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瞻20年来写作思维学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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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瞻20年来写作思维学研究历程

刘  敬[1]

【提要】:本文回顾了写作思维学从80年代到世纪之初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具体从写作思维学的本质内涵的丰富完善、学科品质——操作性的明确确立以及内在原理的深层挖掘，直至写作思维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建立几个方面着笔，展示了写作思维学写作学学科当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蓬勃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写作思维学；思维；本质内涵；学科品质；内在原理；操作性；理论体系。

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写作学理论界风云变幻，百家争鸣，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重大变革，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个学科生成和发展的全景观的历史运动”，[1]并沉着、稳健、明智地走上了科学化现代化之路。一大批写作学人冒着“写作无学”的学术风险，高举“科学化现代化”的大旗，大胆反叛以“八大块”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传统写作学，大胆地“向新兴学科借用，向新引进的学派借用概念和原理”[2]。哲学、美学、心理学、思维学、语言学，科学学等其它学科不断渗透写作学，并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如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运用于写作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创建之中，由此而出现写作哲学、写作文化、写作美学、写作心理学、写作思维学、写作措辞学等理论成果。
在众多的理论成果当中，写作文化学和写作思维学则是重中之重，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只要把握了写作文化和写作思维这两个理论，就把握了当代写作学的精神所在”。如果说写作文化学是体现了中国当代写作学的人文精神，解决了写作理论知识滞后、静态、抽象的危机与困窘，赋予了写作学的生命与灵魂；那么，写作思维学则凸现了写作学的学科品格——操作性，使写作学获得了“本学科独立生命的关键”[3]，支撑了写作学这个庞大的学术建筑，成为其主干和骨架。而本文则试图从写作思维学发展演变这一脉，对其作一次历史的探寻与追踪。


