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剪纸里的巫术信仰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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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剪纸里的巫术信仰和精神追求
作者  孝昌县白沙镇政府   刘少峰

        孝感剪纸是孝感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孝感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孝感雕花剪纸世代相传，快速发展，逐渐登上大雅之堂。1987年，剪纸作品《百凤图》参加中国首届艺术节，获优秀作品奖。1988年摄制的以孝感剪纸为题材的专题艺术片《一剪美人间》被选送到巴西参加国际影视展评，获“第五届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其中《槐荫记》被选为本次艺术节宣传画插图。1990年，取材于孝感民间神话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剪纸作品《槐荫记》，在世界博览会上获特别奖，并被美国俄亥俄州政府收藏。1994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分别发表《玲珑剔透，美在人间》和《民间艺术的瑰宝——孝感剪纸》的文章，《湖北日报》更以整版篇幅发表署名文章《一剪神韵夺天工》，图文并茂地从艺术特色角度对大型画册《孝感剪纸》作了精深入微的评介。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先生为之题词：“荆楚大地民间艺术的瑰宝。”2005年10月，在中国剪纸艺术节暨全国剪纸大赛上获银奖；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前不久，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孝感剪纸作为瑰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精神层面。
      孝感剪纸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融合了南北艺术之长，既有北方粗犷苍劲的风格，又有南方玲珑细腻的特点。它出自劳动人民之手，表达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以物比兴，以形传神，突出时代风情，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它注重形似，更重神似，以心融物，大巧若拙，以高度的艺术概括与大胆的艺术夸张，创作出独具个性、逼真感人的艺术形象。孝感剪纸是荆楚大地民间艺术瑰宝，以其丰富的形象语言传递着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郭沫若先生为之题诗：“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天工，美在人间永不朽！”当然，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荆楚大地的巫术土壤。
      剪纸是我国古代的民间艺术，起自南北朝，盛行于唐、宋时代，历代相传，仍盛行不衰。孝感剪纸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当地民俗风情的客观记录。孝感民风淳厚，素以“民多俭朴，士喜学问”著称，这一点在雕花剪纸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当然，民间剪纸艺术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西方及日本，同样也有其融汇浓厚地域文化风格的剪纸艺术。西方剪纸重写实，其构图务求形似，但不够普及和平民化。日本剪纸重教化，构图简单，线条柔软，较普及和平民化。中国剪纸重写意，强调神似与夸张，因此别具一格。孝感地处中国中部，剪纸品种南北兼有，花样繁多。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及日本，其剪纸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曾与巫术宗教紧密相联。而在以巫道盛行的荆楚故地，剪纸艺术的巫术宗教色彩更是十分突出，其不仅与荆楚纸俗，与巫道古风渊源相关，而且其各种古老样式还与招魂复魄、驱鬼辟邪与图腾崇拜等巫道主题相伴而生，表现出信仰重于审美、讲究象征暗示、功能趋向综合等地域民俗传承特征。
