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言实验观 作者：嘘堂

管季超0712

我的文言实验观

作者：嘘堂


我学诗很早，上路很晚，青年期间有过七八年的停歇。如果不是网络/BBS的出现，文言诗的写作，可能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种私下的、即兴的、不失高雅的业余兴趣。便如一个略有中国古典音乐修养的人，每会于他人生失意或愉悦的时刻拉一段二胡，或吹几声笛，然并无成为专业乐师的愿望。可是网络使一切改变了。正如这次峰会颁奖名单所示，网络文言诗人的存在，成了当代文言诗创作不曾萎绝的主要证据，成为了文言诗仍在孑孓前行的主要征象。对此，我丝毫不感意外——任何忽视或漠视都改变不了这个当代诗歌史/文学史上正发生着的事实。几年前，我曾放言“文言诗词在网络”， 后来在为《春冰集》写的文章里又补充了一句——“舍网络，文言诗词几无可观，断无出路。”我相信这个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仍将是有效的。

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我的文言实验观”。从六年前这个概念提出始，“文言实验”就成了网络文言诗坛上影响最大也最受争议的一种可能的写作路径。作为这个概念的最初倡导者和写作实践者之一，在此对“文言实验”进行一次简要的回顾与展望似乎是必要的，顺理成章的。而要强调的是，我所谈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松散、多元的文言实验写作群体的所有声音。


一、 文言实验之初机


1、2000年后网络文言诗聚落之汇成

一如郑雪峰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在大家以往熟悉的以中华诗词学会为轴心的主流诗坛外，其实有“另一个诗坛”的存在。这是些孤独的习诗者，不介入主流的习诗者。他们基本长期处于“独学”的状态，或者无友，或只与趣味相投的二三子晤对切磋。他们大抵年轻，大抵不是中文乃至古典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们不会做馆阁体，或者说不屑做。他们不会投谒。他们唯一的写作动力是兴趣，是个人的表达和表现欲。他们唯一的资粮是生活本身。网络出现以前，他们散落在各个地方和各种处境中，很少相识。直到网络文言诗BBS出现后，他们才开始了相互的碰撞与砥砺。（这点有点类似《今天》诞生前的现代白话诗写作状况）

2000年左右吧，网络文言诗聚落开始汇成。此前，我以为是网络文言诗的草创期，各论坛整体普遍水平偏低。在为《春冰集》出版写的一篇小文里，我曾有简短的评价——


“以俺所知，网络文言诗词肇始，大约是在97年至2000年左右，先是搜狐等门户网站的BBS里出现了这样的松散聚合，续而凝结、分化出清韵“诗韵雅聚”、天涯“诗词比兴”以及“侠客岛”等几个重镇。回头看，当时的创作水平起点偏低。除了胡马、胡僧、莼鲈、伯昏、LIZI等六七子能够立得住，并保持后劲，其他的大抵是竖子成名，已成黄花而不足道了。象皮所编《网络诗三百》，可视为此草创期的粗略总结。

　 “2001年至今，俺以为是网络文言诗词的初兴期。在创作方面，出现了一批上网较晚而根底坚实、视野开阔的作手，一洗早期网坛风花雪月满眼以及体裁相对单一的格局，相互砥砺，深自研求，造成了自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的风气。同时，此期论坛蜂起，复再三整合，老字号或者凋零关张（如侠客岛），或者沦为二三流论坛（如诗韵雅聚、诗词比兴），而一批开始具有自己的文学倾向和相对固定受众群的新锐主流论坛逐渐成型。如“诗三百”戮力汲古而续命，“诗公社”鼓吹实验以开新，渊源有自，分途并驾，风会所在，标格俱高。其影响，一方面播及后进，为文言诗词的后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开始向网下渗透，官方把持的文言诗词社团受到不小冲击，一向囿于古典标本解析的学院研究也开始注目于此。”


2、网络文言诗新变之征象

2000年后，诸如天涯、六艺、清韵、故乡、国学诸大论坛分立。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文学趣味与标准的差异在这种分化中越来越成为要素。文化与文学观的认同越来越显性。准同人论坛开始发显。（比如六艺同人比较崇尚清诗，故乡同人嗜于古风，清韵偏于古典唯美风格。此固就大体言，其中又有交合，如六艺、故乡两坛同人对风骨、沉郁等审美标准及诗歌的现实批判性都颇多认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后来围绕诗艺所展开的各种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才成为可能。

