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治先生教我做学问

管季超0712

吴文治先生教我做学问

李震

　　1997年12月，当我历时12载编著的《曾巩年谱》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感慨系之，赋诗一首：“十年憔悴一书虫，遍访旧籍宁沪京。追慕前贤有真意，呵护后侪弃虚名。清源正本寻远见，解典审事研曾巩。天道酬勤历历事，朝夕书室又兼程。”这首诗的确表达了我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追求着的诗心情趣，调节和提升着的人生境界，丰富着的语文诗心世界和专业发展的内涵。
　　我为什么要研究曾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起了2003年《连云港日报》记者刘毅采访我时的一段描述：
　　谈到曾巩，李震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他点起一根香烟，让话题随那缕缕上升的烟雾悠长，绵绵不绝。
　　今年48岁的李震，和曾巩“结缘”，是在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他半生治学的努力方向。那时他刚考进省教育学院进修本科，省教院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吴文治，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吴文治是从中国人民大学调进省教院的，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20多岁就带上了研究生。
　　那一晚，刚进省教育学院的李震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拜访这位仰慕已久的中年教授，想请教授对自己今后治学的方向作一个指点。
　　吴文治教授对这群求知若渴的不速之客颇有好感，便指给了他们一条最便捷却又最艰辛的路。
　　“你们知道曾巩吗？”
　　几个小伙子有的点头，有的摇头，点头的也就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人物和他的名篇《墨池记》，更多的便不知道了。
　　吴教授告诉他们，目前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曾巩是一个“冷门”。由于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是一位理性重于感性的人物，多少年来对其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褒贬不一，研究者也甚少。吴教授说：“你们要想搞研究，研究曾巩出成绩快，但走这条路也最吃苦，因为关于他的研究资料也最少，没有现成饭可吃。”
　　从吴教授的屋里出来，其他几位同学并未太在意，都是搞教育的，研究古代人物未免隔得太远，但李震暗暗下了决心：“主攻曾巩，认准一条道，再艰难的路也要走下去。”
　　李震回去马上查到了曾巩最简单的资料：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其代表作品有《南丰类稿》、《隆平集》等，为诗文革新作出较大贡献，历任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院检讨官。
　　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本科未毕业的学生向学术研究领域迈开了也许是唐突却是坚定的步伐。
　　这是一段真实地记叙。
　　我曾经问过吴老师，毕业论文可不可以用年谱形式？吴老师说可以啊，他还举了几个例子。于是我就准备先着手编一本《曾巩年谱》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然而书读得越多越感觉书读得太少，书海无边，看了一年半的书，手中有了20多万字的材料，我却觉得研究才刚起步。抬望眼，真是有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感觉。于是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将年谱作为下一步努力方向。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曾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中对国内文坛曾巩研究800年历程作了回顾，分析了目前曾巩研究的现状，并对今后的曾巩研究学术方向提出了自己建设性意见。记得将论文交上去没有几天，我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吴老师，吴老师笑着说：你的论文质量不错，角度也好，建议你修改后投到《文学遗产》。我按照吴老师的要求做了，将这篇1.6万字的论文寄到《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在1986第三期发表了出来。回到了赣榆县中学任教的我很高兴，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吴老师，吴老师又鼓励我继续努力完成《曾巩年谱》和《曾巩研究资料汇编》。
　　收集曾巩的研究资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当我遇到困难，吴老师总是给我鼓励。他告诉我，收集资料时一定要选好的版本，抄完后一定要仔细校对，否则以后再找就难了。他把自己编著出版的《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一套四本和《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一套两本送给我参考。1985年6月，我毕业回到赣榆县中学担任高三语文教学，第二年就担任教务处副主任，工作十分繁忙，几乎没有时间继续研究曾巩，几次想就此作罢。可我每次到南京出差看望吴老师时，吴老师总是鼓励我坚持到底。在吴老师的鼓励下，我每年都利用寒暑假时间先后到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连云港市图书馆博访旁索，查阅有关诗文集、诗话、笔记、史书和类书六百余种，辑录资料，编撰年谱。1997年《曾巩年谱》清样出来了，我请吴老师作序，吴老师慨然应允，他在开篇写下一段奖掖后进的话：“李震同志是一位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年轻学者，治学勤奋刻苦，在大学读书期间便致力于曾巩研究，早年所撰《曾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在《文学遗产》（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发表后，就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近十余年来，他虽然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但仍能安排好时间，孜孜不倦地潜心于曾巩的研究工作，寒窗面壁，锲而不舍。他系统而深入地钻研曾巩诗文，并到南京、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图书馆，广泛查阅各家诗文集、诗话、笔记、史书和类书，沉浸于文史典籍的爬梳考索之中，搜集曾巩资料，以摸清历代学者对曾巩研究的底细。这本《曾巩年谱》，就是他在详实地掌握了大量曾巩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考订后写成的。”年谱出版后获得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本人也被省委宣传部等六家单位授予“省哲学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完成《曾巩年谱》的同时，我还编辑整理了45万字的《曾巩研究资料汇编》，这套汇编，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由中华书局出版。我记得在八四年刚开始收集整理时，吴老师就告诉我说：这套资料很有价值，钱钟书老先生非常重视，目前曾巩资料尚未有人整理；他又亲自打电话询问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在得到没有人整理的答复后，马上转告我，这使我树立了信心。
