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街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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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街头文化”

曾攀

      去年在成都游荡了十天，见过了满大街的奥拓、QQ、茶馆和麻将，算是知道了什么叫休闲城市，再看王笛先生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倒是有些感性认识了。
    听名字就知道，《街头文化》，一部“新史学”著作，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成都的街头市民日常生活。在王笛先生看来，街头不仅仅是用房屋和城墙划定的一个城市空间，而更是城市市民的生存空间、交往空间。在街头形成了有着自己独特传统的功能的“街头文化”。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时代，街头无疑是市民们休闲和娱乐、交往的主要场所，它对市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室内场所，更何况对于苦力、乞丐、艺人们来说街头就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地点。
    其实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政府对于这样的街头社会并没有特定的、严格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自治的，很大程度上地方社会精英主导着街头社会，但是精英们平时也并不对街头文化加以管制，只有在类似于出人命官司这样的事件时才会要求官府介入。大量的纠纷都是通过“社区”邻里自身进行有效的调节。街头是自由的、开放的。这种自由甚至比起“文明”和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否则就无法解释作者所指出的，乞丐逃离救济工厂的现象。这让我想到，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中国社会所谓“国权不下县”，并不一定仅仅是指乡村，在城市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秦晖教授曾经指出，“国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并不是一种小农状态下的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小共同体对抗国家大共同体的产物。这个问题我想还可以继续研究，秦晖教授的结论是否也可以应用于城市史。
    当近代化的脚步迈进内陆的时，改良者——“启蒙者”开始要求对街头文化进行改造。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文明”，把街头上的日常活动看成是事关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事件，另外一方面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固有的文化偏见，例如对于妇女在街头的活动的控制反而更加严格。正是在清末新政中的大出风头的这些改良者建立起城市中最早的市政设施，从而改变了街头的自治状态。这当然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善了城市环境，但是也使得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变得单调和呆板。
    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当军阀和各种“国家”势力要求介入城市，威胁城市市民和地方精英的共同利益时，精英们又开始和民众结盟，他们不再以“启蒙”眼光看待街头民众，而是通过“人民”“爱国”等等政治概念的引入和宣传，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民众的政治热情。街头不再是一个和政治，尤其是国家政治相疏离的空间，正如政治很少影响到成都的茶馆生意。民众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角，民众超越了娱乐和谋生，而卷入了街头革命。
    读《街头政治》，常常想起福柯伟大的《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狂史》的主题是疯狂如何被控制。《街头文化》的主题是街头如何被控制。民众在街头有着自己的公共生活、他们能有组织自己的共同体，这一点恰恰可以回答马克斯·韦伯的疑问。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与革命或许能够给国家民族带来进步，但是正是在这种进步中，街头文化被扼杀。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城市普通市民正经历这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给予补偿的痛苦。对于市民们来说，一个相对自由的愉悦的空间远远比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社会的剧变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利益的一次次争夺，而在争夺之后，却很少能够带来各利益集团所许诺的幸福。
    《街头文化》关注的是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正如威廉·富特·怀特的对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研究一样，在年鉴史学社会史和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催生出来的微观史学强调了用微观共同体（社区、家庭、个人）来代替宏观共同体（国家、民族），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微观共同体的独特性，并从这种独特性中看出历史的关窍。对现代化进程的质疑和对底层文化传统的关注就体现在王笛先生对成都街头的研究中。
    或许是微观史的整体通俗化特色，王笛先生在书中使用的语言，在他自己看来，就是“虽然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使读者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这叫叙事（narrative）,即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术语，其目的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街头文化》几乎可以当作一部成都风俗志来读，无疑是轻松的，就像读小说一般的《蒙塔尤》。
    对这部著作的一点点疑问在于，我同意王笛先生关于都市现代化进程的质疑，但是就作者自己所言，叙述都是历时性的，他在三个部分中依次分析了成都四个不同阶段的街头文化。第一部分中所描写的民众街头生活侧重点在于街头的社会网络功能，突出的是街头所构建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模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虽然写的是辛亥和民国时期街头文化被限制的现象，但是在“冲突”一章中，大量的冲突事例却与政府的干涉没有过多的联系，例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不同帮会的冲突、茶馆竞争的冲突等等，这些矛盾在旧成都恐怕也是屡见不鲜。这样就使我想到作者或许还是有着观念先行的问题，或许旧成都也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乐土。另外，王笛先生屡屡提到的精英对街头文化的改造和控制，但是在书中我并没有读到精英和民众之间是如何完成这种联系的，民众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同精英、精英又是通过何种中介完成这种改造。在他叙述成都从维新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时，他把维新精英、警察力量以及外部战争作为一种背景而呈现。这样在书的分析中，似乎就缺了一点什么。
    布罗代尔说：“小街小巷可以把我们带回过去，……即使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遗留的物质文明仍诉说着过去。”看完此书，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摘录了《街头文化》中关于老成都市场的一段话，标题为“无城管时代的街头市场”，不禁引人唏嘘。又想起前言中的一段话：“成都像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面貌更加现代化了，从林立高楼到辉煌广场，从豪华饭店、酒楼、美国快餐连锁店到超大广告显示屏幕，白天到处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灯红酒绿。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各种新式住宅如雨后春笋，从拔地而起的高楼到美国式花园洋房。就在这一派繁荣的背后，一个个古代的城市就在我们的眼前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尽管一些城市象征性地保留了一点儿旧城、旧街和旧建筑，但在宽阔大道和繁华高楼的衬托下，无非是不和谐的点缀而已。”
    作为一个学者，也只能通过这种学术的方式，怀念那个逝去的城市，逝去的年代和逝去的街头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