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心以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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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心以敷章

——中国古代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

万 德 凯（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摘
要：本文认为，在写作学理论中，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着所谓的“构思写作学”与“非构思写作学”两个路线。透视古代的写作学理论，可以发现，“构思写作学”的误区在于错误的规定了写作活动的活动领域和逻辑起点。而这个问题的实质，不仅是个写作学的问题，同时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关键词：
道心；章；敷，中介问题

马正平先生近有大作《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理论新颖，亦颇具忧患意识。该文的动机是鉴于建国以来写作学研究的消极影响。作者认为，“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写作学首先完成了从‘在场’论写作学到‘非在场’论写作学研究的变革。所谓‘在场’论写作学，就是把研究的中心和兴趣、重点放在写作行为的成品——文章文本上面的写作学研究，所谓‘非在场’论写作学就是关注写作行为、写作过程的写作学。前者即所谓‘文本写作学’，后者即所谓‘过程论写作学’。但是，80年代以来的‘非在场’写作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构思主义写作’ 研究的初级阶段。”（《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P1）这种理论“对于人类的写作是极其不利的，因为他存在着种种危害，正在戕害着人类的写作活动，褪化着人类写作质量，消解着人类写作兴趣。”（《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P41）作者认为，这种理论的直接消极影响是导致写作者“心灵贫乏”、“思维呆滞”、“对写作产生畏惧感”，故而称之为“伪理论”（同上）。作者认为，“要培养真正的有后劲的写作能力，就必须注重写作过程的操作能力，又注重写作主体心灵背景的建构。这种写作学就是一种‘动力——过程’论的主体论写作学观或动力学写作学观。”（《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P3））马正平提出了他的“知行递变论”。他认为，“写作行为的过程应该是立意的产生和对立意的表达意识过程。……‘知行递变论’的本质是文章信息的自我复制、主题的自我重复的写作分形成长。……”总之，“‘知行递变论’的本质是一种写作混沌学、写作分形论、写作生长论。”（同上p5）这也就是他的非构思写作学的理论。作者希望通过这种“知行递变论”的“非构思写作学”的理论，解决从作为“关于文章主题内容、信息性质的结构”的深层结构向关于“文章形式时间空间的结构”的表层结构的转化的中介问题（同上P6）。笔者以为，马正平先生的思考是有启示意义的。他对写作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的“中介”的讨论，触及到写作学研究的“命门”。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文字作为表义的工具，文章写作的原理可以说从人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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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德凯，男， 1972年11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研究领域：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

化以来就是人类思考的对象之一。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不同文化的民族，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解决的思路也是互异的。马先生指出，当代的“构思写作学”的伪写作理论大致是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中的“实体论”，及其古希腊哲学、文论中的“模仿论”，这种理论的后果是导致“写作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生长过程，而是一个对于构思成果的描摹、细化的过程，这里创作的主体性被丧失。”（《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3期P42）
