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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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的培养


作者：张德明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15日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作为重要文学文体的诗歌也借助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与网络平台并肩携手，由此创生的“网络诗歌”随即引起了诗歌圈子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自2003年至今，对网络诗歌的研究与阐发，成为了诗学界一直以来的学术热点，不少诗歌评论家从网络诗歌的界定、网络诗歌的基本特征、网络对当代诗歌生存与发展的影响等不同层面对网络诗歌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探究对于网络语境下中国新诗的基本状况与未来走向做出了客观分析与理性预测，对人们了解和认识新世纪诗歌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不过，近十年来有关网络诗歌的探讨，主要是从文艺美学向度上所作出的学术反思，很少立足于其他向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诗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基于此，我认为，立足于社会学向度，从公共空间和公民意识等层面来探索网络诗歌的社会效能，或许会得出一些新颖的学术发现。本文拟从社会学视角入手，探讨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的关系，以期将网络诗歌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一、网络平台与诗性言说的公共空间西方学界对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社会学范畴的研究和阐发由来已久，这些学术成果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网络平台的社会特性和文化意义是多有助益的。较早提出作为共同空间的“公共领域”范式的是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她认为，“公共的”一词就是世界本身，“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周围坐着许多人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也许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是世界本身的一种内在属性，作为世界主体的人与这种公共性之间形成了既相联系又相分类的悖论性状态，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个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统一体。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阐释则更进一步，他将“公共领域”界定为“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同时，“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而“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于是，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就成了这种公共领域的重要媒介。哈贝马斯有关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等范畴的诠释，给我们理解网络平台的公共性特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相比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网络媒介的空间更大，互动性最强，传播速度也最迅捷，在网络世界上，公众更方便集结，公共意见更容易形成，影响力也更为广远。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媒介，网络媒介拥有更为充分的“公共性”。
事实上，网络不只是一种媒介，更是一个可以无限加载的虚拟世界，是前景广阔的“公共空间”，对于民众的公共意识生长和形成来说，网络这一“公共空间”具有其他空间难以比拟的技术潜能和话语优势。也有不少学者论及过“公共空间”的内涵，其中尤以英国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将公共空间划分为两种形态，即“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其中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合，公众们以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等。而后者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一个现代的公众。①应该说，网络空间属于泰勒所说的两种公共空间形态中的后一种，这种空间可以容纳整个世界最为广大的人群。同时，由于网络具有话语平权优势，网络上游走的民众往往体现着匿名性特征，这更保障了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开放，也就是确保了公共性的最大化程度，有学者曾这样分析互联网的这种空间特征:“互联网在一定意义上正在成为一个可以聚集各类人群、各种观点，并提供彼此间沟通交流渠道的公共性空间。