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文化与软实力

管季超0712

上海城市文化与软实力

　　　　文／俞云波

　　近几年，关于“文化”，关于“软实力”经常被提及，一座城市的历史命脉和文化气质中那些具有“张力”的软实力自然倍加引人关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趋临近，配合开展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也已全面启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越来越具体、浓重。由此引起我的种种联想：纷争不止的上海城市历史到底该从何算起？上海众多名谓如何形成？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格与特质究竟有哪些？
　　笔者对此早就不甘寂寞，试就上述三个问题谈点看法，追本溯源，解读上海软实力。
　　上海城市历史溯源
　　一个城市的历史对其文化、品质、软实力是至关重要的。
　　上海城市历史，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开埠百年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上海是1843年作为通商口岸后有了租界才兴起的。“开”就是起始，就是开辟：“埠”就是聚落、城市。开埠是西方殖民者及其学者遗留下来的词汇，如果不加分析并简单地加以延用，很容易误认为上海的城市历史是他们“拓荒”的结果。更有甚者还有人说上海开埠前不过是个小渔村。按此观点，上海城市历史满打满算不过156年。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已经是我国“东南壮县”。从行政级别来看，当时的上海县城已是“上海道”的治所，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州、府之下才是县，级别不低。有人研究当时的上海，其规模虽然不及北京、南京、苏州、广州，但也可排进中国城市前20名，约在成都、福州之下（见《上海通史》第一卷总序）。不可否认，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经济快速发展，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城市。
　　第二种，“建县700年说”。十几年前曾有报道说要筹备纪念建市700周年，为此拓宽了丽水路，筑起一个钢筋水泥“坊”，还说届时要邀请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云云。原本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戛然而止，说是许多人反对，但那座不伦不类又不好看的牌坊至今仍矗立在丽水路口，成了那段“喜剧”的见证。
　　第三种，“上海地区说”。也就是说只要发生在当今上海行政辖区内的历史都属上海的历史。其道理与凡是发生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历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一样明白。譬如治所在当今松江区的华亭县，建县已有1347年。唐天宝十年划海盐北境、嘉兴东境、太仓南境建华亭县，这是上海地区也是上海城市历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吴淞江古道以南所有其他县级行政区的“母体”。700多年前上海建县时，就是从原华亭东北划出5个乡作为辖境的。唐天宝五年青龙港建镇，也是上海城市史上另一重要事件。上海一直以来是以港兴市的。当年的青龙港是上海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对外商港，距今1352年，她建镇比华亭建县早五年。那时，青龙镇的人口不少于华亭县城，经济总量也远超华亭县城，据《宋会要辑稿》，青龙港一年的税收超出华亭全县近半。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的商税为15879贯，而华亭县城仅为10618贯。青龙镇鼎盛时有36坊、22桥，船帆云集，市井繁荣，经常有中东、红海地区的商人造访，镇里还有城隍庙，显然一个大市镇的架势。历史上许多名士名家来过或住过青龙镇，留下许多骄人的名篇佳作，如梅圣俞的《青龙杂志》与《青龙海上观潮》，白居易的《松江观鱼》，皮日休的《沪渎》，苏轼、苏澈、张先均的《醉眠亭》诗，范仲淹的《吴淞江上渔者》，司马光的《淞江渔者》，赵孟的《谒青龙文庙》二诗等等。应熙在《青龙赋》中赞扬青龙镇：“龙舟极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足见当时的青龙镇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大书画家米芾作过青龙镇的镇监（镇长），并留有遗作墨宝。或许有人会问“镇”算不算城市？著名的中国城市历史专家熊月之与张生合著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一文中提到，“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还提到台湾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华亭建县、青龙建镇，距今都有1300多年以上，上海地区的城市历史绝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是在开埠后的100年才横空出世的。我觉得把上海城市历史定格在1300多年是恰当的，比附近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还年轻许多。
　　上海地区应该说还有更久远的聚落、市镇。在现今上海境内出现过的最早的县名有海盐县、前京县、胥浦县。有的已陷入杭州湾海中，有的时代久远难考其详。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吴王阖闾在当今闵行区纪王镇西南“邬城”巷附近筑有南武城，又称坞城或邬城，距今2500年，可惜如今坦然无存。南武城是上海地区见于史籍记载最早的地名，但她是某个行政建置的治所，还是聚落、市镇，抑或只是军事城防，已经难于考证。邬城和纪王这两个地名多少给我们传达了一些2500多年前十分宝贵的“记忆”。
