身影，证明和存档了一个写作群体的泪水和呐喊，光荣和梦想。打工诗人发出一种微弱的然而又是清晰的“另类”声音，这声音属于打工者自己，从这声音所代表的情绪、心理、立场……等等意味着某一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他们为无家的灵魂指引方向，为残酷的生存指认美。《打工诗人》办报四年，出刊八期，联系地址几经变迁，上十名“打工诗人编委”先后被老板炒了鱿鱼或炒了老板的鱿鱼，在异乡把自己搬来搬去。他们明白这是必须静心接受的宿命。这是打工诗人对命运的承担，是打工诗人希望更多的人与他们一块承担命运的暗示。这些人与事组成了一个大时代下面潜藏的小时代。由于种种原因，打工者始终处于隐在地位，始终在为大历史、大时代提供可以存在，可以牛皮烘烘的理由。他们是睡在生锈的铁架床上的人，“躺在下层或上层/都在生活的底层”（徐非《回家的心情还得流浪》）。任何社会最深厚的底蕴、最深刻的矛盾，恰恰都蕴藏在底层生活之中。在底层生活的打工族中，打工诗人是文化的独行者与自语者，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现象。他们为社会文化提供了另一种参照却不为他们的时代所注意。但他们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在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个人乌托邦。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复辟时代的法国农民，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爱德华•萨义德把这句话放在《东方学》的扉页。我在这里也借用这句话，来讨论底层表达和民间叙述的问题。无论从压迫他们还是从解放他们的意义上，底层民众长期以来被视为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他们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表达的权力机制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地被建构着、调整着、巩固着。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只能处于“被表述”的宿命。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是消极沉默的，他们任人描述，无法“代表自己”。一些所谓的“精英”口口声声关怀底层，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深入过民间，但却总是自以为代表了民间，却总以为是在为弱者争权力。这样的错位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人身上。他们懂得怎样打擦边球，既显得“底层关怀”，又不真正触及什么。如果我们关心底层，就让来自底层的人自己说话。让人欣喜的是，打工诗人终于微弱地获得了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基本能力，被大时代有意遮蔽的“另一个部分”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细腻的呈现，让更多的人得到了一种健全的主体性感受，让我们可以探测到来自底层的原生态的声音。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尊重被表述者的话语权。打工诗人隐没在社会的底层，隐没在晦暗的生活底层的人群，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也可以说，他们的诗歌是对于被忽略的、晦暗无名的底层生活的命名。 3 从文本上讲，写作与个人的生活境遇无关。打不打工，受难与否，个人的沧桑经历，这些和写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写作是一种内在的分泌。但“打工诗人”分泌出来的东西肯定会和个人的境遇有关，生活的道路赋予他们诗与歌。因此我一直部分反对“把诗人从诗歌里删去”的说法，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打工诗人是一个小时代的记录者，是组成小时代的小角色。他们不像一个大时代中的其他人那样向上看，是注意到了心灵和事物最微小的部分，而不是最宏大的部分。诗歌的历史证明了诗歌在这方面的觉悟：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细微、由抒写光明到抒写阴影和侧影，这无疑构成了我们考察真正的诗歌发展的最有效路径。在打工诗歌里，更多的是一些小场景、小事件、小情绪，鲜有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或高蹈抒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诗歌的虚假与滥情。一切都发乎于他们的内心，发现于他们的眼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观察、表达、书写，而无关乎既定的规则和秩序。他们的诗歌犹如一种光亮正好照在等待照亮的黑暗上。 