互联网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潜质，与它的技术特性是分不开的。与传统媒介的线性传播不同，互联网利用网络技术形成的是类似于‘渔网’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结点在理论上都是均势的，这一方面实现了‘去中心化’，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各个结点之间的信息互动。所以，传统的线性结构或层级结构中的‘权力’势必被打破并分流。”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网络诗歌是网络与诗歌的联姻，这体现为两层意思:一方面，中国诗歌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而得以发展，在创作、发表、评论、传播等方式上有了全新的改进;另一方面，网络平台接纳诗歌作为一种公共信息，并凭借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而增强了自身的审美底蕴。网络诗歌可以说是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学方式相互信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网络平台打造成诗性言说的公共空间，在互联网无限加载的比特世界里，许许多多分行书写的诗化文字不断涌现而出，它们一方面传达着诗人自我的心声，另一方面也与其他网民们进行艺术的切磋和思想的交流，进而将网络世界的公共性效益充分彰显。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文学形式，“抒写自我”不就是诗歌的一种最根本属性吗?诚然，较之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文体，诗歌的个人化、私密化程度应该是最为强烈的，诗歌因为始终与诗人个体的生命感悟和心灵体验息息相关，因此它无可否认地刻印着诗人自己的灵魂标记。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诗歌也是具有公共性的，并且，诗歌的私人性表达还必须建立在其深厚的公共性基础上。诗评家唐晓渡曾经指出:“诗人是干什么的呢?语言对媒体、对其他人来说可以是工具，但对诗人来说绝不是工具。它是你生命的延伸，是跟你一起生成的，是敞向未知的，面对的是那些还没有被探察过的，或被遮蔽掉的人类经验。这种公共性，是其他的途径所不能抵达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公共性，才使得诗歌能够与网络迅速地联通、和谐地相处，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由于网络与诗歌二者都具有公共性特征，它们联姻之后形成的网络诗歌，也就无可置疑地体现着“公共性”内涵。同时，网络诗歌从创作到发表，从阅读到评论，整个过程都是网络民众在网络平台这个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艺术活动，这种艺术活动，无形之中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提升，这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二、网络诗歌创作与公民意识培养作为诗性言说的公共空间，网络世界中的诗歌创作具有着许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社会效益和人文功能，在公民意识到培养与建构上，网络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社会学层面认识网络诗歌必须意识到的。
我们知道，网络空间有着平面媒体难以匹敌的技术优势，在言说的自由性、便捷性、开放性等层面，传统的纸媒都无法与网络相提并论。网络的这种技术优势，对于诗歌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充满自由性、开放性、便捷性与可容性的网络世界，为诗人们敞开心扉、宣泄情绪创设了极为有利的技术环境，不少诗人在这里频繁出入，发帖回帖，通过诗歌与人们进行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和生命的对话”。在我看来，当代诗人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艺术创作，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意无意地培养了自身的公民意识。
首先，自我修养的提升与完善。网络具有低门槛和快捷化的发表优势，因此，在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平台上，诗人创作的分行文字是可以迅速发表，及时得到传播，并立时受到关注、点评、转载的。这种高效率的发表与传播情态，对诗人尤其是初次出道的诗写者来说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每个人的创作都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都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都希望得到别人的首肯，而网络诗歌可以在短时间达到这样的效果，这种速效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人的创作“荷尔蒙”，调动了他们不断表达的欲望与冲动，借助互联网的技术护佑，诗人们持续地敲动键盘，让许多流淌着诗意之美的文字从电脑屏幕走入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勤奋创作中，他们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增强，他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也得以深化，自我修养因此在不断提升并逐步完善。