　　上海种种名谓的由来
　　地名不仅仅是具有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还包括太多的历史记忆和地域文化。下面介绍的几种名谓都是在当今上海所处方位和行政辖区范围内的。
　　“三江”，这是上海地区的古称。《尚书·禹贡》第一次提到“三江”，指的是从太湖流经当今上海地区、而后入海的三条古水道。多数人认为是指：娄江、东江、松江。娄江东北向，流入海，宋代以后很少人提及，元时上海地区的娄县，嘉定的娄塘等地名与这条江有关；东江、东南向，注入杭州湾，早在唐朝就湮塞。今只存松江，即现今的吴淞江，上海段叫做苏州河。“三江”这个称谓当今国内很少用，但在海外不少国家的上海籍地缘组织（同乡会）叫三江会馆、三江会所、三江同乡会的并不少见。早在清同治年间，日本长崎的上海籍华侨在兴福寺内设“三江祠堂”，后改为“三江公所”。新加坡“三江同乡会”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侨团，以上海人与江、浙人为主，闽、粤两省籍以外的华侨基本都是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会长水铭章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前年我访问旧金山时，当地的三江会馆把旧金山市和湾区的上海老乡聚集在一起与我们座谈，席间气氛很热烈，对上海今后的发展，问长问短。
　　“沪”，是上海地区比较早的称谓之一，源自一条叫沪渎的河流，即吴淞江入海的最后一段江河，西起唐代青龙港，东至大海，是一段不算长的河流。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有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沪”字的本义为一种捕鱼工具，“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渎”本义指独自入海的江河。其实沪渎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晋，到东晋，吴国内史虞潭曾在滨海的沪渎河边修筑沪渎垒的军事防御工程。在此曾发生过一些战争，沪渎垒之名屡见于史书，古址就在现今青浦区白鹤镇旧青浦西边。
　　“海上”，源自明代弘治《上海志》：“地居海之上洋”，颇为费解。
　　“云间”泛指吴淞江古道以南地区，源自西晋文学家陆云的“云间陆士龙”，陆是今松江人。上海地区有云间路、云间第一桥、云间第一楼、云间九峰等种种称谓均源于此。
　　“上海”这个称谓的出现比较晚。据《宋会要辑稿》，公元1008年至1023年有个叫“上海务”的政府派出机构，位于上海浦岸边，主要管理征收酒税与泊船河运。宋绍熙四年至咸淳三年（公元1193年～公元1267年）在上海务基础上建上海镇，后设市泊司，成为长江下游糟粮转运北上的枢纽而逐渐繁荣。公元1292年元朝划华亭东北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5乡、26保建县，县治设在上海镇，隶松江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上海特别市，自此上海第一次成为市名。上海因浦而得名，而务，而镇最终成市。上海浦后来汇并进黄浦江。上海浦另有个姐妹河叫“下海浦”，而今也不见踪影，只在虹口区唐山路昆明路交界处，近提篮桥留下一个“下海庙”。
　　“申”是上海的一个别称。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屡建奇功，最后被封于吴墟（今苏州），包括当今上海地区，都在其封地范围内，由此而得申城之名。春申君游学博闻，有胆识又有机智，还好善乐施，名满天下，一生经历丰富多彩，留有许多动人的美丽传说，其中之一，就是黄浦江的开凿者。明代画家“华亭派”代表董其昌，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松江人，一次游黄浦江，画了一幅画，在上面题词称“黄歇之浦”。黄浦江的正式名谓，变过几次，先黄歇浦，后黄浦，再后黄浦江，始终离不开“黄”字。此江有不少别称，或叫春申江，或春江、申江等等，始终与春申君联系在一起。史学界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主要理由：在宋之前找不到佐证，黄浦江之名也是到宋时才出现的。
　　上海有5条自北而南的“冈身”，它们分属古代5个不同时期的海岸线。最西的一条冈，其走向从今嘉定区黄渡往南经闵行区马桥、奉贤区邬桥到金山区漕泾一线。自西向东每一条冈反映了上海陆地化的过程。一方面是自然的造化，另一方面是不同时期上海地区人民改造自然疏水造地的结果，《青浦县志》载：楚考烈王15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带领百姓治理松江“导流入海，开港灌田……”。黄浦江原本是吴淞江的支流，后来水量日大，水面渐宽，而今吴淞江倒成了黄浦江的支流。黄浦江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水面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黄歇带领他的封地百姓治理太湖东向出海水系的记载很可信，难于简单否定。后人为纪念他的治水功绩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新河”又有何不可？与闵行人把一条新马路称作“春申路”的道理完全一样。