刘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厂流水线/为命运加班的你/超负荷劳作日复一日/在那个/让你23岁亮丽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那个黑色的7月13日/……你，摇摇晃晃/离开了无限眷恋的土地//消化道出血  呼吸系统衰竭/生命已快走到终极/昏迷后醒来的你却说：‘别拦我，我要打卡/迟到了要罚款……’/哦兄弟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  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3万元就换取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里饱含多少悲怆与叹息/多少个打工姐妹兄弟/还在流水线上工作超时/栖居皆危房  面容呈菜色/薪水难到手  劳保无人识/……让我用微弱却不屈的笔/向刘晃祺一样的姐妹兄弟/发出心底茁壮的呼吁（罗德远《刘晃祺，我苦难的打工兄弟》）。 夜睁大了眼睛/在工业区搜寻什么/机器轰鸣声里/谁一声叹息/让夜色更加浓郁//白炽灯已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那个打工妹非常疲惫/她的一个又一个呵欠/比夜色更沉重/纤弱的手/已经无法掂量/夜的深度//但她必须睁圆眼睛/才能看清今夜走动的声音/长长的流水线啊/从这头到那头/只是这个夜晚的/开始（张守刚《加班加点的夜》） 打工诗人把头伸向大时代留下的阴影中，他们的手已经无法掂量夜的深度。在阳光巨大的辉煌后面，往往隐藏着更巨大的黑暗。东莞美而进毛织厂打工仔刘晃祺因厂内日复一日的超时加班，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吐血昏迷，命殒异乡。真正的悲剧，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在田园的远逝与城市的冷漠中，在历史的缠绕与环境的错谬中，在积郁满腹的烦恼苦痛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那被忽视的人群，那被抛弃的人群，那被践踏的人群，那被剥夺的人群，那被侮辱的人群，那被伤害的人群，那无望无告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着痛苦，生活就是挣扎。他们是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难民，他们的命运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义之事。造成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社会的无行动。打工诗人的大多数诗歌是对残酷处境中本真命运的体验和书写，我们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诗人在叙述背后的强烈愤怒。面对如肉在刀俎间挣扎翻滚的打工仔、打工妹们的不公待遇，面对打工妹疲惫的身影，善良的人们都会毫无吝啬地表露出恻隐之心，而诗人更会确认并坚持自己的“正义冲动”，他们的“稿纸是块海绵    轻轻擦去/一个时代眼角    饱满的泪水”（许强《乡愁》）。打工诗人的内心焦灼、凄凉与痛楚，让人想起里尔克以近乎哀叹的歌咏说，“这世上，有谁正无缘无故地哭”，“这世上，有谁正无缘无故地死”，“这世上，有谁正无缘无故地走，走向我”。这就是当下中国都市民间生活中的真实一面，尽管真实得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有些羞愧不安。“许多躺在南中国这块砧板上的虚弱的词语/被一个时代的笔捉住……/几千万悄然流逝的青春冲击成了  珠江三角洲/灯火辉煌的现代文明/……我的兄弟姐妹  一个时代的苦和痛/有谁能够言喻……/许多的文字像血一样从一个时代的伤口/破闸而出/我的笔尖舔着浓重的腥气”（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赢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打工诗人的写作是完成内心道义的自我反省与确证。民工面临着经济吸纳和社会拒绝的悖论性生存处境，而对这种先天的社会不公，从他们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无条件地表示默认，并同样默默地遵守着。他们和城市的距离感如同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反差那么遥远。在阴影中，打工诗人“必须睁圆眼睛”， 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和书写。他们深入挖掘和揭示日常生活与真实生命中到处藏匿的黑暗，从而重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公共空间。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说，人们其实都倾向于诉说“好的方面”（比如美好、愉悦、光明等等）；和“好的方面”比起来，毋庸置疑，“痛”是低矮的事物，是阴影，是细微的、隐藏在一个显在时代底部的“怪胎”。打工诗人的自身处境，决定了他们向“痛”鞠躬、问好以及对它的抚摸是有道理的。