实际上，文章写作在中国古代同样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关于“写作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中介”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古代事实上也存在着两个路线。
从先秦诸子时期起，文章写作逐渐成为激扬声名的重要手段，儒家将“立言”列为三不朽之一。至两汉，文章著述的本领在文化一统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演化为干政、进仕的工具，从汉初儒家以诗为教到汉末王充等诸子分别通儒、文士之类，从武帝立太学到灵帝的鸿都门，皆可证明中国古代对于文章的重视。隋唐以降，科举取士，文章之道的关注从著述之徒蔓延到全体读书人的群落。对于写作学的关注，在中国可谓是全民性的。
在中国这样悠久的写作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以把写作操作为“对于构思成果的描摹、细化的过程”的路线，这个路线同样导致“创作的主体性被丧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呈现，可以说从唐初就十分明显了。唐人以诗赋取士，写作成为仕子的敲门砖，出于应试，唐代涌现出大量的诗格、诗法之类的著作。除去轶失的部分，今人张伯伟先生尚收集了不下三十部（参见《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因应试而发达起来的写作学到宋代有江西派，在文的写作上，明代的八股可谓代表，以及顺延到清人的桐城派。当然，这些写作学的理论是在一定写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被提升出来的，也不否认在这些理论流派的人物中亦不乏优秀者，如王昌龄，唐代的《诗格》之托名者，虽未必为其作品，仍然不妨碍我们由此推断，在当时王昌龄是一个注重总结这方面写作规律的人，并且有一定的影响。构思写作的理论在黄庭坚江西诗法中为核心的部分，其“脱胎换骨”与“点铁成金”之说甚至具有了一定的美学含量，并且，黄庭坚本人亦有“落木千山天远大，中江一道月分明”之类的名句。至于八股文的写作，虽然提倡者的初衷是规范文章的写作，意图提高写作活动的有效性，但是，终因其操作理论的局限，尤其在其流派的末流中成为写作学的反面教材。我们大约亦可将之成为中国古代的“构思写作学”。
这一派写作学的思路是企图通过语言构思出其需要表达的本体，之后再用语言将之呈现出来，这样语言成为了写作的实体。语言成为写作的实体规定了这个写作活动的起点与终点都只能是语言。如同正弦函数曲线一样，表达工具在努力的方向上只能是迫近而永远不能达到其表达的对象。高手还大致上还能做的圆通一些，其末流者终不免屋下架屋，画虎不成了。从非构思写作学看来，中国古代的这种“构思论写作”的误区在于中介选择的错位与中介要素处理的失误。非构思学写作认为，实质性的写作是“知行递变”的。写作行为的过程应该是立意的产生和对立意的表达意识过程。……“知行递变论”的本质是“文章信息的自我复制、主题的自我重复的写作分形生长。”（《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p5）写作活动本身是由“文章信息的自我复制”与“主题的自我重复的写作分形生长”两个环节构成。至于语言物质材料，只是在面对创作意象时所运之“斤”。创作的本身是一种“神思”状态及其传达。如果把语言当成研究的中介进行研究的操作，中介选择的错位与中介要素处理的失误总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就有充分的认识。其中理论上最为成熟的莫过于刘勰的“原道心以敷章”之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巨著，该书在《原道篇》对于文德的规定可谓中国古代的“非构思写作学”的最亮丽的表达。其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是对文德的定位，将之与天地并称。那么，这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文章应该怎么创作呢？刘勰将之概括为“原道心以敷章”，他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词之能鼓天下之动者，乃道之文也。”刘勰这种“原道心以敷章”的思路与当代的构思派是有区别的。刘勰规定的创作是发生在“道心”与“章”之间的活动，这个活动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由 “道心”与“章”围合的空场之中，而创作本身是不包含此二要素的。“道心”与“章”仅仅是创作活动的两个指向。写作活动的完成是靠创作主体在创作状态中，将“道心” “敷”而为“章”，“敷”才是写作活动的实体。这样看来，“道心”作为空间性的信息本体，在创作活动中经过历时性的“敷”的操作，最终凝定为物质形态的“章”，而成为写作活动的完成。这样看来，写作的实体是“敷”，刘勰清楚的把写作的起点规定在“道心”与“章”之间的空场上，从而克服了把写作起点规定在“章”之层面的构思派的缺点。在《原道》以后，刘勰又用《神思》、《物色》、《定势》、《风骨》、《隐秀》、《养气》等篇章，对他的创作及美学要求做了详细的论述。
刘勰这个将创作的中介规定在“道心”与“章”之间的空场上的作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非构思写作学”。它克服了构思派以“章”为出发点的过于质实的缺陷，又未忽略以对于道体的思考作为创作的重要原动力的向度。从“敷”的活动开始，在“道心”与“章”之间的张力场上，进行生长式的信息复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灵感的推动下的创作，这种创作既不会陷于“章” 层面的语言排列，又不会陷于由“道”层面出发的演绎式的构思，从而使创作者的主体性得到最大的实现。