上篇：写作思维学的诞生


一、写作思维学的最早来源：
——深度透视“八大块”，曲径通往思维领地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写作学界的研究本体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即由“以文章为研究中心”转向了“以写为研究中心”，由文本主义写作学转向了过程主义写作学。然而，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对写作思维的研究。因为，写作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而在这样的心理活动过程当中最核心的是思维。如果不揭示写作思维内在机制，那么对写作行为的描述就无法深入，只能流于表浅。所以，写作思维的研究也必将成为揭示写作过程之谜的关键。反过来，正是经过了这次学术思想的强烈震荡之后，也使写作思维的深层研究渐渐浮出水面。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后来高楠等人的对写作思维理性、自觉的研究相比，是不自觉、无意识的，然而它发掘了写作行为思维模式和写作行为过程原理这一可贵成果，并作为了后期的写作思维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奠基石，这无疑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写作思维研究的最早源头。
首先,对写作行为、过程进行显性、表层性研究的有刘锡庆、林可夫、朱伯石等先生，由他们分别提出的“物——意——文”（双重转化），“物——感——思——文”（三重转化），“物——意——孕——文”（三级飞跃），而由于其理论假设是承认写作过程是线性的、单因单果的，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单向刺激——反映模式”的基础之上，未能反映出写作过程的真实状态：非线性、混沌、非稳态。只是“从宏观上，粗线条地概括了写作过程行为的表层规律”。[4]虽然，他们的研究并未进入写作思维的研究层面，但他们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写作学是“应以写为研究中心”，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才促使人们以写作过程的方式，从动态的视角去思考写作，去思考如何写作，进而发掘写作行为过程的规律、原理以及思维模型。
而另一种对写作行为、过程进行隐性、间接性研究的是温振宇、马正平两位先生。他们都是没有直接对写作过程进行描绘或分析，而是对‘八大块’进行深度研究，曲折地发现了写作行为的内在奥秘。
河南大学的温振宇先生从70年代初起到80年代中期运用音乐的曲式去研究文章结构，发现文章章法与音乐曲式结构有相似性，提出的“文章的环链结构系统”，他认为“行文过程”是由“承接和转移，或连接与间断的对立统一的文章内容的自我运动”，并把“文章章法结构成分”分为“本位成分”与“变位成分”[5]。与前面对写作行为过程的历时性、表层性描述相比，虽然它属于“八大块”，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关于主题关系，性质结构的思维操作，它更属于对写作行为过程的共时性，深层性的基本规律的探索。
与此同时，马正平先生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对“八大块”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关于文章的结构问题进行了追问本质的方法式的研究。他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提出了表层结构（渐进与平列）与深层结构（重复与对比）的概念。而其中深层结构是抽象的主题实现为具体的行文（表层结构）之间的中介桥梁，它同温振宇先生的“承接与转移”“本位与变位”一样找到了一种文章内在的组合关系，结构关系，而无论是本位还是变位，无论是重复还是对比，他们的目的都是一个，强化主题，渲染主题，这同样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主题结构化和结构主题化，即构思的写作行为。而从本质上讲，本位和变位，重复与对比，是一种心理结构，即通过重复与对比，使主题在读者心理得以强化。目的一旦产生，行为便随之而来，并以此为写作行为思维的目的和依据，进行聚材、吸材、选材、结构等写作活动，目的与行为的产生最终形成了一种写作操作技术，一种具有写作学自身特色的思维模式。
其次，马正平先生在对表达方式、表达目的、主题等问题的终极追问之下，发现了无论在“显写作行为”、“潜写作行为”和“前写作行为”等不同层次上，都存在“知行递变”规律。马正平先生认为，“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写作行为思维模式，从形态共时性角度来看，它是由目的性（写作目的）行为意识（写作行为）而构成的一个‘知——行’心理结构，从动态历时性角度看，写作活动就是不断把‘写作目的’变为‘写作行为’，然后，这个‘写作行为’在下一个层次上则又变为新‘写作目的’，如此反复运行。”[6]知行递变使整个写作过程中，无论宏观上、中观上、微观上的每一个层次之间都找到了就自己的中介。写作过程就是在不断寻找中介，穷尽中介的过程，由半成品到成品，由不足到足，逐渐完善的过程。此外，知行递变强调：一、流动性的目的意识和主题意识。（写作行为活动过程是一个“行为”实现了“知”，又不断产生新的“知”的过程，目的主题呈多样化、流动性。）二、具体性、多维性的目的意识和主题意识。（“行”对“知”的实现就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不仅相邻的“知”与“行”之间有控制、被控的关系，在整个“知——行”链条的若干元素之间成非线性关系的相干性效应）。应该说，知行递变高度抽象地概括了整个写作行为过程的每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并反映了写作过程中非线性的真实状态，提炼出了混乱、混沌写作活动过程的秩序与规律来。知行递变以中介思维为旗帜，贯穿了写作学整个理论体系，在宏观操作中找到了秩序、写作秩序、时空情绪、写作文化、心灵背景，在微观操作中找到了文章图样、写作主题、表达方式。在进一步的追问中找到了文章图样深层结构（赋形思维）模型——“重复”与“对比”（虽然其相关论文的发表（1984）早于“知行递变”论（1986）找到了路径思维（90年代后，在下编将论述）等直抵写作思维内在机制、以及最深层面的操作技术。
而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马正平先生提出的“重复与对比”是具体的写作思维的操作模式。而他的“知行递变”论则是对人类一般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规律性总结，是在哲学层面上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二、写作思维学的正面研究