“因为痛/所以痛/为了痛/所以写”（张守刚《疼痛的诗写》）。诗歌是一少部分人对时代之“痛”的理解和同情。痛是活着的证明。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个社会被残酷地撕裂成为贫富两极的时代，在这个麻木不仁的时代，痛就是良知的证明，痛就是人性的证明。打工诗人罗德远的那首《蚯蚓兄弟》，让人感受深刻：“从泥土到泥土  季节的深处／人们采集着泪水和血液……/家乡好比一个瘦女人/让人失去想象/惟有你  蚯蚓兄弟/腰酸背痛地跋涉  在我的梦中打洞/我写诗的手指忽然疼痛”。罗德远凭借语言的张力传达了最普通卑微的“打工一族”生命内存的痛感。 “一片咳嗽跌落的声音/比噪音轻  比尘埃重/叫嚣的烟尘/顺着一脉呼吸遁入肺叶/沉淀成我们多年后的病痛//能喊亮秋风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转弯处/却没法镀亮内心的黑暗/泪水留给生活的湿度/让一地冬麦生锈/而难产的的幸福/迟迟不来”（黄吉文《打磨工》）。黑暗比光明更重，出于这个原因，黑暗只能沉落于光明的底部。中国许多要命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暗处。在这里，打工诗人不惜以缩小自己，来试图进入他眼中的显在时代和建立他需要与渴求的隐在时代 。 打工诗人以他们富于原创性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写作的另一种空间。在一个文字可以淹没人的时代里，我们反而很难遇到真正纯粹的文字。我不知道，打工诗歌，那些在打工群落里生长的词，那些带有内伤斑痕的文字，算不算纯粹，但至少与潮涌般的另一种文字构成了明显的分野。面对它，你显然感受着一种震颤性的体验。打工诗人，像在底层布下的嗡嗡作响的“精神地震仪”，深入个体中交叉、纠缠、反对、怨恨、郁结的部分，为我们所处的看似底层的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声音与文字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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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柳冬妩的打工传奇 [zt]作者：-

东莞，这片迷人的热土给了柳冬妩啼血的回忆，也给了他无限的天地与勇气。很难想象，如果不是9年前那次艰难的漂泊，如果不是终于移植到东莞这片广袤而丰厚的土地上，他如何才能奏响人生的强音。 　　1. 告别七月,命运是条被炒的鱼 　　　　1992年夏天，他高考落榜。 　　9月2日晚，他偷偷地跟着村里几个约好的儿时伙伴，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路。这个叫刘定富的青年，那年，他19岁，就这样从后门出逃，把背影留给了那个名叫龙田的皖西乡村。 　　信阳。下午2点30分。开往广州的列车。8号车厢。 　　他跟着伙伴们拼命地涌向车门，他满头大汗地挤上火车。车厢乱哄哄的，像猪窝，馊味、臭味弥漫整个空间，他找不到一处可以让他冷静的地方，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美好想象很快就被咣咣当当的车轮碾了个粉碎。 　　他失望地站立着，被挤来挤去的人推来搡去，他好几次被架空，双脚离地，摇摇晃晃，然后又被毫无理由地放回到原处。列车上叫卖的人推着餐车一边吆喝一边没长眼睛似的往人身上推了过来。他满脸汗渍满领子污垢都快虚脱了，没办法，只好咬紧牙关硬撑着。“水来了，矿泉水！”叫卖的声音使他渴望的手不由自主地伸进口袋摸出了5块钱。卖水的人没跟他讲价，硬塞给他一瓶水，没来得及想，钱已到了人家手中。他拧动瓶盖，没有封口，原来是自来水。他脖子一仰，喝了下去，感觉像喝了一瓶气愤，肚子变得气鼓鼓的。 　　到广州站了！他们中惟一一个曾到广东打过工的燕子兴奋地喊道。 　　火车果真在减速，靠站。在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人群逃亡般涌向车门。 　　经过半天的颠簸，他终于来到了大朗镇，在蔡边工艺厂打工的二姐见他疲惫不堪的狼狈相，眼里便闪烁出泪花。二姐简直不敢相信一直被老师夸作“天才”的弟弟会走上和她同样的打工路。那种失望、无奈的语气，让他惭愧不已，无地自容。 　　经二姐托人介绍，他终于进了一间玩具厂做工。其实，他的心思并未放在打工上，他把今后的人生希望全部寄托在参军上，来东莞只是高考后的“避难”而已。他坚信自己能在部队里“东山再起”。当二姐苦苦劝他回去复读的时候，他却满怀雄心壮志地说：我要当兵! 　　在玩具厂熬了一个月后，他终于启程回去报名参军了。二姐对弟弟这一行动表示极大的支持，心里也特别高兴。临行那天，二姐用她来广东时用的那个牛仔包帮他打点好行李，和在同厂打工的表妹尚红把他一直送到大朗车站。 　　可是，在应征体检时，检验下来的结果却让他傻了眼：肝功能不符合征兵要求。 　　当不上兵已成为事实。这比高考惨败的打击更大、更彻底。高考失败后，他还指望当兵，没当上兵，还能指望什么。没有指望的生活便是一条死胡同。 　　　　2.用最后一滴血的温度，孤立无援地支撑着梦境 　　　　日子如沉重的镣铐，把他铐在家中。 　　眼看春节将至，二姐的婚期定在正月初八，全家开始为二姐的出嫁准备嫁妆，喜庆的气氛终于打开了高考后僵化的局面。 　　正当全家沉浸在喜气中，农历1992年12月23日凌晨，绝对无法预料的悲剧发生了:二姐在从东莞回家的途中，因车祸，与表妹尚红等9个女孩子被活活冻死于江西南昌的一条河里! 　　