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之痛的历史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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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之痛的历史映像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18232

导语：如果我们需要理清当下语文教育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许需要返回历史的源头——新文化运动视野中的“语文”理念在宏大的叙事氛围中承载了太多的“非语文”因素；在这80年的讨论中，中国人以学为高、以求道为能、以工艺为末技的思想在现代普通教育中呈现出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如今的语文依然在这个思维定势下进行。 　　　　“语文”之痛的历史映像 　　1904年，在晚清新政的激荡下，“中国文学”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独立出现，第一次作为一门学科进入教育体制。它虽然开启了后来国文课的先声，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又经历了近20年的历程，民国教育部于1923年出台了初中及高中的国语课程纲要，分别由叶圣陶与胡适起草，这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课程标准，它们几乎限定了80年来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方向及讨论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当时都没有使用“语文”这个名称。它用的是“国语”；只是在高中第一组（相当于文科中学）中特设了“国文”。如果我们需要理清当下语文教育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许需要返回历史的源头，去看一看“国语”与“国文”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课程纲要又暗含了怎样的文化策略？ 　　　　 　　　　新文化运动视野中的“语文” 　　从“国语”这个名称上，我们能够一窥那个时候的设计理念。在早于纲要出台的1920年，民国教育部即已有了划时代的大动作，“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何以这时不说“国语”而又出来一个“语体文”概念呢？按照当时国语运动的领军人物黎锦熙的解释，“因为国语是用国音教授的，部中恐怕乡村小学一时没有国音教员，便不妨将本地的方音来读语体教科书。”（《国语教育上应当解决的问题》，1921年）也就是说，当务之急在于“言文一致”，倒不是全国都“说”一样的“普通话”。不仅仅是国音，词类、语法更应是“国语”追求的目标，它们是直接与“语体文”密切相关的。改变“死”的语言以启迪民智，让全国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变动之下，历来善于捕捉信息的商务印书馆迅速在北京举办了国语讲习所，这是与教育部直接挂钩的师资培训。1921年，商务印书馆又为那些未能参加讲习所的教师特别开设了函授班。从同年《教育杂志》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课程有国语发音学、国语文法、会话、音韵沿革、国语教授法等五大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培训看作是商务印书馆高明营销策略的具体化，然而高明的策略也必须来源于对信息的准确把握与创造性处理。对于“国语”的理解与推广又形成了什么样教育生态？1921年底，浙江一位教师给杂志的来信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国语教学中难办的问题之一就是“讲解”——儿童很难弄明白国语中几个字或几句话的意思。这位教师起先选用土话来讲解国语，可后来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因为那会使儿童“把‘国语’看成了‘书本国语’”。这中间蕴涵了两个问题，一是国语并不是“书本国语”，它只是通过书面的学习，最后要大家都遵从一定的语法规则，都来说、来写“活”的现代语言；二是在一些非官话区域，教学偏离了识字缀文等基本训练，侧重点变成了如何理解由官话标准制定的“国语”。 　　再来看这个标准制定中的重要人物胡适。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论中学国文的教学》。这篇文章有一个讨论的靶子，那就是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此规则第三条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胡适指出了国文教学失败的现状，并认定原因在于事实与理想的偏差，“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同年在国语讲习所的一次演说中，胡适提到，“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其实这个时候的胡适不仅仅在考虑语言的问题，他还在考虑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及走向，那是比纯粹的语言工具更为深入的思考。1918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理想。这是两个互动的目标，它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理想的标准在由他亲自起草的高中国语课程纲要中得到了体现，教学目的的第一条就是“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具体到方法上，则有如《西游记》、《侠隐记》等白话小说、戏剧略读书目做支撑，这些书目也是他心目中的“国语的文学”。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前容纳在晚清学堂章程及民初学校校令中与“语言”及“文学”有关的细则被单独列了出来，统领在“国语课程纲要”之中。