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正平教授《写作措辞学》
第11章 写作措辞学(上)
当日唐虞纪载,必待史臣,孔门贤杰甚众,而文学独称子游、子夏。可见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
义理、经济、书卷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能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成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刘大櫆:《论文偶记》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怎样思考则在程度上决定了怎样写作。因此,要想用英语写好文章,外国学生应该明白讲英语的人通常怎样组织其思想的。这种组织思维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思维方式。
——罗伯特·班德尔:《美国英语作文》
第一节 行文措辞学是写作学研究成熟的标志
一、从宏观到微观是科学研究的科学发展的必然逻辑
人类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规律奥秘探索的科学历程,有两条规律指导着人们的科学探索活动。一是空间方面总是经过了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宇观——宏观——中观——微观——渺观,即从星系—→恒星—→行星—→宏观—分子—→原子—→核子—→……的过程。人类这个科学研究对象进化的序列表明人们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越到微观的层面,其研究的难度越高,但是,微观世界的规律对人类的意义和贡献也就越大。因此,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总是集中的微观的科学研究领域。例如,物理学中的核子、中子、纳米、夸克;生物学中的基因学;化学中的原子学说,如此等等。二是从简单、规则到复杂、混沌,从静态转向动态的研究。当代世界科学前沿中各学科中混沌学、分形论以及非线性动力学就是如此。
在人文科学中,这种规律也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得更加隐晦:一方面是由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另一方面,这样的转向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其研究发展过程以螺旋形的方式不断深化,不断掘进。中西写作学的进化、发展就是如此。
二、从宏观到微观:西方写作学史的规律
在西方,古典写作学经典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最早关注的文章的写作的整体的宏观的“理论与材料”、“文体风格”问题和中观的“文章布局”(开头、中间、结尾)的问题,到了古罗马时期,这一修辞学框架发展为西塞罗的“五艺说”——“1、觅材取材;2、布局谋篇;3、文体风格、4、记忆;5、讲演技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文体风格”是作为整体的风格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在西塞罗那里,“文体风格”是作为整体的文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这样,实际上,已经有宏观、中观的研究朝微观研究方向发展。到了中世纪,古典修辞便更加转向微观的文体研究,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发展称为强调微观行文的文体学研究。所以人们称这个时期的修辞学就是写作学。这一思想在文艺这是复兴时期,修辞学转向了更加微观的修辞格研究。世纪上,修辞格修辞学的兴起是行文研究的开始。到了20世纪,修辞学正式发展为文体学,以希尔为其代表。这时候的修辞学一方面研究行文中的“词——句子、段落——文章”的构成规律,一方面研究行文中的修辞格问题,修辞学的宏观研究,即 古典修辞学被冷落。而当代修辞学走向了重新的深化整合的研究阶段。一方面古典修辞学即论证说服的篇章论的修辞学得到了复兴,并且深化,另一方面,重视写作思维、强调对主体人格、读者人性、修辞认知、问题判断、修辞动机、修辞情景的研究。后者是关于真实写作语境下的行文规律的研究。
三、从宏观到微观:同样是中国写作学发展的规律
中国古代写作学的最早成果是《诗·大序》中的“六义”说。其中,“风、雅、颂”是文章的“文体风格”文体,它属于写作学的宏观研究。而“赋”“比”、“兴”则是关于诗歌的立意和篇章结构原理。因为,“赋”是敷陈,“兴”指运思的先后,而比是事物内涵相似的相似思维,既是文章立意的原理,也是文章篇章结构的原理。曹丕的《典论·论文》,一方面讲文章类型的题材风格一方面强调文章的“文气”。前者是写作学的宏观研究。后者,既可指文章的整体感觉,也可是指行文的节奏文气。后者则开始注意行文的问题了。
到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便开始和深化了写作心理过程的研究,并重点转向了行文研究。在陆机《文赋》写作过程研究中,虽然讲了写作灵感生成、组织谋篇、文体风格以外,大量篇幅还是讨论写作选择行为中的“意与辞”的关系、行文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问题。但是,陆机关于写作行文的思考还是停留的经验化的思维层面,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行文思维原理的探讨,而刘勰《文心雕龙》便不同了。
虽然,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在宏观研究方面比前人深刻许多,讨论了写作的本体论问题,——原道、征圣、宗经、正维、辨骚;对文体风格和写作问题进行展开式的研究,在中观研究方面对文章的谋篇布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但是,刘勰《文心雕龙》在中观方面的研究方面使用的心血远不如在微观研究——即行文研究的方面研究多。例如,在《文心雕龙》中,只有两篇(《镕裁》、《附会》)是有关文章结构的研究(其中有一半的内容还是讲行文的问题),而讨论行文(所谓“联辞结采”)问题的有10篇之多——声律、字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
其实,在《文心雕龙》中,关于文章的结构、谋篇问题并无多少理论成果,而在微观的行文研究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例如,在专门的行文研究的《章句》篇中,刘勰对行文主要概括出了这样的规律:行文基调变化问题、义脉思绪的连贯问题、对偶复制的句法问题、语言的音节韵律问题。
事实上,刘勰《文心雕龙》关于写作规律的研究,已经到达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学术水平,这是西方的修辞学和诗学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其标志就是关于文章行文的微观研究的上述成果。
这是中国写作学界一次由宏观研究到达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学术高峰。这是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便是再次由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深化性研究。宏观研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文道论和文气论的成熟,中观研究则是形成与宋元成熟于明代的“起、承、转、合”的章法理论,而微观研究则是清代桐城代古文写作理论中的词章学。
甚至在一个时期,也存在受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转向的规律。例如,在桐城代古文写作理论中的词章学之中。桐城派写作理论的先驱人物戴名世和方苞主张的是“义法”。这里的义是“言有物”的问题,而“法”则是讲的“言有序”的问题。“言有序”的本质还是一个思路意绪的秩序感的问题,还不是微观研究而是中观研究。真正的写作学的微观研究则是刘大櫆开辟的行文研究,即音节、字句研究: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櫆:《论文偶记·13》)
这是真正的行文措辞研究。
当桐城派写作学家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的著名写作学理论成熟体系的时候,证明中国写作学走上了第二高峰。然而,当“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这便意味着桐城派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的终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