我是2000年年底上网的，适逢其会。由于发现有不少孤独的同类存在，不免欣喜和刺激，于是开始了爆发式的恢复性写作。2001、2002年之间，在各大论坛游历、交流，乃至参与多个论坛的版务。现在回想，网络文言诗的新变那时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这点可略举几位早于我上网的作者及其作品来印证——

A、 碰壁斋主——形上之思及古风的复归

B、 胡僧——当下意识的觉醒和人性关怀

C、 喵喵——现实批判主义

D、LIZI——语境之变易与新语汇之进入

E、 孟依依——从古闺怨到小资

限于时间，我只能举其大要。盖言之，一些重要作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摆脱单纯拟古的樊笼，进行具有个性和时代性的写作。这些作者及其作品对我提出“文言实验”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3、复“古”与及物

“文言实验”是在一系列创作实践及相关理论思考的推进中逐步展开的，而非脑瓜一热脚一跺的产物。复“古”的倾向与写作潮流，是此概念明确形成前的先导。

2001、2002年前后，故乡的“唐风宋韵”论坛（后更名“诗公社”）是当时所谓“古风派”的大本营。其中坚作者是碰壁斋主、雀离佛和我。审美上推崇汉魏风骨及“真气”，诗体上侧重古风——特别是五言古诗的创作，在此前以七言及律体为主的网络诗坛上别开一时风会。质言之，故乡的古风是由唐而上溯汉魏的古风，而非唐以降的乐府歌行。

抛开个人气质等先天因素，在我个人，复“古”，具有双重指向。一是诗体之自由性，可最大限度地抛开形式镣铐，更专注于情志之表现；更重要的是，古风的“质”，古风的“真”，在我看恰是对治泥古与伪饰之通病的良药。也就是说，单提古风，既是自身创作与审美的需求，也是对当下诗词现状不满而产生的一种反动。

在2002年6月的《实验部作品初辑》前言及《与独孤兄论古风书》等帖里，我曾特别提到古风与实验之关系——


“在我个人看，古风实在是古诗词之现代延续与发展的一大资源，它本身的自由度，或者已赋予它先天的优势，使它更宜于表现现代人日趋复杂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我们常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看到，真正有意味的革新，往往是在复古的旗帜下潜移默化的运进者。这次，古风作品基本没有往实验部里放，主要是考虑到在本论坛，它已拥有自己相当独立及醒目的位置，已是一个相当自足的实验区了。它和实验部的作品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

“古风并不是个断代性的名词，不囿于某朝某代或某种风格，更不简单的是某种旧语文之惯性。它的指向是开放的，并是立足于每个创作者的当下境况的。在我看，所谓古风，盖古典诗体中之自由体也。惟其开放与自由，故常能尽我人眼中、心中之千奇万状而现其本真。

“也因如此，古风是很难作的，甚至比律诗更难。它没有严格的框子，固然少了形式与格律之限制，但同时也少了利于攀附的脚手架，好比叫人凭空摩云。故创作者必须真有心，真有气，要能在空中把抓住这些无限飘忽着的东西，使它们聚拢、现形。至于有意识、无意识地将打油妄称为古风，或者徒然在语言形式上拟古，很是常见。好在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本质区别。”


“不干西风，不干东风。立足当下，是真古风。”


另外，还有几个不可忽略的先导性概念，比如重提“兴观群怨”，提倡“时事诗”，提出诗要“及物”。说法不同，侧重不同，而诉求皆在文言诗当返本归源，回到当下生存情境，回到我人当下真实生活的体验与表现。

对优孟衣冠不满，想寻求真实、真切的表达与表现，这大概就是文言实验发生的初机吧。


二、 文言实验之提出


1、正名之必要

“文言实验”或“文言实验诗”现在一般都是连缀成一个词说，而提出时其实是有先后的。2002年6月6日，我与同主故乡版务的雀离佛等版主合议后，在“唐风宋韵”精华区里专门开设了一个“实验部”，辑录被认为具有实验性的作品。是为“实验”之发轫。是年冬，首师大召开一个当代诗词创作研讨会，檀作文博士邀我与会，于是做了一篇《自问自答：关于文言诗词的一个思考札记》的会议发言，提出“文言诗”的正名问题。“实验”与“文言诗”分别提出，但又是整体。“实验”在前，正名是由此而深化的后续思考。

这两个概念，“文言诗”相对简单，在《札记》里陈述的理由我现在仍以为是足够充分了。无论任何人说我在写“古诗词”，写“旧诗”，我是一定要斥他犯了语病，且是不礼貌的——


