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姓氏的衰落是一件大好事 文/徐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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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姓氏的衰落是一件大好事

2007-05-14
看到《中国家谱总目》将完成的消息，喜忧参半。如果仅仅作为一次学术活动，将中国人的姓氏文化进行研究，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可喜可贺，但作为一项社会工作，它的意义则可能相反。一句话，我本人反对这样的文化集成工作。
为什么呢？姓氏的起源其实也就是给人原初命名的一种方式。给一个人一个名字，让这个人成为这个名字的化身，从此，有了一种社会定位。在最初，它是婚嫁活动的重要标志。同姓不能结婚。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近亲结婚，其子不繁”的性科学道理的。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姓氏便成了一种政治活动，特别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它成为礼教、夫权思想、宗法制的帮凶，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
在世界文化交融的今天，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开始渐渐成为区域意识而逐渐弱化，全球意识增强，人与人的交流开始与过去发生了巨变。如果我们还要用这种姓氏的血缘式的方法来增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无疑有些画地为牢。以下是我对姓氏研究的一篇文章，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姓氏的衰落是一件大好事，它可以让个体意识突现，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

中国人姓氏的没落是个体自由的体现

一位名叫“野马”的博友给我留言道：
“夫可以随妻姓吗？”
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便点击到他的博客上，发现他最新的文章就是这个题目，原来是很明确的。他说：“反思历史，从古到今，都对母亲的妇女做了些什么？举不胜举、辛酸不安。男人的惭愧。夫随妻姓是还历史上对妇女的欠账。给伟大母亲的妇女一点点安慰，虽然远远不够，但是良知的开启。”
联想到最近看过的一些言论和行为（有人鼓吹，中国人的姓氏是不能乱的，有奥妙存在，说姓氏是中国人DNA的遗传密码，不能乱；有人又在开始重修家谱；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姓名案件越来越多，等等），在这里想谈谈我对姓氏的认识，以便与朋友们交流。

“姓”与“性”是有秘密关联的

非常可笑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一听说要把什么与“性”相联，马上就会跳起来，把你的祖宗骂个遍，孰不知他在骂我的时候，开始给我们理清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逻辑，即我们的血脉与性是一致的。
中国人的性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姓氏，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了。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起源于中世纪，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虽然它不能说明现在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有什么优越，但它能说明古老的中国人比欧洲对性的觉悟要高得多。古希腊的神话中乱伦的情景是那样多，但这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几乎没有。中国人对性是警觉的，在中国，你很少能看到像印度、欧洲那样多的性崇拜图腾，但并不是说儒家文化对它的禁锢和文化大革命对它的破坏，而是在先秦时，这种警觉就已经很自觉了。相较之下，中国古代对性的研究和成果远远地超过了其它各民族。
中国人的姓氏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孔孟总是强调，我们经历过一段“人不知其父”的时代，但是，中国人又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的性文化理念。这就是中国人姓氏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姓”，从“女”从“生”，意思有两个，一是人都是由女性生育的，二是姓是从母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经历过一段没有明确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时期，即在父系社会产生之前，人都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的，所以都一律跟母亲的姓。如，我们的始祖黄帝姓“姬”，炎帝姓“姜”。而给人姓当时主要是一个氏族与别一个氏族区别，这就是伟大的“祖母”这样一个在各民族都出现的文化原型。女子在这氏族中是具有神圣的地位的。她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是母亲，当她老了的时候，她就是众多子孙们的祖母。在一个以经验为生的社会中，她便是先知。
同时，这样一种区别不仅仅在于有一种秩序，同时还与性的存在有关。唐家健先生认为，“由于古代同姓不婚，所以娶妻必先知其姓。如果买妾而不知其姓，就要问卜。可见姓的最初作用是代表氏族并区别婚姻。”
父系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改变了这一传统。可以大胆地想，女娲是一位先知，也是传说中造人的神，并具有补天的本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她就是我们先祖中最后一位或母系社会中最有名望的“祖母”呢？而伏羲也即我们祖先中第一个从母系社会转向父亲社会的先知。传说伏羲与女娲是兄妹。这一传说尚不能证明，但可以说，他们两人是中国人的始祖。他们的传说其实也证明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正处于交融的时期。
如果说伏羲的出现代表着中国社会父系社会的诞生，那么，黄帝的出现其实已经代表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文化社会早已形成。黄帝时，父亲的身份已经非常显要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它们是：姬、酉、祁、己、滕、蒧、任、荀、僖、佶、儇、衣。自从父亲开始演绎姓氏开始，姓就不再以母亲的姓为主了，就开始了分化。
夏商周三代，姓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但这时候出现了“氏”。氏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由此可见，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
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所以说，那位叫野马的博友大概是不知道中国姓氏的由来才想呼吁的，其实，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更不知其三也。

