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写作学新方向：走向“新天人合一”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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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写作学新方向：走向“新天人合一”之境

彭 微[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

摘
要：中国古代写作学讲求“天人合一”的学说，这是古代写作理论的魅力所在。现代以来，受西方和苏联修辞学、文艺学体系的影响，当代写作学经过了“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论争。而科学和人文本质上是相通的，写作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取向是走向科学人文融合的“新天人合一”之境。
关键词：天人合一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新天人合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苏联文艺学体系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当代写作学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嬗变，成为新时期发展最快，最有生气的学科之一。以“双重转化”、“三重飞跃”、“知行递变”、“写作心灵背景论”、“写作文化”、“写作分形论”以及“写作思维操作——控制模型”为理论内核，形成了写作过程论、写作主体论、写作文化学、写作生长论、写作思维学、写作智慧论等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形态，呈现出由“在场论”向“非在场论”，由微观到宏观再到微观，由静态、静力学向动态、动力学，由线性、稳态到非线性、非稳态，由构思到非构思的蜕变与转化。

如何从宏观上认识这些不同形态的理论之间的异同，如何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传承？同化？还是碰撞、论争？或者是融合？对话？究竟哪一种或几种形态才更能对写作行为的本来面目进行揭示和去蔽？究竟哪一种取向更能将写作引向人的思维、生命和心灵的自由栖居之所？有迹象表明：21世纪的中国当代写作学将会并正在走向微观和宏观结合成一体的，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互相融合的，自由与秩序相统一的“新天人合一”之境。近年来，关于加强写作学理论中人文主义精神与科学主义方法的对抗和融合，已经逐渐成为写作学研究中的一个共识，但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之争也一直存在。有许多学者就这一论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给人以启迪，但也留下了商榷的空间。


一
中国古代写作学是讲求天人合一的学说。在中国传统写作学体系中，“文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范畴。从哲学的层面讲，“文道”涉及文章的本体或本源问题，“文”与“道”既是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又是本与末、用与体、流与源的关系，即“文原于道”，文道合一。从写作学的层面讲，“文道”涉及到文章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有主次轻重之分，即“文以载道”。虽然“文以载道”的“道”在古代被赋予太多道德、教化的意义，对文学写作具有消极的影响，但“文原于道”则常常从哲学本体的高度去审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从对立的方式补充了“文以载道”的不足。清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中说：“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1](P348)把“艺与道合”和“天人合一”并称，意味着前者正是后者的一种体现，后者成为前者的追求。为了达到“艺与道合”的最高美学境界，古代的作家和艺术家常常在不脱离现实的前提下去超越现实，在辽远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表现人的生命的活跃与延续，从而给人一种广大深邃、悠远无尽的宇宙感和时空感。“艺与道合”的意识境界成为“天人合一”的最好体现，也成为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所致力追求的哲理与审美结合的完美之境。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文章大国、写作大国。在世界上历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古代那样给予写作如此崇高的地位。《左传》有“立言不朽”的主张，把写作当作了生命本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P146)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神，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1](P146-147)由此可见，中国文人最顽强执著的主体意识自由理想即体现在他们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块园地――“文章著述”上。经过世代的发展，写作活动内化为文人们的生命态度，文章则成为他们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正因为如此，崇尚从人格胸襟方面建构写作主体也就成为传统写作理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人文特征。文德论、文气论成为主体论思想的两个重要范畴，形成古代“胸襟说”，“文以气为主”，等注重写作主体人格修养、才识性情的主体论思想。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2](P572)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阐发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2](P524)薛雪说：“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德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声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享不磨之名。”（《一瓢诗话》）[2](P679)胸襟、养气构成作家性情才辨的基础，成为作家发现和表现美的事物，形成作品个性与风格的必要条件。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强调写作主体的心灵建构，为写作主体更好地进行主体性写作行为提供动力。
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感性体悟。在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方面大多借用感性知识和形象思维。司空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3](P57)叶燮所说的“诗之妙处，妙在含蓄无限，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2](P548)正是对中国古代写作审美意识的很好说明。在这种审美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写作学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概念和命题，如：神、气、味、风骨、意象、神韵、意境等概念，又如神思、造境、写意、以形传神、成竹在胸等命题。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写作学长期使用的思维方式和写作行为中沉淀下来审美意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还有一套科学化程式化的章法论和语言运用理论。古汉语发达的诗文声韵格律学说，为古代写作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它追求语言形式的高度完美，强调声音的节奏、抑扬，强调语言的音乐美，形成诸如“色彩”、“韵味”、“气韵”等概念。并从中发展起文章章法理论，概括出“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并内化为作文的一种思维模型和章法精神。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学理论是一种抽象性的思维操作模型，话语从“程式”或“模型”中生长出来，艺术的体裁、技法、过程融于其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独具魅力之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是一种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理论。从本体论的层面来讲，它重视生命本体，追求的是“艺与道合”的天人合一之境；从写作行为的层面讲，它重视写作主体的胸襟、怀抱、人格，重视整体的灵感发生、动机发生，这等于强调写作的动力学原则。从审美意识的层面讲，它重感性体悟，强调通过体悟与感受去把握写作的巧处，妙处。如果我们在写作学中把“天人合一”的“人”理解为一种人文取向，理解为对作为写作行为个体的人的文化人格、生命冲动及本能的强调，理解为对写作主体的非言述行为及其心理过程的“默会”的一面的话，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无疑是具有这种品质的。同时，如果我们把“天”（在写作学中）理解为一种重理性、理智的科学主义取向，理解为对规律、本质、原理的概括与揭示的话，中国古代写作学极为发达的那一套“起、承、转、合”的章法理论和章法模型无疑也具有这种品质。只是由于它强调整体性、感悟性、生命性，面对写作的过程原理和生成机制缺乏逻辑分析和描述，故而一段时期内在强调逻辑与分析的理性至上思潮面前，中国传统写作理论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西方的作文法、文体学、修辞学所终结、颠覆乃至取代。