问：首先，你为何使用“文言诗词”这个词，而不是“古诗词”、“旧体诗”、“古典诗词”等常用的称谓？

答：正名的需要。“文言诗词”这个称谓更为规范和准确。

文言诗词，是从诗歌本身的语言层面进行的一种客观界定，而后面几种指称中则含有诗歌本体之外的因素。无论唐宋明清，都没有人把文言诗词称为旧体诗词或古诗词，——相对于律体而称的“古体”是从文学形式上所作的另一个层面的分别——因为直到20世纪初，文言作为狭义上的诗歌之语言载体是一惯的，诗歌始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语言基础及传统中获得其表现与发展。直到发生近代的文化突变，文言在纯文学领域的垄断地位被颠覆，白话取而代之，这个传统才被人为地掐断。相对于“新”的白话诗，文言诗词戴上了“旧”、“古”的帽子。显然，这些指称里隐含着一种特定的价值判断，隐含着文化性上的陈旧、僵死、落伍、过时、脱离现实等贬义。直至今日，这些指称仍经常是不名誉的。人们一旦提起它们，脑海中便首先产生类似文学遗产乃至文物、古董等印象。也就是说，通过它们，文言诗词的现时性在人们的理解中被无形地取消了，这个文学传统的未来指向被强行封闭，其可能具有的发展活力被预先判定为不存在。显然，不论从文化传统之通变的辨证观，还是文言诗词之现状，这种带有强烈的特定价值判断色彩的命名都是武断、偏颇和非法的，便如宣布一个被强行钉入棺材的活人已经死亡，其生命不再有任何延续之可能，并取消其户籍。

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远。使用“文言诗词”这个指称，是以文言为语言载体进行创作的诗歌传统进行自我正名的内在要求。文言诗词没有死亡，至少现在还没有。它不绝如缕，而这未绝之缕还在我们手中，还在伸展。同时，正名不仅是一种姿态。它直接关涉到写作者的心态，并影响其作品。比如，我注意到，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当代文言诗词写作者事实上都在进行一种虚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虚浮无力，面目苍白，袭古成了习惯，似古成了目标。而写作者自身的情志，他们对自身及世界之实际感受认知，却在模式化的语言风格乃至所谓古典意境的追摹里丧失殆尽。甚至是尚未开始便被遏止。他们的作品缺少灵魂，没有面目，只是些似或不似的行货和假古董而已。再严厉些说，是伪诗，哪怕他们原本是真诚地或自以为是真诚地在进行写作。不错，真诚是真诗的要素，但仅有真诚的愿望，不一定能写出真诗。造成伪诗的原因，当然不只一个：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对诗歌意义的理解、对诗歌艺术标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掌握，乃至写作者的个人才华性情等诸多因素，都在起着制约作用。而我觉得，是否首先将文言诗词看作一个正在自己掌间、在自己身上流动的活生生的事物，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写作之前已把文言诗词看作与当下生活渺隔千里的草篱茅舍，那么，这个写作者在当下现实生活里所遭遇、所体验的真正内容便总是无以容身。他必然要回避、消解真实来迁就那个已经静止了的画卷。他在里面做梦，俨然古人，说和古人一样的话，却既无重量，也无价值。文言诗词这个指称多少可以点醒这个白日梦。它强调的是，我们是在写诗，这才是本质。而诗，只有好坏、真伪，没有新旧。唯一存在的区别或特征，仅是这种诗以文言为载体，而非白话。


2、从语词之变到意识之变

而“实验”则复杂得多。简单说，文言实验，就是要寻求文言诗在当下语境延续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尝试。所以冠以“实验”之假名，不仅因为它在文艺词典里往往与现代性、先锋之义相联系，且在于此种努力的可能方向是不定的，是多指的，而其最终成败亦实不可知。

围绕这一概念及实验文本，五年来网上辩难不断，所涉论域很纷纭。在技术层面，它涉及到语词/名物之变，题材之变，诗体之变……而归根截底，我以为实验之核心终不离语境之变，意识之变。我所作的回应文字有一大部分辑为了《边见·实验谈》，兹略检数条相关者分说——


“李杜屈原所以好，正是能合其时代脉搏与个体脉搏于一。虽时代与个体内外有隔，亦终不可割裂，要归于一种特别之自家身份也。优孟衣冠，剪采为花，纵得形似，毕竟神殊。‘置诸集中莫辨’亦何意义之有哉？其于人心之感动亦何有哉？诗固不以迎合大众为目的，此所以存自家身份也。诗亦不能跳脱当下而高明，此亦欲得自家身份者所必察者也。”