      巫术是源于某种神秘信仰的一套实用行为，是为达到特定目的所施行的手段。巫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尤其在原始社会，民智未开，人们对生存环境的畏惧与对未来世界无法理解，巫术就成为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及寻求祝福和庇佑的寄托对象。巫术大致以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祈雨求福、驱鬼招魂、禳厄袪病为目的。行使巫术的巫师为民接通神灵，神人合一，祈祷降福消灾，具有狂热的宗教色彩。巫术既与宗教相勾连（相信超自然力的存在），又与宗教相区别。宗教以信仰为目的，巫术却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与控制利用。楚地素有崇巫尚卜的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于楚国时期。当时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楚君熊绎不仅是周朝封国的统治者，而且他还是奉事周天子的大巫，“桃弧棘矢以供王事”。所以楚国巫师无论大小都有着显要的地位，大巫观射父就曾被奉为“国宝”。“信巫鬼、重淫祀”，就成为楚人的文化特征之一。这种巫鬼信仰在楚立国的八百年中铸成了难以移易的文化传统，甚至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在故楚地域内（主要是两湖地区）民间的巫鬼信仰依然浓烈。
      了解湖北传统节日的人一定对湖北的祭神事鬼的文化传统如数家珍：元日服却鬼丸，正月十五祀紫姑神，社日祭田神，行傩礼，清明祭亡灵，三月三避邪忌鬼，四月八浴佛，五月五祭神驱疫，七月十五日祀鬼，九月九日登高避邪，腊日大祭逐疫，小年祀灶王，除夕祭祖。如此众多的节庆祭祀活动，给人留下湖北人“楚俗尚鬼”的印象。从这些习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所祭的神鬼都是能和人们的生活相关，并能在人们意识里给予自己帮助的。其间透露出的神秘和功利不言而喻，也揭示了楚国巫文化的实用性，而正因为这种实用性，湖北巫文化才在湖北大地上广为流传，延绵至今。汉族小孩病了，往往以为是灵魂失落在村外，妈妈则要拿着小孩的衣服去村外呼喊小孩的名字，为其招魂。孝感地区从前流行“烧把子”的风俗，就是在孩子病了时，大人在野外烧个草把子，唤着孩子的魂回家，从而祈祷孩子病愈。孝感还有“不打龙船人多疫病”的说法，所以俗谚有“龙船不打要划过”。孝感的妇女有正月十五唱“请七姐”的习俗，向“七女星”讨巧：“正月正，麦草青，我请七姐看花灯，教我心灵剪牡丹，教我手巧绣凤凰，杀白猪，宰白羊，年年接你七姑娘，”讨巧其实只是表达了女子寻示灵感的心愿。可见，巫术之风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巫术和道家思想盛行的古代楚人地区，纸是与族群信仰密切关联的神圣物品。“纸”的旧体字为“紙”，从糸，氏声。《后汉书》：“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在古代楚地，缣帛和絮皆用以制作服饰，而服饰又总是与原始礼仪密切相关，以致于在楚人丧俗中，有焚化所谓纸衣、纸钱作为祭奠先祖与鬼神的隆重仪式。纸必定与楚人族群信仰与礼仪的巫道风俗相伴而生。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文化以巫文化为核心。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指出，在广大的楚国境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民族，它们相互交流文化，“产生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各族也就在同一文化中大体融合了”。楚巫文化催生了南方各民族的巫术剪纸，同时也影响了这一地区民间剪纸中神秘奇谲风格的形成。直到现在，楚之故地及楚文化圈仍流行剪纸人招魂、求子、祭祖巫术。楚地巫师行使巫术时，还经常使用避邪物、厌胜物、镇邪物、神衣、神石、神鼓、神刀、神剑等巫物道器，以此来满足族群和个人祈福避祸的心理需要。而这些巫术道具中，剪纸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为了显示神秘，巫师必然变换手法弄出各种各样的剪纸，以期达到其招魂复魄、驱鬼辟邪和图腾崇拜等神秘的巫术神教目的。这就直接推动荆楚剪纸的生成与发展。招魂，是早期荆楚剪纸的重要表现内容。体现招魂巫俗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所写的舞动“刻方”等各种道具的巫阳面向四方的“ 魂兮归来”的声声召唤。这里的“刻方”，应该是剪纸的早期形态。剪纸招魂习俗也表现在一些传说中。例如，传说宠妃李氏去世后，汉武帝思念不已，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象为其招魂。南朝刘宋孝武帝也有类似举动。剪纸招魂习俗在后代诗句中也多有出现。例如，杜甫《彭衙行》：“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文天祥《第一百五十九》：“ 剪纸招我魂，何时一樽酒。” 苏舜元《瓦亭聊句》 ：“苍皇林间健儿妇，剪纸沥酒呼嗷嗷。”毛直方《悼亡》：“客中自有未招魂，剪纸空教夜祭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荆楚剪纸招魂的巫道风俗的确有很多是用于活人的。朱熹《楚辞集注》对屈原的《招魂》解题时就说：“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复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魄，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这样，招魂实际上就成了一种针对活人的巫礼。 如今，剪纸招魂巫俗，在故楚部分地区已演变成为招神或超度等方式，或者变为相反的功用，咒人遭罪或早死。在湖北孝感，至今还流行请道士为死人超度亡魂的旧俗。当地有这样的说法：“七月初一鬼门开，七月十五鬼门关。”于是各家各户都要给亡人送“路费”、“袱包”和“叫饭”。据说那些孤魂野鬼若无人管，就会为害四乡。为保一方平安，那些有钱人家出钱，请道土做法，大烧“刻方”剪纸，并煮稀饭泼洒在野外，供野鬼们吃。夜里，还要放路灯与河灯，将扎的纸船和蜡烛、纸钱在河边一起烧掉。“纸船明烛照天烧”，意即为孤魂野鬼照路，送他们回阴曹地府安息。这时，道士身着法衣，手执引路纸幡，有节奏地晃动，口里念念有辞，扬言为死人招魂、引路。 巫道的强势传播推动着剪纸的演化，使其开始承载起巫术或实物形象。随着巫术形象在剪纸中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荆楚民间剪纸艺术诞生了。