个人自我修养的提高，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因为公民意识既包含社会意识也包含个人意识，它是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充分发育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体，才能真正担负起重要的社会使命，而社会责任的承担和社会义务的履践，也只有那些主体性最突出的个体才能完全胜任。从这个角度上说，网络诗歌创作增强了诗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和观察、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能力，使他们的自我修养得到有效提升，也因此培养了他们的公民意识。
其次，现实参与意识的强化。诗歌创作是一种艺术表达，它是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因此，诗人创作的每一首诗都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意味的，都是他们对某种情感与思想的分行表述。在网络世界中，诗人的艺术创作虽然不排除有少数纯属文字游戏之作，但大多数还是体现着诗人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观照、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对于社会现状的描摹与感喟的。众所周知，每当社会上出现轰动的政治事件，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往往都是网络诗歌创作最活跃、最繁盛的时候。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过不少受人关注的事件和引人思考的问题，这些事件和问题一经出现，立刻会有人用诗歌的形式在网络上对之加以反应。比如前些年出现的奶粉事件，掺了三聚氰胺的奶粉在市场上行销，给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带来极大伤害，这样的事件被曝光后，立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不满，一些网名还用诗歌的形式来揭露和抨击这种不良行为。例如当时出现的题为《最美的青春》的短诗就是这类网络诗歌中的一首，该诗第一节写道:“当喝着知名厂商毒奶粉长大，/当庆幸自己身体没有得结石，/我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意外，/用暗自侥幸写下:相信未来!”不难发现，这首诗是仿拟食指的《相信未来》而创作的，尽管在艺术成色上并不算高，但诗歌写作者反思社会、思考问题、嘲讽和抨击丑恶现象的内在意愿还是异常鲜明的。而2003年的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重大灾难降临到中国大地上时，以它们为题材创作出的网络诗歌更是数不胜数，这都生动地折射出中国诗人的社会关注意识和现实参与意识。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反馈上，网络的方便快捷和诗歌的短小精悍、表情集中等迅速达成强烈的共振，对现实作出回应的网络诗歌由此在一时间铺天盖地便是可想而知的事了。不言而喻，网络诗歌的屡起波澜、屡掀高潮，既是中国公民良知和责任的明确展示，也是公民现实参与意识强化的结果。
第三，适应现代技术意识的增强。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互联网初次进入中国时，很多诗人都对这种现代技术保持一种近而远之的情感态度。在他们看来，诗歌应该是安静的事业，而互联网显得太喧哗，这与诗歌创作有点格格不入;诗歌创作应该是高雅的东西，是少数人的事情，在互联网上进行诗歌创作，仿佛把诗歌创作大众化和通俗化了，这有悖诗歌的艺术本质。诚然，现代技术确实有它与文学艺术相违逆的地方，有意识地与现代技术保持一定距离，这体现着诗人们对艺术的某种敬畏之情，因此这样的姿态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现代技术并非一无是处，对于人类来说，所有的现代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都体现出既有利又有弊的两面性。我们只有理性地对待它，利用它的优势而力避它的劣势，才是更为科学和稳妥的态度。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诗人与网络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许多诗人逐渐适应了网络环境，他们开始借助网站、论坛、博客和微博等来发表诗歌与诗论，让自我的身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诗歌的舞台上。据笔者所知，当代不少优秀的诗人都在网络上建有自己的博客，有些诗人甚至还有自己的论坛和网站，更多的诗人则利用当下时兴的微博来进行诗歌活动，发表诗作与诗论，进行诗歌交流和信息传递，这些都体现出当代诗人对现代技术的适应意识的明显增强。事实上，尽快适应现代技术的意识，也是现代社会里公民意识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为只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公民实现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可能性才能得到极大提高，社会文明发展也因此得以提速。
三、网络诗歌论争与公民意识彰显网络是一个可以无限加载的虚拟世界，同时又具有面具化和匿名性等特质，这无疑给诗歌创作者提供了极大宽广的言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路诗家可以大展手脚，在创作、评论、争鸣等文学环节进行充分互动。新世纪以来，与网络诗歌极为繁盛相对应，网络诗歌论争也异常火爆，这种论争并不只是人们针对诗歌而作出的美学论辩，更多的是以诗歌为起点而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可以说直接彰显着当代中国公民的社会意识。