“写诗是微妙的炼金术。写诗的人要去观照天地造化，体察生命的运进，去把握其中每一个本质和细微之处，然后去进行语言之创造，令普通的事物和情感获得崭新的诠释和呈现。这个工作很艰难，任何对自我本真的轻视大意，以及对艺术标准的松懈，都会使这工作变成无聊的儿戏。禅宗有句形容大修行者的话，叫“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匪此功，我们无以摆脱贫乏之境。”


“文言诗词在一个固有的范式里泡得久了，以致如福尔马林中的标本。无论如何腾挪，厚厚的瓶壁总碍伸展。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习惯性的表演，而非呈现。
“呈现才是重中之重。
“我现在有时宁可陷于混沌，被混沌牵扯。”


“在城南兄，文言诗词，首先是个古典的东西，是个凝固在历史中的既定架构，有它特定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趣味。它是个被预判的文统，一切发展只有在传统的思维向度与语言场域内展开时才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而一旦逸出了此古典场域，便不免被视为引入了异质，乖离了正轨，是非法和破坏性的。在俺，则不能承认这个预判。一如俺说过很多遍的，文言诗词是个开放的体系，惟其如此，它才可能会有切实的发展。文言诗词的写作，首先是诗歌的写作，是当下的写作，是个体的写作，文言只是诗的载体，传统只是写作的资粮。”


“对‘实验本来只是熟稔者的事’的意见，俺也只能认同半截。熟稔者固然对文言系统有较深了解和较强驾驭力，较容易在文言系统与口语系统、古典语境与现代语境的双重坎堑间周旋，从而较稳妥、有力地盘活业已僵死的文言诗写作。但作为一种写作意识，一种内在于创作的精神指向，实验之途对任何程度的文言诗写作者都是敞开的。”


3、 通变：站在史上考量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近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大变，文言诗不能察此时变，应此时变，但坐壁株守，故语言资源日趋匮乏，艺术表现力日趋萎缩，真是到了坐吃山空、山穷水尽之地步。“穷”而至此，必于自身努力寻求新变之途，然后可言通和久。

谈文言实验，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在通变上着眼，站在史上考量。不仅站在已凝固的过往的死史上考量，而且要放到整个文学谱系的活史上考量。如此观点才能辨证，中道，合于理性。如此才能不怖于变，不悖于通。

对文言实验，往往有极端的两种方向。一种是坚拒，以文化保守自居，以“诗道”自踞，视实验为洪水猛兽，为持械倒壁，乃坚壁清野以待之；另一种是盲从，讨便宜，文言根底不立，现代意识不具，但窃一二形式之皮毛，望风扯帆，买椟还珠，乃坐成实验之流弊。这两种态度都是都是昧于通变之道的。前者以“通”为死物，不知文学谱系的健康肌理一直是靠“变”的呼吸代谢来维持的；后者也不知道这一点，——他还不具备历史的意识，因此也无法“意识到他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与当代的关系”，无法在一个新的序列里成为文学传统之整体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我的文学通变观，主要受益于《文心·通变》和艾略特的论文。往大里说，或者也有佛教中观思想的潜在影响吧。1994年进修于北大，尝作《〈文心·通变〉枝议》，节录如下——

“窃谓彦和之通变观，尚不止于是。不在资故酌新，不在凭情负气，更有向上一着，超乎言诠。何哉？直是以通统变，纳变于通也。《文心·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端视文道一理，而阴阳迭运，天地弥纶。故其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既称律，恒常必也；运周弗穷，通之谓也。此通但从文学发展抽象之承贯联系着眼，日新之变，适为此长河上前波后澜之细微相也。作如实观，自然小不乱大，巨不掩细，两端俱舍而一味通达矣。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尝喻文化史，如形象之方程式链条，依次排列一对对未知数与已知数之组合，传统既常数，现实变化之因数为未知数。其观照略同。”

而在《再复惟斋论实验》、《复具沤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帖中，也都论及了我的通变观——
“‘实验只是要回到诗本身，回到生活本身’，这话我以为是个恒理……兄提到现代性，是狭义地论当下主流之时代精神。而在我，其实更多是宽泛地去说现代性，即通于古今的每个当下的那个现代性。即每个时代在其当下都是现代的，在其时域中之作者当直面其亲历亲在的那个现代，而有所体验，有所呈现……
“易言之，兄拈出的古典、传统为静态中之观念，所论乃以新变与守旧为两橛。而我所重者在变动中之通量，以为但得此通量，则新变仍摄通中。至于传统文化的熏习与继承，语言基本功的掌握，我自无意去反对，而且坚决赞同。”