二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写作学是在前苏联文艺学与西方作文法、文体学、修辞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借鉴有可能补充中国古代写作学某些方面的不足，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的民族思维方式，必然引起“水土不服”。因此，写作学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开始了新的探索。

科学主义写作学的含义之一是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方法、手段来研究写作，探索种种写作现象、写作技法、写作行为的深层本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文本主义向写作过程论的转向，科学地把握了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写作行为；“双重转化”、“三级飞跃”和“三重转化”、“知行递变”等理论一步步地从表层向深层逼近写作行为的本质规律和原理，使中国写作学第一次进入了“概括规律，揭示原理”的理论层次。

如果说80年代科学主义写作学集中于对写作行为的宏观操作机制进行探索的话，90年代则转向对写作行为进行微观操作原理的探索，开始对写作行为的“小技巧”的关注和对写作复杂性的思考。研究者们受科学主义方法论混沌学、分形论的启发，提出一整套写作思维操作理论――写作分形论、写作思维操作模型，之后又提出思维控制理论即“写作策略论”及其操作模型，形成中国当代写作学原理化的特色。

与此同时，人本主义写作学也在努力发掘自己的空间，80年代中后期，写作主体论思潮产生写作研究由过程论转向主体论，强调写作主体的“准备状态”、“审美意识”和“写作心灵背景”，提出“人本主义写作学”的新概念。主张写作学应培养写作主体健康的人格，最优化的心理结构、写作素养和能力这实际上是对古代写作学的回归与超越。而之后“写作文化论”的提出，更是将写作学研究导入了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当下的研究，成为写作学的“大技巧”。这样，“写作文化”、“动力写作学”（大技巧）、“主体论写作学”（人本主义写作学）有机地从心理状态、功能、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构成了统一的“写作文化学”，这就为中国当代写作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提升了理论境界。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发展轨迹，它们之间既有对话融合，又有对立论争，使当代写作学具备了较大的理论张力。80年代中后期关于写作研究对象的论争和有关现代写作学研究的三个误区的论争，以及后来的“人文”与“科学”之争，其实都是围绕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同取向展开的。


三

人文主义取向和科学主义取向，本来是人类文化发展丰富的表征，但是，不仅在写作学领域，在上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所谓“科学”与“人文”的纷争就此起彼伏，延绵不绝。究竟是这两种文化精神自身的分裂，还是人们对文化产生的认识上的分裂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精神从未真正分裂过，倒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融通和促进。所以，将科学与人文分裂，也许只是出自于人们认识的某些偏颇。