近十年来网络上出现的围绕诗歌现象和诗学问题的争议异常多，有关于诗歌命名的论争，如针对“中间代”、“70后”、“下半身写作”、“新归来诗群”、“新红颜写作”等诗学术语而产生的争议，有关于诗歌潮流和现象的论争，如对口水化现象(“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的讨伐，对诗歌选本的批评，对各种诗歌奖项的非议等等。这些争论表面看是诗歌内部的审美探讨，究其实质，不难发现是以诗歌问题的争论为基础和前提，广泛触及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与现实问题。在网民参与探讨和论争的过程中，许多社会问题都被悄然涉及，网民略带情绪化和偏见性的发言、跟帖、回复等，无不折射着他们对当下中国存在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的思考和态度。
以关于“梨花体”和“羊羔体”的争论为例。“梨花体”事件出现于2006年前后，事件前后都与网路纠缠在一起，因此可以看作典型的网络诗歌论争案例。事件主角是河北诗人赵丽华，时任《诗选刊》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奖评委。事件发端于2006年9月，当时，赵丽华即兴创作了一组短小的诗歌，先是张贴于自己的个人主页上，没想这组诗随即被国内不少大型网络论坛相继转载，并引发了大量的仿制与激烈的争议。赵丽华的这组诗口语化倾向严重，几近于大白话，比如《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等等。当时，人们将赵丽华的这类诗取名为“梨花体”，既是取“梨花”的谐音“丽华”来暗自嘲讽，同时也暗藏着以梨花之白来比附赵诗之直白的寓意。在2006年到2007年间，围绕“梨花体”，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许多作家、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都参与进来，其中还包括韩寒、伊沙、沈浩波、杨黎等知名文人。不少人一方面对赵丽华的这些直白化、口水化的诗歌加以讨伐，指责其审美贫弱，不具诗歌资格，另一方面还将批评矛头指向了赵丽华的“国家级女诗人”、诗歌刊物“编辑部主任”等身份标签上，对其诗歌发表上的特权进行了某种揭批。如网名为“寒山石”的一位诗歌评论者曾指出，“赵丽华现象”背后暗藏的是诗歌界由来已久的“权力垄断的话语霸权”情势，他认为:“网络诗歌和主流诗坛的对峙和冲突是当下诗歌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一些网友不时痛斥《诗刊》、《星星》等权威诗刊‘堕落’和一些‘老面孔’把持诗歌主流媒体中略见一斑。的确，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状态下，一些官方阵地已经萎缩成为少数人的‘自留地’，这种权力垄断下的话语霸权和体制内所掌握的巨大资源，扼杀了众多网络诗歌爱好者的发表欲，而激起了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强烈不满。我们仅从一个‘国家级女诗人’头衔，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名人与体制的共生关系。所谓的‘国家级诗人’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行政配给’，它的评价标准并非诗歌水平，而是权力意志。”这段话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它反映的是网民透过诗歌现象来思考现存社会问题的一种公民意识，网络平台某种程度上也为这种公民意识的彰显提供了技术上和伦理上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网络诗歌论争中潜存着的促进社会民主和文明的积极性力量的显示。
“羊羔体”事件的出现与“梨花体”有些类似，其导火索仍旧是一些直白、口水化的诗歌文本。2010年10月1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获得诗歌类奖项。结果公布后，在他的博客上发表的几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等被网友翻出，在微薄上广泛传播，人们痛批这样的诗不是诗，更像是在写作中不停按下回车键的成品，并将其命名为“羊羔体”，与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并称。将当下新诗戏称为“回车键艺术”，这是80后作家韩寒批评赵丽华的“梨花体”时的调侃之语，而今被广大网民普遍用来评判车延高的这些口语诗歌，这反映着网络诗歌论争对公民意识的引导。一些网民甚至还戏言，“回车键里出官诗”的时代已经到来。其实，车延高创作的《徐帆》《刘亦菲》二诗，只能算他的探索之作，并不能代表他真实的创作水平，也没有收入他的诗集中，但网民为什么抓紧他的诗歌大做文章呢?在对车延高的批评中，更多的人并不把矛头指向他的诗人身份，而是针对着他担任“武汉市纪委书记”这一官职的名片，有关“羊羔体”的网络争论表露的是人们对“官员写诗”这一现象的某种质疑，一方面表达对文学评奖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责难，另一方面表达对现存体制和权势格局的不满。据学者王珂调查，在车延高的博文《2010年10月21日》后的800个跟帖和阎延文的“倒车”博文《作家阎延文:“羊羔体”获鲁迅文学奖很正常》的776个跟帖中，关注“诗人车延高”及关心诗歌前途的“诗学评论”太少，关注“官员车延高”及官员写诗是否“合理”、获奖是否“合法”的“政治学评论”太多。对此，王珂还满怀担忧地指出，在这些署名评论或者匿名评论中，我们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知识、权力和伦理的独自存在和相互支撑的巨大力量，感受到诗歌以外的“力量”对诗歌的威胁。而在我看来，王珂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网民的这些热议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加以大力肯定，它其实说明了网络诗歌论争中蕴含的民主氛围，显示着当代国人强烈而鲜活的公民意识。