刘勰把创作的实体——“敷”的发生规定在“道心”与“章”两个质点之间，在这个空场上，写作者需要在虚静的状态下，进行“神思”，这时的动力是灵感，而这种灵感的发生又是接受着“道”与“章”两个质点的约束的。这样的灵感不是下意识、无意识的无序喷涌，而是在“道”的遥控下，对心理秩序的选择。这与“非构思写作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把人类写作行为有经验化、猜测化、自发性的初级阶段提升到思维化、科学化、自觉化的高级阶段、境界；非构思写作的整个过程保持着写作灵感、感受阶段所产生的写作激情、兴趣。”（《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P13）的思路是一致的。马正平“要培养真正的有后劲的写作能力，就必须注重写作过程的操作能力，又注重写作主体心灵背景的建构。”的说法（《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p3）就是这个意思的明确表达。
刘勰把这样的创作称为“性灵所钟”（《文心雕龙·原道》），这种思路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的主流。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到唐人创作主“兴会标举”，到苏轼的“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实际上都是这种为文理论的变相表达。“文以气为主”的“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与“道”相侔的范畴。在曹丕看来，“气”的敷衍流动而结为文章，“气”是文人创作的原动力和结构材料。可见，曹丕强调了创作的“原道”之意，同时又借“气”的流动性比喻了文章成文的特征，也就是刘勰所用的“敷”字。曹丕的文论在六朝的影响有目共睹。唐人的“兴会标举”之说，对于创作界限的描绘比曹丕又进一步。“兴”是灵感的萌发，（值得注意的是“兴” 本身原是儒家诗学的根本范畴，它原本就有布道说教的意旨。）“会”则是灵感状态下对于“道”与“文”两个层面的感应。“兴会标举”对于创作特征的概括，其含义是全面的、丰富的。在范畴的使用上，“兴”、“会”也明显的具有诗学特征了。苏轼的“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之论则是创作的一种化境了。在此同样需要言明的是，中国古代的诗学是发生在儒家文化制度下的，其他的文化要素，都是在接受儒家思想规定的前提下发生效应。也就是说，其他亚文化要素在中国古代的诗学体系中，是一种阐释学的位置。苏轼所言的“行于当行，至于不可不止”，是言所谓的“万斛源泉”，这“万斛源泉”乃是“道”，此说就是韩愈的“道盛则文不难而自至”的意思，仍然是发生在“道”与“章”之间的创作活动。这样的创作中介是发生在“道”与“章”之间的空场之上，这样的创作，只有在其激情灵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样的创作，才体现着“创作对表达的依靠”（《海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3期p35）。这样的中介规定着创作的实体只能是活动本身，不可能是任何静止的东西，严羽所云“不落言铨，不涉理路” （《沧浪诗话》）所以能得到千载以下文人的共鸣，正在于严沧浪看到了创作既不是“言”的实体，也不是“道”的附属，而是发生在二者之间的活动。这一思路一直到王夫之等人，从未中断段过。而正是这一写作学思路，一直坚持着与生成于科举制之下的“构思派”写作学的斗争。
从“非构思写作学”的学理看来，“构思学写作”的一个关键误区在于，他们对于写作活动发生区域的认定出现错位。或把创作的起点规定在“章”上，陆云所谓“先词而后情者”（《与兄平原书》）；或把起点规定在“道”上，如玄言诗“淡乎寡味”（《诗品·序》）者。斗争的形态可谓古今一也。
构思写作学对于创作中介规定的错位，不仅是一个写作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科学的认识论是建构在对认识对象的活动要素的准确判断及其活动要素运作法则的正确把握上。这个问题在学科建设的初期，犹须注意。当代写作学的建设方兴未艾，在认识论层面的清理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建国以来的写作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当然是有的，它的消极后果也十分明显。问题之一就在于方法论层面清理的不自觉，由此造成当代写作学理论对于“舶来品”在选择标准上的一定混乱。《文心雕龙》谈“通变”，谈“唯务折中”，都是强调，正确的认识要在准确判断讨论对象的前提下，广参博观才能完成。这对于解决写作理论中创作中介规定的错位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看来，写作活动要素的讨论，尤其是活动要素活动的范围，古今中外写作学建设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换、西方文论的引进及当代文论的本土建设，都要认真考虑这个逻辑起点，这也是马正平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提出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