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女作家粉墨登场

管季超0712

“70年代”女作家粉墨登场

08/18/2003/ 华夏经纬网 文／宋广辉 　　江山代有“才女”出 　　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的热闹，《昆仑》《漓江》等大型文学刊物彷佛冷冷清清无人光顾的商店，在世纪末的市场竞争中无可奈何地关门了，还有一批文学期刊也在夹缝里苦苦挣扎，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于是许多作家、诗人为了生存纷纷逃离孤独的文学阵地，然而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作家这个行当就不会取消，总会有一些作家抱着宗教般的虔诚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一批文学新人披荆斩棘地杀来了，读者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美丽的女子。 　　中国当代文坛上有许多优秀的女作家，虽然说“阴盛阳衰”有点牵强，但是和男作家相比，平分秋色怎么说也不过分。文学图书业不景气的今天，池莉、毕淑敏等女作家的文集依然在地摊上卖得红红火火，除此之外，一些陌生的面孔也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她们不仅年轻漂亮，而且文笔优美，更重要的是，她们气质脱俗，思想前卫，评论家称她们是“新新生代”，书商们说她们是“新新人类”。 　　──棉棉，1970年出生于上海，16岁开始写小说，17 ~ 24岁之间生活动荡，25岁回到上海重新开始写作。她的小说集《啦啦啦》已在香港、德国、意大利出版，特有的“残酷的青春”气质及严肃的自醒精神使她获得大量的青年读者。棉棉的新作长篇小说《糖》已经在《收获》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并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在著名的北大风入松书店，棉棉的《糖》摆在畅销书架上。 　　──卫慧，197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鼓手、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出版《蝴蝶的尖叫》、《水中的处女》、《像卫慧那样疯狂》、《欲望手枪》等小说集，部份作品译介入美国、德国、日本。长篇小说《上海宝贝》是畅销的“布老虎丛书”中的又一新作。 　　──“文学靓女四人组合”：王天翔，洛艺嘉，陶思璇，严虹。这四位也是70年代出生，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所到签名售书之处，人潮汹涌，4万册的小说在一个多月内就销售一空。 　　“新新人类”的作家进军文坛，正是文学被逐到边缘地带的世纪末，这些青年女性出手不凡一鸣惊人，不能不说是当今文坛的一个异数。卫慧在《上海宝贝》里说道：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 　　惊世骇俗的文笔 　　这些70年代女作家都热衷于表达现代都市中人情的隔漠，表达人生观念处世态度上的差异，她们描写的另类们永远是孤独的，不被众人所理解。在崇尚物质，人欲横流的今天，她们的个性被现实所扭曲，她们的爱情被生活所粉碎，许多女作家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抗争自救。 　　卫慧在《上海宝贝》里写了一个从事自由写作的女子，她的男朋友天天英俊体贴，可惜是个性无能，无法克服心理障碍，“我”很爱他，可是正值青春妙龄，自忍并不能减轻性欲的煎熬，于是便出去找情人。德国人马克成了她的情人或者说是性伙伴，他们不仅偷情，甚至在公共场所的女卫生间里也敢做爱，而且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听着男友天天的声音，同时又接受马克的性接触，就这样达到了快感的高潮。下面是两段不亚于劳伦斯和王小波的性描写，正人君子和未成年儿童可以跳过去：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渎，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像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 　　棉棉的代表作是《糖》，写了一个“问题女孩”流浪、吸毒、卖淫，最后成为作家的历程。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女主人公是灵肉分家的，在书中你会发现类似的叙述： 　　我开始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我冷了很多，我懂得了性交和做爱的不同。我们做爱不错，很本能。 　　棉棉笔下的人物有时还带着病态心理：在我们肉体的碰撞中，我始终处于被动。我知道他病态，我爱他的病态和我的病态。 　　棉棉还写了一个妓女“小上海”，这个妓女在电梯里接客供自己的男友赌博，后来得了严重的宫颈糜烂，一做就出血，“小上海”不愿意别人说她垮掉了，开始用嘴做生意，成了酒店里的“箫霸”。作者把社会生活底层的小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些从未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在棉棉的小说里闪闪发光。 　　评论家葛红兵认为：“如果说陈染、徐坤这些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将性当作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来写的，那么棉棉则在这一点上和她的先行者区别开来了，性已不再是反抗的对象而是它本身。这是一种更符合理想的方式：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压抑着不会将性当作压抑的手段，自由者也不会将性当成反抗的工具。” 　　她们为什么被炒作？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出版后，一时洛阳为之纸贵，有的书商在巴黎大街上看见文人模样的过客就拉住他：先生，请你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中国没有孟德斯鸠也没有《波斯人信札》，“巴黎书商”倒是不少。有的书商曾经四处向人打听：“有没有女大学生写长篇小说的？只要是写爱情的，越刺激越好，拿到我这儿一定给她出！”通过书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被炒作的一些因素。 　　首先是年轻，二十多岁，正是“新新人类”的年龄，他们从小没有战争、饥荒、瘟疫等痛苦经历，他们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读着琼瑶、金庸看着美国大片，在酒吧、舞厅、商场表演着一场场浪漫的或者说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痛苦、叛逆和堕落都是老作家很难驾驭而偏偏又很有卖点的题材，这时卫慧等新人的机会便来了，一旦她们人老珠黄，80年代出生的“新新新人类”就会取而代之。 　　其次是女性身份，陈染、林白、海男、虹影等人的女性主义小说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影响，女性的叙事可以更彻底地回到女性的内在体验，女性写作的特殊性可能使文学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但是女性小说往往写得不够大气，尽管可能一场畅销，却未必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棉棉等人走红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她们的作品。前卫的思想、叛逆的姿态和另类的文本模式，固然为她们吸引了不少读者，但还是有许多人是冲著书中的性场面和病态心理的描写而来的。有的人看腻了毛片之后，转而去看黄色书刊，文字表达会绘读者想像的空间，这自然刺激读者投入阅读的兴趣，作家们优美的文笔无疑给意淫者更多的文学艺术感觉，提高他们意淫的档次──在这一点上，男性小说的性写有时比较脏，会失去一部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棉棉、卫慧她们如果想吸引和影响更多的人，并提升读者的欣赏品位和灵魂，就应该在思想的深刻和文字的锤炼上下工夫，而不能一味地在性描写上挥洒笔墨。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晓明博士说：应该促使那种软弱的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放式的更有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实践的社会场景中，来提示当今中国的历史面目。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有成为张爱玲、杜拉斯甚至超过她们的潜力，但如果屈从于大众眼光和流行趣味的局限，就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 　　来源：《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