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的文学：农村小说

管季超0712

50至70年代的文学：农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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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不过，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茅盾谈到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这个问题，周扬1946年评论赵树理小说时就已提出：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描写农民”，“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在对象之上(“高高在上”)或之外(“旁观者”)，而是以农民自身的感觉、观点作为描述的基础——这不仅是在确认某一作家的特征，而是在指出应普遍依循的方向。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当然，即使是赵树理，感觉、观点与表现对象的“农民”的“同一”，也不过是一种假想。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当代农村小说的艺术经验，更直接来自“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在40年代的创作，而与“乡土小说”，与沈从文、吴组缃、沙汀、骆宾基等的小说，显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当然，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经验的作家，对这种要求的反应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在趋同之中，也能看到差别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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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谢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由于艺术观和方法上的这些差异，随着当代不同阶段政治和文学风向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的接受和评价，也大致呈现为此起彼伏的状况。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1928-)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他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受到批评家的赞扬(注：这一短篇，写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发表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主要作品还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以及出版于80年代的长篇《黄河东流去》等。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因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为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甚高声誉。1951年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出版《铁水奔流》(1954)。这部写解放军对钢铁厂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过程的长篇，当时虽受到赞扬，事实上却相当乏味。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又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无甚大的不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有批评家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艺术风格上是从侧近于“阳刚”，到偏向于“阴柔”的变化。(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取法，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这一艺术取向，在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的散文化的短篇(收入《禾场上》、《卜春秀》等集子)中，有更为充分的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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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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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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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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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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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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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收入《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铁》等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助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到试办农业合作社。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赞扬的评介文章有五十余篇。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若干评论文章指出，作家的杰出之处，是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揭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组织起了错综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则是土改时弯下了腰，现在又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从土改时惊惶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和开始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长郭振山。而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的，是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徘徊、摇摆的农民。作家表现了不同心理动向的各阶层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广阔”和“深刻”，这是当时对“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当然，柳青在小说中有关农村阶级关系的这种“深刻”阐析，根据的是50年代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创造是把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体验和艺术想像，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创业史》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特别受到注意的，则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把这一人物的创造，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有的批评家把梁生宝与阿Q放在一起比较，来谈论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这种讨论方式，包含了“艺术典型”等级的价值估断。(注：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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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业史》(第一部)，在60年代曾发生争论。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以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他后来补充说，“三多三不足”有的并不是缺点)：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除柳青的外，主要有艾克恩《英雄人物的力量》(《上海文学》1963年第1期)、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蔡葵、卜林扉《这样的批评符合实际吗?——与〈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商榷》(《延河》1963年第10期)、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上海文学》1963年第10期)、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姚文元《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1964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上海)。)。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中，柳青激动地说，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注：《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这点上，邵荃麟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论敌胡风的立场。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