“道或有统，而诗必无统，且道统必不得统诗。道之所照所用在公共，诗之所生所感在个人，俺以此为不易之理。诗无统，则无任何先定、恒居之“内在气质”可言。时空易，人文易，心志易，诗何得而不易。此易适为不易之易，为通中变，变而通…… ”

我的文言实验观（3）2008-06-07 16:52三、 我的文言实验

谈论自己的作品与风格，如非困难，至少也是不免尴尬的。然文言实验开展时间甚短，真正立得住的作者不过五六家，他们的写作路径又与我一样是在不断调整中，故而或者还是谈自己来得容易些。幸好，我还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写什么，要写什么，以及现在写出来的与理想中想达到的差距有多大。


1、深度抒情

诗缘情，抒情几乎就是诗歌的本质，情感充沛几乎就可以与诗人和好诗划等号。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至少，在西方诗歌原型中，与抒情诗并列的还有叙事诗与悲剧。在我国的诗歌原型母本《诗经》中，抒情诗也不占全部。而一个人是否好的抒情诗人，一首诗是否抒情佳作，其实与情感的充沛几乎无关——关键不在有怎样的情感，而在怎样去抒发，怎样去成功地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天性，可能比较合适做抒情诗。也因如此，在文言实验中，深度抒情就成了我追求的一个目标。我曾在一个回帖中批评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一个习见的毛病——“大感喟，浅抒情”。就是言志总不厌其宏大或超迈，而抒情则每显空疏与肤泛。（略）

于是我觉得，文言抒情诗的实验，首先就是要往情感的底里深挖，挖到生命体验的根子上，挖出痛，挖出血，而不止于程式化的儿女绮语与山水逸兴。要之，主体的内审要锐利，要严厉，要扩充到生命意识的整体，而表现上则与之相应，调动各种可能把捉到的意象、细节来充实之、呈现之。换句话说，我不要一个单面的情绪，而追求表现立体的多棱的情感。这些情感不是孤立而苍白的切片。我宁肯它们是笨重且肮脏的土砖，也不要闪亮的水钻。


2、文言自由体

实验伊始，我就生造了“文言自由体”这个词。当时，主要是指五言为主的古风，兼摄杂言。我以为它们是进行文言实验的天然的好载体。《古诗九首》、《饮酒》系列就是我那两年比较重要的习作。

不过我很快发现，古风、杂言固然较律体自由，但在全诗一气到底的体式中，篇幅稍长，场景、蕴意切换稍多，衔接上便容易生硬，不能圆转。而在分段的现代白话诗中，这根本不是问题，不存在这种影响表达的先天障碍。05年左右，《诗经》的分段式的杂言诗体成了我经常使用的体裁。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旦兮》的出笼。形式上进一步的“复古”，与实验的推进相得益彰，这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古人们的自由的诗心吧。

回过头说，诗体的自由只有与写作意识的开放挂起钩来才有意义，便如胡服骑射是出于战事的实际需要，而非矫饰。07年创作《断偈》，是我对文言自由体进行的又一次尝试，这条路径应该还有更大的开掘的余地。

文言自由体并非文言实验的唯一方向。《无题》两首，《减兰》两组及今年初作的《莺啼序》，都是戴着镣铐跳舞。在格律的固有框架内，如何进行审美意识的转化与突围，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


3、 容量——组诗与大诗


在六年的实验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容量，对于文言诗的现代延展，是个不可忽视的症结。

容量，一方面是篇幅，是量；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质，是诗里所承载的精神有多大，有多重。前者的对应物可能是组诗（组词），或者长诗，而后者对应的概念是大诗。这方面的一些基本想法，在《边见·论大诗》及《边见·论诗心与长诗》等帖里已大致说到——


“俺本人，确乎也是视《玛笃克》为自己去年最大收获。正如易兄所见，追求大诗，是俺近两年来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向。和俺另一个比较关心的概念——纯诗——相比，大诗在当前文言诗写作语境中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紧迫，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以俺看，大诗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涵括纯诗精微之境的，而在时空之托付与延展上具有更大的张力，一如大海之纳百川。向上溯，中国古代文言诗不乏纯诗精神，常造幽澈之渊，而大诗的创造，则寥寥可数。楚骚，可谓中国古代大诗的典范，诗经里一些篇章也有大诗的分量，可惜随着巫——史精神在后世文学语境中的弱化、分离，大诗亦渐从诗界退出，后继乏力。故以今日眼光看古代诗歌，多尽玄远之致，而少混沌之力，每局一己之怀，而微六合之慨。愁苦及身，不能深味，直如贫人献宝。忧患宛在，蔑加荷担，何啻好锦在棘。俺之重视大诗，以为今日当远汲诗骚之脉，广摄九域诸流，其缘固在此也。
“《玛笃克》只是个人的一次突破，离大诗尚隔得远。放到文学史中，显然分量还远不够。近来广读诺贝尔奖诸诗家专集，愈发感到自己诗艺的疏浅，同时也愈感文言诗危机之重。然则，只有继续走下去而已。
“兄所赏《有霉》，是俺另一方向之探索，倾向个人与细节，或可谓抒情性之纯诗。这个路线，俺也刚刚开始，而与大诗之追求不悖。大地震动是诸法实相，拈花一笑亦是诸法实相，其有隔乎？其有隔乎？”