在社会化程度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诗歌绝不只是供少数人孤芳自赏的玩物，而是与整个社会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借助网络诗歌论争而辐射到对社会问题的探寻与求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人类文明迈向新的台阶的一种昭示。
四、地震诗潮与网络诗歌的公众参与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一刻。这一刻，一场特大地震在四川汶川发生，数以万计无辜的人们瞬间被夺去了生命，几十万人遭遇了伤残，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到处是瓦砾，到处是呼救，祖国西南地区的这块边远县城被百年难遇的灾难所洗劫。几乎在同一刻，中国诗人略显麻木的神经被蓦然惊醒，一行行蘸着泪水和深情的文字从互联网的空间纷纷出场，它们将国人对于灾区人的悲悯、同情、声援与大爱书写出来，这就是在“5•12”地震发生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地震诗潮。
地震诗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说，汶川地震的发生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令国人惊愕，令诗人难安，他们要用诗的形式寄予哀思、支援灾民抗击灾难重建家园，地震发生的残酷事实给了地震诗歌大量涌现的现实契机;从主观上说，悲天悯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是中国诗人由来已久的思想传统，面对灾难，他们都有如鲠在喉不得不发的表达冲动，都希望自己创作的诗歌能在这个灾难的岁月发出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声音，用以传递内心的大爱，给远方的灾民们以精神的援助和心灵的鼓舞。更重要的是，地震诗歌能在短时间迅速形成风潮，是因为它借助了网络的力量，网络这个发表方便传播迅疾的现代媒体，为地震诗歌的大量涌现、迅速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甚至可以说，网络促进了人们对于公众事业的普遍参与，以地震为题材的网络诗歌是新世纪以来诗人们所具有的公民意识的最集中体现。
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到底有多少人加入了地震诗歌写作者的行列，到底有多少首以地震为题材的诗歌诞生出来，恐怕没有谁能说清楚。地震诗歌的作者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多，完全可以与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次诗歌热潮或运动相媲美。据了解，汶川地震诗歌收藏家姜红伟收藏的汶川地震诗歌有3万首。其实，汶川地震诗歌的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姜红伟所统计出的这个数。尽管为了及时传递心中的大爱，声援灾区人民抗击灾难，不少地震诗歌都是应制之作，艺术内涵不够丰厚，但这些略显粗糙的诗歌传递出来的心声是真诚的，是饱含温热的，因此也是能给人以鼓舞和振奋的，它们代表了民众对于公众事业的积极配合和踊跃参与，其公民意识是显在的。与此同时，一些地震诗歌，比如网络上传诵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妈妈，我走了你就看花》等，无论在结构的安排、意象的调配还是在文字的组织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准，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由网络诗人苏善生创作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前两节这样写道:

孩子快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妈妈怕你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我怕
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

不难发现，这首诗采用的是对话体的形式，通过母子(女)二人在灾难突降时的亲切对话，写出了骨肉的深情，散发着温馨的人性光芒，也从一个侧面对残酷的灾难进行了诅咒。诗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怒吼，没有呼天抢地的泪哭，有的是饱含着关切与爱怜的话语，有的是令人可亲的人间气息和生命留恋。这样的地震诗一经在网络上出现，必定会唤起普遍的共鸣，并在人们心头产生持久的震颤之力。
借助网络平台而如潮降生的地震诗歌，某种程度上是文学公共性特征的一种直观折射。什么是文学公共性呢?学者赵勇这样解释道:“所谓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网络上大量出现的地震诗歌，是人们以地震为艺术素材而进行的创作活动的成果，这些诗歌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的集结，显然形成了一个为众人瞩目的公共话题和舆论。当“地震”这样严肃的话题被诗人以诗歌的形式而演绎出来的时候，也就“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地震诗歌很快“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