得到二姐与表妹遇难的消息后，家里喜庆的气氛即刻烟消云散。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父亲长吁短叹，母亲昼夜哭泣。他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冷的深渊。他立即搭火车去南昌，腊月二十九早上，在凛冽的寒风中，他捧着二姐的骨灰盒，差点哭昏过去。 　　飞来的横祸，使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哭喊不停。父亲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大把大把地抹着眼泪。脆弱的他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支撑着自己，揽下里里外外的家务。悲痛的心无处言说，倾诉的欲望再一次激起他重新执笔的冲动，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一滴血》:握紧历经沧桑的手／领略痛苦的行程／我常常感觉到／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了／……／我用最后一滴血的温度／孤立无援地支撑着梦境…… 　　3.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 　　1993年，过了端午节，麦子收割完毕，他又一次背起二姐用了两年的牛仔包，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大上海满目繁华，他却无所依，偌大的上海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以过客的身份游离繁华之外。在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他修过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天长日久，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他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大攻势，他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了，除了回家，他别无选择。 　　1993年9月的一个深夜，他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命运再次把他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再坐几个小时汽车便可回到家中，此时，他多么想立即踏上回家的旅途。他捂着还有点疼痛的胃部，归心似箭，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家，让父母再多一次失望，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厮守着两亩薄地。 　　如果再南下广东，以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他心里感到一片茫然。行行止止，去意恍惚，他提着牛仔包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仍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人生的选择也许就是一局牌开始之前的洗牌，一次次地洗，不知结局如何，也不知在洗掉的种种排列组合里，曾潜藏着何种命运。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这种人生的抉择，确实有些残酷，他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成为了盲流中的一员：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 　　天黑时，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然后吞下几粒三九胃泰。他买票坐上了到蚌埠的列车。蚌埠、合肥与老家霍邱呈三角形分布。如能买到火车票，就去广东，否则第二天早上便从蚌埠回家。这是他反复权衡了一天之后作出的决定。 　　最终的结果是，一到蚌埠，他便买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 　　到广州站了。又有人跟着叫起来。 　　他在站台上站稳脚跟，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环顾四周，他大吃一惊，一条长龙只有寥寥几个人下车，站台也非常简陋。这肯定不是广州！下错车了，赶快上去！他大喊一声，但为时已晚，火车已开始启动。他跑着跟了几步，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下来。 　　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他沿路打听往广州的路途，等弄清楚下错车的鬼地方当时叫花县时，他已被晒得眼花缭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大街小巷乱窜，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汽车站。