“从中西诗歌发生的原型看，中国诗歌开始就基本是从抒情诗原型生发延续下来的，而西方诗歌则更多的秉承史诗、悲剧传统。其源也异，其流自别。象屈子，承袭楚巫文化，而此非后来中国文化精神之主流，乃成绝响与异数。后世中国诗歌非无长诗，如《长恨歌》、《圆圆曲》，然终不过较长的抒情诗——或抒情与叙事之混合体而已，与西方长诗如《神曲》、《浮士德》、《杜依诺哀歌》、《荒原》诸什之篇幅、神理固不相侔。必欲合参，则古诗十九首、陶诗中诸组诗，俺以为或可相匹，盖其精神指向略同。而陶诗作为个人生活、精神史的诗化文本，尤其值得注意和借鉴。
“由此，自然引到另一个俺近来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当代文言长诗是否会出现，以及它可能以何种形式出现？俺个人认为，现代文言长诗创作虽然目前还看不到象样的文本，但既已进入当前的思域，则完全可以探索。并且，这应该是文言实验的一个重要方向。别人俺不清楚，在俺自己，是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两三年写《古诗九首》、《饮酒》系列，都是有意识在做初步的热身。至于形式构架，鉴于文言诗文体、韵脚等方面较大的限制，糅合骚体、陶诗以及西方哀歌体的结构性组诗，或者是比较可行的路径。另外，还有种可能的方向，就是小型的文言诗剧。当然，说说容易，真正要创作出这样的东西，没有大量精神、素材的储备，以及充分的耐心，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都不好说。且俟以时日吧。”


我的文言实验观（4）2008-06-07 16:53四、文言实验之现状

“

1、普及与分化


最近，我不止一次说过：从提出文言实验这个概念的初衷来说，实验，已经成功。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实验的精神指向至少在网络诗坛已经被普遍地认识，并或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大量写作者产生了影响。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意识开始在写作者中间逐步建立了起来，实验性的写作文本日益丰富，相关的审美批评也随着创作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或可说实验进入了分化期。在相对成熟的实验写作群体中，知识结构、审美趣向、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日益凸显。这是必然的，是好事。实验本来就不是铁桶一个，实验的初衷就是要打破铁桶，就是要搅浑水。实验就是要制造混乱。两年前我针对“实验体”的说法有个批驳的帖子，现在还是这意见——

“‘实验体’的问题，在这里也再次被提及。俺不知此节是什么命意，是正论，还是反讽？俺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当下较严肃、活跃的实验者，实验的路径大多不同，语言风格也在在回异，如俺与佛爷即有很大差别，老蝉和兽头也显非一路。俺很好奇，这个‘体’是谁、是怎么判摄出来的。若只拿俺个人说事，或不妨说有个‘嘘堂体’，但俺的风格远远涵盖不了实验的全局。何况，俺的‘体’也还是阶段性的，俺还没打算用棺材盖把自己闷死。
“朵兄提到‘垄断’、‘收编’，最近看到一些言论似是隐隐对此而发，顺便也说两句。公社是实验的发轫地，也是最大的实验作者聚落，但不论对内对外，所有的交流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其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作者各自独立的差异性之上的。这里并不提供任何终极裁断，而只提供一个自由写作与批评的平台，只提供种种通向审美世界的可能性。事实上，每一个实验者都只是且只能自己寻求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突围之径。如果有垄断，也只有审美对心灵的垄断；如果有收编，也只有时间对作品的收编。”


Y

2、技术化倾向

在当前，文言实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技术化倾向。我个人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实验必须靠技术保障，实验必须在技术层面被落实，否则便只是一个空头口号。