—— 展开全面讨论
追问本质内涵

随着80年代初，钱学森倡导建立思维学，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思维学热。而这股热潮同时波及到写作学，在86年的烟台“中国现代写作学首届研讨会”上，写作学人对现代写作学的学科从属，进行了积极思考。林可夫（福建师大）认为，写作学“应该属于思维科学”，即思维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思维科学的运用。高荣盛（贵州大学）认为，写作“是对思维活动的诱发、促进、记录和表述的学科。林伯麟（太原师专）也主张写作学从属于思维学。”这些主张在最大程度上，肯定了“写作即思维”，但显得过于狂热与褊狭。而与会的身为思维学家的张光鉴先生则认为，“写作学不仅包括思维学，也包括美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马正平先生认为，“写作思维学才是思维学的一部分。”[7]
随着这样的大讨论，写作思维学开始由不自觉，无意识的研究状态进入了理性，学者性的研究当中去了。其中，对写作思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研究是高楠。在90年代的南充会议上，高楠拿出了自己较为成熟的思考——《写作思维三题》，该文洋洋洒洒，阡陌交错，可以称得上写作思维学发展史上一篇重量级的纲领性的文章。文章就“写作思维动力模式、写作思维元素、写作思维场”三个支柱性问题分别从写作思维的发生、内在操作和宏观控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索。透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高楠先生对写作思维的论述是在吸收了心理学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写作学的自身特色，创建了属于写作思维学自己的一套精美的理论。如写作思维动力模式就是从心理结构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写作学的特色把写作思维的动力模式分为：指向写作思维的动力触发模式（这是心理冲动的定向疏导），合于某类文体的思维操作模式，稳定的审美趣味模式，语言模式，意象模式，技巧模式；写作思维元素是从心理功能学的角度入手的，把写作思维元素分为意象元素和词语元素，而关于两者的特性及其加工和联组的过程也多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写作思维场更是在把握了格式塔心理学派关于把“场”这一物理学概念引入了心理学是基于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原则。出于同样的考虑，高楠先生把“场”这一概念引入了写作思维的研究中来，并对写作思维场的概念、功能、内容层次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应该说，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研究更接近于写作心理研究，虽然思维学也是属于心理学范畴以内，而对于写作思维研究的贡献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即高楠先生对写作思维的内涵作了比较深刻的鉴定，引领后来者不断的追加和深究，二是关于“写作思维场”的概念与当时88年的写作文化学思潮的提出，引发了关于“大技巧写作学”和“小技巧写作学”之争。
首先，在动力模式一节当中，他对写作的写作思维的内涵予以了比较深刻的鉴定，并为后来写作思维的研究者所多次引述。他认为“写作思维”不同于“解决问题或课题为目的的思维”的“课题性思维”，“写作思维就本质而言，是表述——加工性思维，它不以解决课题为目的，而以对课题性思维的成果予以文章的表述、加工为目的”。并形象地表达这一思考，“课题性思维是先行冶炼了问题的钢水，写作思维则把这钢水引入了文章的铸模。”[8]高楠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写作思维的最为本质的一个方面——表述性。然而他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写作思维与日常思维、科学思维的简单和绝对的区分的基础上，并把写作过程截然分为先行冶炼的钢水和随后而来的铸模。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解释在复杂、多变的、随机的写作过程中，新的钢水、新的课题性思维、新的认识不断产生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从何而来的问题。
对此，张传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写’既是写作思维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环节。”,并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后来的著述《写作操作技巧》对写作思维作了这样的定义“写作思维是具有写作意识的人脑为了特定的写作目的对感知觉提供的客体信息的语词加工与书写排列。”在高楠的思考之上，张传真对写作思维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他已经意识到了写作思维与课题性思维在写作过程当中的不可分，意识到了写作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变性、混沌性、非线性；但他的思考仍然不完善，他认为写作思维仅仅是一种“词语加工与书写排列”，仅仅具有表述的功能，写作思维只能是认识的激活剂，认识的功能被排除在写作思维之外。难道写作仅仅是一种表达行为？
到了90年代末，刘晓钢在《写作仅仅是一种表达行为吗》的文章中也再次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和思考。刘晓钢从写作试思与写作行文两个阶段对认识与表达的关系作了个深入、具体的探讨。
首先，在产生写作动机（也就是所谓的课题性思维）之后，那些“看起来是表达的事”，如提炼主题、选取材料、安排结构等，都是建立在作者对事物认识的基础上。“主题提炼来自于作者对所写事物思想意义的深入发掘，材料的选择来自于作者对材料内涵的深刻理解，结构的设置安排来自于作者对事物内在联系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其次，在进入行文当中，头脑中“模糊不清的思想”是通过语言想清楚的，“但首先不是用语言去‘外化’它，而是用语词去辨析它……用这些词语的含义去捕捉那个模糊不清的意念。我们每想起一个语词，就好比是对这个思想提出一分假设，作了一次认识上的试探；而每否定一个语词就是排除了一份认识上的模糊，思想进了一层也明晰了一层。通过不断地假设与不断排除，真正的思想便不断向我们逼近，直到我们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语词，明确的思想才随着语词的表识而最终生成，”[9]甚而，包括新生的思想。由此，刘晓钢得出了“写作是一个认识与表达的结合体，二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表达的过程同时又是认识的过程，它们相依相生，相辅相成。”这样充实的结论。刘晓钢并指出“将思想清楚想深入，必须通过写作思维来完成。”我们不难得出写作思维就是表述与认识的统一体这样的结论。而只有将认识这一层面上的内涵加入进去，才能使写作思维学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述行为上。至此，写作思维的本质的研究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关于写作思维的内涵本质的挖掘，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了一个更加深入圆满的哲理阐释。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提前引入。那就是马正平先生在《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从反映走向创构、应对的结合》提出对写作思维的本质内涵的再认识。文章从质疑21世纪前学界对“形象思维”的定义，即认为形象思维不是一种思维开始，到追根溯源，重新为“思维”下定义。文章认为传统“思维”定义（思维，人脑对现实世界能动地、概括地、间接地反映过程[10]）的局限是，仅包含逻辑思维的阐释，而没有给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阐释空间。马先生认为“传统的思维定义，是建立在‘在场’的哲学基础上，而当代世界哲学的主潮已由思考‘世界是怎样’转向‘世界应怎样’，主体的创造性思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创构也是思维，创构就是思维。”此外，马先生还针对一般心理学家和思维学家将思维定义为问题的解决，而这样的定义太抽象、太笼统的现象。提出在要在现实思维过程中解决问题，即要考虑具体的当下的情境、处境对思维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思维还应包括应变策略。由此，马先生总结道：“思维，就是人类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反映客观现实世界、构想未来世界、应变现实环境的秩序化意识行为。写作思维研究不仅要从认知走向创构，实现写作思维的操作性、技术性，而且，还要从这种写作思维技术的研究，走向写作思维智慧的研究。”[11]这样，写作思维的内涵从表述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创构与应对的结合，已经非常饱满、无懈可击。