姓氏制曾经成为礼教的帮凶

在独生子女时代，子女跟谁的姓一直成为中国人家庭的一个重大矛盾。它一方面是妇女争取平等的表现，另一方面仍然表现了古老的中国姓氏礼教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
我姓徐，夫人姓张，在一段时期，有人就开玩笑地说，你们的子女就叫“徐张绅士”（虚张声势）。我的一位同事姓陈，她的夫人姓何，人们就开玩笑地说，他们的子女应该叫“成何体统”。虽然是玩笑，但其实是一种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和男女平等的文化在进行较量。但到底是我们的子女还是姓徐和姓陈了，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一个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
然而这种争论在中国古人那里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秦以来，姓和氏的区别越来越小。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这其实是一次融合。家谱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志，它不仅显示这一家族是从哪里传来，到现在是多少代，还简单地记载了各代人中的一些优秀的人物和在礼孝等道德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带有浓厚的家教色彩。所谓“子不孝，父之过”，就是说的家教的意思。中国家谱是从帝王那儿开始的，但在司马迁时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家谱。他的《史记》其实带有浓厚的帝王和将相家谱的意味。
中国家谱的成行是在汉唐，尤其在唐朝时。李唐家族就很重视寻根，到处给李氏祖先立碑。我知道在我家乡凉州就有一个皇娘娘台，李唐王世认为五凉时期的窦氏就是他们的先祖。后来又把陇西李氏认为李氏的发源地，更是把老子认为他们的始祖。
但真正把家谱变成一种礼法制度的枷锁的还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罪恶的学说。从宋明开始，礼教加强，家谱成为实施礼教的一个方面。家教、家规也是从那时开始严厉的。
从司马迁的合姓氏到宋明理学的加强姓氏的管理，中国人过分地重视了血统关系。实际上这也就是家族观念。家庭观念的严厉，是“父亲”这一家长制文化心理的进一步加强，是礼教束缚人心的变本加厉。这一文化心态对于中国人是极为有害的。它限制了一种个体的自由。

独生子女是对中国姓氏的最大改造者

其实，早在独生子女之前，一些开明的家庭就不完全以父姓来给子女取姓名了，母亲也可以。但是，真正对这一男性为中心的文化重结进行冲击的是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有现象。它直接表明人类对性的操控能力已经到了自如的程度，同时，还表明在以专制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父权制再也立不住脚了，一种新的真正的男女平等的时代到来了。两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独生子女时代对姓的认识是很有历史意味的。在这样的家庭，男性一般都不会放弃子女的姓名权，它表明了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这个社会还是根深蒂固的，但同时，女性也有了要求。从目前中国处理的各种家庭纠纷与案件中看出，有关独生子女的姓名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一种权宜的方法出现了，就是复姓的产生和姓的干脆取缔。现在的复姓与中国过去的复姓有不同，现在的复姓是男女两人的姓合起来取为子女的姓，然后取一名。复姓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现，而直接取名不要姓则是对过去传统姓氏的完全摒弃。
笔者认为，这种冲突在未来中国将大规模地暴发，因为它是中国人宗法思想与个体自由观念的深刻冲突。在中国人看来，姓氏若没有了，那么，也就是断了根。断根，对于传统观念下的中国人是天大的恶事。所以，中国人不仅还重视姓氏的传承，同时还非常重视男性的生育问题。这是相关的问题。

网络改变了中国姓氏的现状

从姓到氏，再到名、字、号，表明了中国人的一条心路历程。姓名是由父母来取的，字与号本来可以自己来取，但往往也由家长与师长来取，但从字与号的取法上已经很重视个体了，也就是说，开始重视个体的个性与意愿了。然而，总体而言，它仍然是中国礼教制度下的一种突围而已。
如果主独生子女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一次冲击，那么，现在流行的网名可以说是对中国人姓氏制的最大的冲击与改变。
独生子女仍然是强调一种血缘关系的，然而，网名却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个性、性情、爱好、道德倾向等取的一个名字，它充分地显示了个体的意愿。而在此之前艺人们取的笔名可以说是它的雏形。
姓名对于中国人越来越成为一种表相的符号，而笔名和网名在这时候则越来越重要了，它不仅表现了一种个体的自由，还表现了个体的精神生活。
这也就是一种从外到内的进程。你可以在现实中是一个表现，但在精神世界里却是另一个表现。它使人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的世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根本不必要去在意那些强调中国人要重视姓氏传承者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