    剪纸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民俗的重要内容。“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代诗人李商隐《人日》中的这两句诗，透露出唐宋时期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风俗。“镂金作胜”为荆楚古俗。 所谓“胜”，就是用纸、金银箔或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纸。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是一种古老的剪纸样式。剪成花草动物形者，称为“华胜”，或仅仅为花草图案，或仅仅为动物图案，或两种形象有机结合。剪成人形者，则称为“人胜”，这里的“人”可以是英雄人物，但在故楚地区更多的则是指氏族祖先或巫道神灵。“人日”最早见于云梦睡虎地《日书》，是上古择日占卜的重要日子。故楚郢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杜甫曾以《人日》作诗：“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 唐宋时期，故楚地区还流行着一种用双丝绢帛或彩纸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又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簪于头上。晚唐诗坛明星李商隐《骄儿诗》写道：“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意为骄儿师请父亲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写字。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宋代李清照《菩萨蛮》：“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由此可知，“胜”主要是戴在身上的，并可以作为礼品相送。唐宋以后剪纸作“胜”风行国中，连皇帝在立春日接见群臣也要以春幡相赠，民间戴胜、用胜习俗更为普及。可见荆楚一带剪纸民俗在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
     其实，“人日戴胜”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庆贺人的诞生，也不是节日的装饰和点缀，而是古代楚人的生辰日禁忌。楚人认为，生命的诞辰，是人的生命行程的第一大关口，在此关口，人类很容易受到攻击和侵害。人日之“胜”起初就是为了辟邪护身。以后，这种观念借助巫道节俗不断得到强化，引申到与生命有关的其他巫术仪式中，剪戴纸胜也就成为民间驱辟鬼神的重要道具。人日之“胜”，实际上是荆楚民间巫道信仰中的“厌胜物”之一。用以“驱煞辟邪”、“祈福避祸”之物即称为“厌胜物”，又称为“辟邪物”、“禳镇物”，包含自然物及建筑、宗教法器、器皿、食物等。这就是孝感人给小孩戴护身符的渊源。
    当然，这种佩带风俗历经流变，后来发展到并非一定都要戴在身上，很多“厌胜”剪纸还被楚人挂或贴在门脑、中堂等突出位置上。 例如，唐宋时期，人们喜欢在春节时把特制剪纸——“门笺”挂或贴在门脑上，以驱灾辟邪。唐代诗人韦庄《春盘》就提到过这种习俗：“雪圃乍开红果甲，彩幡新剪绿阳丝，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 剪纸巫俗在楚地还形成更多的节日风俗。如端午作“胜”就有很多形式。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剪彩为虎以避邪，亦是佐证。孝感人在孩子刚出生时，以防偷生婆作怪，将奇形怪兽放置床前，亦是巫术之风的影响。