这种偏颇的来源，也许在于人们一种传统的“二分”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种。一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即把世界万物看成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性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二是“人－世界”的结构。即认为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内在的，共处的，互动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人是天地万物的灵魂，但人并不是“主体”，其他事物也不是被认识、被征服的对象，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这种观点经过了中国古代的不重视主客二分的原始“天人合一”，发展到海德格尔那里，形成了包含主客二分的更高级的“天人合一”：人一向就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生活、实践于万事万物之中，这种关系是第一位的，然后人才能成为主体，对万事万物进行认识。没有这个前提，主体不可能越出自己大范围而认识外在的客体。主客二分的关系是第二位的，是在前一种“一向”就有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主客的统一植根于人与世界的融合统一。这就为写作学中的“新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的必要性提供了哲学基础。

按照以往的观点，“科学”强调主客二分，“人文”强调主客合一，这被认为是科学与人文的最大区别。并由此引发出科学重理性，人文重情感，科学重认识，人文重体验等看法，形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称。这样，科学就被置于一个纯粹客观、认识的领域，而与人的主观体验无缘。

这种“对称”的说法，或许既有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又需年要认真地加以审视，甚至加以修正。说它具有合理性，是说它的确归纳了两种精神、方法在传统上形成的若干重要差别；说它需要重新加以修正，是因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已经突破了上述“对称”。近代科学的许多经典理论的确是以主客二分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这是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人在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一个主观的参与者，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同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完全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科学作为一项尚在追求和探索中的东西，和人类的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也就是说，科学既是主客二分的，也是主客合一的，于是诞生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另一种导致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理论渊源来自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模式。自从康德明确提出自然哲学探讨“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探讨“应该怎样”的问题以后，事实与价值二分就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二分的思维模式中，科学被置于事实的世界，因为科学只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价值（或称为意义）世界，科学则无缘涉足。正是由于受这种事实价值二分模式的影响，很多人认为科学教人做事，人文教人做人，只通过科学的物质方面的成就来理解和把握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内在精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尽合理的。事实和价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别研究，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两个世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世界只是一个世界，人类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原则，仍然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科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的。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乔治·萨顿有一段很好的阐述：“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们试图使它尽可能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观察来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并且必须被消除，但是人类的天性却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4](P28-29)为了人和属于人，是科学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最深刻的人文意蕴。科学与人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形而下”的层面，而它们的“形而上”层面则是相通的。在知识、器物、技术和具体方法层面，它们是不同的，而超越其上的思想、精神层面则是相通相融相和的。从更深的层面讲，人首先是生活于万物一体的“一体”当中，人是一个融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有灵明的“聚焦点”，人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主人，人与物的关系也不是对象性的关系，人与万物相通相融，人的本质也就是就是世界的本质。既向往自由，又受制于秩序，这就是人性与天道的合一，当代的“新天人合一”。

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表达方式，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的时空情绪、思维方式的进化和发展。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同一的，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方法论在本质上也是同一的。




在中国，写作学既是一门经典的传统学科，又是一门非规范的有着很大发展空间的学科。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而作为写作学科研究对象的写作，属于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关联与存在方式的多样而丰富的线性与非线性结合的世界。所以，21世纪的当代写作学处于文化转型与知识范式转变的大背景中，要想保持知识创新与理论建构的巨大活力，就必须跨越并有效弥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立场之间的鸿沟，并且不断缩小作为理论科学的写作学与作为技术科学的写作学之间的鸿沟。既关注构成写作知识对象的外部世界的研究，也注重对于写作主体及其实践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内心结构的研究，除了对人类写作中主体感受经验与理论思维内在本质规律的可靠性、确定性研究之外，也强调写作主体内在世界的更为模糊乃至非理性的一面，并对其做出充分的理性的批判与解释。
实际上，在当代学术界，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学术取向还是人文主义的学术取向，它们事实上都确立了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学术中的地位。围绕着知识和真理，自然和社会，文化与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形成了学识研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多元格局。从而实现人类知识与文化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的历史性融合和多学科综合的学术范式的形成。


[1]蒋凡，郁沅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2]王夫之等.清诗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3]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4]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
彭微，女，湖南长沙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写作学教师。200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200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写作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文学创作论研究，业余从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