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读过的书

管季超0712

十八岁时读过的书[z]

　　十八岁，或者说十七八岁，正是现实被踩在脚下， 梦想像野草一样疯狂的从生命内部滋长扩张的七彩年华。记得那时我常常无意识的吟哦一句古词：“韶华不为少年留，恨幽幽，几时休？”现在想来当年的无意识也许有着许多暗示性理由。光阴飞逝，逝者如斯，无限美好的青春怎能不懂得珍惜呢？也许是过早的意识到青春的美丽与珍贵，我才无意识的体验珍惜韶华的优越感。十八岁也许是每个少年的阅读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时期，那时的我已经完全的告别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可是新的阅读空间却很难在书山题海中占有一席之地。最主要的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并没有比我更开阔的阅读视野。为了读好书，我常常要求老师推荐，但是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好书来解决我的精神饥渴，即便是暂时性的解决。去年放假翻阅辽宁的《青年月刊》时看到尹姗姗的文字，小才女介绍自己时说自己是三联的铁杆读者。十八岁时的我正是《青年月刊》的铁杆读者，她的这点介绍让我感慨不已，我真是羡慕那些既有好的读书条件又尽早找到好的读书方向的少年们。不过我也知道尹姗姗在中国仅算例外，更多的青少年和我一样，面对尹的读书取向只有在一边艳羡的分，有的甚至离艳羡的分也非常遥远。
　　 现在追忆起来，十八岁那年印象最深的当属李敖的一本妙语录。那是我从语文老师手中借来的，李文彩飞扬，走笔如天马行空，使我的耳目为之一新，我一下子被李吸引了。现在仔细想想，之所以李那么使我沉醉，还在于他鲜明的批判意识和风流的才子情结。一定程度上讲，在那样闭塞的环境，李敖至少从文字层面启发了我的独立意识与模模糊糊的社会责任感。使我渐渐明白，看人论事都不可盲从因袭，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要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我的断断续续的日记习惯也是李敖促成的，那本《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的集子里摘录了很多李敖的立志心语。也许每个有着很高的自我发展要求的人青年时代都有一段“哀南夷之莫余知兮”的苦闷心路历程吧，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几乎无一例外的选择“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斗争姿态。李敖在那些日记里的自我鞭策与期许也相当程度的传染了我，什么“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什么“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了。我在佩服李敖的才气文采时更欣赏他的性情，他那“平生坐看云水心，亦侠亦柔亦温文”的胸襟与气质。这些话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有些张狂，然而年轻的生命张狂与否很多时候都关涉到一个人内在生命力强弱的问题。
　　事实上对李敖的偏爱也从侧面反证了我的浅薄，尽管李敖的张狂对当年的我提升自己的阅读境界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个问题也许是中国青年读书的普遍现象，应该承认，很多青少年除了童话阅读可能没有和发达国家的青少年拉开档次外，其它真正的人文滋养是非常匮乏的。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好的精神食粮，最主要的是缺乏对精神含量充盈的著作的宣传与对青少年阅读方向的外界引导。当然现在的条件有所改善，在我的视野内，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献给中学生的《新语文读本》就十分之好。即使是我这样一个离中学生活已经很遥远的人读了之后也受益非浅。我想这套书对我的阅读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只能证明中国青年的精神结构实在被意识形态教育扭曲的太严重了。这里的意识形态不单是政府控制下的，更多是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乐感文化熏陶下产生的积重难返的自我陶醉的精神趋向。就对个体的关怀而言，中国文化整体上确实不如西方，比如对宗教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理解上。记得中学时代读到张学良改信基督后非常的不理解，这个不理解主要是源于长期灌输无神论的教育背景。上帝的万能形象并不是西方赋予的，而是中国人的前理解太偏见了。基督教赋予个体的不是在上帝面前绝对的卑微，而是通过认信确立爱为支撑的个体存在方式。如果上帝——基督教那么简单的话，西方人也太弱智了吧？
　　 十八岁那年，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仿佛喝了一杯白开水似的，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当时想，这就是世界名著啊？如果世界名著就是细腻的去刻画一各小人物的性格命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从此讨厌名著，认为那些名著不过是一些人捧出来的，看的人多了，自然出名了。之所以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学习环境到处都是空洞虚伪的说教，很容易刺激我成长出幼稚的批判性思维。在这种幼稚的批判性思维的支配下，周围好多事物在我眼中都名不副实。比如我们教室的小报上经常列着的世界十大文学巨匠，总是把鲁迅放在里面，这实在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因为经过细致的筛选，出现在我的视野时已经面目全非，整个一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加之自己的阅读能力太低，还不能冲出意识形态的曲解，自然对鲁迅的好文章还不能正确领会。那时候我对鲁迅的厌烦一点也不亚于对老师们假惺惺的道德说教。