      吉祥，是一个延绵千万年的永恒性主题。荆楚传统的吉祥观念首推“五福”。荆楚民间“五福”特指福、禄、寿、喜、财。其次是“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这些吉祥观念在楚人心理表现为嫉恶避灾，希冀和睦康顺等，赋有吉祥寓意的动物包括多种走兽飞禽，也包括昆虫水族，等等。民间剪纸作为一种观念的艺术，其必然反映地域民俗观念特别是吉祥观念，从古代纸俗发展而来的荆楚民间剪纸艺术也不例外。 荆楚民间剪纸艺术的主题纹样以凤凰、鹤鹿纹样和各类花鸟居多，有着浓郁的楚文化特点。其中凤纹多用于婚俗和服饰。凤为楚人图腾，古人常把凤喻“天子”、“君王”，民间亦把凤凰喻夫妻。楚地早期的鹤鹿纹见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鹿角立鹤”，楚墓中有许多“镇墓兽”，且皆为鹿角。同样，鹤是感阳气动的候鸟，古时在云梦大泽生生不息。鹤和鹿被讲究修身养性、祈求延年益寿的道家道教奉为偶像，楚人更视为“仙禽”和“仙兽”，以为是生命长寿的象征，并被奉为图腾加以崇拜。楚地巫师作法时常常头带鹿角鸟冠。湖北剪纸中屡屡出现的“福禄（鹿）双全”、“鹤鹿同春”等吉祥图案，就是楚人鹤鹿图腾观念的继承和发展。麒麟与四兽神是荆楚剪纸中最常见的两种艺术形象。麒麟是传说中的瑞兽，东晋王嘉《拾遗记》载有麒麟送子“口吐玉书”的传说。麒麟像鹿一样有孳茸报春的本领，即所谓“阳气动、万物滋”。春来万物复苏，带来子孙繁盛。荆楚剪纸中常见的神灵形象为道教“四兽神”。人们视上天有四个神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合体），并分别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排列，据说有安定四方之用，故此深受楚人崇拜。 楚人素有鱼图腾，反映在道教中便是其对阴阳太极的崇拜。作为双鱼相交、双蛇相交等剪纸图样，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的“人面含鱼”彩陶，正是楚人种族繁衍的鱼图腾崇拜，象征着子孙繁衍，是剪纸中“双鱼娃娃”、“蛇传人”、“鱼唆莲”等图案的艺术原型。双鱼相交的观念，反映在道家玄学，就是生命不息的阴阳太极哲学。这些在荆楚剪纸中都有完整表现。当然，这种因种族繁衍而形成的与鱼等动物相关的生殖崇拜观念，随着道教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逐步演变成对禽兽与人结合体的道教神灵的信仰，如人头鱼身且坐莲花宝座的观音菩萨、手执荷花的阿嬷帕帕等。古代神灵形象往往是禽兽与人的结合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祥禽瑞兽与氏族祖先形象的综合和附会。生命崇拜、生殖崇拜、祖灵崇拜是荆楚巫道剪纸盛行的心理基础，也是荆楚剪纸的重要内容。 以凤、鹤、鹿、鱼、蛙、蛇等为主题的纹样大量出现，都说明传统剪纸承传和保留了深厚而古老的氏族社会的图腾意识，承续着久远的造型观念。
      荆楚剪纸是中国民俗传统艺术的活化石，是一个博大的民间精神文化宝库。它出自荆楚民间艺人之手，表现的是楚地民众的思想和意识。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讲，它还是许多艺术形式的重要母体，它曾以底样形式孕育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如刺绣、皮影戏、装饰、印刷等。荆楚剪纸是一种观念的艺术，其信仰必然重于审美。剪纸是思想观念的物化表现，剪纸艺人在选择对象物进入创作时，往往定位于思想与情趣之间。比如，一幅以公鸡为对象的剪纸，剪纸艺人首先考虑的是其谐音象征义“吉”，其次才考虑的是鸡的形象及其构图。为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视觉形象观点来看民间剪纸。荆楚民俗剪纸艺术究其根源，首先出自巫道信仰的动机，其次才是审美的追求。有了巫道信仰，有了民俗精神内涵，荆楚民俗剪纸作为它们的物质文化载体才能在民间绵延不断，并最终创造出民间的美的世界。
      受巫道信仰影响，荆楚民间剪纸艺术讲究象征暗示，重视剪纸内容与传播途径的契合，善用类比、谐音、附会等多种方式。巫道礼仪与剪纸习俗互凭互用，有其深刻的民间心理因素。英国人类学者马凌诺斯基（1884-1942）认为，人类最早的专门职业即是巫，是提供人力所不能完全驾驭之事的一种力量。人类学者林惠祥认为，一部落之中具有最灵敏最狡滑的头脑，自称能通神秘之奥者，则成为神巫，即运用魔术的人。宋兆麟认为，史前时代的巫师不仅是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学、医学、文字、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都有不少的贡献。虽然其所能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巫师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史前时代的智者或知识分子。英国人类学派创始人泰勒就曾指出：“巫术是由于错误的联想而产生的行为方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巫术“是因人底迫切欲求与机会底不可凭恃两相合和而产生的结果”。弗雷泽更进一步，把巫术所以建立的错误联系思维方式归纳为两个方面：“同类相生”和“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这些言论阐明了巫术存在的客观性及错误本质。巫术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一种蛊惑人心的迷信活动，但巫术作为远古人类的一种特殊技艺，并不因其本质的错误与虚无而不发挥社会作用，甚至恰恰相反，它还曾在环境恶劣的古楚地区大行其道，并深刻影响着楚人心理。例如东汉末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黄老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融会巫道信仰的荆楚剪纸，情形大致如此。巫术和由巫术发展而来的道教促成了荆楚民间剪纸的盛行，这一点似乎还可以从心理学的“暗示”原理来获得解释。心理学认为，暗示是一种最常见的心理活动之一，它可以通过自我的意念或他人的言语来与曾经经历的各种特殊情形获得联系，从而调节心绪。暗示的力量十分巨大，它既可带来愉悦也可造成恐怖，甚至致人生病乃至死亡。荆楚剪纸作为巫灵媒介，通过巫道附会，具备强大暗示作用和传播力，从而客观上推动了荆楚剪纸的迅速普及。所以，对于巫术，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现象。