到达广州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可他的心里仍像着了火。 　　夜里，他搭上了一辆开往东莞大朗镇的中巴车。中巴像拉稀屎的汉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路上又被“卖猪仔”。这个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风行一时，在打工仔们嘴上出现的频率可以和“打工”、“跳槽”、“炒鱿鱼”相提并论。把人当成猪，这意味着可以任意宰你、割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他把脑袋耷拉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酣睡，半醒之间被一只大手拉了起来，接着被重重地扇了两耳光。他眼前直冒金星，脑袋里嗡嗡作响。面对这无缘无故的两巴掌，他懵了，摸着被打的脸，愤怒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还看什么看！？买票！”打他的汉子杀猪般“嗷嗷”地叫着，“20元一人，都要重新买票！”他同时把手中的铁棍晃了又晃，一副杀猪屠夫上阵的模样。 　　所有乘客都极不情愿却又老老实实交上了钱。他始终不明白那狗日的“屠夫”为什么会首先拿他开刀。 　　　　4.远离了家的最初含义，独自遮风挡雨 　　　　9月25日再次抵达了东莞大朗镇。一下车，迎接他的是倾盆大雨。雨像心中的茫然、纷乱、朦胧、无绪。举目无亲，饥饿与疲惫一齐袭来，他漫无目的、头昏眼花地徘徊在大朗街头。街头飘来悠悠的面包香味，此时此刻，他的胃开始疼痛地冥想面包。 　　冒着雨水，打着一把刚从路边捡到的已破旧不堪的小花伞，他茫然地来到蔡边工艺厂门前，向里面熟悉而陌生地张望着。眼前不断浮现出二姐与表妹的音容笑貌，铁门依旧在雨中木然地伫立，但她们再也不会在这道门里出现，给他以亲切的温暖……想起二姐送饭的情景和匆匆往来的背影，豆大的冷雨狂怒地击打着手中的小伞，他的泪如雨而下，直到他分不清是雨是泪，是伤心还是迷惘。 　　他不由自主地向里边移动了一步。 　　“××老姆，滚出去!”一声粗暴下流的叱骂把悲痛中的他惊醒过来。凶神恶煞的门卫走过来，指着他，大声呵斥通缉犯似的驱赶着他。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门卫会如此粗暴无礼，这对一个敏感多愁的年轻心灵的伤害又是多么深刻。 　　大雨如注，泪水如注。无须解释，也无法解释，他只能默默地选择承受，灰溜溜地踅回到莞樟公路边。一阵大风刮来，弱不禁风的小花伞的伞骨架一下子被全部折断。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下来，手中的牛仔包更加沉重。天又在风雨中开始黑了，仿佛一张无边之网将他罩住…… 　　他脱下鞋子，拿出藏在鞋子底下仅有的20块钱紧紧揣在手里，然后沿着公路折进一条巷子里。他全身湿淋淋的，不一会儿开始打喷嚏，他感冒了。他想买点东西吃，没心情，20块钱在手里揣了又揣，还是硬撑着。他终于拐进一间房子的屋檐下，屋檐很窄，但还可以躲雨。这房子是木门，石板台阶，可能是出租屋。他确定后才安心地放下包，瑟瑟地坐下来。 　　后来，出租屋里一位好心的老乡把他领进了屋里，并拿衣服给他换了。那天晚上，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都在老乡那里吃住。 　　出租屋是一些老乡合租的，是当地村民空置的祖屋，被戏称为“难民营”，像破补丁一样缀在高楼大厦的背后。在狭窄矮小潮湿且散发着霉味的小小空间里塞进了近20名南下找工的“难民”和破破烂烂的行李。一听说附近有哪家工厂招工，“难民”们便蜂拥而去，每一次招工“难民营”里都有一些幸运者，但三番五次他都没有成为其中之一。他变得呆头呆脑，整天闷闷地翻着卷了边的书刊，除了再次被称作“书呆子”外，一无所获，度日如年。 　　“难民营”里无水无电，这一点比车厢还差，没有风扇，热得像蒸笼。 　　每当夜里，10多个找工回来的人陆陆续续拎着桶到半里路外的一口水井旁冲凉，然后回来摊开地铺，睡在草席上，盖着几床不知多少人盖过了的发黑的被单或毯子。广东的蚊子厉害，穿着衣服也会被这些吸血鬼咬出血来。更要命的是治安队查暂住证，大多数人没钱办暂住证，深更半夜将眠未眠，一旦听到狗叫或脚步声便诚惶诚恐地爬起来，藏的藏，躲的躲，各自逃生般分散开去。一日下雨，大家以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横七竖八地躺着好不容易才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吆喝声、敲门声惊醒。他揉揉眼，站起来，糟了，治安队来了。他望了一眼小屋的墙角，那里挂着一盘乱七八糟的破蚊帐，下面还铺着一张凹凸不平的破草席。他灵机一动，风一般钻到席子下面，把身子紧紧贴着墙角，平躺着，腿伸直，屏住气。 　　把暂住证都拿出来检查。治安队的人凶巴巴地叫嚷着。 　　没暂住证的被带到治安队去了。 　　第二天，被罚了款赎回来的难友一边像被剜了一块肉似的叫苦连天，一边又惊叹“书呆子”不呆。过了几天，治安队又来查证，他如法炮制，却再也未灵验。一个大个子治安队员在检查完毕后似乎嗅到了什么，拿着手电筒在屋子里照来照去。当他掀开破草席的时候手电筒猛地抖动了一下，之后用尖硬的皮鞋狠狠地踢上了他的脊背。