　　吴老师对我非常厚爱。每当有了新的科研课题，总喜欢让我参加，借以受到锻炼。1986年，黄山书社约吴老师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著题解》，吴老师让我完成《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当时我对王闿运一无所知，家里又没有资料。为了不辜负吴老师的期望，我在暑假专程到北京，晚上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宿舍，白天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收集好资料，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口学生教室里完成。
　　1991年，吴老师主编《历代诗话全编》，这项课题被列入国务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八五规划和十年计划》，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傅璇琮先生称吴老师主编的这套《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理论研究含有一种创新开拓之意”，“从我国诗歌理论发展的总体上加以把握”，“正能起正本树标的作用”。吴老师给我寄了约稿函，让我参加了《宋代诗话全编》、《金元诗话全编》、《明代诗话全编》的编撰工作。赣榆县没有要读的书，我只好利用双休日每天往返八十公里到连云港市图书馆看四库全书，终于完成了约十万字的编撰任务。在编撰《诗话》时，连云港市没有其他版本的书，只有连云港师专和市图书馆各存一套《四库全书》，我写信向吴老师请教版本之事。同年8月10日，吴老师给我来信，对《诗话》选题用四库本提出了意见。吴老师认为，用四库本“自然是可以的，有的学者认为《四库》本错误多，经过篡改，不宜采用，当然未必尽然。”这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读书选用版本的重要性。他建议“吴与弼《康斋文集》另有道光十五年重刻本，刘球《两溪文集》另有《乾坤正气集》本，这两个本子如果能找到，就把辑出的材料核对一下。”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写的《曾巩年谱前言》寄给他请他审阅，他复信说：“我已读过，写得很好。简单地说三点意见。一是《前言》里不要提我；二是词句上还可以斟酌，尤其是对古人的评价性用语，要讲究分寸；三是作《年谱》既要材料翔实，又要条理清楚醒目，警惕切忌搞‘繁琐哲学’。”这些谆谆教诲，我铭记不忘。
　　我记得在1991年8月15日，我带着五岁的女儿晓晓去吴老师家送《明代诗话全编》稿件，吴老师向我介绍了他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之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翌日我去告辞，吴老师又给我八位诗话作者：宗臣、郭谏臣、夏尚朴、林文俊、吴俨、童轩、周瑛、彭韶，其著作均见《四库全书》。临别，吴老师特别关心我编纂的《曾巩研究资料汇编》进展情况，嘱我抓紧补充。
　　1985年4月，我整理好《曾巩年谱》十多万字初稿，送到吴老师家，请他审阅。24日晚，他约我去他家，和我谈了几点意见。第一，有关大事方面的嫌多，与有关曾巩的内容相比，似乎头重。第二，有关曾巩交游方面的材料要多充实，这样可以使人物活起来。第三，全用第一手资料，即使是第二手资料，也要查明原材料，使之变为第一手材料。第四，作品系年有点乱，先注意把诗、文分开，分开后，有具体月份的在前，无具体月份的在后。第五，时间性要准，能写月的写月，能写日的写日，越具体越好。第六，框架还不错，要充实材料。我还向吴老师请教了两个问题。一是笔记可以不可以作为史料？吴老师说，有些可以，如《能改斋漫录》，有些不可。二是曾巩作品系年后需不需要证？老师回答说：无争议的不需要，有争议的需要，你为什么放在此年，根据是什么？要以材料证明，最好不是孤证。通过这些具体的指导，我受益匪浅。根据吴老师的意见，我又读书收集资料，花了十年课余时间，完成了三十万字的《曾巩年谱》，于1997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5年8月19日，我在南京图书馆整理完《荆川先生文集》、《震川先生集》、《宋学士全集》、《四六法海》中有关曾巩的资料，晚上携清代部分资料去吴老师家请教，请他过目，看看稿件抄写的格式及采用的版本是否合适，他一一作了指导，至于目录编排，要按照人名按照人的出生年月来做，他告诉我可查姜亮夫先生的《历代名人碑传年表》一书。先生一语即解疑释惑。闲谈时，先生语重深长地说：“我们浪费不起时间。我们不会种田，让我们笔耕，就要像农民那样，一心务耕，种好，收好；我们不会织布，但应像织工那样一丝不苟，万米无疵布。我们要写出好的东西来，等我们闭眼的时候，不至于有太多的遗憾。”聆听了吴老师一席话，抬头看看吴老师书橱中他的著述：百六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大事年表》、百三十万字的《韩愈研究资料汇编》、六十万字的《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还有将面世的《韩愈评传》等，心中深刻体验到做学问真的需要：眼光、坚持和力量。
　　通过读书，通过参加这些学术活动，通过和吴老师交谈，我认识到搞研究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需要不断地扩大了学术眼界，需要掌握了许多治学的方法。
　　这几年，吴老师健康状况欠佳，但在学术研究上仍然锲而不舍，我每次去看他时总会见有新的著作问世，心中油然而生敬意。2006年12月我到南京参加江苏省中学生第二次作文大赛命题工作，顺便去看望吴老师。吴老师刚从柳州参加柳宗元研究学术会议回来，他的案头又摆着两本新出版的著作：一本是去年七月出版的24万字的《柳宗元诗文选评》，另一本是去年十月出版的62万字的《柳宗元大辞典》。吴老师亲自签名各送我一本，这使我非常感动。每当捧读吴老师的著作，我就会感受到一种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说杨树达先生做学问“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我想吴老师也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并活出生命的最佳状态来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