“小熊好，实验到今天的状态，如果不能在技术层面多些讲究，对形式做些探索，则不免沦为空头主义。俺觉得，形式、技术上的追求，并不外于本真情志的表达。恰恰相反，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也是为后者所驱动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达成最佳最有力的表现。
“在俺自己，近两年是越来越感到文言诗固有形式/范式对自由表达的制约和束缚。也就是说，随着诗歌自觉意识的唤醒，语言自身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只拦路虎。而这些问题，必须在语言自身的层面上去解决。

“……具体到公社的实验文本，相对于其他地方，重技术、形式的趋势确实很明显，不过俺以为至今还并不曾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这点俺和老蝉的看法完全一样。
“那么为什么一方面觉得现下的实验状态很‘玄乎’、 ‘极端’，而一方面则觉得还远远不够呢？俺想关键恐怕还在于阅读视野和审美习惯。旧的诗学范式，是个业已成型且植入阅读者思维深处的价值评判标准，无论高明或下劣，总有现成的相应的尺子去衡量其长短。而实验文本不同，它的所要表现的情志/意识，及随之而应用的形式、技术，就传统视域而言几乎必然是出位的，乃至颠覆的，旧的审美、批评框架的先验有效性在此每每是无能的。就大体言，俺以为问题并不在于实验文本的不知所云，故弄玄虚，而在于大多数阅读者尚缺乏接受这些新变的文本的审美经验。
“这样说，大概是坐实了小熊兄批评的那种对‘拒绝吸收现有西方诗学技术的作品和作者’的‘怀疑’与‘轻视’。坐实就坐实吧，这本是事实，至少俺认为目前绝大多数的文言诗写作者和读者是知识贫乏的，是视野极其狭隘的。不客气点说，是莫名其妙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他们几乎对西方的、现代性的文学发展态势及文本毫无认识，对内里所蕴的诗学精神和技术指向全无体会。讲白了，他们的咀嚼肌和牙齿因为缺乏训练，根本啃不动现代文学艺术的坚果，甚至连基本的味觉都已丧失，遑论读懂之并从中汲取养料了。夏虫不足语冰，竖井之蛙不足与言世界之广阔、物种之繁茂。少见多怪，这四个字是俺决定要赠与他们的。
“所以现在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检讨形式、技术化倾向是否已趋‘极端’，而在于寥寥无几的实验者如何深化对形式、技术的探究，以及滔滔皆是的知识贫乏的读者如何给自己补课，扩充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能力。当然，实验者不必也无法对读者直接提出后面这个要求。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具体文本的呈现，反复对僵化的——如果不是退化的——审美范式进行感性或知性上的冲击，从而使该要求在有限的读者自身中间逐渐形成，在小范围里形成新的、有效的批评性互动。
“置言之，俺不怀疑小熊兄对实验所作批评的善意——俺也一向对纯技术流或者形式主义抱严重的怀疑态度，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姑置不论——但俺以为目前实验作者对形式、技术的倾重是极必要的，是势所必然的。这恰恰证明，一种知性的写作实践及态度正在逐渐建立，这是文言诗在新的语境中走向成年的不可或缺的一步。
“这或也可回答关于实验的阶段性、终极性的疑问吧？一切指向表现，有效的、精确的、真实的、创造性的表现。”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口语化问题。在近年文言诗新变的各种路径中，口语化写作是颇流行的一种，而且经常被人有意无意地拿来和实验划等号。在我个人，对口语化的流弊是一直抱强烈警惕态度的，是坚持要在文言、白话两系统间坚守区隔的——


“关于文言诗的口语化走向，俺个人是深有顾虑的，虽然在比俺更执守古典审美范式的朋友看，俺大约也是个危险份子。就当代白话诗写作的情况说，俺对所谓民间写作派的过度口语化倾向颇不感冒，以为它往往稀释了作为诗的语言的精度和力度，降低了诗的要求。而从文言诗写作看，如何在寻求新语境的同时保证文言系统的延续，更非易于之事。这个文言系统，和梦楼兄所举的词的种种审美标准有些不同。那些标准是审美判断上的东西，受各人感性感知与时代精神影响的成分更大。而俺说的文言系统更多的是指语言本身的特质，它所区别于白话的特质。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对文言诗的要求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其语言表现应保证诗性的特质，另一个则是其语言本身应保证最低限度的文言性。而过度口语化，很容易导致同时偏离这两个要求。_”