他疼痛得机械般站起来，一副锃亮的手铐便“咬”在了他细瘦纤弱的手腕上，由于用力过猛，硬是把一块皮生吞活剥了。他疼得龇牙裂嘴，浑身抽搐，手铐得寸进尺，“咬”得更紧更牢更狠。 　　他手头仅剩的10块钱被罚掉了。 　　然而，就在他手腕上的伤口还在化脓时，又遭遇了一个更具恐惧色彩的场面。那一次，几声狗叫，加上一句“治安队来了”，把他们吓得像兔子一样四散逃离开去。他把鞋穿在手上，在漆黑的夜色中狂奔，不知拐过了几道弯，鬼使神差地躲进一户人家门前的小巷子里，在巷子的尽头还有一个拐角。在那里蜷缩着，他自以为找到了安全的庇护。这种感觉只保持了几分钟，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把他的眼睛刺直了。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巷子的地面很潮很湿，清晰地印着他的一行脚印，而且巷子还是无路可逃的死胡同。揣摩着那行脚印，那户人家如临大敌，全家皆兵，个个手持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各种凶器，他看见其中有一把大刀明晃晃地寒光四射，充满杀气。他当时的惊恐程度，决不亚于罪犯被绑赴刑场，一双拖鞋在手上抖如筛糠。几乎没有经过对峙，他乖乖地把拖鞋举在了肩上，嘴里哆嗦地解释着一些自己也没听懂的话语，完全一副可怜兮兮的投降状。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出巷子，所幸各种凶器都没有向他袭来，甚至一句谩骂也没有。 　　所幸这最惊恐的时刻慢慢在平静中成为过去成为记忆。 　　　　5.向命运弯下腰去，是为了站起来，前进！　 　　　　1993年底，他终于在老乡的帮助下，进了一家刺绣厂做杂工。杂工这活又累又脏，跟车间员工一起加班加点到深夜，工资却比车间员工低得多，但比起在外风雨飘摇，他已经很知足。漂泊的生命一旦稳定，它便迅速扎根，不断调整生长的姿势，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他的生命焕发出无限的激情，文学梦重新萌芽。无论如何加班，他都要趴在床头坚持写作，那怕是加班到凌晨一二点。公司规定11点半熄灯，为了不影响别的同事休息，他特地买了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写，往往写到自己不知不觉睡着了。他虽然身体单薄，但工作积极，肯吃苦，再加上他有文化，很快就被调到车间做流水工，继而又被提升为流水线班长。他养成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思考问题的习惯，平时身上携带一个小笔记本，随时记下生活中闪光的思想火花，撷入诗中。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他以柳冬妩的笔名源源不断地发表作品，柳冬妩这个名字，很快便在打工部落中传开。 　　人生也许就是一个超越困境尝试生存的过程。 　　经过几番奋斗，从落难街头到进工厂打工，从工厂到进镇报《荔乡报》当编辑，再到东莞市文联《珠江潮》杂志当编辑、记者，然后再到东莞市科委《东莞科技》杂志社做副主编，东莞赐予了他一份奋斗不息、实现梦想的机遇，给他提供了施展智能与才华的舞台。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生命的拔节也悄无声息。这一时期，他辛勤笔耕，收获累累。1995年5月，《诗刊》以重要位置发表他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 引起诗坛广泛关注。尔后，柳冬妩继续以青春的诗情挺进诗坛，相继在《诗刊》、《延河》、《诗歌报月刊》、《新大陆》(美国)等国内外近百家报刊发表了200余首诗歌作品，使其成为打工诗的代表诗人。他的事迹被《打工族》、《涉世之初》、《年轻人》等数十家报刊刊载报道。他是第一个以打工生活题材作品在《诗刊》上登台亮相的诗人，由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打工诗歌的关注，这标志着打工诗歌正式走向了全国诗歌舞台。 　　1994年9月柳冬妩出版第一本诗集《明星写真》。1996年，他主编出版了东莞第一本打工文学作品集《梦幻之旅》以及《世纪之交的新跨越——东莞加速科技进步之路》等图书，还成功策划了东莞青少年“我们爱科学”征文比赛等多项科普活动。1997年，柳冬妩被评为东莞市优秀外地青年。而后，柳冬妩在诗坛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转向了报告文学创作，他创作并发表了大量反映东莞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作品。1998年他的报告文学集《在东莞这方热土上》出版，东莞市长黎桂康与副市长周致纳分别题写书名与作序。在此期间，他又致力于软科学研究，发表了数十篇科技论文，担任了“东莞市科技投入体系研究”等专题组负责人。 　　东莞，这片迷人的热土给了柳冬妩啼血的回忆，也给了他无限的天地与勇气。很难想象，如果不是9年前那次艰难的漂泊，如果不是终于移植到东莞这片广袤而丰厚的土地上，他如何才能奏响人生的强音。跨跃苦难，蜕变自我，使他的生命存在得以和南方这方热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人生旅途中寻找到了灵魂中那种支撑人生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