     荆楚民间剪纸依附于荆楚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是符合荆楚民俗的必不可少的生活艺术。它的存在，必须和必然遵循楚地民众普遍认同的生活准则。家有白事，窗不贴红。娃不生病，不剪吊魂小人儿。久旱无雨，不挂“扫天媳妇”；阴雨绵绵，则绝不剪挂“独女捣棒槌”……诸多先在的巫道观念的限制，也形成了剪纸作品在构图艺术上的独特语言，或红或白，或方或圆，或连或勾，或闹或静，或浓或淡，不一而足。在人们的意识里，楚国流传下来的巫文化已经不止是一种文化深植入楚人的内心，而是作为一种信仰和对祖先的尊崇，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作息中。在此巫术灵物的发展进程中，其造型生动、线条明快、富有装饰情趣且制作方便的实用美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最终脱颖而出，形成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门类。从古人著述中的零星记载看，剪纸成为民众美化生活的实践，当是五代以后的事。但是，随着巫道神秘性和影响力逐渐消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荆楚民间剪纸便开始突破这些“条条框框”，并超越民俗载体的依附性地位，逐步从信仰取向迈进装饰功用，使不同的剪纸及其图案走向功能的综合与汇集，并最终发展成为独特的民俗审美艺术。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及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使用巫术的机会在当代日渐减少。很多过去的巫术形式逐渐演变为现今的一般民俗信仰形式，人们很难再将它与神秘巫术联系起来，如春联与桃符的关系、划龙船与驱疫的关系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诸多缺陷，巫术在民众生活中依然有它存在的需要，尤其是在表达人的心理愿望方面。在荆楚民间，仍有不少术士在担当着为乡里百姓祛疾解忧的角色，尤其是祈福巫术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一些巫术习俗因此在他们那儿得到集中传承。
       陕西非物质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奇伟先生说：“剪纸本来是一种巫术形式，不单纯是艺术，剪纸如果脱离了巫术也就没有了艺术价值。纸雕和现代剪纸和传统剪纸不是一个体系，传统剪纸属巫术信仰的精神范畴，纸雕和现代剪纸属工艺品范畴。表现形式虽然都是镂空的纸但内含完全不同。两者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例如传统剪纸的抓吉娃娃是求偶的标志，以前偏远乡村来往不方便，谁家有女成人后就贴个抓髻娃娃。表示有女要寻婆家，走过的异性就会知道。髻，吉，鸡同音，在民间不分的，所以抓髻娃娃有代表抓回吉祥，鸡还在民间代表雄性，民间的剪纸五道娃娃也是一样的道理，五道，五毒，巫道都是同音，巫道娃娃其实就是巫术用的纸人，代表的心中的坏人，用鞋打，用针扎可以整坏人，扫天娃娃也叫扫天婆姨，是用来治雨的，天下雨不停时剪一个贴上与就会停，这就是传统剪纸的精髓，它是一种巫术，和现代的装饰的剪纸是两回事。传统剪纸是很庄严神圣的事情， 不是给人看的，是给神看的，现代剪纸是给人看的，这一点是原生剪纸和所谓的剪纸的根本区别。传统剪纸是巫术用具，本身和商品和艺术都无关，他的艺术性和价值在于他所包含的虔诚和信仰之中。我国自古有剪纸的传统，但剪纸的非物质文化部分并不是剪纸的手工艺更不是剪纸作品，而是一种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手工艺过程，而要注意到它所包涵的“不可触摸的”非物质文化部分。就具体的民俗事项来讲，它在物质、社会和精神的分界不明显，在某些物质民俗中又同时含有精神因素，比如，生产过程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物质的，但在生产中进行的各种仪式和禁忌，又是精神的。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一些表象，努力将某种工艺代代传下去，却忽视了工艺背后所包容的文化现象，这样只能保存文化的尸体。”他的话揭示了剪纸艺术的精神内涵，对于我们如何传承剪纸艺术很有借鉴意义。
已故中国剪纸学会会长仉凤皋在《外国剪纸》一书中说：剪纸起源于中国，唐代流传日本，960年随造纸术传入埃及，1040年传入利比亚……，此后遍及世界各地。这说明了中国剪纸的源远流长和巨大生命力，更说明中国剪纸是世界剪纸的故乡。总而言之，起源于中国的这一优秀民间艺术，至今在世界各地发芽、开花、结果。
    探讨孝感剪纸的文化和精神意义，吸取白巫术中的合理内核，摒弃黑巫术中的糟粕，使之精神与工艺相结合，这对于保护和开发好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笔者探索孝感剪纸里巫术信仰和精神追求的意义所在。