如果放大我的个人问题，仔细分析一下中国青少年的读书现状，我实在要为做一个中国少年感到由衷的可悲。忘了是俄国哪一位作家的母亲，小时侯就叫她孩子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此这位拥有如此有见识的母亲的作家再也无法阅读垃圾。可是返观我们当代中国青少年的读书现状呢？单纯的审视文学作品，充斥着市场的官场小说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就官场写作本身来说，如果作家认为自己的写作有着揭露现实生活的正面意义的话，那么他的作品也许有着对自己文字的真实认同。但是就大多数读者来说，文字因为其自身的独立性并不能按照作者的本意去传达他的精神价值。据我了解，那些迷恋官场小说的读者的阅读背景和动机不外乎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染缸——官场阅读寻找一种心理快感。因为官场写作对人物命运基本是按照读者对人物命运的走向的希望安排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是贪官作恶多断的报应以及贪官在做事办公过程的淫乱与肮脏。这个阅读过程其实是矛盾的，读者对贪官即充满了嫉恨，又少有人不对贪官的生活有所向往的。嫉恨实际上是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应激性反应，从读者本身来说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恶行的反感与谴责。读者的阅读兴趣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黑暗的官场色彩缤纷的描绘，这种快感心理的产生印证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下的精神档次。说白了，我不怀疑迷恋官场写作的作家的艺术真诚，他们所展现的社会现实有时确实是需要普通群众的眼睛。但是他们的文学素养实在不能配上他们应有的声名，因为文学不具备揭露社会现实的功能，那是新闻工作者的事。当然有些时候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间接的承载了这些功能，这不是作家写作的根本目的，可是很多官场写作的作家都以揭露现实的黑暗为最高的写作目的。这一方面说明官场写作队伍整体素质的低劣，另一方面，媒体的炒作在官场小说的流行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媒体对官场小说的扶植其实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关怀。也就是说，官场写作迎合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的迎合可能不是作家的本意。这也说明我们的小说家有多少至今走在意识形态的陷阱中不可自拔。记得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调查我们现在最喜欢的小说时，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同学认为张平的《抉择》是最好的当代小说。这位老师因为保持了基本的清醒而大为恼火，气愤的甩了一句：“那是什么狗屁东西，纯粹是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然后掉头就走了。撇开我们这些同学的素质不说，张平的《抉择》小说本身到底昭示了什么呢？如果说张平真有现实的危机感与道德担当意识的话，那么我只能把精神鸦片的含量归咎于张平所接受的文学观念。但是作家本身的素质低劣难道是应该的吗？
　　 文学其实是作为对个体的纯粹精神关怀为目的来驾驭文字的，可是建国后，这样的文学几乎销声匿迹了。八十年代后这种可怕的现实有了根本的扭转，但是很快，貌似文学却没有半点精神含量的作品又迅速的占领了文学市场。其实作为纯粹形而上的东西，游离在意识形态之外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中国作家来说简直是太难太难了。个中原因只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自己知道。文学的繁荣不是靠作品的数量，文学的价值也不是靠拥有了多少读者群，而是能从对现实的超越中提升个体的精神追求与灵魂抚慰。这些认识都是在我在接触《卡拉马左夫兄弟》时的阅读感受。也是那时候起，我才明白了什么小说才是真正的好小说，才懂得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以前我陷在中国的文学作品的囹圄中，读北岛等人的诗歌自然觉得比读小说好，那时候我老想这些污七八糟的故事有什么啊？
　　 刘小枫在《读书》杂志上一篇纪念罗念生的文章中曾经感慨自己的文化贫血症，他从自己基督教的文化立场上认为西方文学名著应该通盘重拟。其实需要重拟的名著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作品来说更为迫切，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视野还只限于中国内陆的作品，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像《水浒》这样充满了血腥，为刽子手立传歌功的作品竟被国人视为经典不是很可笑吗？可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对我疼爱有加的爷爷就送了我一部精装的《水浒》。他当然是善意的，可是作为接受者，我在接受他善意的馈赠的时候无形中也接受了《水浒》的精神污染，现在想来真是不胜唏嘘啊！我还是幸运的，终于有了接触真正有精神含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放眼中国，像我这样幸运的人究竟几多呢？
　　 说了这么多不着边的话，目的就是一个：我希望唤起大家对当下中国青少年人文滋养处境的危机感与必须改善青少年的阅读视野的紧迫感，特别是对那些中学生，那些独立意识正在发育却还不足以征服或者说抵挡外界对自己的精神生命摧残的人们。如果说我谈的读书视野是个常识性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现实就更可怕，也更严峻。 一个对人文滋养质量的低劣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的民族怎么能逃出奴隶之邦的命运呢？鲁迅“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主张在20世纪初可以因为思想的超前性而不住的呐喊彷徨，可是新中国步入21世纪，立人思想依然如此应者寥寥，悲呼？“早就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的“早就”在今天读来更让人倍觉铁屋坚如磐石的力量，清醒还是沉睡，这是一个选择，一个也许无奈却必须面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