其次，高楠先生的关于“写作思维场”的思考已经进入了写作思维学的最高层面，即是对思维的思维了。他把写作思维场的内容层次分为文化层次，时代——社会层次，生活环境层次，个人境遇层次，四个层次提供一个背景共同制约、影响写作思维的展开，而与之相反的是，同样在写作文化思想的影响的背景下，一方面感觉到了写作文化确实强烈地存在于写作主体之后，对写作主体的写作行为进行控制和提供动力资源，是一种“大技巧”；另一方面感到获得了大技巧的理论，却冷落了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小技巧。据此，提出了建立“小技巧示范”写作理论体系。如果说“大技巧”是一种从宏观的时空背景这个大的范畴和氛围来切入这个写作思维话题，那么“小技巧”就是从微观的语言层面来落实写作思维的细节，展示语言的思想的生长机理。而前面的“本位与变位”或“重复与对比”则主要是从中观的层面，解决主题结构化的思维机制原理。在此对写作思维学的研究已经从各个层面广泛地进入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但因同时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理论上虽然呈互补优势，但实质上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精神向度，这样，关于写作思维的言说还只是停留在平面无序的研究状态。
[1]
刘 敬，四川人，写作学硕士，现为福州闽江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写作学、影像书写理论。






[参考文献]：


[1]
于冰：《现代写作学在崛起——我国当代写作理论综述》，《辽宁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2]
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93页

[3]
孙绍振：《<操作性和哲理性的统一>——马正平〈写的智慧〉序》《写的智慧》第一卷

[4]
马正平：《写的智慧》第五卷 第1719页、

[5]
温振宇：《章法学概论》，1988

[6]
马正平：《写的智慧》第五卷 第2104页

[7]
马正平：《〈中国现代学初曙〉——’86年·‘中国烟台会议现代写作学首届研讨会’综述》 《中国当代写作学进程》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年初版

[8]
高楠：《写作思维三题》《中国当代写作学进程》第345页



[9]
刘晓钢：《写作仅仅是一种表达行为吗？》

[10]
傅季重主编
哲学大辞典。逻辑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1]
马正平：《从反映走向与创构、应对的结合》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