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泠沅：沉潜乡村教育二十年

管季超0712

顾泠沅：沉潜乡村教育二十年

[日期: 2010-06-03 ]

来源:中国教师报

　与顾泠沅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一大串荣誉的花环：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
　　与这一大串荣誉花环连在一起的，则是长达20年的跋涉在泥泞小径上的乡村教育实验研究。能够沉潜乡村二十余年从事教育研究活动，在当今的中国基础教育界，已经十分稀少了。 在中小学打下基础，学后得遇三位大师，是我一生的幸运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三位好老师，而且个个都是大师。
    我的第一位恩师，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我跟随他在复旦数学系学习5年。苏老送我们两句话：一句是，做学问要巧用“零头布”。他说：时间就像一匹布，而生活却常常把它剪成零零碎碎的布头。做学问就要学会利用这些“零头布”。我从那时就养成了巧用“零头布”的习惯，只要有空闲，我就看书、解题、思考、做笔记。我的教育笔记几十年一天不落，到现在积累了100多本，这算是我的一笔财富吧。苏老还有一句话：做学问要通透明白，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他在日本留学，有一次一道解析几何难题解不出来，就去问导师。导师说：“你去查查沙尔门·菲德的《解析几何》，读完，题目就会做了。”《解析几何》共有三大本，2000多页啊！我从苏老的讲述中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要想做成一件事，哪怕是解一道题目，你也必须把事情弄个通透明白，才能迎刃而解。这叫严格缜密的科学思维。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著名教育家刘佛年，刘老对我厚爱有加啊！他先后5次到青浦考察我们的实验，兴奋得不得了，还让师母亲自做饭给我吃。1987年，我跟随刘老读书，硕士加博士，六年读下来，对我从学术到精神都是洗礼。先生宽容大度的民主意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刘老跟我说过多次：物理学上的哥本哈根学派有一种“下午茶”的形式，各个领域的人聚在一起，大家自由交流，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我们为什么不能形成这样的学派呢？其实，刘老是在呼唤一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氛围。
    第三位恩师是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吕型伟，我跟随吕老整整做了15年课题，经他口授心传，得益匪浅，尤其是他那种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的改革风范。先生每到节骨眼上敢于指摘时弊，机锋所向，锐不可当。他考察学校，总是说“不进课堂，就等于没有到过这所学校”，“教育的新鲜空气在课堂”。鲜活的学校，成为他研究教育的逻辑起点。
在青浦乡村，我跑遍四百多所学校，听了几千节课，努力寻找教育真谛
    我的教育生涯是从一间破庵里开始的，先后教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带博士生。大概各个教育阶段都教过的人在全国也不是太多，这个经历对我又是一笔财富！
    我首先教的是语文。那时县城中学都教毛主席语录，我在农村没人管，补充了名篇选读、语法修辞，结果农村学生的作文比城里学生写得还好，于是受到青浦教育局的重视，调到青浦县城里做教研员。当时碰到一个好局长，要在教育上打翻身仗，叫我立下军令状，干它20年，把青浦教育质量搞上去。
    青浦是全国的缩影，它有东部和西部。东部靠上海市区，比较先进；西部偏僻，教育落后。东、西部有差别，全国的不平衡在这里很典型。
    实验开始之前，先下去搞调查。首先是查明现状。当时我们没有教育统计的概念，我就借鉴医学统计的方式：常见病、多发病，把这些借用过来，寻找教育上经常发生的问题，统计下来做分析。就这样找到了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突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个关键期。
    一个人的幼儿、学龄前是重要的启蒙期。在农村调查，我发现城乡人口的素质差异主要不是遗传差异，而是环境、家庭等等的差别。一个孩子的启蒙期，真正重要的不是教数学、教语文，而是培养他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交往能力。第二个关键期是小学的中年段，三四年级自我意识开始成长。第三个关键期是中学的低年段，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处于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期，思维发展快，可塑性特别大。