“口语与白话诗毕竟是一个语言系统的，相斥性相对小些，文言则不然。而文言诗限于自身语言及文体特点，句式相对呆板，容量相对小，因此也更难克服口语质料单薄的问题。
“功利、哗众之说，有些诛心，或者过苛了。不过功底不足，不论在一般的初学，还是对实验感兴趣的年轻人，确是普遍的现象。在把握当下意识，正视现代语境的同时，文言语感的培养，诗性语言的提炼，也都是不容忽视的。

“所谓过度口语化之口语，严格说应该是时语或时下的口语。”


3、 前与后的对接


“我们可以说，文言诗词是被一种文化暴力强行扼止、赶入边缘的，而同时，这种扼止亦有其必然性，是与西方文化的东渐合拍的。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想象也无力且不必去改变这一语境转换的历史现实，甚至无论如何坚持传统价值，我们也无法将如盐在水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自己身上驱除殆尽。这时，我们要求于文言诗词的，只能是自身的调适，使它能够继续能够承载与体现‘缘情’、 ‘言志’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继续是‘诗’，而非一种因其以往成就与文化情结而故意保留下来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应该要求它‘无限延伸’，便如一个中止了延伸的涟漪，只是消失了的涟漪，一只停摆的或者无法再准确显示当下时间的钟表，只是一件摆设。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向现实之水面投出语言之石子，继续给锈蚀之发条涂上新的润滑剂。
“至于白话诗，我以为是另一个涟漪与钟表。和文言诗词一样，只要它是‘诗’，自有其无穷的意义与发展空间。两者不是对立的。对立的东西永远只是“诗”与‘非诗’。 ”


“又嫁接一说，俺亦有微词。何代文学无嫁接？何种文学无嫁接？即今网上网下作诗诸君，何人脑中无中西思想嫁接之果？苟诗经一脉与楚骚一脉可嫁接，文人诗与胡乐俚曲可嫁接，乌得谓今日中西诗学不可嫁接，新语境与旧文体不可嫁接？嫁接之初，或不免失败，不免不伦不类，而渐入佳境，水乳交融，亦未可知。近两年来，每有朋友责俺开实验之端，鼓躁进之风，使初学者亡失根本，眩奇售巧，是亦以“粗暴”之嫁接责之也。俺承认他们所责的现象存在，值得警醒，但不认为可以执此而责实验，责创新。盖嘉木之侧，岂无杂草，新变之败笔之末流，与守成之败笔之末流无二。实验与求新，原非易与之事，真正的实验者必是严肃的，于传统与现代之人文有所会心的，于个人与时代之境况有所观照的，而非玩弄机巧怪异的文字游戏。他们的嫁接，是要在不绝如缕的传统人文与瞬息万变的现实感知之间搭起沟通之桥，让诗性继续延展于世间。他们知道新变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从当下、从点滴开始认真做起。
“进言之，在俺，对于‘粗暴’的嫁接，或者简单的复古，都不认同。经云：断见常见，皆是邪见。斯语可味。”


“俺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传统诗道的敌人，也不认为实验是外在于传统的石猴。在十多年前写《文心通变枝议》时，俺就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一直避免机械、割裂、静态地看待文学流变。俺提倡实验，只是想给一具将枯之躯注入新血，让它的造血功能继续工作，让传统继续生成，存在。在此意义上，俺自认是传统的真正维护者。且是建设性的维护者。

“也因如此，在俺，其实并不存在媾和的问题。俺觉得自己一直在维护、提倡的，都是诗所以为诗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都是些老生常谈。而问题只是在于，这些老生常谈在文言诗歌史上渐渐被遮蔽了，变成了些空话套话，不能在实际创作中得到如实的反省和切实的生发。

“俺不吝于举起矛，并且狠狠扎下去。然俺所扎的对象，是诗歌写作中的惰性和奴性。麻木至此，不狠狠扎下去，则诗心不能复活。

“俺反对博物馆学意义上的诗统说。如果必谓有个诗统，则不在汉魏唐宋，不在五言七言，只在活泼泼诗心的创造及其传感。

“落到具体的个人写作上，对于传统语境——俺更愿称之为文言语境——俺并不排斥，也无意革它的命，因为只要俺自己还在用文言写作，就不可能和这个语境脱离关系。俺关心的是，这个语境还有多大的延展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满足当下情志表现之要求。俺的写作只忠于自己，而俺自己，恰恰是在古典美感和现代意识的夹缝里喘息。

“老蛔虫说俺机智，其实俺苯，因为俺在夹缝里尚不得出，只能喘息。新与旧，对俺都是压力，苟能绕开，则当真阿弥陀佛。故俺只能继续摸索、摇摆，不断尝试种种的‘立’，以此种种立求一种破。所谓挠破老头皮，即斯之谓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