　　即便是神话色彩非常浓厚的古代传说，如我国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都不能轻易否定。国外关于罗马城狼孩的传说，华沙美人鱼的传说，他们尚且都能造像立于街市、建于河口，加以追忆。而方志有载，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春申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就不足取吗？此事关乎上海城市历史、城市文化。不禁想起十年前一位资深的市政协委员写过提案，建议在黄浦江滨某个适当地方立春申君像，可惜至今杳无音讯。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思考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与中外其他大城市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个性。她不像伦敦、巴黎，也不像中国的北京、西安是从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在的大都市，也不像孟买、新加坡是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从荒滩上建设起来的。
　　上海近代以来的非上海籍外来人口始终占绝大多数。据历年统计，最高的年份是1885年和1950年各占85%，最低的年份是1935年和1946年各占79%.这一特点使上海城市文化的异质程度较高，往往是主随客“变”，而不是客随主“变”，充分体现上海的宽容性与开放格局。
　　从物态文化来看。上海有豫园等典型的明清江南园林，也不乏带有地方特色又吸收了西方因素的石库门民宅；上海有英国新古典建筑代表的汇丰银行，有法国式的装饰主义建筑代表和平饭店，又有美国式建筑的代表上海大厦、上海市总工会等；有众多的地中海风情的西班牙别墅，又有马勒别墅那栋德国巴伐利亚路德维西王朝时代的城堡式别墅；还有北欧式民居和东瀛日本式的住宅；解放后又有一些俄式建筑，如今更有许多新的代表当代最新水平的建筑如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维斯汀酒店等等“巨无霸”拔地而起，万国建筑的美誉更加充实。
　　从形态文化来看。上海的绘画、舞台、影视艺术连同上海人的饮食菜肴师承广泛、丰姿多彩、精致曼妙、新颖时尚。上海的滑稽戏在同一场景下会听到浦东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甚至广东话等方言，最能反映上海五方杂处的特性。
　　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以整洁、时尚闻名遐迩。中山装和南派旗袍或由上海创制，或在上海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和发展，以致旗袍在国际上被称为Shanghai dress，顾名思义，是源自旗人的衬衣和氅衣经二三十年的不断发展变成现今富有民族特色、雅俗共赏的中国女性服装。
　　上海的体育竞技 也更重于倾向技巧性、技术性的项目，往往以灵活快速见长，不简单地拼强悍、拼体力。
　　从精神文化来看。上海本土文化的“底色”是相当浓重的江南士大夫文化中的纤巧、文雅、浪漫温情的遗风和城市市民谨小慎微、爱计较、讲实惠性格的结合。江南士大夫文化的特点，特别注重文采，明季，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画派和以沈士充为代表的云间画派（统称松江画派）都以笔墨精妙、绚丽多采见长，这些江南士大夫在生活上亦以细腻精致著称，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与此关系极大。上海的产品精致上乘与此不无关系。
　　百多年来，上海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而西方文化在上海大致也可分两支不同的又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文化元素：其一，以英、美、德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派，讲究效率，偏爱简单、实用，主张理性，反对繁复；其二，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国家为代表，更注重艺术性，浪漫、超脱带点颓废，上海白俄是十分法国化的，也都属这一类型。这两种元素在上海各自产生影响力，并形成“张力”——紧张快捷、追求效率和理性与超脱松弛、偏重艺术和浪漫的结合。
　　本土的、外来的，旧的、新的环境熏陶下，上海人形成处世精明，善于经营，讲究实惠，尊重约定，诚信守法，胸襟宽阔，开放大度，善于吸纳，崇尚趋新，敢于创先的精神素养和风气。
　　近代以来多少名儒硕彦汇聚于此，多少全国首创发端于此。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始发地与中心之一，全国各地学者赴美、赴法、赴英、赴日的出发地，左翼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所有这一切都折射出上海人求新、求变、求发展的精神文化。
　　从历史文化来看。现今上海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在吴国属下300多年，越国辖下100多年，楚国治下90多年。吴越文化的新石器“磨制精细，玉石和玛瑙装饰品丰富”，陶器和铜器花纹之美丽与同时代黄河流域出土的“迥然不同”。“吴戈越剑”誉留后世。楚文化东来后又加重这个特色，还带来“楚人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气度”和进取、创新意识。吴、越、楚的文化历史遗痕是明、清时期最终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的渊源。
　　进入近代，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外国租界，最大的外国侨民群体最多时有15万多人，涉40多个国家、民族。近、现代各种思潮在上海都有反映。韩国政治流亡者把他们的临时政府放在上海。犹太人与白俄把这里作为避难地。
　　五六十年代上海资金的周转率一直是全国最高，遥遥领先，一年之间可周转11次至13次，这是何等“张力”！ 上海对外履约率之高，使上海成为外资投资软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海城市文化的内蕴所以如此丰富而浓郁，与其深远的历史具有必然关系。“海纳百川”这四个字最能表达这个城市的特质。城市文化是软实力，上海城市文化中具有的“张力”，正是这个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