    1986年布卢姆到华东师大，我就这三个关键期跟他交换意见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你在东方搞了10年，我在西方搞了40年，所得结论几乎一致。”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然后探讨用当地的经验解决问题，当时我们把这称之为“经验筛选”：在积累大量零星的原型经验基础上，提炼筛选出有效的经验，然后进行实验，实验完毕进行大面积推广。“经验筛选”使得青浦县的教育质量大面积提高。
    调查统计、经验筛选、实验研究、大面积推广，这个过程现在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当时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我们坚持了近二十年，才完成这个工作。
佐藤学说：一所学校要有发展，要有改进，教师要敞开教室的大门，相互评论，连环跟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教师事关重大；第二句：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我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发展和课堂改革。
    教师发展，最为要紧的是如何把先进理念转化为教师的教育行为。这个问题，一般的培训解决不了。
    从国际上看，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叫做“同伴互助”。其实“同伴互助”我们原来就有，就是同事坐在一起的教研活动，也就是“校本教研”。有人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彭恩霖教授：中国教师这么厉害，办法那里来的？彭恩霖教授就到上海来找答案。她一头扎到学校，一天到晚坐在课堂和教师办公室里观察。结果发现：原来中国有教研活动，美国没有。后来我去问吕型伟，教研活动哪里来的？他说是从苏联来的。
    但我发现，这个“同伴互助”是横向的支援，很难避免同水平重复，所以我们给“同伴互助”补充了“专业引领”——专业活动没有专业引领不行。
    国际上解决理论向实践迁移问题的另一个方法，叫“案例讨论”。我到美国考察，美国教育家舒尔曼跟我是朋友，他说我亲自上给你看，案例讨论该怎么做。但我感觉效果不佳。
    舒尔曼的思想是从杜威那里来的，他认为教师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职业。因此要借助于成熟行业的方法来培训教师。找来找去，发现医生、律师、工程师等是成熟的行业，借鉴这些行业的成熟经验来推动教师专业化。但是我跟他说，你有一件事情没研究——教师这个职业跟医生、律师、工程师的差别在哪里？医生有医案，律师有法律个案，他们通过案例讨论，很能见效。因为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职业的技术含量高，以文本知识为主；教师这个职业的艺术含量高，以经验知识为主。所以，工程师造桥，拿出造桥方案来一讨论，别人就掌握了。教师拿了优秀教师、甚至特级教师的教案去上课，他还是成不了优秀教师。为什么？它需要一个内化，需要跟自己的经验、背景结合。我跟他提出来，仅有教师的案例讨论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有“行为跟进”。讨论的时候是磨嘴皮子，磨了嘴皮之后，必须到自己的教育情境里面去做——多次反复跟进以后，才可能有点提高。
    所以我们给“案例讨论”补充了“行为跟进”——教师的水平只有在课堂的拼搏中才能成长。东京大学的佐藤学教授说：在日本看了1000所学校，5000个课堂；到美国又看了很多学校和课堂。看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一所学校要有发展，要有改进，教师要敞开教室的大门，相互评论，连环跟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做过教师的都有体会：教师的学习和思考是基于案例的学习和思考。教师培训，没有案例常常失败。因此要有大量的例子，让他琢磨之后，才能产生理念上的一点变化。这叫“载体学习”，就是以案例为载体的学习，当然也可以是别的载体。例如我们的教育评价，一二三四列出很多条标准，其实空话不少。现在有些国家的评价，一个标准下面举三个例子，老师看了例子，弄懂了，也就会操作了。
    教师发展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叫做“职初教师”，第二阶段叫“有经验教师”，第三阶段叫“专家教师”。“职初教师”的知识主要是原理性知识，也就是说他知道一些学科知识以及教学法原理，基本是书本知识。“职初教师”进入教育岗位后，要不断积累经验知识。我跟舒尔曼讨论，一致认为：经验知识就是案例知识——面对某一个学生，处理某一个知识内容，积累的例子越多，经验就越丰富。这个阶段叫“有经验教师”。“专家教师”还应具备丰富的策略知识，能够用一般原理分析特殊案例和个别经验。由此可见，案例在教师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十分重要。
（李振村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