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里，伴随着“语言”策略、“文学”想象进入课程纲要并贯彻到教学中的，还有各种现代的观念。当时的教科书中，采取社会问题做中心来设置课程单元即是一种流行的趋向。文化精英们对于衰老的传统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自然将强烈的文化指向融入了课程标准中；语言教学中求得民族认同、开启民智，新文学自身发展的诉求都成了“国语”教学的目标。 　　　　 　　　　“语文”上路之后的发展 　　描述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中的课程设计之后，笔者并不想对此做出价值评判。但必须注意，胡适自己也知道这是个实验，他在《论中学国文的教学》的结论中告诉读者，“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行，那一部分应该修正。” 　　以当时影响深远的《教育杂志》为例，在课程纲要公布的1923年前后，杂志上的讨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选择什么样的教材，“用那一种语言作国语”，如何“启发思想、锻炼心力”等成为中心问题。在此之前的民元前后，蒋维乔、庾冰、姚铭恩等有着丰富教学及教科书编纂经验的学者则多将讨论集中在教授法方面，如如何“渐次导之”，如何“模效文字”，如何“叙事述意”。以往教育学的讨论渐渐转向了文学、文化的讨论，课程纲要的出台更是将讨论“规训”在这个范围之内。然而真正教育学意义上的“语文”并未在课程纲要中得到科学的体现，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语文课程的不稳定，它的教学体系常常是与“思想”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中国的语文课程在不断与经学争地位、与政治争地位，语文课倒向知识权力的对象屡见不鲜。 　　从“五四”对于“语文”的设计我们能够看到，这门课程虽然已经独立，但依然延续了古代教育的传统，承载了太多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并没有独立的语文教育，它是在儒学系统下的综合型教育，而自“五四”开始的“语文”讨论负载着文化策略、负载着思想情感、负载着国民性的改造，它只是以一种适宜于时代的“综合”代替了另一种不适宜于时代的“综合”，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那时的“语文”理念在宏大的叙事氛围中承载了太多的“非语文”因素，由于大的时代风向，语文的内容天翻地覆，可学科的“根儿”并没有起身挪窝。 　　　　当下“语文”之痛的根源及应对可能 　　80年前新文化视野中的“语文”设计无可指责，它是变动的时代向语文提出的要求。问题在于，在其后时代车轮的运转中，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分清并把握语文教学中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并非没有语文教育家认识到综合笼统带来的弊端，朱自清在1944的《国文教学·序》中指出，“‘五四’以来的国文科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起草1923年初中课程纲要的叶圣陶则于1935年编辑出版了《国文百八课》，从“工具”意义上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语文能力。建国初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也属矫正流弊的尝试。只是，在这80年的讨论中，中国人以学为高、以求道为能、以工艺为末技的思想在现代普通教育中呈现出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如今的语文依然在这个思维定势下进行，语文学科不仅要有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工具性，又要培养学生诸如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的文化精神，语文要涵盖的范围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文的范畴。笔者当然不是要否认“精神”、忽略“情感”，但我们必须正视语文，对于它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正如叶圣陶老所说，语文是生活上必要工具之一种；至于“情感”，它的归属在于“文学”而不在“语文”。——为什么不能给“文学”教育以应有的独立地位？“语文”为什么就不能是一门偏于技能的学科？ 　　实行分科教学，将语文分成偏重知识与能力的“语文”和偏重情感的“文学”，这是解决目前混乱的“语文”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需要还“语文”以本来面目，注重它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及能力培养；而养成审美情感、发展个性、健全人性，那是在另一门学科“文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两方面不是决然的对立而且都有着与其自身相连的丰富外延。其实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只是未能明确分科的形式。庄文中先生曾就叶老的语文理念“接着说”，在《试解语文“斯芬克斯”之迷》《人民教育》1998年10月号）一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语文”教学体系；而王尚文、吴福辉、王晓明、曹文轩等学者编辑的《新语文》课外读本则为“文学”教学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当然，仍有各种各样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语文”课如何选材，“文学”课怎样教，师资如何培养，考试评价体系做什么样的调整等等。但这一切，在实行“语文”、“文学”分科教学之后，都将变得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