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公共经验及记忆

管季超0712

诗歌与公共经验及记忆
	来 源：中国艺术报
● 单维的人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诉求相互作用，使主流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多地具有“欣快症”的性质，放松、开心，从眼球到眼球，娱乐至死。深刻一点、复杂一点的东西，不能在一眼之下就被消费掉而需要费点脑筋的东西，则很容易被贴上“不懂”、“晦涩”的标签弃置一旁，而诗歌首当其冲。我无法说这是否是一个悲剧，而只能说，今天我们讨论诗的公共性，首先要提示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的灵魂 唐晓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 涛（本报记者）     记者：中国有强大的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们曾经坎坷，也取得了成绩。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文革”的苦难、改革开放的巨变都成为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对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去年发生的大地震、奥运会，诗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诗歌应该怎样去表现？     唐晓渡：重大事件当然是很好的写作题材，但也不能要求诗人都必须去表现重大事件。写或者不写，什么时候写，以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写，只能出于诗人的自主选择。有些题材不是人人都能驾驭的。布罗茨基在一首题为《黑马》的诗中写到，一匹黑马来到人群中，“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诗人和诗之间、诗人和题材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互相选择的关系。     对诗歌来说，正面表现重大题材的难度更大。关键是要有所发现，还要找到独特的切入角度和方式。此外，诗歌只是我们寻求表达的一种途径，还存在很多种别的途径。比如关于地震、奥运会，新闻特写、报告文学这些文体可能更合适，也包括比较灵动便捷的随笔散文。文体没有等级，但文体的考虑很重要。     诗歌对重大事件的表现，还和特定的文化传统及其读者的期待有关。比如“9·11”对于美国是划时代的事件，曾有人问过美国诗人，你们写“9·11”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一般不拿这样的大灾难说事儿，听起来像是包含着某种道德禁忌，而不仅仅是因为在如此巨大的死亡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假如发生在中国，你不写可能就成了某种道德缺陷：这么大的事，诗人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总的说来，我认为诗人面对重大事件还是要忠实于内心的声音，假如确有写的冲动，就要注意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在美学质量上降格以求。这是诗本身的道德。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人写了诗，对此可以作两面观：如果是出于某种心理需要，为了向事件本身、向那么多亡灵特别是那么多无辜的孩子表达一种心意，美学上可暂不作苛求；但时过境迁以后，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诗歌要做的不仅仅是声援与宣泄，它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这方面最给我们启发的是卡夫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么大的事情，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就是简单地写道：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没有任何评价。但是你能说卡夫卡对人类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吗？当他写出了《审判》《城堡》的时候人们知道，他考虑的比表面的事件要深远得多。     对重大事件的表现是有难度的，搞不好就成了表态。以前是被外在的力量逼迫着表态，现在或许还要加上内心的压力，比如道德的压力。其实对诗人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忠实自己的内心感受，并牢记诗本身的要求。这是保证作品真实和正义的唯一根据。     记者：公共经验与记忆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也不例外。但您却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当代中国诗人往往对诗歌的公共性持有一种特别的警惕，以致过敏。为什么会有这种警惕？这是否也造成了一些诗人某种程度上对公共话题的刻意回避？     唐晓渡：这种情况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国诗歌的特殊历程以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反思造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主流写作一度受制于从上而下的垂直支配，这种不正常状态造就了大批为一时政策所需写作的诗和诗人。当然你可以说这种现象和我们正在谈论的“公共性”无关，但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因极端而走向反面的公共性。它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一种“创伤记忆”。     写什么重要吗？不能说完全不重要，但对诗人、作家来说，没有诗人写作是只处理纯粹个人经验的。经验总是具有公共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更重要的是怎么写、写得怎么样。诗人、作家的公共性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既定的、现成的、预设的。一个表面看来不足道的题材，一样可以成就具有充分公共性的伟大作品。《尤利西斯》就写了都柏林一个普通人的一天。重要吗？重大吗？但是《尤利西斯》成了现代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就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乔伊斯把一个现代人的普通生活和整个西方的希腊神话传统作为平行的线索来写，通过种种呼应构成反讽，从而揭示了现代人的处境。     所谓“朦胧诗”的历史性标志之一，就是转向个体的内心真实，从而使当代诗歌告别过去那种虚假的、强制性的“公共性”。真正的诗歌公共性和个体精神的发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诗人和读者来说都是如此。西方诗歌的个人性是作为文化前提存在的。艾略特可以不用谈前提地谈论诗歌的非个人化问题，可是在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强调的恰恰是个人化、个人写作。     记者：不过太多强调个人化以后，有些诗歌变得难以理解了。当代诗歌在读者与诗人之间好像存在一个无形的鸿沟。     唐晓渡：有这样的鸿沟恐怕是现代诗的一个普遍状况，它与其说存在于诗人与读者之间，不如说存在于作品和读者之间。这里有个体审美需求的差异以至错位、脱节的问题，但也关系到对诗歌语言特质的理解。诗歌语言不是一般的交际语言，它往往发生在独特的个体经验和公共经验的临界点上，并包容这两种经验。公共经验与记忆是诗歌的构成元素，是诗歌可理解、可阐释的基础，然而，一首诗存在的根据却只能由个体诗人的原创性提供保证。换句话说，这里存在一个如何把握公共审美话语和个人审美话语之间“兼容度”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的隐喻系统越来越个人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阅读、阐释的困难。     诗人隐喻系统的个人化、诗歌阅读与阐释的困难也与现代生活经验、现代文化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碎片化密切相关。这是为什么在谈论诗歌的公共性时要警惕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古典诗歌是在一个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它和中国古代文化、古典哲学基本是同构的，儒释道互补，共奉天人合一。古典诗歌主要的经验基础是农业文明，诗人的感知和表达方式在高度审美化的同时，有相对固定的程式，所涉经验范畴较之现代生活也要简单很多。比如《佩文乐府》就提供了古典诗歌意象和情境之间对应的一套参照谱系。不能说这样的谱系会降低写作的难度，相反可以说更难，但基于某种公共的约定，读者理解和领会起来显然要相对容易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更好懂，因为写作和阅读都建立在越来越同一的意识形态层面上。一整套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圈定了一个自明的语义场和关联阈。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聂鲁达、阿拉贡，包括半个马雅可夫斯基等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其作品在当时就算是诗歌的边界了，再往外就属于腐朽的、反动的诗歌了。     记者：当代文化的多样与生活的丰富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晓渡：当代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中。30年里传统中国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西方文化尤其是成分复杂的现代文化，包括后现代文化各种成分及其影响以片断甚至碎片的形态共时地混合在一起，方生方死，明明灭灭，无从定义，也很难在短期内卓有成效地整合。这种混乱状况对一个百多年来致力于现代转型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其复杂性不是古典诗歌所置身的相对明晰的传统文化，更不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诗歌单一单调的文化背景所可以比拟的。这种社会文化的混乱、复杂与个体内心的混乱、复杂彼此作用，互为因果，由此造成了经验和语言世界的分裂与幽昧不明。当代诗歌必须正视并探寻这种种的分裂与幽昧不明，深入到事物和语言灰色的、模棱两可的部分去写作。这方面的难度无疑对阅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里也许应该再次强调对诗歌语言特质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谈不上诗所要求的起码的“精神自治”，就无从讨论诗歌中的公共性。我所理解的诗歌语言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系统，而且本质上是超越语言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潜世界”，这个世界较之人类自以为能操控、在操控的表象世界远为博大深邃，它更加生生不息，并且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有着“被看见”、“被揭示”的自我要求。诗人的职责就在于运用最恰当的语言方式，赋予其可见、可感的形式，帮助它完成并重返这一自我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被创造，或者说被发明出来的诗歌语言，因此而迥异于所有既定的、现成的语言系统，与日常话语、传媒话语和知识话语不在一个层面上。它不断致力于调整、修正或重建生命个体和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以及和他自身的关系，并使之在诗的语言世界中重新集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此而言，布罗茨基有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大意是说如果人类可以有什么进化的话，那么他进化的方向只能是诗的方向。诗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维度和终极目标。     记者：是否可以理解为，诗歌的发展对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唐晓渡：诗歌的公共性不能被认作是对诗人的单方面的要求，读者和诗人是互动并互相创造的。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反之亦然；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环节，就是全社会的诗歌教育，三者关系共同构成了诗歌生态。现在的诗歌生态失衡得厉害，特别是身处商业社会，大家都忙着挣钱，忙于生计，与其说没有时间关注诗歌，不如说是没有时间关注自身，关注更为广大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单维的人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诉求相互作用，使主流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多地具有“欣快症”的性质，放松、开心，从眼球到眼球，娱乐至死。深刻一点、复杂一点的东西，不能在一眼之下就被消费掉而需要费点脑筋的东西，则很容易被贴上“不懂”、“晦涩”的标签弃置一旁，而诗歌首当其冲。我无法说这是否是一个悲剧，而只能说，今天我们讨论诗的公共性，首先要提示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的灵魂。     重大事件、社会“热点”中当然蕴藏着有待诗去发现和揭示的公共性，但在我看来，诗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未被察知的领域，被遮蔽、被遗忘的领域。我们对世界、对自身的了解，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诗歌和哲学很重要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语言的瞬间照亮，让我们看清楚周边的，包括我们自身内部的黑暗，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还有什么比这更大、更重要的公共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